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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莫里森前期作品中具体而实在的黑人女性形象展示了她对黑人妇女身份认同的探求。这一身份认同包括本真的黑人认同和差异的女人身份,前者为基础,后者为核心。然而,在后期作品中,黑人妇女的身份认同在暴力的介入下断裂和破碎,呈现出多样化和变动性。尽管莫里森质疑建构黑人妇女身份认同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她仍然继续尝试着黑人妇女建构身份认同的生存策略。
关键词:身份 认同 本真 差异 探求 质疑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塑造的黑人女性形象体现出她对自我的反思,身份认同的定位。她前期作品(成长三部曲)中的黑人女性从缺乏中探求“我是谁”,力图摆脱奴隶制度造成的历史创伤,承继非洲祖先的集体记忆,从而在敌对的世界里实践着健康的、整体的生存策略。于是,由奴隶制度造成的历史创伤和有关“非洲”的集体记忆构成了黑人妇女身份认同的同一,即黑人的本真。本真的黑人认同在种族暴力的介入下断裂,差异的女人身份受男权暴力的侵害而破碎。而且,这两种暴力往往交织在一起,凝结成黑人妇女实践自我、建构身份的重大障碍。她们的困境令莫里森再度陷入认同危机,质疑建构黑人妇女身份认同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尽管如此,她仍然努力尝试着,以她的创作探寻黑人妇女、黑人族裔的生存策略。
一 探求
关于黑人妇女的身份,“黑人+女人”的定位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处于边缘地位和无权状态的他者的他者在莫里森的笔下却成了积极探求自我、重新建构身份的黑人女性。她们试图摆脱奴隶制度造成的历史创伤,承继非洲祖先的集体记忆,从而尝试着“如何生存——不是谋生——而是在一个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某事的牺牲品的世界里整体地生存”。
为黑人妇女而写作是莫里森的创作动机,探寻自我、建构身份则是她作品中一致的主题。莫里森曾回忆,在她开始创作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黑人妇女的作品少之甚少,根本没有展现其经历的小说。“这一人物、这一女性、这一黑人并不以自我为中心而存在”。于是,在前期作品《最蓝的眼睛》、《秀拉》和《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描述了小主人公在社会关系交织的家庭、社区和族裔中初步确立或磨灭身份认同的过程。通过这些黑人女性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她揭露出奴隶制度造成的创伤并未随着这一经济体制的废除消失,而是以变体种族主义困扰着非裔美国人,尤其是那些他者的他者——黑人妇女。尽管处于边缘和无权的境遇,但她们总是逾越常规,从缺乏(lack)中探求黑人的本真,实践女人的差异,以其悲剧性的人生挑战文化霸权和男性权威。
佩克拉(Pecola),《最蓝的眼睛》里的小主人公,以为自己的丑陋是父母争吵不休、哥哥频繁离家的祸根,渴望一双秀兰·邓波尔(Shirley Temple)般的蓝眼睛以换回家人的和谐共处。由于缺乏白人审美标准界定的美丽,再加上毫无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支持,佩克拉只好把改变自身命运和家人关系的法宝押在虚幻的物体上,从缺乏的土壤中萌发出薄弱的、有害的身份意识。然而,小说的叙述者克劳迪亚(Claudia),同样是美国北部黑人家庭的孩子,却从富有非洲传统文化色彩的家庭土壤中汲取养分,抵制“黑人丑陋”的种族主义言论,初步确立起健全的身份意识。
相对佩克拉、秀拉这样的悲剧主角来说,彼拉多是莫里森塑造的较为完美、理想的黑人女性形象。她曾在访谈中对彼拉多赞叹不已,“那是一位非常慷慨大方、自由自在的女人。……她非常清楚自己是谁”。“我是谁?”,“黑人+女人”的身份,彼拉多深信不疑。身为女人,彼拉多是家庭的组织者,家族文化的传递者。身为黑人,彼拉多是非洲文化的代言人和守护者。她,非洲大陆的自然之女,不仅身上有股树林的气味,而且名字也被赋予了“树”的象征意义。在非洲神话中,树可以连接生者与死者,因而彼拉多有着能与栖息于自然的亡者灵魂交谈的魔力。而且,彼拉多珍惜自己的名字,因为名字不但是父辈给予的身份的象征,而且是流落美洲大陆的非洲后裔与祖先联系的凭证。于是,凭借非洲祖先和父亲亡灵的指引,彼拉多克服了奴隶制度及其变体种族主义泯灭黑人自我的历史创伤,活出了黑人女性精彩的本真。
奴隶制度造成的历史创伤和由非洲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集体记忆构成了非裔美国人的黑人本真,这也是黑人妇女身份认同中的同一。尽管黑人妇女身份认同以同一为基础,但是同一又蕴涵着无数的差异和矛盾。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
“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再也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包涵着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
因此,黑人妇女存在的差异和矛盾使得她们再次陷入认同危机,质疑本真性的身份,把身份认同的变动过程推向更高的层面。
二 质疑身份
在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和现实中,奴隶制度及其变体不断地侵袭黑人妇女的心灵,致使她们的自我认识面临着重重危机。历史的创伤、现实的残酷撕裂了黑人妇女自我的连续建构和整体感悟,她们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多重的断裂和矛盾。莫里森以不同时空中的爱为切口深入挖掘黑人妇女的自我观念,展示她们变动的和多样的身份认同。
母爱是界定妇女的存在、价值和身份认同的主要维度。无论在非洲旧大陆的黑人族群还是美洲新大陆的黑人社区,无论非洲妇女还是美国非裔妇女,母性都是她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和责任。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里,黑人妇女的母性遭遇种族暴力的介入,致使她们的自我意识不断受挫,认同危机频繁出现。在重建时期的俄亥俄州,面对奴隶制度的奴役和迫害,塞丝(Sethe, Beloved, 1987)选择亲手割断女儿的喉咙以结束她在人间所受的苦难。白人社会无法理解塞丝的“暴行”,黑人社区避而远之,就连曾经与之拥有共同回忆的保罗·D也责备塞丝母爱“太浓”并离她而去。社会的舆论、人们的反应使得塞丝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有两只脚”还是“四只”?于是,时空像婴儿的血一样凝固了,塞丝的自我意识也停留在母性横遭否定的那一瞬间。正当塞丝重新陷入过去的阴影无法自拔时,被精神领袖贝比唤醒的黑人社区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三十名女邻居用饱含民族文化底蕴的歌声驱除鬼魂,拯救生命正在被吞噬的塞丝。保罗·D的再次到来唤醒了沉睡的塞丝,给她以继续生活的勇气。可见,黑人妇女由母爱突显的身份认同在奴隶制度的强行介入下被迫断裂,这一历史暴力对于个体乃至整个族群的自我建构和整体感悟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创伤。
夫妻之爱是维持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情感纽带,也是妇女定义身份认同的重要维度。夫妻,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是携手共度一生的伴侣和同志。可是,在历史和现实的重压下他们形同陌路,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维奥莉特(Violet)和乔(Joe)是美国人口迁移时期生活在纽约哈莱姆的一对黑人夫妇,终日奔波劳累,缺乏感情的交流和沟通。结果,维奥莉特变成一个无所欲求、“主要跟鸟儿说话的女人”,封闭在自我的狭小空间里。她的自我认同在丈夫出人意料的暴力事件——枪杀年轻的女友多卡斯(Docas)——冲击下崩溃,她的女性欲望在情敌的刺激下复苏。于是,维奥莉特大闹多卡斯的葬礼,疯狂地收集她的信息,想要找出她吸引丈夫的地方。成为多卡斯那样的女人,能否赢回丈夫的心,解开爱情的谜?从身份认同的断裂出发,维奥莉特企图把自我客体化为“多卡斯”——主流社会塑造的年轻、漂亮、富有激情的女性形象。然而,在追查多卡斯身世的过程中,她发现“不仅把乔输给了一个死去的女孩,而且她怀疑是否自己也爱上了她”。缺乏母爱的心理创伤让维奥莉特在多卡斯身上看到了她的童年,同时,也令她想起自己那个不曾降临人世的孩子。最后,她在艾丽斯的缝补中找回了失去的母亲和原初的自我,并意识到“杀死了她。然后我杀死了那个杀了她的我”。奴隶制度及其变体种族主义不但剥夺了黑人妇女成为母亲给予母爱和作为女儿享受母爱的权利,而且磨灭了她们之为主体的一切人性和欲望。
族裔之爱是凝聚和团结社会中的各个族群的情感动力和精神力量。黑人妇女,无论在历史上的非洲还是现实中的美国,都是协调族群内外关系的中坚,传递族群优良传统的核心,因此,她们也是族裔之爱的集中体现者。自然,界定黑人妇女的身份认同少不了族裔之爱的维度。在以往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代表族裔之爱的理想女性形象通常成为作家思想的扬声器和宣传窗,往往享有较多的幸运和较好的结局。
源自奴隶制度的种族歧视和男权暴力强行介入黑人妇女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致使她们脆弱的自我观念再次遭遇打击,重新陷入危机。通过叙述黑人妇女在美国黑人历史中三个重要时期的经历,莫里森展现了她们的身份认同在母爱、夫妻之爱、族裔之爱等维度的断裂。在此情况下,莫里森借鉴创伤性神经症的医治方法,以回忆的方式,即历史叙述,重现创伤性的原初场景——奴隶制度,使得非裔美国人正视导致身份认同危机的历史经历或事件。而且,在黑人姐妹、黑人男性和黑人社区的关联中,黑人妇女向前推进她们建构身份认同的历程,实践着变动、多样的自我。
身份认同总是“生成的”(becoming),它的演变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play)。不仅小说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形象,就连作家莫里森本人的身份认同也是这些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历史上和现实中深受多重压迫却活得精彩的黑人妇女又令她立志“为黑人妇女而创作”,更加关注黑人妇女身份认同中的女人差异。与前期作品相比,后期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大多在暴力的侵袭下面临认同危机,其身份认同也呈现出多重断裂和破碎。而且,前期具体而实在的实践者转变成后期虚幻的、乌托邦化的精神导师,试图以爱来洗刷人间的罪恶,感染互相残害的人们。从探求到质疑,尽管莫里森徘徊于现代的本质身份认同与后现代的构成身份认同之间,她仍然坚信曾被忽视、埋没的黑人妇女能够突破缺乏、实践自我,她们建构身份认同的历程能够启发族人,感化白人,共同建设和谐共处的族裔关系。于是,莫里森创作着,她的黑人妇女实践着,整个世界变化着。
注: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美国当代非裔和华裔女性小说中族裔认同的比较研究》(08B078)。
参考文献:
[1] Bakerman,Jane.The Seams Can’t Show:An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 [A].Danille Taylor-Guthrie.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C].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2] Moyers,Bill.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A].Danille Taylor-Guthrie.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C].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3] Hall,Stuart.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S.Hall, D.Held and T.McCrew.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C].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4] 托尼•莫里森,潘岳、雷格译:《宠儿》,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Morrison,Toni.Jazz [M].New York:Plume,1992.
[6] Russell,Sandi.It’s OK to Say OK [A].In Nellie Y.McKay.Critical Essays on Toni Morrison [C].Boston:G.K.Hall & Co.,1988.
作者简介:
何立艳,女,1974—,天津武清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工作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蒋欣欣,女,1977—,湖南邵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身份 认同 本真 差异 探求 质疑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塑造的黑人女性形象体现出她对自我的反思,身份认同的定位。她前期作品(成长三部曲)中的黑人女性从缺乏中探求“我是谁”,力图摆脱奴隶制度造成的历史创伤,承继非洲祖先的集体记忆,从而在敌对的世界里实践着健康的、整体的生存策略。于是,由奴隶制度造成的历史创伤和有关“非洲”的集体记忆构成了黑人妇女身份认同的同一,即黑人的本真。本真的黑人认同在种族暴力的介入下断裂,差异的女人身份受男权暴力的侵害而破碎。而且,这两种暴力往往交织在一起,凝结成黑人妇女实践自我、建构身份的重大障碍。她们的困境令莫里森再度陷入认同危机,质疑建构黑人妇女身份认同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尽管如此,她仍然努力尝试着,以她的创作探寻黑人妇女、黑人族裔的生存策略。
一 探求
关于黑人妇女的身份,“黑人+女人”的定位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处于边缘地位和无权状态的他者的他者在莫里森的笔下却成了积极探求自我、重新建构身份的黑人女性。她们试图摆脱奴隶制度造成的历史创伤,承继非洲祖先的集体记忆,从而尝试着“如何生存——不是谋生——而是在一个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某事的牺牲品的世界里整体地生存”。
为黑人妇女而写作是莫里森的创作动机,探寻自我、建构身份则是她作品中一致的主题。莫里森曾回忆,在她开始创作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黑人妇女的作品少之甚少,根本没有展现其经历的小说。“这一人物、这一女性、这一黑人并不以自我为中心而存在”。于是,在前期作品《最蓝的眼睛》、《秀拉》和《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描述了小主人公在社会关系交织的家庭、社区和族裔中初步确立或磨灭身份认同的过程。通过这些黑人女性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她揭露出奴隶制度造成的创伤并未随着这一经济体制的废除消失,而是以变体种族主义困扰着非裔美国人,尤其是那些他者的他者——黑人妇女。尽管处于边缘和无权的境遇,但她们总是逾越常规,从缺乏(lack)中探求黑人的本真,实践女人的差异,以其悲剧性的人生挑战文化霸权和男性权威。
佩克拉(Pecola),《最蓝的眼睛》里的小主人公,以为自己的丑陋是父母争吵不休、哥哥频繁离家的祸根,渴望一双秀兰·邓波尔(Shirley Temple)般的蓝眼睛以换回家人的和谐共处。由于缺乏白人审美标准界定的美丽,再加上毫无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支持,佩克拉只好把改变自身命运和家人关系的法宝押在虚幻的物体上,从缺乏的土壤中萌发出薄弱的、有害的身份意识。然而,小说的叙述者克劳迪亚(Claudia),同样是美国北部黑人家庭的孩子,却从富有非洲传统文化色彩的家庭土壤中汲取养分,抵制“黑人丑陋”的种族主义言论,初步确立起健全的身份意识。
相对佩克拉、秀拉这样的悲剧主角来说,彼拉多是莫里森塑造的较为完美、理想的黑人女性形象。她曾在访谈中对彼拉多赞叹不已,“那是一位非常慷慨大方、自由自在的女人。……她非常清楚自己是谁”。“我是谁?”,“黑人+女人”的身份,彼拉多深信不疑。身为女人,彼拉多是家庭的组织者,家族文化的传递者。身为黑人,彼拉多是非洲文化的代言人和守护者。她,非洲大陆的自然之女,不仅身上有股树林的气味,而且名字也被赋予了“树”的象征意义。在非洲神话中,树可以连接生者与死者,因而彼拉多有着能与栖息于自然的亡者灵魂交谈的魔力。而且,彼拉多珍惜自己的名字,因为名字不但是父辈给予的身份的象征,而且是流落美洲大陆的非洲后裔与祖先联系的凭证。于是,凭借非洲祖先和父亲亡灵的指引,彼拉多克服了奴隶制度及其变体种族主义泯灭黑人自我的历史创伤,活出了黑人女性精彩的本真。
奴隶制度造成的历史创伤和由非洲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集体记忆构成了非裔美国人的黑人本真,这也是黑人妇女身份认同中的同一。尽管黑人妇女身份认同以同一为基础,但是同一又蕴涵着无数的差异和矛盾。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
“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再也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包涵着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
因此,黑人妇女存在的差异和矛盾使得她们再次陷入认同危机,质疑本真性的身份,把身份认同的变动过程推向更高的层面。
二 质疑身份
在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和现实中,奴隶制度及其变体不断地侵袭黑人妇女的心灵,致使她们的自我认识面临着重重危机。历史的创伤、现实的残酷撕裂了黑人妇女自我的连续建构和整体感悟,她们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多重的断裂和矛盾。莫里森以不同时空中的爱为切口深入挖掘黑人妇女的自我观念,展示她们变动的和多样的身份认同。
母爱是界定妇女的存在、价值和身份认同的主要维度。无论在非洲旧大陆的黑人族群还是美洲新大陆的黑人社区,无论非洲妇女还是美国非裔妇女,母性都是她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和责任。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里,黑人妇女的母性遭遇种族暴力的介入,致使她们的自我意识不断受挫,认同危机频繁出现。在重建时期的俄亥俄州,面对奴隶制度的奴役和迫害,塞丝(Sethe, Beloved, 1987)选择亲手割断女儿的喉咙以结束她在人间所受的苦难。白人社会无法理解塞丝的“暴行”,黑人社区避而远之,就连曾经与之拥有共同回忆的保罗·D也责备塞丝母爱“太浓”并离她而去。社会的舆论、人们的反应使得塞丝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有两只脚”还是“四只”?于是,时空像婴儿的血一样凝固了,塞丝的自我意识也停留在母性横遭否定的那一瞬间。正当塞丝重新陷入过去的阴影无法自拔时,被精神领袖贝比唤醒的黑人社区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三十名女邻居用饱含民族文化底蕴的歌声驱除鬼魂,拯救生命正在被吞噬的塞丝。保罗·D的再次到来唤醒了沉睡的塞丝,给她以继续生活的勇气。可见,黑人妇女由母爱突显的身份认同在奴隶制度的强行介入下被迫断裂,这一历史暴力对于个体乃至整个族群的自我建构和整体感悟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创伤。
夫妻之爱是维持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情感纽带,也是妇女定义身份认同的重要维度。夫妻,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是携手共度一生的伴侣和同志。可是,在历史和现实的重压下他们形同陌路,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维奥莉特(Violet)和乔(Joe)是美国人口迁移时期生活在纽约哈莱姆的一对黑人夫妇,终日奔波劳累,缺乏感情的交流和沟通。结果,维奥莉特变成一个无所欲求、“主要跟鸟儿说话的女人”,封闭在自我的狭小空间里。她的自我认同在丈夫出人意料的暴力事件——枪杀年轻的女友多卡斯(Docas)——冲击下崩溃,她的女性欲望在情敌的刺激下复苏。于是,维奥莉特大闹多卡斯的葬礼,疯狂地收集她的信息,想要找出她吸引丈夫的地方。成为多卡斯那样的女人,能否赢回丈夫的心,解开爱情的谜?从身份认同的断裂出发,维奥莉特企图把自我客体化为“多卡斯”——主流社会塑造的年轻、漂亮、富有激情的女性形象。然而,在追查多卡斯身世的过程中,她发现“不仅把乔输给了一个死去的女孩,而且她怀疑是否自己也爱上了她”。缺乏母爱的心理创伤让维奥莉特在多卡斯身上看到了她的童年,同时,也令她想起自己那个不曾降临人世的孩子。最后,她在艾丽斯的缝补中找回了失去的母亲和原初的自我,并意识到“杀死了她。然后我杀死了那个杀了她的我”。奴隶制度及其变体种族主义不但剥夺了黑人妇女成为母亲给予母爱和作为女儿享受母爱的权利,而且磨灭了她们之为主体的一切人性和欲望。
族裔之爱是凝聚和团结社会中的各个族群的情感动力和精神力量。黑人妇女,无论在历史上的非洲还是现实中的美国,都是协调族群内外关系的中坚,传递族群优良传统的核心,因此,她们也是族裔之爱的集中体现者。自然,界定黑人妇女的身份认同少不了族裔之爱的维度。在以往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代表族裔之爱的理想女性形象通常成为作家思想的扬声器和宣传窗,往往享有较多的幸运和较好的结局。
源自奴隶制度的种族歧视和男权暴力强行介入黑人妇女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致使她们脆弱的自我观念再次遭遇打击,重新陷入危机。通过叙述黑人妇女在美国黑人历史中三个重要时期的经历,莫里森展现了她们的身份认同在母爱、夫妻之爱、族裔之爱等维度的断裂。在此情况下,莫里森借鉴创伤性神经症的医治方法,以回忆的方式,即历史叙述,重现创伤性的原初场景——奴隶制度,使得非裔美国人正视导致身份认同危机的历史经历或事件。而且,在黑人姐妹、黑人男性和黑人社区的关联中,黑人妇女向前推进她们建构身份认同的历程,实践着变动、多样的自我。
身份认同总是“生成的”(becoming),它的演变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play)。不仅小说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形象,就连作家莫里森本人的身份认同也是这些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历史上和现实中深受多重压迫却活得精彩的黑人妇女又令她立志“为黑人妇女而创作”,更加关注黑人妇女身份认同中的女人差异。与前期作品相比,后期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大多在暴力的侵袭下面临认同危机,其身份认同也呈现出多重断裂和破碎。而且,前期具体而实在的实践者转变成后期虚幻的、乌托邦化的精神导师,试图以爱来洗刷人间的罪恶,感染互相残害的人们。从探求到质疑,尽管莫里森徘徊于现代的本质身份认同与后现代的构成身份认同之间,她仍然坚信曾被忽视、埋没的黑人妇女能够突破缺乏、实践自我,她们建构身份认同的历程能够启发族人,感化白人,共同建设和谐共处的族裔关系。于是,莫里森创作着,她的黑人妇女实践着,整个世界变化着。
注: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美国当代非裔和华裔女性小说中族裔认同的比较研究》(08B078)。
参考文献:
[1] Bakerman,Jane.The Seams Can’t Show:An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 [A].Danille Taylor-Guthrie.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C].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2] Moyers,Bill.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A].Danille Taylor-Guthrie.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C].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3] Hall,Stuart.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S.Hall, D.Held and T.McCrew.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C].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4] 托尼•莫里森,潘岳、雷格译:《宠儿》,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Morrison,Toni.Jazz [M].New York:Plume,1992.
[6] Russell,Sandi.It’s OK to Say OK [A].In Nellie Y.McKay.Critical Essays on Toni Morrison [C].Boston:G.K.Hall & Co.,1988.
作者简介:
何立艳,女,1974—,天津武清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工作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蒋欣欣,女,1977—,湖南邵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