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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锋作家格非一直致力于在作品中探索人的生存困境,追问人存在的意义。格非说“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或者能够成为作家,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对自身存在存有困惑或追问”。“对自身存在存有困惑或追问”是格非作品的主题所在。
关键词:格非 作品主题 生存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说,“人将不可避免地直面自身的真相:这是唯一真正的解决方式。……他必须清楚并没有可以为他解决问题的超自然力量”。“不可避免地直面自身的真相”会使我们陷入所谓的生存困境。而格非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就是要用作品表现出生存困境的真相。评论家谢有顺说“格非曾在一些私人场合里说,好小说至少具备三个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对人类精神现状的警觉及其表现。他过去的写作,也正好暗合了这一点”。
事实证明,格非一直坚持在作品中探索困境,追问存在,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从玄奥难懂的成名作《褐色鸟群》(1988),到优雅而古典的《人面桃花》(2004),直至最近的小说《不过是垃圾》(2006),都体现了他一贯的创作主张。
《褐色鸟群》是格非小说中最难解读,最具玄奥色彩的一篇小说,也是先锋小说标志性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格非“把关于形而上的时间、实在、幻想、现实、永恒、重现等的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与重复性的叙述结构结合在一起。”在作品的第一段,他就为全文定下了基调。
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黎明和日暮仍像祖父的步履一样更替。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我想把它献给我从前的恋人。她在三十岁生日的烛光晚会上过于激动,患脑血栓,不幸逝世。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这是《褐色鸟群》的开头。这个开头暗示了时间的循环往复,记忆与想象的交替呈现。从前与现在与未来,真实与幻觉,这一切似乎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褐色鸟群》言说的就是困境。格非把对于时间、幻觉、记忆、梦境、想象的思考与循环的叙事结构相融合。相似而又不同的情节,就像一个是另一个的镜像。似真似幻的场景与记忆重叠,寓言着现实的不确定,寓言着历史与记忆的不确定。人的精神世界就处在这种相似而又陌生的境遇里。讲故事的人恍恍惚惚陷入困境,读故事的我们迷迷惑惑被带入困境。自身的存在就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困境。我们身在何方,我们是谁,我们遇见的人们又是谁,我们的记忆本身也许就是幻觉的一部分。就像《等待戈多》里的那两个流浪汉,被莫名其妙地抛到一个难堪的境地,所有的意义都虚化到无。时间在循环,鸟群就是证明,记忆和幻觉重叠,一个人可能是不同身份的人,熟人和陌生人并无分别。“‘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本源性的问题随着叙事的进展无边无际地漫延开来,所有的存在都立即为另一种存在所代替,在回忆与历史之间,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存在,存在仅仅意味着不存在。”关于存在的一切真实都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而这一切都源于“存在”并且源于对“存在”的追问。
格非在其长篇小说代表作《欲望的旗帜》的序言里这样写到:
我毫无掩饰对他们的喜爱。我不能想象,岁月的重负与荒诞是否已经将他们压垮,褪尽他们身上仅存的一点真实感、以及略带痛楚的敏锐,但我知道,假如他们守住了那份真实,也许会在宿命的泥淖中陷得更深。
这段序文让读者看到了鲁迅似的忧郁——如果守住真实,会陷入虚无;如果假装无知,敏锐的内心又会受苦。而格非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就是鲁迅。孙郁先生认为在近现代的中国最早用文字揭示人的精神困境的作家就是鲁迅,他说:
“一百年前的时候,梁启超曾热情地憧憬过20世纪的中国,他后来在《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中,津津乐道地幻想过中国的社会变化,那时的学人是单纯的,只是到了鲁迅,我们才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了文化的沉重与精神深切的困顿”。
和鲁迅一样,格非致力于探讨人的精神困境并用文字表达精神世界的困顿,在这方面,格非表现出了当下作家少有的深沉和伴随其中的巨大苦闷。
在《欲望的旗帜》里,格非以上海某著名高校的哲学系的哲学研究者们为焦点,以他们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选择为一斑,来窥视整个社会的精神导向,探讨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子衿的困境是无法言说的,他的困境就是没办法说实话,随时随地都必须撒谎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曾山活在童年记忆的困境里不能自拔。父亲临死前的样子和自己在火车上丢失的母亲的照片,都成了曾山一生都无法走出的阴影;张末的困境是内心过于敏感,对虚幻之物过于迷恋,她不能生活在现实里,只能活在梦里。她喜欢堂吉诃德,喜欢他的那两匹马——一个叫灰尘,一个叫灰烬。她的名言是“我是你的,我的梦也是你的”;曾山的导师贾兰坡活在内心的冥想之中,他的内心被自己强大的身躯所淹没——精神世界极为丰富,需要用肉欲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他可以一边和女人调情一边听着交响乐痛哭流涕。他临死前说“一个人就是处于破败之中的神”;贾兰坡的妻子活在对逝去年华的哀婉之中。她必须时刻把自己装扮得很年轻很妖艳的样子。她喜欢穿花裙子喜欢用微风撩开的睡衣的一侧来窥探男人的心思。
在这篇小说中,每个人的存在方式都寓言着一种困境,每个人都活在自己所面临的困境里,并且千方百计试图逃离。格非以温和而坚决的声音对现实本质发出尖锐的不妥协的追问,子衿、贾兰坡、张末、曾山等形象在读者面前痛苦地立了起来,而读者又因着这些痛苦的形象更真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
格非的中篇小说《傻瓜的诗篇》,同样是一篇精彩地揭示生存困境的作品。谢有顺先生认为这篇作品显露出了格非言说人类精神困境的坚定容貌。
杜预是一个治疗精神病的医生,但在治愈患者莉莉的同时,杜预却成了精神病人。按弗洛伊德的观点,看似正常的人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压抑住一些难以实现的欲望,找到一条退回到正常的路,而精神病患者没有找到那条由幻想返回现实的路。
杜预和莉莉都活在各自童年记忆的困境里。若隐若现的童年记忆使杜预和莉莉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同时阻碍了这两个人与内心世界达成和解从而进入日常生活。杜预成为精神病医生,专门帮助病人摆脱困境,但在治愈莉莉的同时,自己却成了精神病人。疯子和正常人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这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一个极大的讽刺和隐喻。也许人人都有困境,精神病医生也不例外。
2004年的《人面桃花》是目前为止格非写得最优雅最具古典气质的作品。同时也是其故事性最强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获得了当年的华语传媒大奖。授奖词中特别提到格非言说困境的能力与努力:
他(格非)出版于2004年度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作为这一话语理想的延伸,在重绘语言地图、解析世道人心、留存历史记忆上,都富于创造性的发现。他对这一发现的深刻表达,不仅达到了中国作家所能达到的新的艺术难度,还为求证人类的梦想及其幻灭这一普遍性的精神难题敞开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人面挑花》看似在写革命年代的梦想及其梦想的幻灭,实际上却超越了年代超越了历史成为某种寓言。
父亲从楼上下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只白藤箱,胳膊上挂着枣木手杖,顺着阁楼的石阶,一步步走近院中。
正是麦收时分,庭院闲寂。寒食时插在门上的杨柳和松枝,已经被太阳晒得干瘪。石山边的一簇西府海棠,也已花败叶茂,落地的残花久未洒扫,被风吹得满地都是。
这是《人面桃花》的开头。这个开头与《褐色鸟群》的开头迥然不同。这样的开头暗示了这部作品的温和与优雅。《人面桃花》确实是一部叙事繁复精致,语言精致华美,散发着浓厚书卷气息的作品。《褐色鸟群》的语言绚烂纷繁,结构玄奥难懂,给人晕眩的阅读体验,作品的主题往往被绚丽语言所掩蔽。而阅读《人面桃花》时,来自文字和叙事结构的阅读障碍隐退了,因为这部作品“在故事层面已经达到几臻完美的程度”。格言说:
“现在仍有很多作家运用古老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作,或进行更为激进的小说实验,但越来越多的作家在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选择了一条谨慎的中间道路。我认为,这条道路至少在目前是可行的:因为他们一方面使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过时成份得以消除,同时,又避免了小说最终走向分裂”。
毫无疑问,《人面桃花》做到了古典气质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格非试图“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这个寓言包含了作家对世界的态度,疑问和绝望,思考和化解不开的痛苦。这种化解不开的痛苦其实就是深陷精神困境不能自拔的痛苦。
《人面桃花》是格非的飞跃,格非用优雅的语气、完整的故事言说了所谓困境。秀米的父亲迷醉在他的桃园梦境中,疯了,然后失踪。张季远掉进革命和性的漩涡里,不能自拔。秀米活在对这两个男人的冥想之中,并试图实现这两个男人未能实现的梦想,终其一生,耗尽生命。这篇作品言说的困境显然已经超越了那个特定的年代,成为一种寓言。
“许多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围绕一个基本的命题,一个意念的核心而展开的”。我想,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探讨人类所处的生存困境就是格非作品的故事内核以及意义所在。“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或者能够成为作家,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对自身存在存有困惑或追问”。是否对自身的存在存有困惑,是否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追问,简单地说是否对与生俱来的生存困境能有个模糊或者清楚的意识,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愿意或者能够成为作家的标准。但是“愿意”和“能够”是两个概念,“能够”揭示生存困境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或者说优秀的艺术家。优秀的作家都对自身的存在存有困惑,并把这种困惑用文字或隐或现地表现出来。他(她)们把揭示人类(当然包括作者自己)的生存困境当作致力表达的宗旨所在,并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能力。比如鲁迅、卡夫卡、托尔斯泰、伯格曼、博尔赫斯、辛格、废名等人。他们在揭示生存困境这一方面给了格非潜移默化的影响。格非在文字中反复提到他们。
鲁迅在散文诗《影的告别》中说: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这段文字是鲁迅作品揭示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高度的概括,尤其是对自己的存在的意义的一个巨大的追问和思考。这其中包含着虚无的惆怅和对自身存在的荒诞之感——黑暗会吞并“我”,光明会使“我”消失,“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在黄昏,黑夜或者黎明,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传说托尔斯泰在很老的时候怀着一种无法言明的情怀离开了家,漫无目的,最后死在一个荒凉的车站。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
“我惶惑不安,可我没有做到并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无能……”谴责我吧,但不要指责我选择的道路。……要么告诉我其他的路,要么随着我走上真理之路,……不要对我的苦恼幸灾乐祸,……为了大家免入歧途,我的心已忧伤欲碎”。
富足的托尔斯泰其实不必这么苦恼,生活无忧,家庭美满,但他却陷入了不能言明的困境里。他试图摆脱他所陷的困境,开始写作《忏悔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觉得,其实尘世间获得的一切,都将化为虚无,就像他在《忏悔录》里说的:
“无论我们怎样对自己隐瞒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看到,人生的意义即不在于我们个人的肉体存在(这种存在总是伴随着不可排遣的痛苦和无法避免的死亡),也不在于我们在尘世的建树”。
显然,他在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最后他发现忏悔也挡不住这种无法言明的虚空的袭来,终于在92岁时,离家出走,并且死在路上。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精神世界太丰富,思想太纯净,太不愿意欺骗自己,对世界怀有太重的责任,这个人就会越来越接近虚无。格非说托尔斯泰到底是个虚无主义者,我想他的言下之意是想说虚无主义者最后往往不能容忍自己内心的迷惑。而这样的人通常注定要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而卡夫卡的写作也是“起源于个人感受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起源于个人和他面对的世界所构成的紧张关系。他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个人封闭状况的黑暗背景,它的局限和可能性。卡夫卡的叙事结构正是个人面对世界时产生的迷惘,挣脱形形式式罗网,试图抵达真实的焦虑的转喻或仿制。”卡夫卡深刻地感受到“宇宙秩序中没有立锥之地的人的难以忍受的孤寂悲惨”。
为了让真实的焦虑得到暂时的缓解,让自己和宇宙之间的障碍得到暂时的消减,一些人开始在文字中寻找栖息之地。这种写作源于寂寞,源于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格非说写作“对我的种种不切实际的行为和思想予以了肯定:换句话来说,它给我的幻想、行为以至梦想赋予了某种形式,它很快使我安下心来,并感到了一定的自由”。对自身存在问题的沉思,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阐释。格非说在加缪那里,它就是生存的意义,“忍耐”的形式,或者对“人何以不自杀”等问题的深入思索。相反,在另外一部分作家那里,写作成了对苦难的超越和规避,成了遗忘,成了对灵魂抚慰的一种方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抚慰自己的灵魂。其实“抚慰”就是试图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就像传说中的赛壬,美艳的女妖,在一个孤岛上隐居,有着祸患人心的美妙歌声。大多数经过孤岛的人都经不住赛壬歌声的诱惑最后触礁而亡成为赛壬的美餐。当有一个人从赛壬眼前经过而没有被赛壬的歌声所迷惑时,赛壬痛苦地跳进了海里。歌声对于赛壬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歌声不是在维持赛壬的生命,而是在证明着赛壬的存在。其实每个人都在用各自擅长的方式抚慰自己的灵魂,试图证明自己的存在——赛壬用歌声;卡夫卡用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城堡;鲁迅用“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信念;贝多芬用天籁之音……
总是对自身的存在存有困惑其实是一种病态,一种痛苦。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他就得病了”。《欲望的旗帜》里的所有人都显得病态:子衿靠撒谎与人沟通;曾山突然会在讲台上晕倒,只是因为想起了童年的某个场景;张末对虚幻之物的迷恋达到痴迷的程度,喜欢睡觉喜欢梦境;贾兰坡莫名其妙地死去。
但辛格说如果舍弃了对这个领域(指生存困境)生来就有的关切,人类良知将会严重枯萎,我们不仅要丧失思考世界的能力,我们的认知结构也会被剥夺。我想辛格的意思是说我们对生存困境的关切和迷茫是与生俱来的。格非作品的意义就在于把对于生存困境的关切和迷茫用文学作品显现出来。他的作品看似简单但寓意深刻,值得人深思。仿佛赛壬的歌声,吸引着我们,也祸患着我们,会使我们陷入某种思考,甚至有时不能自拔!
参考文献:
[1] 格非:《赛壬的歌声》,上海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2] [美]戴维斯•麦克罗伊,沈华进译:《存在主义与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 谢有顺:《精神困境的寓言——格非〈傻瓜的诗篇〉的意蕴分析》,《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
[4] 孙郁:《鲁迅热并不是好现象》,《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23日。
[5] [法]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
[6] [俄]托尔斯泰,冯增义译:《托尔斯泰忏悔录》,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夏雨,女,1978—,新疆伊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关键词:格非 作品主题 生存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说,“人将不可避免地直面自身的真相:这是唯一真正的解决方式。……他必须清楚并没有可以为他解决问题的超自然力量”。“不可避免地直面自身的真相”会使我们陷入所谓的生存困境。而格非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就是要用作品表现出生存困境的真相。评论家谢有顺说“格非曾在一些私人场合里说,好小说至少具备三个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对人类精神现状的警觉及其表现。他过去的写作,也正好暗合了这一点”。
事实证明,格非一直坚持在作品中探索困境,追问存在,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从玄奥难懂的成名作《褐色鸟群》(1988),到优雅而古典的《人面桃花》(2004),直至最近的小说《不过是垃圾》(2006),都体现了他一贯的创作主张。
《褐色鸟群》是格非小说中最难解读,最具玄奥色彩的一篇小说,也是先锋小说标志性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格非“把关于形而上的时间、实在、幻想、现实、永恒、重现等的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与重复性的叙述结构结合在一起。”在作品的第一段,他就为全文定下了基调。
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黎明和日暮仍像祖父的步履一样更替。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我想把它献给我从前的恋人。她在三十岁生日的烛光晚会上过于激动,患脑血栓,不幸逝世。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这是《褐色鸟群》的开头。这个开头暗示了时间的循环往复,记忆与想象的交替呈现。从前与现在与未来,真实与幻觉,这一切似乎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褐色鸟群》言说的就是困境。格非把对于时间、幻觉、记忆、梦境、想象的思考与循环的叙事结构相融合。相似而又不同的情节,就像一个是另一个的镜像。似真似幻的场景与记忆重叠,寓言着现实的不确定,寓言着历史与记忆的不确定。人的精神世界就处在这种相似而又陌生的境遇里。讲故事的人恍恍惚惚陷入困境,读故事的我们迷迷惑惑被带入困境。自身的存在就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困境。我们身在何方,我们是谁,我们遇见的人们又是谁,我们的记忆本身也许就是幻觉的一部分。就像《等待戈多》里的那两个流浪汉,被莫名其妙地抛到一个难堪的境地,所有的意义都虚化到无。时间在循环,鸟群就是证明,记忆和幻觉重叠,一个人可能是不同身份的人,熟人和陌生人并无分别。“‘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本源性的问题随着叙事的进展无边无际地漫延开来,所有的存在都立即为另一种存在所代替,在回忆与历史之间,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存在,存在仅仅意味着不存在。”关于存在的一切真实都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而这一切都源于“存在”并且源于对“存在”的追问。
格非在其长篇小说代表作《欲望的旗帜》的序言里这样写到:
我毫无掩饰对他们的喜爱。我不能想象,岁月的重负与荒诞是否已经将他们压垮,褪尽他们身上仅存的一点真实感、以及略带痛楚的敏锐,但我知道,假如他们守住了那份真实,也许会在宿命的泥淖中陷得更深。
这段序文让读者看到了鲁迅似的忧郁——如果守住真实,会陷入虚无;如果假装无知,敏锐的内心又会受苦。而格非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就是鲁迅。孙郁先生认为在近现代的中国最早用文字揭示人的精神困境的作家就是鲁迅,他说:
“一百年前的时候,梁启超曾热情地憧憬过20世纪的中国,他后来在《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中,津津乐道地幻想过中国的社会变化,那时的学人是单纯的,只是到了鲁迅,我们才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了文化的沉重与精神深切的困顿”。
和鲁迅一样,格非致力于探讨人的精神困境并用文字表达精神世界的困顿,在这方面,格非表现出了当下作家少有的深沉和伴随其中的巨大苦闷。
在《欲望的旗帜》里,格非以上海某著名高校的哲学系的哲学研究者们为焦点,以他们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选择为一斑,来窥视整个社会的精神导向,探讨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子衿的困境是无法言说的,他的困境就是没办法说实话,随时随地都必须撒谎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曾山活在童年记忆的困境里不能自拔。父亲临死前的样子和自己在火车上丢失的母亲的照片,都成了曾山一生都无法走出的阴影;张末的困境是内心过于敏感,对虚幻之物过于迷恋,她不能生活在现实里,只能活在梦里。她喜欢堂吉诃德,喜欢他的那两匹马——一个叫灰尘,一个叫灰烬。她的名言是“我是你的,我的梦也是你的”;曾山的导师贾兰坡活在内心的冥想之中,他的内心被自己强大的身躯所淹没——精神世界极为丰富,需要用肉欲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他可以一边和女人调情一边听着交响乐痛哭流涕。他临死前说“一个人就是处于破败之中的神”;贾兰坡的妻子活在对逝去年华的哀婉之中。她必须时刻把自己装扮得很年轻很妖艳的样子。她喜欢穿花裙子喜欢用微风撩开的睡衣的一侧来窥探男人的心思。
在这篇小说中,每个人的存在方式都寓言着一种困境,每个人都活在自己所面临的困境里,并且千方百计试图逃离。格非以温和而坚决的声音对现实本质发出尖锐的不妥协的追问,子衿、贾兰坡、张末、曾山等形象在读者面前痛苦地立了起来,而读者又因着这些痛苦的形象更真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
格非的中篇小说《傻瓜的诗篇》,同样是一篇精彩地揭示生存困境的作品。谢有顺先生认为这篇作品显露出了格非言说人类精神困境的坚定容貌。
杜预是一个治疗精神病的医生,但在治愈患者莉莉的同时,杜预却成了精神病人。按弗洛伊德的观点,看似正常的人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压抑住一些难以实现的欲望,找到一条退回到正常的路,而精神病患者没有找到那条由幻想返回现实的路。
杜预和莉莉都活在各自童年记忆的困境里。若隐若现的童年记忆使杜预和莉莉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同时阻碍了这两个人与内心世界达成和解从而进入日常生活。杜预成为精神病医生,专门帮助病人摆脱困境,但在治愈莉莉的同时,自己却成了精神病人。疯子和正常人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这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一个极大的讽刺和隐喻。也许人人都有困境,精神病医生也不例外。
2004年的《人面桃花》是目前为止格非写得最优雅最具古典气质的作品。同时也是其故事性最强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获得了当年的华语传媒大奖。授奖词中特别提到格非言说困境的能力与努力:
他(格非)出版于2004年度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作为这一话语理想的延伸,在重绘语言地图、解析世道人心、留存历史记忆上,都富于创造性的发现。他对这一发现的深刻表达,不仅达到了中国作家所能达到的新的艺术难度,还为求证人类的梦想及其幻灭这一普遍性的精神难题敞开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人面挑花》看似在写革命年代的梦想及其梦想的幻灭,实际上却超越了年代超越了历史成为某种寓言。
父亲从楼上下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只白藤箱,胳膊上挂着枣木手杖,顺着阁楼的石阶,一步步走近院中。
正是麦收时分,庭院闲寂。寒食时插在门上的杨柳和松枝,已经被太阳晒得干瘪。石山边的一簇西府海棠,也已花败叶茂,落地的残花久未洒扫,被风吹得满地都是。
这是《人面桃花》的开头。这个开头与《褐色鸟群》的开头迥然不同。这样的开头暗示了这部作品的温和与优雅。《人面桃花》确实是一部叙事繁复精致,语言精致华美,散发着浓厚书卷气息的作品。《褐色鸟群》的语言绚烂纷繁,结构玄奥难懂,给人晕眩的阅读体验,作品的主题往往被绚丽语言所掩蔽。而阅读《人面桃花》时,来自文字和叙事结构的阅读障碍隐退了,因为这部作品“在故事层面已经达到几臻完美的程度”。格言说:
“现在仍有很多作家运用古老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作,或进行更为激进的小说实验,但越来越多的作家在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选择了一条谨慎的中间道路。我认为,这条道路至少在目前是可行的:因为他们一方面使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过时成份得以消除,同时,又避免了小说最终走向分裂”。
毫无疑问,《人面桃花》做到了古典气质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格非试图“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这个寓言包含了作家对世界的态度,疑问和绝望,思考和化解不开的痛苦。这种化解不开的痛苦其实就是深陷精神困境不能自拔的痛苦。
《人面桃花》是格非的飞跃,格非用优雅的语气、完整的故事言说了所谓困境。秀米的父亲迷醉在他的桃园梦境中,疯了,然后失踪。张季远掉进革命和性的漩涡里,不能自拔。秀米活在对这两个男人的冥想之中,并试图实现这两个男人未能实现的梦想,终其一生,耗尽生命。这篇作品言说的困境显然已经超越了那个特定的年代,成为一种寓言。
“许多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围绕一个基本的命题,一个意念的核心而展开的”。我想,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探讨人类所处的生存困境就是格非作品的故事内核以及意义所在。“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或者能够成为作家,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对自身存在存有困惑或追问”。是否对自身的存在存有困惑,是否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追问,简单地说是否对与生俱来的生存困境能有个模糊或者清楚的意识,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愿意或者能够成为作家的标准。但是“愿意”和“能够”是两个概念,“能够”揭示生存困境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或者说优秀的艺术家。优秀的作家都对自身的存在存有困惑,并把这种困惑用文字或隐或现地表现出来。他(她)们把揭示人类(当然包括作者自己)的生存困境当作致力表达的宗旨所在,并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能力。比如鲁迅、卡夫卡、托尔斯泰、伯格曼、博尔赫斯、辛格、废名等人。他们在揭示生存困境这一方面给了格非潜移默化的影响。格非在文字中反复提到他们。
鲁迅在散文诗《影的告别》中说: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这段文字是鲁迅作品揭示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高度的概括,尤其是对自己的存在的意义的一个巨大的追问和思考。这其中包含着虚无的惆怅和对自身存在的荒诞之感——黑暗会吞并“我”,光明会使“我”消失,“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在黄昏,黑夜或者黎明,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传说托尔斯泰在很老的时候怀着一种无法言明的情怀离开了家,漫无目的,最后死在一个荒凉的车站。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
“我惶惑不安,可我没有做到并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无能……”谴责我吧,但不要指责我选择的道路。……要么告诉我其他的路,要么随着我走上真理之路,……不要对我的苦恼幸灾乐祸,……为了大家免入歧途,我的心已忧伤欲碎”。
富足的托尔斯泰其实不必这么苦恼,生活无忧,家庭美满,但他却陷入了不能言明的困境里。他试图摆脱他所陷的困境,开始写作《忏悔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觉得,其实尘世间获得的一切,都将化为虚无,就像他在《忏悔录》里说的:
“无论我们怎样对自己隐瞒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看到,人生的意义即不在于我们个人的肉体存在(这种存在总是伴随着不可排遣的痛苦和无法避免的死亡),也不在于我们在尘世的建树”。
显然,他在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最后他发现忏悔也挡不住这种无法言明的虚空的袭来,终于在92岁时,离家出走,并且死在路上。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精神世界太丰富,思想太纯净,太不愿意欺骗自己,对世界怀有太重的责任,这个人就会越来越接近虚无。格非说托尔斯泰到底是个虚无主义者,我想他的言下之意是想说虚无主义者最后往往不能容忍自己内心的迷惑。而这样的人通常注定要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而卡夫卡的写作也是“起源于个人感受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起源于个人和他面对的世界所构成的紧张关系。他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个人封闭状况的黑暗背景,它的局限和可能性。卡夫卡的叙事结构正是个人面对世界时产生的迷惘,挣脱形形式式罗网,试图抵达真实的焦虑的转喻或仿制。”卡夫卡深刻地感受到“宇宙秩序中没有立锥之地的人的难以忍受的孤寂悲惨”。
为了让真实的焦虑得到暂时的缓解,让自己和宇宙之间的障碍得到暂时的消减,一些人开始在文字中寻找栖息之地。这种写作源于寂寞,源于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格非说写作“对我的种种不切实际的行为和思想予以了肯定:换句话来说,它给我的幻想、行为以至梦想赋予了某种形式,它很快使我安下心来,并感到了一定的自由”。对自身存在问题的沉思,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阐释。格非说在加缪那里,它就是生存的意义,“忍耐”的形式,或者对“人何以不自杀”等问题的深入思索。相反,在另外一部分作家那里,写作成了对苦难的超越和规避,成了遗忘,成了对灵魂抚慰的一种方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抚慰自己的灵魂。其实“抚慰”就是试图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就像传说中的赛壬,美艳的女妖,在一个孤岛上隐居,有着祸患人心的美妙歌声。大多数经过孤岛的人都经不住赛壬歌声的诱惑最后触礁而亡成为赛壬的美餐。当有一个人从赛壬眼前经过而没有被赛壬的歌声所迷惑时,赛壬痛苦地跳进了海里。歌声对于赛壬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歌声不是在维持赛壬的生命,而是在证明着赛壬的存在。其实每个人都在用各自擅长的方式抚慰自己的灵魂,试图证明自己的存在——赛壬用歌声;卡夫卡用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城堡;鲁迅用“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信念;贝多芬用天籁之音……
总是对自身的存在存有困惑其实是一种病态,一种痛苦。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他就得病了”。《欲望的旗帜》里的所有人都显得病态:子衿靠撒谎与人沟通;曾山突然会在讲台上晕倒,只是因为想起了童年的某个场景;张末对虚幻之物的迷恋达到痴迷的程度,喜欢睡觉喜欢梦境;贾兰坡莫名其妙地死去。
但辛格说如果舍弃了对这个领域(指生存困境)生来就有的关切,人类良知将会严重枯萎,我们不仅要丧失思考世界的能力,我们的认知结构也会被剥夺。我想辛格的意思是说我们对生存困境的关切和迷茫是与生俱来的。格非作品的意义就在于把对于生存困境的关切和迷茫用文学作品显现出来。他的作品看似简单但寓意深刻,值得人深思。仿佛赛壬的歌声,吸引着我们,也祸患着我们,会使我们陷入某种思考,甚至有时不能自拔!
参考文献:
[1] 格非:《赛壬的歌声》,上海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2] [美]戴维斯•麦克罗伊,沈华进译:《存在主义与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 谢有顺:《精神困境的寓言——格非〈傻瓜的诗篇〉的意蕴分析》,《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
[4] 孙郁:《鲁迅热并不是好现象》,《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23日。
[5] [法]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
[6] [俄]托尔斯泰,冯增义译:《托尔斯泰忏悔录》,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夏雨,女,1978—,新疆伊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