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廠技术员刘其舜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他当时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该过年了，还要搞下去吗？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进入高潮。“一月夺权风暴”席卷而来，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最闹心的是，连春节也过不成了。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18岁的上海玻璃机器厂青年工人章仁兴正是发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第一人。他投书《解放日报》，在全国最先发出倡议：“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这封“革命造反派来信”刊登后，章仁兴在厂里大出风头。工友以开玩笑的口吻质问他：你不休息人家也不休息？
　　“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出炉
　　1967年伊始，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人们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而人们一度只知道“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作为“老造反”，潘国平文革时红极一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章仁兴算是厂里较早追随潘国平造反的一批人了。“工总司”成立那天，章仁兴跟厂里的人去看热闹，热血沸腾，当场参加了造反队，而且当即扔下自行车，跟着队伍爬上火车进京讨说法，见证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了态。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倡议书写道：“我到底要不要回乡呢？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乡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决定呢？我想，我是个革命工人，又是个造反队员，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章仁兴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厂里小有名气的造反队员，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乡探母，这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厂里是不多的，这就使得他成为春节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章仁兴没有任何犹豫地签了名，因为，“我是什么号召都听的”。对他来说，“造反有理”是很自然的事。签字后的事，章仁兴就一无所知了。他只知道，头头们“跟上面有联系”。
　　革了春节的命
　　1月2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国棉31厂，是上海造反派头头黄金海的娘家，跟潘国平的娘家上海玻璃机器厂一样，同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黄金海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王洪文的亲信，文革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今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 2月5日。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章仁兴记得，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他们厂的造反派都去了，200多人坐了四辆卡车。刘其舜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春节前不久，刘其舜被造反派一纸借令借调去当了工人记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写任何报道。反正上面有统一稿件，凑凑热闹就行了。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
　　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革命化春节”不但破了春节这个“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观园、大市场、大喇叭”的最大“四旧”，还解决了夺权后的新政权面临的现实困难。仅以“春运”而言，上海夺权后，全国来串联的“革命群众”多达数十万人，单水上运输预计就有40万人次，团体登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50%，这对于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而言压力可想而知。
　　没有年三十的春节
　　1967年的春节静悄悄地来到了。2月8日除夕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正常上班。章仁兴一直到下午4点半才准点下班。晚饭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的。 　　不过上海针织漂染一厂下午2点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刘其舜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个车间的小张，两人一起进厂的。其实，这是他的初恋对象。
　　小张是来求助的。就在刚才，一个学生跑来给她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通风报信，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来抄家，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小张怕家里那些“封、资、修”的书籍被抄走，希望在刘其舜家暂存。他立即答应了。他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三言二拍》等。
　　刘其舜的哥哥姐姐们都还没下班回来，小张又急着回家，刘母就给他们俩做了简单的年夜饭。按照老家的风俗，先吃了宁波汤圆，甜食之后还要“漱漱口”，又吃了两口带魚。
　　吃完饭后，刘其舜送小张回家。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
　　一路走来，看不到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家家大门上不贴“招财进宝”和“福”字，改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春联。没有哪家敢在年夜饭前点烛焚香，摆上碗筷，供上六七个菜，磕头祭祖。
　　晚上9点，刘其舜陪小张再次回去探听动向。还没到门口，就听见楼上传来乒乒乓乓的砸东西声和“老实交代”的吆喝声。两人远远看着，不敢靠近，小张只是默默地流泪。刘其舜又把她拉走了。他找不到安慰的话，只能陪着她一圈一圈地绕，同时一遍一遍地说：“别怕，别怕，有我在……”他说，当时反而产生了一种恋爱的感觉。
　　两家之间步行只要15分钟，但这一晚，他们一直走了7个小时。等到楼上没有响动了，他才目送着小张上楼回家了。刘其舜并不知道，小张跟他将缘尽于此，因为她母亲执意要让她找个“成分”好一些的人。
　　这时候已经是12点了。那年腊月是小月，除夕其实是大年二十九，紧接着就是大年初一。新的一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天气极冷，快要下雪了，初一还要正常上班呢。刘其舜在心里感叹：今年真倒霉，没有年三十。
　　而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新华社，该报道指出：为了让大小金门等岛的同胞及蒋军官兵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