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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28日，广西崇左县江洲。大年初一。
昨晚隔壁战友的扑克一直打到1点。我躺在床上，听着一阵阵的喧闹声，睡不着。12点，镇子就开始响起鞭炮声，开始稀疏，渐渐稠密，响成很有气势的一片。即使面对战争，新年还是新年。打扑克的人停下来，出门放炮，大家相互恭喜新年，我也走出去。夜空漆黑，远远近近的鞭炮声趋于沉寂，但仍有点点的新年焰火升起和落下。人们又回到屋里，不停地打哈欠，终于困了，又坚持了一个钟头，便散了，睡着了，我回到屋里，渐渐睡着。
早上醒得很迟。外面，文化科广播员厉巍已在放“开门炮”。我起了床，头痛，却也被弥漫于大家脸上和心中新年的喜气感染了。
早饭后，师政治部张主任从前线回来，说两个侦察连已上了前线，我的心里一顿：已经有部队上去了，战争和牺牲已经开始……
今天是两顿饭。午后包饺子。3个女兵带来了巧克力、糖、酥饼，并和大家一起包起饺子，男人的手都笨，女孩子手巧，结果包得百花齐放，大家相互取笑。科长为了款待女兵，也为把年过得更热闹一点，让小厉去买了一瓶汾酒，并让李干事去找菜，电影队长去找香油。
房间里响着《白毛女》、《朝阳沟》的音乐，门前用石头架起两口锅，一口大黑锅里煮水下饺子，另一口小的炒菜用。我负责烧火。这时又发觉包好的饺子不太够，两个女兵又动手和面，用一节甘蔗当擀面杖擀饺子皮，管宣传队的李干事和另一个据说是过去在《朝阳沟》里唱银环的女兵包饺子。饺子包完了，擀面的女兵放下擀面杖去和面，李干事坐着等，不知不觉拿起它放进嘴里啃。过一会儿女兵端着和好的面进来了，到处找擀面杖。当然她们找不着。她们问李干事：“面杖呢？”李干事想不起来了，朝外面喊：“你们哪个小子把面杖吃了，还想不想吃饭？”突然他不吭气了，头一低，笑了。女兵还在追问：“刚才你拿去了？”“我吃了。”他低声说。引起一阵哄笑。
晚饭4点钟就开了。大家用自己的口缸盛酒，然后碰杯，祝贺新年，开吃，风卷残云一般。女兵們忙了几个小时，吃的却很少，只是抿着嘴看着这些男人大嚼。饺子包得不少，以为吃不完的，可到了最后，竟一个也没有剩下。
前天全师大演习，瞄准第一仗，找到了一块与前线极相似的地形，一夜冒大雨奔袭百余里，拂晓投入“战斗”。演习结束，师长讲话，说这是战前最后一场演习，过几天就是第一仗，大家就照着今天演习的路数打就成了。军长讲话：你们师长都把你们练成这样了，再打不赢，你们就是饭桶了。
师政治部的除夕联欢晚会由王副主任主持，让大家自己出节目，说谁都得唱，不唱就说个笑话，谁不说也不行，老驴拉磨，转着来。他先唱了一段京戏“扎红头绳”，文化科李干事（上海人）用上海话唱了几句评弹“蝶恋花”，一位家在湖南的科长要唱花鼓戏，没唱起来，王秘书讲了个笑话，说一个戏迷掉到井里，还要救他的人唱着和他说话。轮到干部科张干事，河南人，不会唱，念一段豫剧《花木兰》的唱词。
军中无所乐。吃过早饭隔壁文化科和群联科的房子里就摆开了扑克摊子。一直打到中午。我和打扑克不积极的鲁建华、孙凤让、连俊义干事等在江洲大街上一阵乱走，说笑话。
下午，政治部进行第一仗的战斗分工。一，由宣传科崔科长、组织科黄科长、文化科黄科长分别带人组成3个工作组，于战斗打响时随3个主攻营穿插到敌后一起行动;二，师政治部组成前指和基指。张主任带人组成前指，争取和师长的前指一起行动，王副主任带人组成基指，和董副政委领率的师基本指挥所一起行动;三，以群联科范科长、王翻译、文化科厉巍成立战俘营，准备接收战俘（考虑到可能会接收到女俘，决定到时从师医院借调两名女护士来帮助管理战俘营）;四，出版A师战争年代出版过的战地快报《挺进报》，任命宣传科最年轻、写字最漂亮的连俊义干事为主编。
会议结束，所有人员各有所属。我的位置在基本指挥所。会后我向张主任提出要求，和他一起去师前指。张主任迟疑一下，十分干脆地拒绝了我：“不行。你是军区的人。没有上级命令，我不能让你去前指。”一点通融的余地也没有。
后来王副主任和宣传科鲁、连、孙干事也知道了我的要求遭拒的事，劝我别在意：“在哪里都是参战。”他们轻松地说。但战斗打响后他们的位置比我都好——都在前沿，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被留在基本指挥所里无所事事！
一整天满脑子都是出征那天夜晚在车站等候发车时下定的决心：既然让我参与战争，我就要一直留在前沿，参加战斗。我要走遍战场，看到一切、感受到一切并且记下一切！这是我的职责，同时也是今天涌满我生命的全部渴望！
如果不让我跟部队走进战争，让我在后方无论哪里做一个闲人我都不会拒绝，可今天让我上了战场，所有人都要遭遇枪林弹雨，承受苦难和死亡，却让我做一个闲人，我就不会答应了！
军区政治部首长不是让我到战场上做一个闲人。我不会放弃我的要求，就是不能去前指和师长在一起，也要走进战争去，看到一切，经历一切！
突然从镇北石桥上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黄科长收敛了笑容，说：“我们还安安稳稳在这儿过春节，人家大年初一正在往前开呢！”
此时，想起了一句话，把它记在这里——不能掌控的是生或者死，能掌控的是尊严。我必须出现在最能够体现我价值的地方！（作者系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作者附记：这篇日记写在1979年大年初一深夜，此时我以武汉军区文化部创作员的身份随陆军某师赴边境参战，距离战斗打响只有20天。）
昨晚隔壁战友的扑克一直打到1点。我躺在床上，听着一阵阵的喧闹声，睡不着。12点，镇子就开始响起鞭炮声，开始稀疏，渐渐稠密，响成很有气势的一片。即使面对战争，新年还是新年。打扑克的人停下来，出门放炮，大家相互恭喜新年，我也走出去。夜空漆黑，远远近近的鞭炮声趋于沉寂，但仍有点点的新年焰火升起和落下。人们又回到屋里，不停地打哈欠，终于困了，又坚持了一个钟头，便散了，睡着了，我回到屋里，渐渐睡着。
早上醒得很迟。外面，文化科广播员厉巍已在放“开门炮”。我起了床，头痛，却也被弥漫于大家脸上和心中新年的喜气感染了。
早饭后，师政治部张主任从前线回来，说两个侦察连已上了前线，我的心里一顿：已经有部队上去了，战争和牺牲已经开始……
今天是两顿饭。午后包饺子。3个女兵带来了巧克力、糖、酥饼，并和大家一起包起饺子，男人的手都笨，女孩子手巧，结果包得百花齐放，大家相互取笑。科长为了款待女兵，也为把年过得更热闹一点，让小厉去买了一瓶汾酒，并让李干事去找菜，电影队长去找香油。
房间里响着《白毛女》、《朝阳沟》的音乐，门前用石头架起两口锅，一口大黑锅里煮水下饺子，另一口小的炒菜用。我负责烧火。这时又发觉包好的饺子不太够，两个女兵又动手和面，用一节甘蔗当擀面杖擀饺子皮，管宣传队的李干事和另一个据说是过去在《朝阳沟》里唱银环的女兵包饺子。饺子包完了，擀面的女兵放下擀面杖去和面，李干事坐着等，不知不觉拿起它放进嘴里啃。过一会儿女兵端着和好的面进来了，到处找擀面杖。当然她们找不着。她们问李干事：“面杖呢？”李干事想不起来了，朝外面喊：“你们哪个小子把面杖吃了，还想不想吃饭？”突然他不吭气了，头一低，笑了。女兵还在追问：“刚才你拿去了？”“我吃了。”他低声说。引起一阵哄笑。
晚饭4点钟就开了。大家用自己的口缸盛酒，然后碰杯，祝贺新年，开吃，风卷残云一般。女兵們忙了几个小时，吃的却很少，只是抿着嘴看着这些男人大嚼。饺子包得不少，以为吃不完的，可到了最后，竟一个也没有剩下。
前天全师大演习，瞄准第一仗，找到了一块与前线极相似的地形，一夜冒大雨奔袭百余里，拂晓投入“战斗”。演习结束，师长讲话，说这是战前最后一场演习，过几天就是第一仗，大家就照着今天演习的路数打就成了。军长讲话：你们师长都把你们练成这样了，再打不赢，你们就是饭桶了。
师政治部的除夕联欢晚会由王副主任主持，让大家自己出节目，说谁都得唱，不唱就说个笑话，谁不说也不行，老驴拉磨，转着来。他先唱了一段京戏“扎红头绳”，文化科李干事（上海人）用上海话唱了几句评弹“蝶恋花”，一位家在湖南的科长要唱花鼓戏，没唱起来，王秘书讲了个笑话，说一个戏迷掉到井里，还要救他的人唱着和他说话。轮到干部科张干事，河南人，不会唱，念一段豫剧《花木兰》的唱词。
军中无所乐。吃过早饭隔壁文化科和群联科的房子里就摆开了扑克摊子。一直打到中午。我和打扑克不积极的鲁建华、孙凤让、连俊义干事等在江洲大街上一阵乱走，说笑话。
下午，政治部进行第一仗的战斗分工。一，由宣传科崔科长、组织科黄科长、文化科黄科长分别带人组成3个工作组，于战斗打响时随3个主攻营穿插到敌后一起行动;二，师政治部组成前指和基指。张主任带人组成前指，争取和师长的前指一起行动，王副主任带人组成基指，和董副政委领率的师基本指挥所一起行动;三，以群联科范科长、王翻译、文化科厉巍成立战俘营，准备接收战俘（考虑到可能会接收到女俘，决定到时从师医院借调两名女护士来帮助管理战俘营）;四，出版A师战争年代出版过的战地快报《挺进报》，任命宣传科最年轻、写字最漂亮的连俊义干事为主编。
会议结束，所有人员各有所属。我的位置在基本指挥所。会后我向张主任提出要求，和他一起去师前指。张主任迟疑一下，十分干脆地拒绝了我：“不行。你是军区的人。没有上级命令，我不能让你去前指。”一点通融的余地也没有。
后来王副主任和宣传科鲁、连、孙干事也知道了我的要求遭拒的事，劝我别在意：“在哪里都是参战。”他们轻松地说。但战斗打响后他们的位置比我都好——都在前沿，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被留在基本指挥所里无所事事！
一整天满脑子都是出征那天夜晚在车站等候发车时下定的决心：既然让我参与战争，我就要一直留在前沿，参加战斗。我要走遍战场，看到一切、感受到一切并且记下一切！这是我的职责，同时也是今天涌满我生命的全部渴望！
如果不让我跟部队走进战争，让我在后方无论哪里做一个闲人我都不会拒绝，可今天让我上了战场，所有人都要遭遇枪林弹雨，承受苦难和死亡，却让我做一个闲人，我就不会答应了！
军区政治部首长不是让我到战场上做一个闲人。我不会放弃我的要求，就是不能去前指和师长在一起，也要走进战争去，看到一切，经历一切！
突然从镇北石桥上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黄科长收敛了笑容，说：“我们还安安稳稳在这儿过春节，人家大年初一正在往前开呢！”
此时，想起了一句话，把它记在这里——不能掌控的是生或者死，能掌控的是尊严。我必须出现在最能够体现我价值的地方！（作者系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作者附记：这篇日记写在1979年大年初一深夜，此时我以武汉军区文化部创作员的身份随陆军某师赴边境参战，距离战斗打响只有2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