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生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盈地飞来飞去。醒了以后，倒弄不清自身为何物。庄生是醒，蝴蝶是梦吗？抑或蝴蝶是醒，庄生是梦？他是庄生，梦中化作一只蝴蝶呢？还是他干脆就是一只蝴蝶，只是由于作梦才把自己认作一个人，一个庄生呢？
　　
　　张思远，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在饱经人世沧桑，遍尝生活甘苦之后，竟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听来却有点悲凉的想象”——这是我们在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里读到的。
　　多么奇异的想象！
　　心理学的原理告诉人们，想象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总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生活作用于人的感官而造成的。张思远的这个想象，正是在三十年间广阔的生活土壤里孕育、萌发的。
　　在那唱着“解放区的天”，扭着秧歌进城的岁月，生活向张思远展示的是玫瑰般的色彩，“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然拥有的巨大的——一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爱情和革命都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迅跑。”但，生活并不尽是玫瑰色，在那个“看重信仰和热情远远胜过现实和理性的年代”，他“不可避免”地丢下了娇妻——海云；而在以后那个史无前例的革命中，他又失去了爱子——冬冬。夫妻离异、父子反目，而这又恰恰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张思远只剩得孑然一身，他失去了理解、同情，失去了“魂”，一切都变得陌生了。而这，难道不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吗？难道不值得人们探索吗？
　　《蝴蝶》寓意警深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极度膨胀的“革命热情”、“阶级斗争观念”使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度失掉了赖以生存的“魂”——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失“魂”后又找“魂”，构成了贯穿全篇的主题。然而作品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且看张思远本人，历史仿佛在捉弄他一样，使他由“一个钻山沟的八路军干部，化成了一个赫赫威权的领导者、执政者，又化成了一个被革命群众扭过来、按过去的活靶子，又化成了一个孤独的囚犯，又化成了一只被遗忘的、寂寞的蝴蝶。”就这样不断地“化”着，而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似乎无足轻重，无怪乎他“倒弄不清自身为何物”，产生那个奇异的想象了。
　　处境和人，这二者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如何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蝴蝶》通过张思远几十年间经历的张思远——张书记——老张头——张副部长的曲折迷乱的变异过程，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几个重要时期急骤变幻的社会面貌及其在人们生活中激起的波澜，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
　　社会在前进，人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说过：“全部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类经过人的劳动创造人类，是人的本性的生成。”这意味着人类身上还生存着与人的本性相悖逆即非人性的东西。因此，人类培养自己身上“可爱的人类个性”的过程，也就是与各种背离人性的思想、行为作斗争的过程。过分夸大阶级斗争，就有可能否认人的价值，有助于非人化的现象产生，从而使自己脱离群众，背离党的要求。《蝴蝶》比较早地触及到了这一方面的内容。
　　在作者勾勒的色彩斑斓的时代风云图上，我们看到“荒唐变成现实，现实变成梦魇”，一切都在变，人也在自己身上产生着异己的与本性迕逆的东西。职位的高低本不能决定一个人价值的高下，但是张思远呢，多年来，“他到处受到尊敬，但这尊敬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诬陷、强暴、摧残”，多么惊人的变化！当他复职时，“正象他当初一下子变成了形影相吊、孑然一身，不可接触一样，他一下子又成了人们的希望，人们注目的中心”，多么微妙的急转！这里，人物地位的升降，成了人物显隐、尊卑的支点，权力——人创造的东西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凌驾于人之上，反过来支配了人的命运。人们看重的并不是张思远这个人的价值，而是他的权！权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威力。连张思远也悟出了“位置，位置，位置好象比人还要重要”，你被揪斗了，丢了权，而“这简直是一种魔法，一种丝毫不逊于把说谎的孩童变成驴子、把美貌的公主变成青蛙、把不可一世的君王变成患麻疯病的乞丐的法术”。更触目惊心的是，作品中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竟象小霸王一样骄横，原来他倚仗的是在餐车上当炊事员的父亲手上有着“不给你开饭”的权，毒气已经熏染了下一代幼小的心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那样隔膜、敌视，仅仅是一次旅行，便感受到那女列车员的冷漠、“汽车司机对待旅客就象对待一群猪猡”，生活中这些现象也许因为司空见惯早已不引人注目了，但这恰恰说明了问题已经发展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作者以冷峻的社会解剖学的笔锋，“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作品并不是消极的解剖乃至讥刺，而有着促人警醒的教育力量。
　　身为领导干部的张思远也有思想问题，就拿张思远微服下乡这段过程说吧。在几千里的旅途上，他扮演了一个普通旅客的角色，但是我们看到，在人民群众中间，他显得那样不和谐。忍受不礼貌的对待和恶劣的条件，在一个普通旅客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张副部长就难以忍受了。在现实面前，在群众之中，他常常想到他的副部长的身份及其带来的优惠，他是那样念念不忘自己是个特殊公民，总是想着“如果在软卧……”、“如果当地省委派小车来接”，他还有个安慰：“这几天的生活，对于张副部长来说，不过是客串罢了。”这和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一个人民公仆的要求是多么格格不入啊！
　　张思远不同于许多作品中描写的那种重新工作后雄心勃勃、大刀阔斧的老干部的形象，他身上闪烁着“这一个”的奇光异彩，这是王蒙这一作品的一个特点。
　　但是，不论如何，中国的人民大众积自己多年的经验、体会，是始终热爱我们的党，热爱党的干部的。他们了解，“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蝴蝶》中，我们看到了党的干部身上流露的一些毛病，看到他们一度失掉了“魂”，但我们更看到了人民大众的对党的热爱，看到他们的思想光芒。不管他是张思远、老张头、还是张副部长，山村的乡亲们“对待他没有变”，而且“相信他没有变”。当他成了老张头茕茕孑立时，“农民们同情他，信任他，有什么事都来找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确实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而当这位张副部长重返他劳动改造的山村时，“它的欢迎的姿态就象张思远压根儿没有离开过，没有当上什么书记或者副部长一样”，乡亲们没有势利的眼眶、庸俗的偏见，没有落井下石、趋炎附势，而是以心交心，以诚待人。张思远在这里感受到的是“一样的乡音，一样的乡情，一样的人心”。在这些乡亲们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淳朴、善良的美德的光芒。正是在这群乡亲们中间，在平凡的劳动中，张思远发现了自己的人的价值，找到了自己的“魂”，懂得了领导干部就象飞机一样“不管飞得多高，它来自大地和必定回到大地”，“无论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
　　作品中，不愿做“部长夫人”的秋文说出了乡亲们的心里话：“别忘记我们！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我只希望你多为人民作好事，不作坏事……您们作了好事，老百姓是不会不记下的。”读到这里，谁能不心撼情动呢？这是多么纯朴可敬的乡亲，多么美丽崇高的灵魂，多么旷达无私的胸襟！该怎样掂出这些话的分量呢？恳切的言词、质朴的话语里有殷切的期望，也有婉转的批评。我们的人民从来都是这样多情、务实、含辛茹苦，要求得甚少，但是这点“不过如此”的希望的提出，不正说明了他们对我们的党、党的干部在未来岁月里的作为期望甚殷吗？说真的，要中国的劳动大众不期望共产党的干部又期望谁呢？秋文寥寥数语，真是淡淡一番话，悠悠寸草心啊！
　　在人民大众这种崇高的思想感情面前，种种官僚主义现象显得多么黯淡。这么可亲可敬的群众，我们能够忘记他们吗？《蝴蝶》在真实的土壤上，开掘人民群众的美好感情，它并不直接对纷纭的社会现象进行主观的评判，而是让作者的倾向性，通过自然冷峻的对比，“从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正是作品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之所在。
　　《蝴蝶》表现了王蒙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新的探索和追求。
　　作者运用时序交错、空间跳跃、人物转换的方法，把现实和梦幻，主人公的回忆、怅惘、反省、自责等种种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似乎有意不作什么加工，而让张思远直接的、片断的感觉和思维汇成畅流无阻、回旋往返的“意识流”，周围的环境也由人物当时的感觉折射出。很明显，作者吸取了西方现代派、“意识流”的某些手法，但又有自己独到的匠心和独辟的蹊径。
　　在结构上，《蝴蝶》具有“心理小说”的特色，以心理时间构思全篇，打破了情节发展(事件或思想活动进程)的时空限制，甚至很难说作品有什么情节，看上去只是描写了人物心理的自然流程，笔墨驰骋恣肆，横无际涯，但通篇行文却是紧扣失“魂”和找“魂”这一基线而展开的。
　　《蝴蝶》在五万字的篇幅里反映的生活横跨几十个年头，这就决定了作品的节奏很快。作品主要描写的是张思远乘车途中的心理活动，而又简化了转换衔接的笔墨，这就给读者造成了神采飞动的艺术效果，同时作品中又穿插了庄生梦蝶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给作品抹上了扑朔迷离的色彩。
　　作者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法，有自然的联想，有象征的隐喻，有漫画式的勾勒，也有酷似讽刺小品的连缀；有冷峻的针砭，也有奔腾的抒情，色彩纷繁，令人目不暇接。
　　近几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大为旺盛，说明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艺术的丰收。在一片春光之中，《蝴蝶》正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里“轻盈地飞来飞去”，愿王蒙为社会主义文坛带来更新更美的春色。
　　
　　一九八○.十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