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任农场的副主任后，农场的出工就基本上由我安排，遇到不大有把握的，同当生产组长的老张商量一下。知青们也挺好，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给我找麻烦。有一次，公社在农场开会，正赶上知青出工，没几分钟，活分完了，知青拿着工具都下地了，公社的头儿说：“比生产队快多了。”
　　农场依然是记工分。每天晚上，知青们都到我的宿舍来，因为我还是农场的记工员，他们的工分卡上，盖着我的名章。和生产队不同的是，从农场成立起，农场劳动日的分值就是固定的：每10分0.4元，这是公社定的。男知青每个劳动日10分，最高10.5分；女知青9分，最高10.5分。我一直是10分，因为毕竟比知青每个月多9元钱，再说，10.5分的只有一两个，有便宜别只顾自己占。
　　1977年10月底11月初，又快到年底算账的时候了。农场革委会开会，研究知青的工分问题。我记得，那是晚上下工吃完饭后，在老高的窑洞里。知青中有些人，一到头儿开会时，总爱在外面偷听，这次也不例外。会议的内容很简单：由于每个劳动日的分值是固定的，为了减轻公社的负担，把工分调整为男知青9分，最高分为10.5分，一人；女知青为8分，最高分10.5分，一人。说完，要求大家讨论。
　　革委会一共七个人，连我有两个知青，另一个是夏县的知青。好像他们都商量好了似的，对调整工分，都表示同意，只有我表示反对。头儿说：“对你没有影响，你10.5分！”我明确申明：“我不要10.5分，知青多少，我就多少，但给知青降分就是不行！”我说明我的理由：这一年来，知青干活的强度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有所加强；0.4元的分值本来就不高，当初这么定的，就要讲信用。不管我怎么说，他们就是不同意。我急了：“你们看看，农场的什么活不是知青干的？你们社办人员，每月300分，还给9块钱，你们干了什么？看井的睡觉，不看也睡觉，有时连人都看不到，连回家都工分照记。怎么不降降？凭什么单给知青降？”他们还是不听。表决，6∶1，我是绝对少数。最后，他们让我表态，我真火了。我说：“你们多数，我只能服从，但我保留意见。这一年，我挺累的，我想从明天开始休息两天，缓缓劲儿。现在，我向革委会请假！”说完，没等他们说话，我打开窑洞门就走了。
　　刚回到宿舍，就有知青来了。他们问我：“商量啥呢？”我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又问：“明天干啥活？”我回答：“明天再说！”实际上，在我离开会场之前，知青们已经知道了，时间足够传开的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就醒了，刚想去打钟，猛然想起我请假了，便又接着睡。过了半天，听见打钟声，心想，大概他们干活去了吧。好长时间没这么睡了，真好。然后，起床，看书。
　　吃饭的时候，看见农场的头儿们恼怒的脸，知青们嘻嘻哈哈地打完饭就回去了。吃完饭，该到出工的时间了，钟没响，我挺奇怪，到知青的房间一看，嘿，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睡觉的睡觉，也有几位在看书。看见我来，告诉我：早上听见钟响，出门一看，不是我打的钟，是老张打的，他们就没出工，回屋又睡了。他们还说：“不理他！”我说：“你们这是干啥呢，我歇两天，碍你们屁事儿，瞎起什么哄！”说心里话，我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不过，我很感谢知青们的支持！
　　一连三天，农场钟不响，地里空荡荡的。
　　第三天晚上，头儿来了，说：“我们经过研究，认为你的意见是对的，决定接受你的意见，工分还跟去年一样，不变。”我说：“知道了，谢谢！”头儿又说：“我们希望你让知青上工。”我说：“我没让大家不上工，是你们做事不公！我去做做工作，不敢保证！”接着，我到知青们的房间，跟他们说：“天冷了，红薯还在地里，别冻了。棉花也要弄回来，该干的活还得干，毕竟关系到农场的收入。”他们答应了。第二天早上，我又打响了钟，大家开始干活。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因我而起，我是“罪责难逃”！有人告诉我：你党票没了。人家说你，煽动罢工，不尊重领导；在农场对贫下中农实行再教育，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脾气暴躁，态度恶劣！后来，我回家后，详细地对父亲谈了这件事。父亲说：“我认可你的做法，尽管有不周的地方。如果你没这么做，解决了组织问题，我会为你脸红的。”我真感谢父亲的理解和肯定。父亲是老共产党员，能够对我说出这样一番话，我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