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上，一些画家常常用大面积的红色渲染谋杀现场的血腥与恐怖。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沙尔丹纳帕拉之死》即是如此。这幅画描绘了国王沙尔丹纳帕拉被敌军围困，在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刻，为了防止财产落入敌人之手，他命令手下屠杀他的宠妾和爱马。整个画面呈螺旋上升的三角形构图，被刺杀的姬妾和宝马以及凌乱不堪的珍宝构成了三角形的底边，暴君沙尔丹纳帕拉处于三角形的最顶端，他坐在床上，一只手支撑着头部，冷眼看着眼前的这场谋杀。沙尔丹纳帕拉血红色的床单以及红色的地面混合着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暴君的冷漠与激烈的谋杀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俄国画家列宾也有一幅表现暴君凶杀场景的作品——《伊凡雷帝杀子》。列宾是巡回畫派代表画家，他因作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而广为人知。伊凡四世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任沙皇，他生性残暴，被称为“伊凡雷帝”（意即“恐怖的伊凡”），在某次争吵当中失手杀死了儿子。列宾的作品刻画了惊恐的伊凡雷帝抱着垂死的儿子，他瘦削的脸庞让圆睁的双眼更加突出，这双眼睛流露出惊恐与悔恨。列宾用暗红色色调渲染了恐怖的气氛。这幅作品也命运多舛，在短短的100多年中先后经历过两次人为损毁，第一次发生在1913年，画家本人耗时12年才将其修复;第二次损毁发生在2018年，一名无业男子砸烂玻璃展柜，使画作多处受损。

　　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是制造诡异现场的高手，不过作为一个艺术流派，超现实主义与两个作家有关——1924年布雷东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1928年又发表了论文《超现实主义与绘画》;另外一个作家阿波利奈尔于1917年为埃里克·萨蒂的芭蕾舞剧《游行》撰写剧目介绍时，最早使用了“超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布雷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超现实主义的定义是：“超现实主义，名词。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主张通过这种方式，口头的、书面的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表达思想的实实在在的活动。”简言之，超现实主义追求无理性的精神自由。超现实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着密切关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一个精神科医生，他于1895年提出精神分析的概念，4年后出版《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括意识和无意识现象，无意识又可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不能被直接认知，但可以通过梦境表达出来。超现实主义者们希望通过梦境表现人类的潜意识，从而批判资产阶级的虚伪与专政，并且与执着于无意义的达达主义相区别。

　　比利时画家雷恩·马格利特的早期作品《受威胁的凶手》就以可辨识的形象组合成了一个诡异的凶杀现场：受害者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凶手并未急于逃离现场，而是全神贯注地听着留声机，门外手持大棒和渔网的人可能是闻讯而来的侦探，窗外并排站着三个人，也许是凶杀案的目击证人。整个画面看似合理，却处处有着超平常识的诡异之处，丧命的女人像是无生命的塑料模特，但口鼻处却有大量鲜血涌出，凶手、侦探以及目击者有着相似的面部特征。《受威胁的凶手》中真实的日常生活空间与荒诞的情节交织在一起，既像是一场梦魇，又像是一出荒诞剧，有人认为画中的场景来自马格利特少年时代母亲自杀身亡带给他的心理阴影。《知其不可而为之》是马格利特于1928年完成的自画像，画家正在完成学院派艺术的人体写生，却用画笔塑造了一个真实的模特。超现实主义者们肯定记得希腊神话中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塞浦路斯的雕塑家皮格马利翁用象牙雕刻出一位绝世美女，他向爱神维纳斯祈求赋予象牙少女生命。最终，象牙少女获得生命并且成为皮格马利翁的妻子。马格利特如皮格马利翁一样执着于艺术，只是他不需要向爱神献祭祈祷——艺术家本人就能够赋予作品生命。马格利特认为物体、物体的形象以及物体的名称之间都不存在不可转移的联系。马格利特甚至用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揶揄了新古典主义画家达维特。达维特的《雷卡梅尔夫人》描绘的是19世纪的银行家妻子、雷卡梅尔夫人身着白色长裙坐在罗马式卧榻上的情景。卧榻旁边只有一盏古代铜灯，整个画面简洁典雅，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肖像画。马格利特的同名作品却保留了卧榻、铜灯，而将雷卡梅尔夫人替换成了一具棺材。
　　马格利特与很多热衷于制造新闻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不同，他没有性丑闻，也从不搞噱头，且终生与一个女人保持婚姻关系，他的生活平淡到无法为现代艺术家的八卦新闻添加任何佐料。但马格利特凭借着丰富的想象力成为20世纪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马格利特的作品《图像的背叛》只画了一只烟斗，下面有一句醒目的标语：“这不是一只烟斗。”这意味着艺术作品不是“复制自然”的工具，它只是一幅画，或者是一个触发记忆的载体而已，《图像的背叛》也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最经典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