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来的消息，并不是当天就能到达的，这在100年前是一件经常的事情。
　　1919年7月3日，上海出版的《申报》，在第7版刊登了一则报道《我专使未签和约之京讯》。这篇报道这样写道：中美通信社接巴黎无线电云，欧洲和约各国于昨日签字，惟中国拒绝签字。
　　写得颇有现场感的报道说：“北京法国某机关接到里昂三十日发无线电云，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德代表到会签字……突有某国代表拒绝签字，会场秩序稍乱，各国代表大为震动，日本代表尤有惊异之色云云，观此似拒绝签字者即系我国代表。”
　　《申报》上并没有突出刊登的这篇报道，揭示的却是一个历史性的结果：中国拒绝了《巴黎和约》对一个战胜国的蔑视性安排。这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最直接的成果。
　　两个月前，一场风起云涌的运动在北京发生。1919年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激愤地走上街头，喊出了“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北洋政府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孰料在1919年1月18日开始举行的涉及战后安排的“巴黎和会”上，列强竟然要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公愤。5月4日下午，抗争的春雷在北京爆发，迫使北洋政府改变了外交对策。6月28日，《巴黎和约》签署之际，中国代表拒绝出席。
　　5月4日的春雷，在近现代历史上，率先击碎了屈辱的不平等“和约”。那声春雷更加深远的影响，是给此后100年的中国历史，开创了光明的前景。
　　亲历了“五四”风云的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它的意义：“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一場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教育和磨炼，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征程。
　　1919年7月14日，刚从北京回到湖南不久的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他在此后不久给蔡和森的信中，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40多年后，毛泽东对二战名将、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说：“革命不是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觉醒。1840年之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武昌首义推翻了封建制度，但军阀混战连连、丧权辱国依旧，“巴黎和会”把“弱国无外交”的惨状，又一次淋漓尽致展现开来。至暗时刻，也是寻求光明与新生的时刻。五四运动唤醒了民众，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至今依然有着不灭的光芒。五四精神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同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为一体，是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更是当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