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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走进去不远的一截横巷子，倒脱靴巷长不过百米，拢共只有十六个门牌号码。“文革”期间几乎家家被抄，与左近街巷相比，堪称独一无二。
尽管没出什么不得了的人物，但最初的居民大都住的单家独院，公馆房子也有六七栋吧，不大不小的资本家还是住了好几个。如民生厚的老板、太平洋的老板、百福斋的老板、天伦造纸厂的厂长，等等，在老长沙城里还算排得上号。再加上国民党某师师长、“隐藏得很深”的历史反革命之流，以及另外一些背景及来历均颇为复杂的人家，当然就抄得风生水起了。
各家各户多少抄出了点家财并不令人意外，但听闻从龙老师家里抄出了孙中山的一张手迹，上书“博爱”两字，却令巷子里的人吃了一惊。龙老师夫妇在倒脱靴居住了二十多年，为人低调，谁也不知道她是湖南近现代史上著名人物龙璋的孙女。而那张孙中山的手迹，便是题赠给她祖父的。至于随龙老师住在一起的养母，一个很少言语的瘦小老太太，竟然是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的曾外孙女，叫许佩琅，却是我近些年才知道的。
所以铁道学院的红卫兵在倒脱靴巷口扯了条白布横幅，上头写着几个墨汁淋漓的大字——“资产阶级的老巢窝”，如今想起来，也似不为过。
孰料住在我家晒楼底下小屋里的伪军官太太黄佩甄，却侥幸逃过一劫。究其因，却原来是丈夫在牢里死了，且因黄佩甄生计无着，没过几年便改嫁给了南门口豫兴久腊味店里的勤杂工吴老倌，一个驼背兼酒鬼，黄佩甄摇身一变，成了无产阶级家属。巷子里便有人说，黄佩甄的前头老公死得及时，后头老公也找得及时。话虽然刻薄，倒也是事实。
说黄佩甄是伪军官太太，她丈夫官当得并不大，不过伪团长而已。且有人说他是唐生智的部下，其实哪里算得上，顶多不过是唐生智部下的部下而已。
然而长沙刚刚解放，黄佩甄的前夫便被抓起来了，判了无期徒刑。
最先她住在倒脱靴一号胡涘海那个公馆的楼上。胡涘海是个河南人，经历也颇有些七弯八拐。据说这栋公馆是他一夜豪赌赢来的，但赢了这次之后竟然金盆洗手，从此戒了。因与黄佩甄的前夫是河南老乡，且为故交，便无偿让了一间房子给她暂住。
但人算不如天算，未过几年私房改造成了公房，黄佩甄得给公家缴房租了。
这间房子不算小，十五六平米的样子，门口还隔了间厨房。前几年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她也曾有过身孕，可惜流产了，刚好在丈夫判刑那年。却不知从哪里弄了只猴子跟自己做伴。那个年代，养狗养猫的人都少，养猴者恐怕绝无仅有，黄佩甄偏偏养了一只。有好奇者问过她猴子从哪里弄来的，黄佩甄要么含糊其词，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别人也不便再问。
黄佩甄跟别人交往不多，与我母亲还算知心，有话喜欢跟她讲。
偶尔，母亲也带我去她家坐坐。那猴子顽皮得很，且果然是红屁股。一下从地上跳到床上，一下从床上跳到五屉柜上，片刻都不歇憩。暗地里却用眼睛打量我，分明有些不怀好意。黄佩甄也并不呵斥，随它，只顾跟我母亲细细说话，我在边上却看得兴奋不已。黄佩甄见状，便起身去厨房拿出半截玉米，让我喂它。我掰出一粒向空中抛去，它竟然轻松一跃，张嘴接住。我哈哈大笑，乐此不疲。
还记得黄佩甄屋里的几样家具蛮好看，床和柜子上都雕了花。
有一回，黄佩甄跟我母亲坐在床沿边说话，说着说着忽然哭了起来，肩膀一耸一耸，哭得很伤心。那猴子也懂事，我抛玉米粒，它却不接了，一副有心思的样子，蹲在黄佩甄脚下望着她，眼珠子一动不动。就是那次黄佩甄告诉母亲，她丈夫在牢里死了。得的是痨病，也就是肺结核，吐血不止死了。
黄佩甄原来也算是富裕人家出身，祖上开当铺，挣了些银两。父亲却是个甩手掌柜，且好赌，家道很快中落。不过底子多少还在，黄佩甄日子依旧好过，在家当小姐，结婚做太太，哪里问过什么柴米油盐。
后来却不行了。伪军官丈夫生前给她留了些许积蓄，但几年过去坐吃山空，黄佩甄开始捉襟见肘。她开销大，过日子从来不规划。虽不喝酒，却好喝茶，尤喜龙井，连茶叶也要嚼细吞下。烟瘾又大，两天三包，三天四包。原来有钱时抽大前门，至少抽飞马。继而改抽岳麓山，最后抽红桔，连烟屁股都舍不得丢，积起来卷喇叭筒。茶呢，更只能买点老末叶了。
終于，黄佩甄把家里的猴子送给了动物园。
黄佩甄好面子，不愿让人知道她日渐窘迫，连只猴子都养不起了。偶有邻居问及，便说这家伙越来越放肆，晚上老钻她的被窝，要跟她睡觉。邻居便哈哈大笑，因为知道黄佩甄养的是只公猴。何况那时候，黄佩甄确实风韵犹存，尚具几分姿色。
尤其夏天，穿一件黑色的薄丝绸旗袍，边衩开得极上，走一步白腿一闪，走一步白腿一闪。生一双丹凤眼，眉毛描得既细且弯，手里还夹根香烟。像极了老电影里头资产阶级少奶奶的样子。那时候，只要门外麻石路面有高跟鞋由远及近响过来，就知道，黄佩甄来我家串门了。
这大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事。
黄佩甄仅在私底下跟我母亲倒些苦水。比方说，那只泼猴吃饭，一顿顶得她两顿。香蕉呢，一次要吃三四根，吃得腮帮子鼓鼓的，还拼命塞。还有一回她对我母亲说，大姨妈来了，连草纸也舍不得买，就随便扯点垫床铺的破棉絮将就算了。我在旁边不明白怎么回事，问大姨妈是谁，没看见啊？没想到无端遭母亲一顿呵斥。黄佩甄却在边上拍了拍我的脑袋，笑了起来，说，大姨妈每个月到我这里来一次，昨天走了。
我母亲一时冲动，建议她别租倒脱靴一号那间房子了，并将我家晒楼底下的厨房腾出来，让给黄佩甄住，因为那间厨房原本不用另缴房租。小虽小，但黄佩甄不必花钱，可省下几块钱房租。我们自己家呢，则将晒楼底下的楼梯弯勉强当作了厨房，结果给以后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不便。
从此，黄佩甄跟我家成了同住一栋大屋的近邻。
未料此事很快被房地局的齐梅英知道了，非得收黄佩甄的房租不可。这个堂客是南门口片区的房管员，她的理由是黄佩甄搬进来必须单独立户，原来我家用作厨房只是配套。当然，房租还是比倒脱靴一号那间便宜许多。齐梅英螺丝眼，鲶鱼嘴，走路则如同淮鸭婆，左晃右晃，天生让人讨厌。那些年，因家里兄弟姐妹逐渐长大，读的读小学读的读中学，家境愈来愈差，拖欠房租便慢慢成了常态，齐梅英对我母亲的脸色便愈来愈差。儿时，只要远远看见她迈着淮鸭婆步子从巷口踱进来，心里就害怕，想着母亲又要跟她低声下气赔笑脸了。 至于黄佩甄嫁给吴老倌，却是倒脱靴的治保组长朱四嫂子牵的线。朱四嫂子出身根红苗正，属倒脱靴巷子里少有的无产阶级。丈夫老古是个泥瓦匠，跟吴老倌都是湖北佬，每天收工，必去豫兴久灌二两猫尿，从而结识了吴老倌，两人经常倚着柜台推杯把盏。吴老倌呢，因其驼背，加之一天到晚酒醉迷糊，五十出头了仍光棍一条，在长沙亦无任何亲人。有一回两人酒酣耳热之际，老古忽然动了念头，想将吴老倌与黄佩甄这对孤男寡女撮合在一起，兀自盘算赚吴老倌两瓶酒喝，哪里会去想两个人到底般配不般配。
当然，给黄佩甄传话还得靠堂客朱四嫂子。听说吴老倌许了老公两瓶长沙大曲，朱四嫂子尤其来了劲，她是个特别心痛老公的堂客。平时吃饭，崽女若多夹了点菜，她顺手就是一筷脑壳，说，菜是咽饭的啊！接下来却将菜朝老古饭碗里赶。尽管老古有时喝醉后往死里打她，她哭虽哭，却从不敢计较。
朱四嫂子找到黄佩甄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推心置腹地说了一通。尤其那句“驼背子要什么紧哩，他是无产阶级啊”，最使黄佩甄动心。
黄佩甄那时信任的还是我母亲，便来找她拿主意，说朱四嫂子跟她讲，若跟吴老倌结婚，便从伪军官太太变成了无产阶级家属，还有人养，几多好！母亲呢，终归觉得不妥，又说不出十足的理由，只好说，你们两个，合得来不？黄佩甄却说，都到这步田地了，还有什么合得来合不来？
母亲当然无话可说了。
朱四嫂子安排黄佩甄跟吴老倌见了一面后，事情很快定了下来。老古的两瓶长沙大曲也到了手。未承想黄佩甄横生枝节，还要拉了朱四嫂子跟我母亲做证人，说要给吴老倌约法三章，每月、每天、每晚，若不答应，便不结婚：第一，每月工资如数上缴。第二，每天只许喝一次酒，顶多两次。第三，每晚睡觉两个人不能睡一头，嫌他口臭。
“你不晓得呢，隔哒桌子好远都闻得到口臭！” 黄佩甄说。
“那睡脚档头，他的脚朝哒你，你不又会嫌他脚臭？”朱四嫂子却乜了黄佩甄一眼，“你这种资产阶级小姐的毛病啊，一定要改！”
母亲夹在中间有些尴尬，不过觉得朱四嫂子讲的是实在话，便附和了几句。其实朱四嫂子跟我母亲曾有点小过节。街道上办扫盲班那年，我母亲任过兼职老师。街道上十几个文盲里头，只有朱四嫂子识字最慢，字也经常写错，且屡教不改。可能我母亲有点嫌弃她，朱四嫂子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回母亲附和朱四嫂子，也有想缓和一下关系的意思吧。
处男吴老倌呢，却生怕婚事有变，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二话不说，满口酒气地将约法三章应承下来。不过也提了个要求，不准黄佩甄再穿旗袍与高跟鞋。他也晓得，这副样子两个人出门，对比太强烈，肯定遭人奚落。黄佩甄明白吴老倌的意思，就坡下驴也答应了。因为她心里清楚，自己这样打扮，越来越不见容于当下的社会了。加之本身的行头，包括耳环戒指什么的，已经变卖殆尽，所剩衣物仅供换洗，且日趋破旧，于是顺势提出要吴老倌给她置两身新衣服，吴老倌不得不答应了。
自从改嫁给吴老倌，黄佩甄的日子显然好过了许多。大前门抽不起，至少飞马还是抽得起了。吴老倌也过得想，他原本无房，多年来一直睡豫兴久铺子里的柜台，自从跟黄佩甄结了婚，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倒脱靴十号，总算是有家有室的人了。据说约法三章最终亦形同虚设，譬如从工资里扣几块私房钱，黄佩甄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至于上班时喝上二两，黄佩甄更管不着。晚上呢，吴老倌屡屡趁酒兴霸王硬上弓，黄佩甄也只得捂住嘴巴，半推半就，快快完事便罢。
在骨子里，黄佩甄当然看不起吴老倌。首先形象上就跟她那位伪军官前夫判若云泥。前夫相貌堂堂风流倜傥，颇像电影《红日》里头的国民党师长张灵甫。吴老倌却驼背鸡胸加酒糟鼻，形容猥琐。热天里还偏生喜欢打赤膊，一条五米开外都能闻到酸汗气的罗卜手巾，永远湿漉漉地搭在肩上，再加一条裤裆无比硕大的扎兜裤。长沙人将其称作“一、二、三”（即系裤时将裤头左边用力一折，右边用力一折，然后一卷，三下即可，无需裤带。），若扮演卖炊饼的武大郎绝对不用化装，还可自备服装道具。
于是结婚后不久两个人就开始吵架，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当然多为琐事。如黄佩甄爱干净，吴老倌偏生邋遢。有回喝醉，竟然故意扯下黃佩甄的洗脸手巾抹脚。黄佩甄气极，止不住大骂：“你这副臭德性，旧社会跟老子老公做勤务兵，老子都不要！”吴老倌不信邪，也扯起颈根筋爆爆地用湖北腔回嘴：“老子是新社会的无产阶级，老子还怕你这个旧社会的伪军官太太？”
然而吵归吵，两个人日子照样得过。偶尔吴老倌用荷叶包回来几样腊味，黄佩甄也乘兴陪吴老倌喝上一小盅。这日子一过便是若干年。
后来“文革”开始了。没隔几年，我也到一家街道工厂当学徒了。无产阶级的吴老倌，以及南门口的豫兴久腊味店，留给我的印象一直蛮深。
那些年里，每月逢发工资，工厂里的几个青工喜欢约在一起，光顾一下豫兴久。说是腊味店，靠墙却摆了三四张小桌、几条板凳，供人喝酒聊天。不过我们买不起腊味，连腊猪耳朵都买不起，只能每人来二两最便宜的散装白酒，俗称“闷头春”。九分钱一两，就一碟兰花豆一碟鱼皮花生，唾沫横飞地扯卵谈。
尤其热爱给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年轻妹子打分。甲说这个妹子奶子大，乙说那个妹子屁股圆，且常常因丰满与苗条之类的审美分歧而争得面红耳赤。
当然也经常看见吴老倌打赤膊，前凹后凸，肩上搭着那条罗卜手巾，在柜台里外汗流浃背搬东搬西。得空便倚着柜台抿几口酒，一边背起喉咙指手画脚跟人讲话，远远听去，还以为在跟人吵架。豫兴久是一家可卖零酒零烟的铺子，连茅台都可拆零，最少可打一两，烟亦可拆包，最少可买两根。在此喝酒者大多都是“苦力的干活”，以砌木匠、搬运工居多。墙壁上常年贴着一张醒目的告示：
工余之暇稍饮一杯，可以振奋精神，恢复疲劳，但不可过量！
不无幽默的是，这张告示下屡屡东倒西歪躺着几个醉汉。偶尔也见过朱四嫂子的丈夫老古，倚在地上鼾声如雷。
再说黄佩甄，既然变成了无产阶级家属，也开始积极追求进步了，跟朱四嫂子也走得近了，且时不时炒两个菜，请她到屋里打打牙祭。与我母亲则慢慢疏远了。她还领着一帮堂客跳忠字舞，地点就在倒脱靴十号的堂屋里。当时堂屋尚未被几家住户蚕食，还算宽敞。正面墙上搭了个忠字台，跳忠字舞。 忠字舞先是由黄佩甄示范。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顶军帽一件军装，但穿在身上总显得不伦不类。跨几步，退几步，然后停下，摆腰提臀兼扭屁股，节奏感极强。我在边上看过几次，越看越觉得那舞姿像极了反特电影里女特务跳的舞，不过由国民党的呢子军装变成了解放军的布军装而已。
倒也无人质疑。一帮堂客呢更无感觉，只顾手捧语录大声唱，学着黄佩甄摆腰提臀扭屁股，动作三不六齐，歌也唱得荒腔走调，哪里比得上黄佩甄。
至于朱四嫂子有好几回怂恿黄佩甄检举母亲，倒并非意料之外的事，她晓得黄佩甄曾与母亲交往密切。黄佩甄感觉有些压力，却检举不出什么新鲜名堂。因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在单位监督改造不准回家早已家喻户晓。黄佩甄挖空心思，忽然想起来有件事情可以揭发，即母亲曾与她扯过闲谈，说年轻时候父亲在重庆就读的那所大学，属国军性质，蒋介石曾兼任该校校长。有次蒋介石到学校视察并作演讲，作为家属，母亲去大礼堂参加了旁听。想到此处，黄佩甄不禁兴奋起来，赶紧向朱四嫂子汇报。此事虽然不假，但从黄佩甄嘴里出来，却变成了母亲受到过蒋介石的亲自接见，乃至街道革委会将母亲五花大绑捆走，且批斗多次。母亲百口莫辩，还挨了顿打，从此与黄佩甄形同路人。
黄佩甄那时一度春风得意，但可以看出，她也开始尽量回避母亲。
应该是一九六八年秋季的某天吧，吴老倌突然死了。那天刚好是我二哥下乡当知青的日子。天尚未亮，二哥已收拾行装准备出发，院子里忽地传来黄佩甄惊恐的惨叫声。母亲赶紧要二哥敲开黄佩甄的房门，发现吴老倌脑壳朝床尾躺着，嘴巴半张，露出一截舌頭，人却没有了呼吸。地上一大摊呕吐物，屋子里则充满了难闻的酒馊味。
据医生分析，吴老倌系死于醉酒后引起的心肌梗死。
后来殓尸，吴老倌僵硬的尸体搁在门板上，加之驼背，怎么也放不平。这头摁下去那头翘起来，那头摁下去这头翘起来。两个殓尸者发了一通牢骚，费了好大力气才给吴老倌换了套寿衣，塞进一个长匣子里。黄佩甄给了他们每人一包烟，洒了几把真假参半的眼泪，草草将吴老倌送去火葬场烧了。
从此，黄佩甄再度失去经济依靠，生活又重新陷入了困境。她几乎变卖了所有的家当。依现在看来还真有几样好东西，如那张西式床，还有那张梳妆台跟五屉柜，都是紫檀木的，都雕了花，可惜那时并不值钱。几样东西搬走后，便是地地道道的家徒四壁了。
仅用两张板凳一副门板搭了张床铺。
那时黄佩甄已年近五十，昔时容颜早已不再。且因为吴老倌死了，莫明其妙的，黄佩甄的无产阶级家属成分似乎变得不地道了，好像还有人说她是打入无产阶级内部的异己分子。更有甚者，多年前她跟吴老倌吵架时骂的狠话也被翻了出来，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反动话了。
幸亏治保组长朱四嫂子倒似乎未刻意整她，只是态度鲜明地跟她划清了界限。加之巷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人喜欢黄佩甄，于是她几乎陷入绝对孤立的境地。
先前还可以找我母亲说说话，现在她知趣，从另一个角度回避母亲了。常常一个人在街道上游荡，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继而逢人便傻笑，样子却有些吓人。且边走边捡拾地上的烟蒂。每每捡到若干个，便细细撕开，揉碎，用废报纸卷成喇叭筒，划火柴点燃，很夸张地跷着兰花指抽，还徐徐地吐着烟圈，一副很是惬意的样子。
不得不说，黄佩甄抽起烟来依旧派头十足。
就这样，黄佩甄精神慢慢失常了，搞得母亲又对她心生怜悯，几次悄悄拉她到家里，让她洗把热水脸，喝口热水，有空还替她收拾一下屋子。那间原本是我家厨房的小屋子，多年来一直被黄佩甄收拾得干干净净，最后竟脏得一塌糊涂，连毛巾都只剩下一条，洗脸洗脚都是它。
却有人说她是装疯，借此逃避本来应对她进行的批斗。这些言语是否被传到黄佩甄耳中，不知道。大家知道的仅仅是，黄佩甄的精神病愈来愈严重了。有一回，她竟然一边抽喇叭筒，一边唱起黄色歌曲来：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搞得巷子里一群细伢子跟着她前前后后跑，她却毫不在意，用尖尖细细的声音一直唱，一直唱。
就在那天晚上，黄佩甄上吊自杀了。她撕破床单，将其搓成一根粗布带，绕过窗棂系在颈根上，再一脚蹬翻椅子。最初是母亲发现的，早上起来她路过小屋窗下，发觉那根白布带有些不对劲，便去推房门，却见黄佩甄斜钭地悬在半空。母亲吓得大叫，我赶紧跑了过去。
黄佩甄是换了那条黑色的薄丝绸旗袍吊死的，两条腿便尤其显得苍白。当时我颇有几分诧异，黄佩甄何以要换上那件黑旗袍自杀呢，好多年没见她再穿过呀。此外，那张用门板搭就的床铺上，因为没有了床单，垫床用的破旧棉絮愈发抢眼，且缺损了小半边，边缘也不甚齐整，分明是被人撕扯过的痕迹。
母亲怔怔地看着那床破棉絮，突然捂住嘴，哭出声来。
至于后事呢，只能由派出所处理了。
没过多少天，那间小屋便被街道上安排了一个单身汉住进去。听说是个刚刚释放的劳改犯，姓周。后来又陆陆续续换了几家租户，或姓刘，或姓李，都有些故事。总之很多年过去，那间原本属于我家的厨房，便一直再未还给我家——直到倒脱靴十号终于被拆迁。
责编：郑小琼
尽管没出什么不得了的人物，但最初的居民大都住的单家独院，公馆房子也有六七栋吧，不大不小的资本家还是住了好几个。如民生厚的老板、太平洋的老板、百福斋的老板、天伦造纸厂的厂长，等等，在老长沙城里还算排得上号。再加上国民党某师师长、“隐藏得很深”的历史反革命之流，以及另外一些背景及来历均颇为复杂的人家，当然就抄得风生水起了。
各家各户多少抄出了点家财并不令人意外，但听闻从龙老师家里抄出了孙中山的一张手迹，上书“博爱”两字，却令巷子里的人吃了一惊。龙老师夫妇在倒脱靴居住了二十多年，为人低调，谁也不知道她是湖南近现代史上著名人物龙璋的孙女。而那张孙中山的手迹，便是题赠给她祖父的。至于随龙老师住在一起的养母，一个很少言语的瘦小老太太，竟然是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的曾外孙女，叫许佩琅，却是我近些年才知道的。
所以铁道学院的红卫兵在倒脱靴巷口扯了条白布横幅，上头写着几个墨汁淋漓的大字——“资产阶级的老巢窝”，如今想起来，也似不为过。
孰料住在我家晒楼底下小屋里的伪军官太太黄佩甄，却侥幸逃过一劫。究其因，却原来是丈夫在牢里死了，且因黄佩甄生计无着，没过几年便改嫁给了南门口豫兴久腊味店里的勤杂工吴老倌，一个驼背兼酒鬼，黄佩甄摇身一变，成了无产阶级家属。巷子里便有人说，黄佩甄的前头老公死得及时，后头老公也找得及时。话虽然刻薄，倒也是事实。
说黄佩甄是伪军官太太，她丈夫官当得并不大，不过伪团长而已。且有人说他是唐生智的部下，其实哪里算得上，顶多不过是唐生智部下的部下而已。
然而长沙刚刚解放，黄佩甄的前夫便被抓起来了，判了无期徒刑。
最先她住在倒脱靴一号胡涘海那个公馆的楼上。胡涘海是个河南人，经历也颇有些七弯八拐。据说这栋公馆是他一夜豪赌赢来的，但赢了这次之后竟然金盆洗手，从此戒了。因与黄佩甄的前夫是河南老乡，且为故交，便无偿让了一间房子给她暂住。
但人算不如天算，未过几年私房改造成了公房，黄佩甄得给公家缴房租了。
这间房子不算小，十五六平米的样子，门口还隔了间厨房。前几年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她也曾有过身孕，可惜流产了，刚好在丈夫判刑那年。却不知从哪里弄了只猴子跟自己做伴。那个年代，养狗养猫的人都少，养猴者恐怕绝无仅有，黄佩甄偏偏养了一只。有好奇者问过她猴子从哪里弄来的，黄佩甄要么含糊其词，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别人也不便再问。
黄佩甄跟别人交往不多，与我母亲还算知心，有话喜欢跟她讲。
偶尔，母亲也带我去她家坐坐。那猴子顽皮得很，且果然是红屁股。一下从地上跳到床上，一下从床上跳到五屉柜上，片刻都不歇憩。暗地里却用眼睛打量我，分明有些不怀好意。黄佩甄也并不呵斥，随它，只顾跟我母亲细细说话，我在边上却看得兴奋不已。黄佩甄见状，便起身去厨房拿出半截玉米，让我喂它。我掰出一粒向空中抛去，它竟然轻松一跃，张嘴接住。我哈哈大笑，乐此不疲。
还记得黄佩甄屋里的几样家具蛮好看，床和柜子上都雕了花。
有一回，黄佩甄跟我母亲坐在床沿边说话，说着说着忽然哭了起来，肩膀一耸一耸，哭得很伤心。那猴子也懂事，我抛玉米粒，它却不接了，一副有心思的样子，蹲在黄佩甄脚下望着她，眼珠子一动不动。就是那次黄佩甄告诉母亲，她丈夫在牢里死了。得的是痨病，也就是肺结核，吐血不止死了。
黄佩甄原来也算是富裕人家出身，祖上开当铺，挣了些银两。父亲却是个甩手掌柜，且好赌，家道很快中落。不过底子多少还在，黄佩甄日子依旧好过，在家当小姐，结婚做太太，哪里问过什么柴米油盐。
后来却不行了。伪军官丈夫生前给她留了些许积蓄，但几年过去坐吃山空，黄佩甄开始捉襟见肘。她开销大，过日子从来不规划。虽不喝酒，却好喝茶，尤喜龙井，连茶叶也要嚼细吞下。烟瘾又大，两天三包，三天四包。原来有钱时抽大前门，至少抽飞马。继而改抽岳麓山，最后抽红桔，连烟屁股都舍不得丢，积起来卷喇叭筒。茶呢，更只能买点老末叶了。
終于，黄佩甄把家里的猴子送给了动物园。
黄佩甄好面子，不愿让人知道她日渐窘迫，连只猴子都养不起了。偶有邻居问及，便说这家伙越来越放肆，晚上老钻她的被窝，要跟她睡觉。邻居便哈哈大笑，因为知道黄佩甄养的是只公猴。何况那时候，黄佩甄确实风韵犹存，尚具几分姿色。
尤其夏天，穿一件黑色的薄丝绸旗袍，边衩开得极上，走一步白腿一闪，走一步白腿一闪。生一双丹凤眼，眉毛描得既细且弯，手里还夹根香烟。像极了老电影里头资产阶级少奶奶的样子。那时候，只要门外麻石路面有高跟鞋由远及近响过来，就知道，黄佩甄来我家串门了。
这大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事。
黄佩甄仅在私底下跟我母亲倒些苦水。比方说，那只泼猴吃饭，一顿顶得她两顿。香蕉呢，一次要吃三四根，吃得腮帮子鼓鼓的，还拼命塞。还有一回她对我母亲说，大姨妈来了，连草纸也舍不得买，就随便扯点垫床铺的破棉絮将就算了。我在旁边不明白怎么回事，问大姨妈是谁，没看见啊？没想到无端遭母亲一顿呵斥。黄佩甄却在边上拍了拍我的脑袋，笑了起来，说，大姨妈每个月到我这里来一次，昨天走了。
我母亲一时冲动，建议她别租倒脱靴一号那间房子了，并将我家晒楼底下的厨房腾出来，让给黄佩甄住，因为那间厨房原本不用另缴房租。小虽小，但黄佩甄不必花钱，可省下几块钱房租。我们自己家呢，则将晒楼底下的楼梯弯勉强当作了厨房，结果给以后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不便。
从此，黄佩甄跟我家成了同住一栋大屋的近邻。
未料此事很快被房地局的齐梅英知道了，非得收黄佩甄的房租不可。这个堂客是南门口片区的房管员，她的理由是黄佩甄搬进来必须单独立户，原来我家用作厨房只是配套。当然，房租还是比倒脱靴一号那间便宜许多。齐梅英螺丝眼，鲶鱼嘴，走路则如同淮鸭婆，左晃右晃，天生让人讨厌。那些年，因家里兄弟姐妹逐渐长大，读的读小学读的读中学，家境愈来愈差，拖欠房租便慢慢成了常态，齐梅英对我母亲的脸色便愈来愈差。儿时，只要远远看见她迈着淮鸭婆步子从巷口踱进来，心里就害怕，想着母亲又要跟她低声下气赔笑脸了。 至于黄佩甄嫁给吴老倌，却是倒脱靴的治保组长朱四嫂子牵的线。朱四嫂子出身根红苗正，属倒脱靴巷子里少有的无产阶级。丈夫老古是个泥瓦匠，跟吴老倌都是湖北佬，每天收工，必去豫兴久灌二两猫尿，从而结识了吴老倌，两人经常倚着柜台推杯把盏。吴老倌呢，因其驼背，加之一天到晚酒醉迷糊，五十出头了仍光棍一条，在长沙亦无任何亲人。有一回两人酒酣耳热之际，老古忽然动了念头，想将吴老倌与黄佩甄这对孤男寡女撮合在一起，兀自盘算赚吴老倌两瓶酒喝，哪里会去想两个人到底般配不般配。
当然，给黄佩甄传话还得靠堂客朱四嫂子。听说吴老倌许了老公两瓶长沙大曲，朱四嫂子尤其来了劲，她是个特别心痛老公的堂客。平时吃饭，崽女若多夹了点菜，她顺手就是一筷脑壳，说，菜是咽饭的啊！接下来却将菜朝老古饭碗里赶。尽管老古有时喝醉后往死里打她，她哭虽哭，却从不敢计较。
朱四嫂子找到黄佩甄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推心置腹地说了一通。尤其那句“驼背子要什么紧哩，他是无产阶级啊”，最使黄佩甄动心。
黄佩甄那时信任的还是我母亲，便来找她拿主意，说朱四嫂子跟她讲，若跟吴老倌结婚，便从伪军官太太变成了无产阶级家属，还有人养，几多好！母亲呢，终归觉得不妥，又说不出十足的理由，只好说，你们两个，合得来不？黄佩甄却说，都到这步田地了，还有什么合得来合不来？
母亲当然无话可说了。
朱四嫂子安排黄佩甄跟吴老倌见了一面后，事情很快定了下来。老古的两瓶长沙大曲也到了手。未承想黄佩甄横生枝节，还要拉了朱四嫂子跟我母亲做证人，说要给吴老倌约法三章，每月、每天、每晚，若不答应，便不结婚：第一，每月工资如数上缴。第二，每天只许喝一次酒，顶多两次。第三，每晚睡觉两个人不能睡一头，嫌他口臭。
“你不晓得呢，隔哒桌子好远都闻得到口臭！” 黄佩甄说。
“那睡脚档头，他的脚朝哒你，你不又会嫌他脚臭？”朱四嫂子却乜了黄佩甄一眼，“你这种资产阶级小姐的毛病啊，一定要改！”
母亲夹在中间有些尴尬，不过觉得朱四嫂子讲的是实在话，便附和了几句。其实朱四嫂子跟我母亲曾有点小过节。街道上办扫盲班那年，我母亲任过兼职老师。街道上十几个文盲里头，只有朱四嫂子识字最慢，字也经常写错，且屡教不改。可能我母亲有点嫌弃她，朱四嫂子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回母亲附和朱四嫂子，也有想缓和一下关系的意思吧。
处男吴老倌呢，却生怕婚事有变，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二话不说，满口酒气地将约法三章应承下来。不过也提了个要求，不准黄佩甄再穿旗袍与高跟鞋。他也晓得，这副样子两个人出门，对比太强烈，肯定遭人奚落。黄佩甄明白吴老倌的意思，就坡下驴也答应了。因为她心里清楚，自己这样打扮，越来越不见容于当下的社会了。加之本身的行头，包括耳环戒指什么的，已经变卖殆尽，所剩衣物仅供换洗，且日趋破旧，于是顺势提出要吴老倌给她置两身新衣服，吴老倌不得不答应了。
自从改嫁给吴老倌，黄佩甄的日子显然好过了许多。大前门抽不起，至少飞马还是抽得起了。吴老倌也过得想，他原本无房，多年来一直睡豫兴久铺子里的柜台，自从跟黄佩甄结了婚，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倒脱靴十号，总算是有家有室的人了。据说约法三章最终亦形同虚设，譬如从工资里扣几块私房钱，黄佩甄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至于上班时喝上二两，黄佩甄更管不着。晚上呢，吴老倌屡屡趁酒兴霸王硬上弓，黄佩甄也只得捂住嘴巴，半推半就，快快完事便罢。
在骨子里，黄佩甄当然看不起吴老倌。首先形象上就跟她那位伪军官前夫判若云泥。前夫相貌堂堂风流倜傥，颇像电影《红日》里头的国民党师长张灵甫。吴老倌却驼背鸡胸加酒糟鼻，形容猥琐。热天里还偏生喜欢打赤膊，一条五米开外都能闻到酸汗气的罗卜手巾，永远湿漉漉地搭在肩上，再加一条裤裆无比硕大的扎兜裤。长沙人将其称作“一、二、三”（即系裤时将裤头左边用力一折，右边用力一折，然后一卷，三下即可，无需裤带。），若扮演卖炊饼的武大郎绝对不用化装，还可自备服装道具。
于是结婚后不久两个人就开始吵架，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当然多为琐事。如黄佩甄爱干净，吴老倌偏生邋遢。有回喝醉，竟然故意扯下黃佩甄的洗脸手巾抹脚。黄佩甄气极，止不住大骂：“你这副臭德性，旧社会跟老子老公做勤务兵，老子都不要！”吴老倌不信邪，也扯起颈根筋爆爆地用湖北腔回嘴：“老子是新社会的无产阶级，老子还怕你这个旧社会的伪军官太太？”
然而吵归吵，两个人日子照样得过。偶尔吴老倌用荷叶包回来几样腊味，黄佩甄也乘兴陪吴老倌喝上一小盅。这日子一过便是若干年。
后来“文革”开始了。没隔几年，我也到一家街道工厂当学徒了。无产阶级的吴老倌，以及南门口的豫兴久腊味店，留给我的印象一直蛮深。
那些年里，每月逢发工资，工厂里的几个青工喜欢约在一起，光顾一下豫兴久。说是腊味店，靠墙却摆了三四张小桌、几条板凳，供人喝酒聊天。不过我们买不起腊味，连腊猪耳朵都买不起，只能每人来二两最便宜的散装白酒，俗称“闷头春”。九分钱一两，就一碟兰花豆一碟鱼皮花生，唾沫横飞地扯卵谈。
尤其热爱给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年轻妹子打分。甲说这个妹子奶子大，乙说那个妹子屁股圆，且常常因丰满与苗条之类的审美分歧而争得面红耳赤。
当然也经常看见吴老倌打赤膊，前凹后凸，肩上搭着那条罗卜手巾，在柜台里外汗流浃背搬东搬西。得空便倚着柜台抿几口酒，一边背起喉咙指手画脚跟人讲话，远远听去，还以为在跟人吵架。豫兴久是一家可卖零酒零烟的铺子，连茅台都可拆零，最少可打一两，烟亦可拆包，最少可买两根。在此喝酒者大多都是“苦力的干活”，以砌木匠、搬运工居多。墙壁上常年贴着一张醒目的告示：
工余之暇稍饮一杯，可以振奋精神，恢复疲劳，但不可过量！
不无幽默的是，这张告示下屡屡东倒西歪躺着几个醉汉。偶尔也见过朱四嫂子的丈夫老古，倚在地上鼾声如雷。
再说黄佩甄，既然变成了无产阶级家属，也开始积极追求进步了，跟朱四嫂子也走得近了，且时不时炒两个菜，请她到屋里打打牙祭。与我母亲则慢慢疏远了。她还领着一帮堂客跳忠字舞，地点就在倒脱靴十号的堂屋里。当时堂屋尚未被几家住户蚕食，还算宽敞。正面墙上搭了个忠字台，跳忠字舞。 忠字舞先是由黄佩甄示范。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顶军帽一件军装，但穿在身上总显得不伦不类。跨几步，退几步，然后停下，摆腰提臀兼扭屁股，节奏感极强。我在边上看过几次，越看越觉得那舞姿像极了反特电影里女特务跳的舞，不过由国民党的呢子军装变成了解放军的布军装而已。
倒也无人质疑。一帮堂客呢更无感觉，只顾手捧语录大声唱，学着黄佩甄摆腰提臀扭屁股，动作三不六齐，歌也唱得荒腔走调，哪里比得上黄佩甄。
至于朱四嫂子有好几回怂恿黄佩甄检举母亲，倒并非意料之外的事，她晓得黄佩甄曾与母亲交往密切。黄佩甄感觉有些压力，却检举不出什么新鲜名堂。因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在单位监督改造不准回家早已家喻户晓。黄佩甄挖空心思，忽然想起来有件事情可以揭发，即母亲曾与她扯过闲谈，说年轻时候父亲在重庆就读的那所大学，属国军性质，蒋介石曾兼任该校校长。有次蒋介石到学校视察并作演讲，作为家属，母亲去大礼堂参加了旁听。想到此处，黄佩甄不禁兴奋起来，赶紧向朱四嫂子汇报。此事虽然不假，但从黄佩甄嘴里出来，却变成了母亲受到过蒋介石的亲自接见，乃至街道革委会将母亲五花大绑捆走，且批斗多次。母亲百口莫辩，还挨了顿打，从此与黄佩甄形同路人。
黄佩甄那时一度春风得意，但可以看出，她也开始尽量回避母亲。
应该是一九六八年秋季的某天吧，吴老倌突然死了。那天刚好是我二哥下乡当知青的日子。天尚未亮，二哥已收拾行装准备出发，院子里忽地传来黄佩甄惊恐的惨叫声。母亲赶紧要二哥敲开黄佩甄的房门，发现吴老倌脑壳朝床尾躺着，嘴巴半张，露出一截舌頭，人却没有了呼吸。地上一大摊呕吐物，屋子里则充满了难闻的酒馊味。
据医生分析，吴老倌系死于醉酒后引起的心肌梗死。
后来殓尸，吴老倌僵硬的尸体搁在门板上，加之驼背，怎么也放不平。这头摁下去那头翘起来，那头摁下去这头翘起来。两个殓尸者发了一通牢骚，费了好大力气才给吴老倌换了套寿衣，塞进一个长匣子里。黄佩甄给了他们每人一包烟，洒了几把真假参半的眼泪，草草将吴老倌送去火葬场烧了。
从此，黄佩甄再度失去经济依靠，生活又重新陷入了困境。她几乎变卖了所有的家当。依现在看来还真有几样好东西，如那张西式床，还有那张梳妆台跟五屉柜，都是紫檀木的，都雕了花，可惜那时并不值钱。几样东西搬走后，便是地地道道的家徒四壁了。
仅用两张板凳一副门板搭了张床铺。
那时黄佩甄已年近五十，昔时容颜早已不再。且因为吴老倌死了，莫明其妙的，黄佩甄的无产阶级家属成分似乎变得不地道了，好像还有人说她是打入无产阶级内部的异己分子。更有甚者，多年前她跟吴老倌吵架时骂的狠话也被翻了出来，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反动话了。
幸亏治保组长朱四嫂子倒似乎未刻意整她，只是态度鲜明地跟她划清了界限。加之巷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人喜欢黄佩甄，于是她几乎陷入绝对孤立的境地。
先前还可以找我母亲说说话，现在她知趣，从另一个角度回避母亲了。常常一个人在街道上游荡，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继而逢人便傻笑，样子却有些吓人。且边走边捡拾地上的烟蒂。每每捡到若干个，便细细撕开，揉碎，用废报纸卷成喇叭筒，划火柴点燃，很夸张地跷着兰花指抽，还徐徐地吐着烟圈，一副很是惬意的样子。
不得不说，黄佩甄抽起烟来依旧派头十足。
就这样，黄佩甄精神慢慢失常了，搞得母亲又对她心生怜悯，几次悄悄拉她到家里，让她洗把热水脸，喝口热水，有空还替她收拾一下屋子。那间原本是我家厨房的小屋子，多年来一直被黄佩甄收拾得干干净净，最后竟脏得一塌糊涂，连毛巾都只剩下一条，洗脸洗脚都是它。
却有人说她是装疯，借此逃避本来应对她进行的批斗。这些言语是否被传到黄佩甄耳中，不知道。大家知道的仅仅是，黄佩甄的精神病愈来愈严重了。有一回，她竟然一边抽喇叭筒，一边唱起黄色歌曲来：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搞得巷子里一群细伢子跟着她前前后后跑，她却毫不在意，用尖尖细细的声音一直唱，一直唱。
就在那天晚上，黄佩甄上吊自杀了。她撕破床单，将其搓成一根粗布带，绕过窗棂系在颈根上，再一脚蹬翻椅子。最初是母亲发现的，早上起来她路过小屋窗下，发觉那根白布带有些不对劲，便去推房门，却见黄佩甄斜钭地悬在半空。母亲吓得大叫，我赶紧跑了过去。
黄佩甄是换了那条黑色的薄丝绸旗袍吊死的，两条腿便尤其显得苍白。当时我颇有几分诧异，黄佩甄何以要换上那件黑旗袍自杀呢，好多年没见她再穿过呀。此外，那张用门板搭就的床铺上，因为没有了床单，垫床用的破旧棉絮愈发抢眼，且缺损了小半边，边缘也不甚齐整，分明是被人撕扯过的痕迹。
母亲怔怔地看着那床破棉絮，突然捂住嘴，哭出声来。
至于后事呢，只能由派出所处理了。
没过多少天，那间小屋便被街道上安排了一个单身汉住进去。听说是个刚刚释放的劳改犯，姓周。后来又陆陆续续换了几家租户，或姓刘，或姓李，都有些故事。总之很多年过去，那间原本属于我家的厨房，便一直再未还给我家——直到倒脱靴十号终于被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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