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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之中的挑战终成现实，“稳增长”在2012年初变成不可回避的宏观难题。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全国宏观经济数据。初步测算全年GDP为47156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2％。而全年GDP呈逐季回落的态势，其中四季度8.9％的GDP增速创近两年来新低点。
好消息是，9.2％的年度经济增速略高于市场预期。分析人士认为，尽管此前公布的2011年CPI同比涨5.4％，超过年初设定的4％调控目标，但是结合此次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来看，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在2011年事实上得到缓解，展望2012年，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有所降低。受年度经济数据好于预期等因素影响，当日沪深两市涨幅超4％。
近虑虽无，远忧尚存。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1月17日指出，尽管2012年存在着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诸多积极因素，但受劳动力、土地以及矿产品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的因素影响，物价中长期上涨的压力仍然存在。
这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判断基本一致。行长周小川此前表示，2012年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环保成本因素长期存在，又逢地方政府换届，各地推动城镇化、工业化的热情都很高，因此对通胀仍不能掉以轻心。
展望2012年，比通胀压力更大的仍然是“稳增长”挑战。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比较严峻，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欧元区经济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有可能是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美国经济尽管比预料的略好一点，仍然非常低迷、乏力。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
面对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国内的情况也有诸多隐忧。多数研究机构认为，2012年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风险不少，除物价上涨的中长期压力外，部分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生产经营仍然困难，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但节能减排的形势依然严峻。
“2012年，无论从国际经济环境还是国内环境来看，都是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一年，要增强忧患意识。”马建堂在17日的数据发布会上说。而这也 是1月初以来，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普遍看法，有所不同的是，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以及实施的侧重点是什么？
无论政策如何调整，“稳增长”将始终是2012年中国经济的核心关键词。
增速下滑推手
风起于青萍之末。对于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各方面并非全无心理预期。
不少市场人士表示，去年四季度GDP放缓到“8”字打头，季度形势显示经济逐级下行风险增加，不乏实体经济进入紧缩区间的预期。在通胀风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人们的滞胀之忧又起，其中核心在于中国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拖累。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8％。交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陆志明认为，由于欧盟深受债务危机困扰，美日经济复苏尚未稳固，短期消费提升作用有限；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与通胀压力同步下调，中国外部出口环境仍非常严峻。此外，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也是出口乏力的主因之一。
麻烦的是，这种不利状况在2012年很难有根本改善。中国海关总署1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进出口增速延续下行趋势，双双创下逾两年来的低点。根据阿里巴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8％的受调查企业表示其出口订单同比有所下降。
其中，欧盟地区是情况恶化最快的市场，46％的受调查企业反映来自欧盟的出口订单下降，紧随其后的是来自美国的出口订单(45％)和来自日本的出口订单(43％)，“目前出口型中小企业的订单状况和历史上最困难的2008年四季度类似，但订单下滑的趋势尚未见底”。
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也向《财经》记者介绍说，从他所了解的当地情况来看，2011年比2010年出口下浮了10％左右，今年出口企业外贸下滑形势不容乐观，“我认为还会持续下滑，至少还会下滑10％以上”。周德文表示，受欧美订单锐减的影响，很多出口企业处于半停工或倒闭状态。为了缓解目前的局面，不少企业开始积极拓展如非洲、拉丁美洲、南美洲以及太平洋一些岛国等新兴市场。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经济专家表示，外需疲软导致出口低迷在很长一段时间将成为常态。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降至2％左右，出口作为一个经济增长引擎的动力在减弱。
进一步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2010年回落5.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比上年回落5.7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比上年回落24.4个百分点。在外需下降明显、而投资受房地产深度调控等多重因素影响进一步减速的情况下，经济呈现下行趋势，若无有力的对策出台，2012年恐怕难以保持2011年的较高增长速度。
宏源证券宏观策略高级分析师秦培景对《财经》记者分析称，2012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经济将继续回落，“上半年经济下行的趋势比较确立，这个预期也是有一致性的。”中金公司、中信证券等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亦印证了上述判断。
增长放缓喜忧
按中国所能承受的能源、资源因素，经济增长适度放缓也许并非坏事。
马建堂17日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调控取得明显成效，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在国际环境堪忧的大背景下。2011年GDP逐季回落有主动调控的因素在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宏调目标，“中央把控制物价摆在宏观调控的首要位置，所以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这些宏观调控措施逐步见效，自然经济增速也会逐步回落。”
《财经》记者获悉，从决策层意图来看，高速增长适度回落是可以接受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此前表示，经济增速放缓正如一个人的发育，在青春期迅速抽条长个儿，以后就会逐步稳定下来。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在持续高增长了30年后，今后8％－9％的增长应该是常态，而且越往后越会逐步降低，这符合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2012年中国各地GDP目标的 “东西分化”，也提供了新的佐证。浙江、广东两省2012年GDP增长目标为8.5％，较2011年目标下调0.5个百分点。北京、上海两市的经济增速均预设为8％左右。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解释说，增长率设定在8％左右，主要是考虑引导各方面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到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来。
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也表示，做好了上海2011年GDP全国倒数第一的思想准备，“因为转型过程当中会经历阵痛期，新的增长点还没完全成熟，但是旧的增长点要主动放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经济增长的降速、财政收入的减少，包括企业的外移”。他认为应该更多地分析如何应对阵痛期，增加转型的持续性。
转型挑战对于北京、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是类似的挑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胡永刚对《财经》记者说，结合上海实际情况，靠原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随着人均成本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现在上海要拉动GDP一个点，要靠很多投资才能做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近期表示，全球经济低迷虽然对于中国是挑战，但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讲的就是两件事：一是过度依赖投资；二是过度依赖外需”。
虽然分析侧重有所不同，但对高速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学者们基本表示理解。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亦指出，从现在经济走势来看，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下行是必然的，2012年总的来说应该是一个调整之年，而不应该是一个保增长之年。
稳增长稳中求胜
不过，对于2012年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业界存在不同看法。与此前压倒性的呼吁刺激国内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有所不同，新的关于投资增长的呼声近期明显增加。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8％，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2％，位列“三驾马车”之首，表明中国经济投资拉动型增长特征依然鲜明。
这种趋势在净出口贡献明显乏力、消费拉动增长不足之时，有可能被进一步强化。
澳新银行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重新开始上升的政治经济周期，将有利于刺激投资在2012年大幅增加。“在过去的两年中，大多数的中国地方政府已经完成了党政领导人的更替，其占全国GDP的比重也超过了70％。为迎接十八大的召开，很多地方政府都将有较强的意愿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增长。”
该报告还指出，与历史经验相符，中国的GDP增速在党委换届年往往较为迅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可能会更大规模进入债券市场融资，地方政府的投资水平很可能高于预期。
这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和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看法基本一致。在1月15日举行的朗润年度圆桌上，林毅夫强调，中国仍将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因为消费是一次性的，而投资是未来的储蓄，而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需求仍然巨大，在居民收入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不要指望消费增长的快速上升。
宋国青则在同一天的会议上重申了其一年前的主张，投资增长是中国这样仍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新兴国家最可靠的增长动力。在他看来，唯一需要讨论的，就是如何尽可能增加私人部门的投资，减少政府等国有部门的低效率投资。
不过，对于2012年政府会否出台类似4万亿元的刺激政策，多数研究者并不看重，且认为也不需要。
而从地方热情来看，2012年仍然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似乎不成问题。就在2011年宏观数据发布前夕，全国多半省市相继公布了2012年GDP目标，部分省市制定的GDP增速目标较高。贵州提出创造高于全国的“贵州速度”，确定今年GDP增长预期目标为14％，重庆把增长目标定为13.5％，此外，陕西、西藏、甘肃等省区增长目标均在12％以上。
从近期各地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投资的确将继续成为各级政府“保增长”的主要手段。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实现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需重点抓好的工作时，第一项内容就是保持投资较快增长，“坚持把扩大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第一抓手”。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重庆将围绕“十二五”末形成电子信息、现代装备制造、传统优势工业三个“万亿板块”这一思路，继续抓好大投资、大基地、大支柱，重点推进“十大工业项目”。
《财经》记者接触到的官学两界人士指出，由于中国经济长期靠投资拉动的惯性使然，每次经济下滑就习惯刺激投资，怎么改变向投资倾斜的发展思路，真正实现经济转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解决。在短期内，若能进一步放开投资限制，鼓励民间投资则善莫大焉。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尽管通胀风险解除，但考虑到信贷投放过度对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2012年“稳增长”还需稳妥求胜。摩根大通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在1月17日的报告中指出，鉴于财政税收形势喜人，政府拥有充足的财政实力再度推出大范围的财政开支方案。然而，除非外部环境大幅恶化，政府这样做的可能性并不大。
她强调，“上一轮信贷扩张和公共开支刺激经济方案导致通货膨胀高企，房地产价格飙升及地方债务负担令人担忧，并最终妨碍了政府对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计划。”
央行数据显示，2011年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405亿元，同比多增1823亿元。这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和信贷投放在2012年将继续有所放松？业内人士普遍预期是，局部适度放松有可能，但整体上调控尺度不会大幅松开。
秦培景表示，尽管目前业内对今年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多次下调确信无疑，加之2011年底信贷呈现一定松动信号，仍不可期待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原因在于“作为基础货币投放重要源头的外汇占款在去年10月出现负增长，这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M2（广义货币）高增长的可能性，在今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扭转”。
事实上，为防止银行在每年首季度大规模投放贷款的旧例重现，央行日前要求各地法人金融机构做好信贷投放计划，防止年初冲规模。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强调，不要因为经济出现下行就马上把政策导向转向保经济增长，重新回过头来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对经济带来的伤害非常大，而且它的后果会延续很长时间。“2012年我更大的担心是银根会不会放得过松。”
寻觅增长新动力
按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作用，在净出口增长乏力、投资效率偏低之时，刺激消费似乎顺理成章。但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不要在短期内指望消费。
乐观的消息是，2011年12月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1％，大大超出市场预期。有分析认为，消费总体形势向好，一个最大的改善就是剔除了零售价格指数以后实际消费量增速仍然很高。
从中央决策部门来看，2012年若能适时启动消费，的确是一件好事。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随着个税改革的不断推进、针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大、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居民消费将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
不过，林毅夫在1月15日的会议中强调，中国的消费需求在未来20年的确会出现较大增长，但短期来看，还不足以支撑8％的经济增长速度。秦培景也表示，“消费如果要再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实际上是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这在2012年很难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进，2012年消费整体向好的趋势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如果说由此将启动一个由消费驱动的新的经济周期，短时间内还看不到。”
大规模刺激不可为，消费提振难发力，2012年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渐成业界普遍共识。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指出，接近30％、超过10万亿元财政税收增长，表明中国的调控思路可以有所改变，应进一步落实结构性减税。比如在欧美，调控思路已经有所变化，供应学派思想开始起主导作用，中国也应大力提倡加强供给管理。
秦培景亦表示，据其所在机构收集的数据显示，规模以上5000户工业企业现在处于企业生产活力下降、主动去库存的阶段。
在业内人士看来，供给端的弹性显著弱于需求端。供给一旦收缩，短期内扭转的难度非常大，可能出现通胀反弹，经济仍在下行的现象。
为此，官学两界人士建议，为避免出现类滞胀局面，在本轮经济下行周期中，在投放传统的需求刺激型政策的同时，政策当局应该开始考虑从供给端着手，结构性减税作为主要措施之一，值得决策层重点关注。
继上海近期正式实施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试点后，包括北京、深圳等在内的多个城市均向财政部提交试点申请，表达申请试点的愿望。据了解，2012年营业税转增值税的试点城市有望增加。上海周边华东地区一些城市试点积极性亦非常高。
事实表明，上海率先开展营业税转增值税试点后，相关服务业税负降低效果较为明显，这可能将在上海形成税源吸纳的作用，吸引周边地区的相关行业迁往上海。各地纷纷申请纳入改革试点的用意，在于降低先行者的政策优势，并通过结构性减税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据悉，中部省份的一些城市亦希望借试点增加竞争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据还显示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2011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城镇化，居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乡镇转移到县城，人均每年消费增加就不是几百块钱，是一个量级的增加。”
这的确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积极变量，但在短期内，城镇化能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尚有争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迎生向《财经》记者表示，51.27％的城镇人口比重，更多是一个指标上的意义，并非是改变户口性质进入城市定居的城镇人口占比数，“人不仅要到城镇里面来，而且还要居住要就业，因此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配套措施需要跟上”。
业界比较成共识的是，与城镇化紧密相关的是服务业的繁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1年第一产业增加值47712亿元，比上年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220592亿元，增长10.6％；第三产业增加值203260亿元，增长8.9％。也就是说，服务业的增长低于GDP增速。
积极动向来自商务部1月18日发布的数据，2011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52.43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47.62％，首次超过制造业的比重。这反过来表明，基于中国自身的服务业投资与增加值，仍然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数据的变化预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趋势：做大服务业领域的可贸易部分正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发力点。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由此消化城镇化带来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进而再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从这个层面上讲，新一轮以服务贸易为主的全球化、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将就此打通，从而成为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引擎。
实习生伍慧琼对此文亦有贡献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全国宏观经济数据。初步测算全年GDP为47156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2％。而全年GDP呈逐季回落的态势，其中四季度8.9％的GDP增速创近两年来新低点。
好消息是，9.2％的年度经济增速略高于市场预期。分析人士认为，尽管此前公布的2011年CPI同比涨5.4％，超过年初设定的4％调控目标，但是结合此次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来看，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在2011年事实上得到缓解，展望2012年，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有所降低。受年度经济数据好于预期等因素影响，当日沪深两市涨幅超4％。
近虑虽无，远忧尚存。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1月17日指出，尽管2012年存在着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诸多积极因素，但受劳动力、土地以及矿产品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的因素影响，物价中长期上涨的压力仍然存在。
这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判断基本一致。行长周小川此前表示，2012年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环保成本因素长期存在，又逢地方政府换届，各地推动城镇化、工业化的热情都很高，因此对通胀仍不能掉以轻心。
展望2012年，比通胀压力更大的仍然是“稳增长”挑战。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比较严峻，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欧元区经济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有可能是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美国经济尽管比预料的略好一点，仍然非常低迷、乏力。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
面对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国内的情况也有诸多隐忧。多数研究机构认为，2012年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风险不少，除物价上涨的中长期压力外，部分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生产经营仍然困难，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但节能减排的形势依然严峻。
“2012年，无论从国际经济环境还是国内环境来看，都是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一年，要增强忧患意识。”马建堂在17日的数据发布会上说。而这也 是1月初以来，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普遍看法，有所不同的是，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以及实施的侧重点是什么？
无论政策如何调整，“稳增长”将始终是2012年中国经济的核心关键词。
增速下滑推手
风起于青萍之末。对于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各方面并非全无心理预期。
不少市场人士表示，去年四季度GDP放缓到“8”字打头，季度形势显示经济逐级下行风险增加，不乏实体经济进入紧缩区间的预期。在通胀风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人们的滞胀之忧又起，其中核心在于中国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拖累。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8％。交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陆志明认为，由于欧盟深受债务危机困扰，美日经济复苏尚未稳固，短期消费提升作用有限；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与通胀压力同步下调，中国外部出口环境仍非常严峻。此外，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也是出口乏力的主因之一。
麻烦的是，这种不利状况在2012年很难有根本改善。中国海关总署1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进出口增速延续下行趋势，双双创下逾两年来的低点。根据阿里巴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8％的受调查企业表示其出口订单同比有所下降。
其中，欧盟地区是情况恶化最快的市场，46％的受调查企业反映来自欧盟的出口订单下降，紧随其后的是来自美国的出口订单(45％)和来自日本的出口订单(43％)，“目前出口型中小企业的订单状况和历史上最困难的2008年四季度类似，但订单下滑的趋势尚未见底”。
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也向《财经》记者介绍说，从他所了解的当地情况来看，2011年比2010年出口下浮了10％左右，今年出口企业外贸下滑形势不容乐观，“我认为还会持续下滑，至少还会下滑10％以上”。周德文表示，受欧美订单锐减的影响，很多出口企业处于半停工或倒闭状态。为了缓解目前的局面，不少企业开始积极拓展如非洲、拉丁美洲、南美洲以及太平洋一些岛国等新兴市场。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经济专家表示，外需疲软导致出口低迷在很长一段时间将成为常态。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降至2％左右，出口作为一个经济增长引擎的动力在减弱。
进一步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2010年回落5.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比上年回落5.7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比上年回落24.4个百分点。在外需下降明显、而投资受房地产深度调控等多重因素影响进一步减速的情况下，经济呈现下行趋势，若无有力的对策出台，2012年恐怕难以保持2011年的较高增长速度。
宏源证券宏观策略高级分析师秦培景对《财经》记者分析称，2012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经济将继续回落，“上半年经济下行的趋势比较确立，这个预期也是有一致性的。”中金公司、中信证券等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亦印证了上述判断。
增长放缓喜忧
按中国所能承受的能源、资源因素，经济增长适度放缓也许并非坏事。
马建堂17日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调控取得明显成效，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在国际环境堪忧的大背景下。2011年GDP逐季回落有主动调控的因素在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宏调目标，“中央把控制物价摆在宏观调控的首要位置，所以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这些宏观调控措施逐步见效，自然经济增速也会逐步回落。”
《财经》记者获悉，从决策层意图来看，高速增长适度回落是可以接受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此前表示，经济增速放缓正如一个人的发育，在青春期迅速抽条长个儿，以后就会逐步稳定下来。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在持续高增长了30年后，今后8％－9％的增长应该是常态，而且越往后越会逐步降低，这符合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2012年中国各地GDP目标的 “东西分化”，也提供了新的佐证。浙江、广东两省2012年GDP增长目标为8.5％，较2011年目标下调0.5个百分点。北京、上海两市的经济增速均预设为8％左右。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解释说，增长率设定在8％左右，主要是考虑引导各方面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到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来。
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也表示，做好了上海2011年GDP全国倒数第一的思想准备，“因为转型过程当中会经历阵痛期，新的增长点还没完全成熟，但是旧的增长点要主动放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经济增长的降速、财政收入的减少，包括企业的外移”。他认为应该更多地分析如何应对阵痛期，增加转型的持续性。
转型挑战对于北京、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是类似的挑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胡永刚对《财经》记者说，结合上海实际情况，靠原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随着人均成本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现在上海要拉动GDP一个点，要靠很多投资才能做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近期表示，全球经济低迷虽然对于中国是挑战，但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讲的就是两件事：一是过度依赖投资；二是过度依赖外需”。
虽然分析侧重有所不同，但对高速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学者们基本表示理解。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亦指出，从现在经济走势来看，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下行是必然的，2012年总的来说应该是一个调整之年，而不应该是一个保增长之年。
稳增长稳中求胜
不过，对于2012年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业界存在不同看法。与此前压倒性的呼吁刺激国内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有所不同，新的关于投资增长的呼声近期明显增加。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8％，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2％，位列“三驾马车”之首，表明中国经济投资拉动型增长特征依然鲜明。
这种趋势在净出口贡献明显乏力、消费拉动增长不足之时，有可能被进一步强化。
澳新银行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重新开始上升的政治经济周期，将有利于刺激投资在2012年大幅增加。“在过去的两年中，大多数的中国地方政府已经完成了党政领导人的更替，其占全国GDP的比重也超过了70％。为迎接十八大的召开，很多地方政府都将有较强的意愿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增长。”
该报告还指出，与历史经验相符，中国的GDP增速在党委换届年往往较为迅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可能会更大规模进入债券市场融资，地方政府的投资水平很可能高于预期。
这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和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看法基本一致。在1月15日举行的朗润年度圆桌上，林毅夫强调，中国仍将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因为消费是一次性的，而投资是未来的储蓄，而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需求仍然巨大，在居民收入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不要指望消费增长的快速上升。
宋国青则在同一天的会议上重申了其一年前的主张，投资增长是中国这样仍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新兴国家最可靠的增长动力。在他看来，唯一需要讨论的，就是如何尽可能增加私人部门的投资，减少政府等国有部门的低效率投资。
不过，对于2012年政府会否出台类似4万亿元的刺激政策，多数研究者并不看重，且认为也不需要。
而从地方热情来看，2012年仍然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似乎不成问题。就在2011年宏观数据发布前夕，全国多半省市相继公布了2012年GDP目标，部分省市制定的GDP增速目标较高。贵州提出创造高于全国的“贵州速度”，确定今年GDP增长预期目标为14％，重庆把增长目标定为13.5％，此外，陕西、西藏、甘肃等省区增长目标均在12％以上。
从近期各地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投资的确将继续成为各级政府“保增长”的主要手段。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实现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需重点抓好的工作时，第一项内容就是保持投资较快增长，“坚持把扩大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第一抓手”。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重庆将围绕“十二五”末形成电子信息、现代装备制造、传统优势工业三个“万亿板块”这一思路，继续抓好大投资、大基地、大支柱，重点推进“十大工业项目”。
《财经》记者接触到的官学两界人士指出，由于中国经济长期靠投资拉动的惯性使然，每次经济下滑就习惯刺激投资，怎么改变向投资倾斜的发展思路，真正实现经济转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解决。在短期内，若能进一步放开投资限制，鼓励民间投资则善莫大焉。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尽管通胀风险解除，但考虑到信贷投放过度对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2012年“稳增长”还需稳妥求胜。摩根大通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在1月17日的报告中指出，鉴于财政税收形势喜人，政府拥有充足的财政实力再度推出大范围的财政开支方案。然而，除非外部环境大幅恶化，政府这样做的可能性并不大。
她强调，“上一轮信贷扩张和公共开支刺激经济方案导致通货膨胀高企，房地产价格飙升及地方债务负担令人担忧，并最终妨碍了政府对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计划。”
央行数据显示，2011年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405亿元，同比多增1823亿元。这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和信贷投放在2012年将继续有所放松？业内人士普遍预期是，局部适度放松有可能，但整体上调控尺度不会大幅松开。
秦培景表示，尽管目前业内对今年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多次下调确信无疑，加之2011年底信贷呈现一定松动信号，仍不可期待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原因在于“作为基础货币投放重要源头的外汇占款在去年10月出现负增长，这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M2（广义货币）高增长的可能性，在今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扭转”。
事实上，为防止银行在每年首季度大规模投放贷款的旧例重现，央行日前要求各地法人金融机构做好信贷投放计划，防止年初冲规模。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强调，不要因为经济出现下行就马上把政策导向转向保经济增长，重新回过头来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对经济带来的伤害非常大，而且它的后果会延续很长时间。“2012年我更大的担心是银根会不会放得过松。”
寻觅增长新动力
按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作用，在净出口增长乏力、投资效率偏低之时，刺激消费似乎顺理成章。但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不要在短期内指望消费。
乐观的消息是，2011年12月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1％，大大超出市场预期。有分析认为，消费总体形势向好，一个最大的改善就是剔除了零售价格指数以后实际消费量增速仍然很高。
从中央决策部门来看，2012年若能适时启动消费，的确是一件好事。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随着个税改革的不断推进、针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大、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居民消费将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
不过，林毅夫在1月15日的会议中强调，中国的消费需求在未来20年的确会出现较大增长，但短期来看，还不足以支撑8％的经济增长速度。秦培景也表示，“消费如果要再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实际上是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这在2012年很难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进，2012年消费整体向好的趋势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如果说由此将启动一个由消费驱动的新的经济周期，短时间内还看不到。”
大规模刺激不可为，消费提振难发力，2012年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渐成业界普遍共识。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指出，接近30％、超过10万亿元财政税收增长，表明中国的调控思路可以有所改变，应进一步落实结构性减税。比如在欧美，调控思路已经有所变化，供应学派思想开始起主导作用，中国也应大力提倡加强供给管理。
秦培景亦表示，据其所在机构收集的数据显示，规模以上5000户工业企业现在处于企业生产活力下降、主动去库存的阶段。
在业内人士看来，供给端的弹性显著弱于需求端。供给一旦收缩，短期内扭转的难度非常大，可能出现通胀反弹，经济仍在下行的现象。
为此，官学两界人士建议，为避免出现类滞胀局面，在本轮经济下行周期中，在投放传统的需求刺激型政策的同时，政策当局应该开始考虑从供给端着手，结构性减税作为主要措施之一，值得决策层重点关注。
继上海近期正式实施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试点后，包括北京、深圳等在内的多个城市均向财政部提交试点申请，表达申请试点的愿望。据了解，2012年营业税转增值税的试点城市有望增加。上海周边华东地区一些城市试点积极性亦非常高。
事实表明，上海率先开展营业税转增值税试点后，相关服务业税负降低效果较为明显，这可能将在上海形成税源吸纳的作用，吸引周边地区的相关行业迁往上海。各地纷纷申请纳入改革试点的用意，在于降低先行者的政策优势，并通过结构性减税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据悉，中部省份的一些城市亦希望借试点增加竞争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据还显示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2011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城镇化，居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乡镇转移到县城，人均每年消费增加就不是几百块钱，是一个量级的增加。”
这的确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积极变量，但在短期内，城镇化能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尚有争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迎生向《财经》记者表示，51.27％的城镇人口比重，更多是一个指标上的意义，并非是改变户口性质进入城市定居的城镇人口占比数，“人不仅要到城镇里面来，而且还要居住要就业，因此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配套措施需要跟上”。
业界比较成共识的是，与城镇化紧密相关的是服务业的繁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1年第一产业增加值47712亿元，比上年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220592亿元，增长10.6％；第三产业增加值203260亿元，增长8.9％。也就是说，服务业的增长低于GDP增速。
积极动向来自商务部1月18日发布的数据，2011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52.43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47.62％，首次超过制造业的比重。这反过来表明，基于中国自身的服务业投资与增加值，仍然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数据的变化预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趋势：做大服务业领域的可贸易部分正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发力点。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由此消化城镇化带来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进而再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从这个层面上讲，新一轮以服务贸易为主的全球化、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将就此打通，从而成为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引擎。
实习生伍慧琼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