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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的两大热点均由微博而起，先是以韩寒是否代笔为主题的方韩之战，持续两月如同反复咀嚼过的口香糖，已索然无味；随之强势覆盖并成垄断之势的王立军事件，最大限度地摄取了大众视线与公共资源。
就连韩寒也感叹“重庆美剧”一出，“自己这样的民间闹剧就相形见绌。”显然，这主要得益于新媒体的崛起与扩张，重新建构了传统的阅读方式与传播可能。
这一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的第一季，可以分解为如下步骤：人际传播—隐喻式网络流言—微博现场报道—重庆官方回应—美国国务院问答—新华社通报。传统纸媒期间虽未完全缺席，但已大大失去了主动权与垄断地位。
在此演进过程中，微博的即时更新可谓24小时滚动进行，网民在政治新闻高度娱乐化的饥渴状态下，对与此相关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予了高度关注：既有事实最新的进展，又有当事人过往的细节追忆；间以历史隐喻如“来俊臣”之类，或“钓鱼式”流言传布，也不乏对未来的多版本猜测和排序。而官方每一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回应，都会引起围观热潮并提供指引。
王立军事件所带来的信息采集、传播、聚合、论证等，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闻模式，并在不断突破既有的言论限度。
笔者将此称为“穹顶效应”：如同阿科桑蒂（Arcosanti）一样——这个以生态建筑的概念为理论基础，于1970年在沙漠开始创建的城市实验，从广场拱顶、住宅门洞到剧场看台大量采用圆形，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望见地平线。
支撑穹顶效应的要件，不是单个或数个专业媒体所能够完成，它聚合了开阔的视野、微观的细节、海量的线索与分散的专业智慧，去完成一件敏感事件的碎片拼图，从中亦可洞知民间掘密潜能、微博传播特点、舆情风向和公众意识等。
显然，官方的例外默许与民众的群起围观，促成了阶段性结果的相对能见度。这不可谓不是一大进步。
剥离事件的话语狂欢与臆测泡沫，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对政府舆情危机处理的意义重大，亦可为类似事件殷鉴。
鲜活的现场碎片
“重庆出大事了！”2月2日，网民“孙大泡”的先兆信息获得众多转发，但多被当做调侃一笑而过。
当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工作。”王立军作为重庆打黑的“英雄人物”，此番调整获得冷藏或重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种种猜测因缺乏更多信息而无法延展。
2月7日晚上，四川成都，许多警员被紧急召回，一些特殊警种直接受令赶往位于城南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大面积的人员调动打开了信息缺口，封锁闹市街区也引起路人反应。
实际上，正是依赖于对上述街区的现场爆料和猜测，使得之前的碎片细节被重新放大。
当晚微博上传出王立军非正常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不断更新的零星微博，包括现场警戒、工作组下榻的宾馆等。这不仅体现出移动互联的随手街拍，也体现了新媒体共享的自由信息市场特征。
在“孙大泡”发布微博之前，重庆如同一片孤岛，只见森林难辨树木；但微博将重庆与外地连成一张交织着意见、爱憎的智能网络，个体仅是其中一个结点，当此结点向周围的其它结点传递能量，总能找到基于爱好、兴趣和价值观的另一些与之共振的结点。而领事馆的介入，又将这张网全球化。
纷繁复杂的解读主体越界明显，这不仅利于事件以多层次进入民众视野，也在历史感十足的情况下快速地形成参与记忆，如同一个开放的要案现场，每个人都是刑事侦查员，以不同的渠道获得现场碎片与关键证据，并在第一时间分享。
第一份被曝光的证据材料是王立军的入京机票，为2012年2月8日8时成都飞往北京的国航CA4113航班。这随后获得确认。
第二份材料是第三军医大学大坪三院的病情诊断书，但已被证伪。钓鱼式流言也在支撑大穹顶效应，但前提是获得官方回应。
此外，还有网民展示了王立军的名片，三个手机号尾数均为7777，中英文双语印刷，开列的九个头衔中国际占五个，唯独没有他的官方头衔，“王立军”三字则竖排手写。
2月10日23时38分，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在首都机场贵宾厅遇到重庆 市长后发微博称：“握手、寒喧、匆匆分手。看样子，表情凝重的黄市长是来京办事的，急着回去。”这种无处不在的随手拍与随手贴，不仅回避雷区，而且提供了丰富细节与珍贵素材，成为穹顶极点。
江湖与庙堂两种语系
留意网络话语，可以鲜活地感知真实活动中的街头男女。话语狂欢的背后，形成了庙堂与江湖两种语系的对立。重庆官方微博的回应值得肯定，但接连失误值得深思。
按照航班信息，在王立军刚刚被送达北京的当日，2月8日11时06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这一微博发表不久一度被删。13时09分，内容一致的另一条微博发表，两条累计转发约8万多次。在随后的13时38分，致歉微博发表：“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微友不便，敬请谅解！”
政务微博“双胞胎”引来批判，到底是出于舆论监管的需要，还是发布决策的反复，尚难知晓。而行文遣词上的争议亦焦聚于两点：一是使用“据悉”；二是“休假式治疗”的表述，网民们从历次公共事件中找来“上联”映照——维护性拆除、轻度型追尾、钓鱼式执法等。
外媒亦对“休假式治疗”这一新鲜的词汇给予极高关注，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如路透社、彭博社和英国《卫报》选用vacation-style treatment，BBC是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合众社则为vacation-style therapy，日本媒体直接写成“休暇式治疗”。他们亦试图通过这个新词获得更多线索。
显然，在复杂事件中保持官方通报语言的灵活性，可使后续可控机会增加。“休假式治疗”为事件演进留有足够空间，但不是最优选择。这考验每一个正在运作的危机应对体系。
由于高级领导干部的健康被视为秘密，“休假式治疗”的表述及微博发布过程的非正常失误，叠加重庆打黑由来以久的程序正义争议，引起了公众对王立军状态的担忧。当即已有法学界人士呼吁提高调查程序的能见度。在重庆打黑中被判刑并剥夺律师资格的李庄亦表示：“我愿意，为休假式治疗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愿意只身前往重庆出庭，为‘病人’免费辩护。”
当法律不能成为挡箭牌，每个人都在射程之内，就不可能有绝对安全。在众口难调的路径选择上，法治显然已是体制内外期待的最大公约数。
信息的出口与内销
尽管美国驻华大使馆、驻成都总领事馆均有微博，但均未表态。美国国务院的通报于2月9日即时转入中国：王立军以重庆市副市长的身份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会面为提前预约好；事后王离开领事馆，“出于他的自愿”（of his own volition），且离开后双方再也没有联系。
当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回应，王立军造访美国领事馆是一次“孤立事件”，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平静地获得解决”。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于网络工具的便利，外文阅读已不存在障碍，这对于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但在今次事件中，一向敏锐的外媒也并未抢得先机，反倒是大规模援引中国微博中的信息。利用新媒体，中国网民居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敏感事件信息“出口转内销”惯例，亦可谓进步之势。
王立军在领事馆究竟见了哪些人，谈论了哪些话题，至今未获披露。按中美官方的回应，大致可以断定王立军应该是在2月6日下午或者晚间抵达领事馆。重庆到成都有两条高速路，最快车程三个小时左右，且好于航班的不确定性。
在穹顶边缘，网民们对照重庆、云南、广东等地的官媒信息披露，以获得更多微妙的动静。当官媒与外媒的信息合集，即可甄别小道消息，通过穹顶望过去，正是均等开放的地平线。
抢食热点红利
2月9日晚间的微博故事，或可在新闻史上留下一笔。据新浪微博监控数据，当晚在线刷屏的网民峰值超过郭美美事件与动车事故。只为三个字：王立军。
这也是中央级官方媒体，第一次通过新闻预告的方式参与微博热点红利的抢食。
是夜20时55分，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提醒关注头条新闻，“谁不关注谁后悔”，多条评论点明官方将回应王立军事件。21时14分，人民网通过新浪微博佐证：“今晚人民网将有王立军最新动态，请时刻关注人民网滚动新闻或人民网官方微博。”华龙网、新华聚焦等微博紧随其后，做出类似预告，但已失去先机。
尽管人民网保持了对网民的零关注，但因此预告它一举收获了超过10万的粉丝。是日22时58分，新华社通稿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由于预热不同，新华网即使占据首发优势，却逊于人民网的传播意识——提早预告，吊足胃口；此事的另一特征是重大新闻的“微博体”化。
一种新的阅读模式业已形成，刷屏+搜索+截屏，可获得更多细微的资讯。比如新华网当夜关于此事的通稿标题，按时间顺序分别调整为《王立军私自到美驻成都领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王立军到美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就王立军事件答问》。若非第一时间截屏并分享，这些细节很难察觉。
热点红利并不仅仅针对个人或官方媒体，也应包括任何权力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等。
从旁观者来说，当舆论场域高度聚焦时，发表有价值的事实或观点即可获得广泛关注；而当事者本身，则可进行及时、准确与高效的舆论引导，以扭转自身所处的被动状态。
传统媒体有限入席
客观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三个舆论场，目前已在发生微妙变化。
一是人际互动，如饭局或言谈传播，相对零碎平和；二是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是经过核实及审查的权威消息；三是移动互联与社交网络，具有人际互动的碎片化特征，但声势大、透明、高且转移快。三者不能同步，且风格各异，这个场域中的“周润发”，转至另一场域则可能成为“周星驰”。
王立军事件中，第三个网络已完全覆盖了前两个场域。这类似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即主流媒体缺乏报道热情，而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则热闹非凡。
实际上，除非当事人、领事馆或新华社这样的信息垄断者，否则即使是最优秀的媒体，亦很难在这样特殊的事件中获得完整的一手材料。微博正好成为信息的集散地与炼丹炉，一个穹顶所在。一条敏感新闻的出现，正是一个网络式的群体建构的拼图过程。与之相匹配的阅读模式业已解构了传统记者的报道模式，甚至出现了网民感慨传统媒体报道不够专业的现象。
北京各主要媒体如《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晚报》等，2月10日都在头条刊登王立军正在接受调查，大都是直接引述新华社“微博体”通稿。《重庆日报》则将这一通稿放在了二版。
在此前后，云南《都市时报》给予了王立军三个整版，《经济观察报》以一个整版还原《重庆病人》，《中国经营报》已在考虑《重庆进入后打黑时代》，《新世纪周刊》则称《再无英雄王立军》，《博客天下》、《看天下》杂志为之提供封面待遇。
不过，纸媒的调查空间之小与风险性之高，一些仅有的“干货”被认为失实。
更有批评者认为，以历数倒霉者之过往劣迹来消解“英雄”光环，这凸显了媒体的无良和卑怯，实在是可悲可耻。“谁能够否认，还有众多王立军式的高大全人物，依然在各式媒体的包装下闪耀着灼人的光芒呢？若不能深挖王立军之所以栽倒的制度根源，并切实提出改进制度的良方，这样的报道纯属一堆垃圾。”
在类似事件中，言说权仍然是可放可收的特权，倘或审查仍然是不可舍弃的制度，那么传统媒体尤其是官办纸媒，其权威性正在消解，舆论制高点的地位亦在丧失，而要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引导与辟谣的实效，不能回避微博、社交网络这类既经济又及时的传播工具。
在社会转型中，互联网工具将再次推波助澜，社交媒体的组织功能亦将凸显，商业力量已先于政府部门通过资本（投资社交媒体）和营销（传播价值观）先走一步。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避免递罪，呼吁透明
构建更合理的政治参与机制，应该是民间与官方共同所望。故而，对于阶段性标志人物既不宜落井下石，也不应谄媚过度。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网络上的意见市场已在悄然转变。专业透彻的分析、理性的公民行动开始取代尖刻的批评调侃，为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追捧效仿。在这背后，是社会对理性与自由的诉求升温。
从类似事件观之，社交媒体虽然不足以影响或改变事件的发展，但是民心向背，民意向趋，一目了然。把握并能运用这种信息传播规律，即是舆论优势。官方在应对之时，应避免“递罪”现象的出现。
所谓递罪，是指存在多个、连环的错综行政行为，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行政的错误或犯罪，由此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忽视公共利益甚至侵害弱者。
当下，党政部门在应用社交媒体上，至少可以作如下调整：
——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主平台。据相关观察者研究，目前，一个总数不超过300人的意见群体，已成为热点事件消息传播与观点定型的核心轴。官方亦应形成微博矩阵，重视流言传播，及时消除不确定性因素；
——成为民生问题互动的新渠道。如广东省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已实现了与意见主导者的良性互动，值得借鉴；
——破除官话与本位思维的大课堂。整齐划一的官话套话与自我陶醉的政绩观，与社交媒体格格不入，应在现有编制中培育专业人员。
回到王立军事件本身，正如经济学家茅于轼所呼吁的，希望信息透明、程序公开，让公众监督。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官方做了极简单发布后，已不再提，显然想淡化这件事，但是做不到。“为什么不用正音，一定要用弦外之音？改改这个习惯吧。爱这个国家，就帮它变得坦然些。”
就连韩寒也感叹“重庆美剧”一出，“自己这样的民间闹剧就相形见绌。”显然，这主要得益于新媒体的崛起与扩张，重新建构了传统的阅读方式与传播可能。
这一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的第一季，可以分解为如下步骤：人际传播—隐喻式网络流言—微博现场报道—重庆官方回应—美国国务院问答—新华社通报。传统纸媒期间虽未完全缺席，但已大大失去了主动权与垄断地位。
在此演进过程中，微博的即时更新可谓24小时滚动进行，网民在政治新闻高度娱乐化的饥渴状态下，对与此相关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予了高度关注：既有事实最新的进展，又有当事人过往的细节追忆；间以历史隐喻如“来俊臣”之类，或“钓鱼式”流言传布，也不乏对未来的多版本猜测和排序。而官方每一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回应，都会引起围观热潮并提供指引。
王立军事件所带来的信息采集、传播、聚合、论证等，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闻模式，并在不断突破既有的言论限度。
笔者将此称为“穹顶效应”：如同阿科桑蒂（Arcosanti）一样——这个以生态建筑的概念为理论基础，于1970年在沙漠开始创建的城市实验，从广场拱顶、住宅门洞到剧场看台大量采用圆形，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望见地平线。
支撑穹顶效应的要件，不是单个或数个专业媒体所能够完成，它聚合了开阔的视野、微观的细节、海量的线索与分散的专业智慧，去完成一件敏感事件的碎片拼图，从中亦可洞知民间掘密潜能、微博传播特点、舆情风向和公众意识等。
显然，官方的例外默许与民众的群起围观，促成了阶段性结果的相对能见度。这不可谓不是一大进步。
剥离事件的话语狂欢与臆测泡沫，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对政府舆情危机处理的意义重大，亦可为类似事件殷鉴。
鲜活的现场碎片
“重庆出大事了！”2月2日，网民“孙大泡”的先兆信息获得众多转发，但多被当做调侃一笑而过。
当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工作。”王立军作为重庆打黑的“英雄人物”，此番调整获得冷藏或重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种种猜测因缺乏更多信息而无法延展。
2月7日晚上，四川成都，许多警员被紧急召回，一些特殊警种直接受令赶往位于城南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大面积的人员调动打开了信息缺口，封锁闹市街区也引起路人反应。
实际上，正是依赖于对上述街区的现场爆料和猜测，使得之前的碎片细节被重新放大。
当晚微博上传出王立军非正常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不断更新的零星微博，包括现场警戒、工作组下榻的宾馆等。这不仅体现出移动互联的随手街拍，也体现了新媒体共享的自由信息市场特征。
在“孙大泡”发布微博之前，重庆如同一片孤岛，只见森林难辨树木；但微博将重庆与外地连成一张交织着意见、爱憎的智能网络，个体仅是其中一个结点，当此结点向周围的其它结点传递能量，总能找到基于爱好、兴趣和价值观的另一些与之共振的结点。而领事馆的介入，又将这张网全球化。
纷繁复杂的解读主体越界明显，这不仅利于事件以多层次进入民众视野，也在历史感十足的情况下快速地形成参与记忆，如同一个开放的要案现场，每个人都是刑事侦查员，以不同的渠道获得现场碎片与关键证据，并在第一时间分享。
第一份被曝光的证据材料是王立军的入京机票，为2012年2月8日8时成都飞往北京的国航CA4113航班。这随后获得确认。
第二份材料是第三军医大学大坪三院的病情诊断书，但已被证伪。钓鱼式流言也在支撑大穹顶效应，但前提是获得官方回应。
此外，还有网民展示了王立军的名片，三个手机号尾数均为7777，中英文双语印刷，开列的九个头衔中国际占五个，唯独没有他的官方头衔，“王立军”三字则竖排手写。
2月10日23时38分，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在首都机场贵宾厅遇到重庆 市长后发微博称：“握手、寒喧、匆匆分手。看样子，表情凝重的黄市长是来京办事的，急着回去。”这种无处不在的随手拍与随手贴，不仅回避雷区，而且提供了丰富细节与珍贵素材，成为穹顶极点。
江湖与庙堂两种语系
留意网络话语，可以鲜活地感知真实活动中的街头男女。话语狂欢的背后，形成了庙堂与江湖两种语系的对立。重庆官方微博的回应值得肯定，但接连失误值得深思。
按照航班信息，在王立军刚刚被送达北京的当日，2月8日11时06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这一微博发表不久一度被删。13时09分，内容一致的另一条微博发表，两条累计转发约8万多次。在随后的13时38分，致歉微博发表：“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微友不便，敬请谅解！”
政务微博“双胞胎”引来批判，到底是出于舆论监管的需要，还是发布决策的反复，尚难知晓。而行文遣词上的争议亦焦聚于两点：一是使用“据悉”；二是“休假式治疗”的表述，网民们从历次公共事件中找来“上联”映照——维护性拆除、轻度型追尾、钓鱼式执法等。
外媒亦对“休假式治疗”这一新鲜的词汇给予极高关注，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如路透社、彭博社和英国《卫报》选用vacation-style treatment，BBC是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合众社则为vacation-style therapy，日本媒体直接写成“休暇式治疗”。他们亦试图通过这个新词获得更多线索。
显然，在复杂事件中保持官方通报语言的灵活性，可使后续可控机会增加。“休假式治疗”为事件演进留有足够空间，但不是最优选择。这考验每一个正在运作的危机应对体系。
由于高级领导干部的健康被视为秘密，“休假式治疗”的表述及微博发布过程的非正常失误，叠加重庆打黑由来以久的程序正义争议，引起了公众对王立军状态的担忧。当即已有法学界人士呼吁提高调查程序的能见度。在重庆打黑中被判刑并剥夺律师资格的李庄亦表示：“我愿意，为休假式治疗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愿意只身前往重庆出庭，为‘病人’免费辩护。”
当法律不能成为挡箭牌，每个人都在射程之内，就不可能有绝对安全。在众口难调的路径选择上，法治显然已是体制内外期待的最大公约数。
信息的出口与内销
尽管美国驻华大使馆、驻成都总领事馆均有微博，但均未表态。美国国务院的通报于2月9日即时转入中国：王立军以重庆市副市长的身份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会面为提前预约好；事后王离开领事馆，“出于他的自愿”（of his own volition），且离开后双方再也没有联系。
当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回应，王立军造访美国领事馆是一次“孤立事件”，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平静地获得解决”。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于网络工具的便利，外文阅读已不存在障碍，这对于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但在今次事件中，一向敏锐的外媒也并未抢得先机，反倒是大规模援引中国微博中的信息。利用新媒体，中国网民居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敏感事件信息“出口转内销”惯例，亦可谓进步之势。
王立军在领事馆究竟见了哪些人，谈论了哪些话题，至今未获披露。按中美官方的回应，大致可以断定王立军应该是在2月6日下午或者晚间抵达领事馆。重庆到成都有两条高速路，最快车程三个小时左右，且好于航班的不确定性。
在穹顶边缘，网民们对照重庆、云南、广东等地的官媒信息披露，以获得更多微妙的动静。当官媒与外媒的信息合集，即可甄别小道消息，通过穹顶望过去，正是均等开放的地平线。
抢食热点红利
2月9日晚间的微博故事，或可在新闻史上留下一笔。据新浪微博监控数据，当晚在线刷屏的网民峰值超过郭美美事件与动车事故。只为三个字：王立军。
这也是中央级官方媒体，第一次通过新闻预告的方式参与微博热点红利的抢食。
是夜20时55分，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提醒关注头条新闻，“谁不关注谁后悔”，多条评论点明官方将回应王立军事件。21时14分，人民网通过新浪微博佐证：“今晚人民网将有王立军最新动态，请时刻关注人民网滚动新闻或人民网官方微博。”华龙网、新华聚焦等微博紧随其后，做出类似预告，但已失去先机。
尽管人民网保持了对网民的零关注，但因此预告它一举收获了超过10万的粉丝。是日22时58分，新华社通稿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由于预热不同，新华网即使占据首发优势，却逊于人民网的传播意识——提早预告，吊足胃口；此事的另一特征是重大新闻的“微博体”化。
一种新的阅读模式业已形成，刷屏+搜索+截屏，可获得更多细微的资讯。比如新华网当夜关于此事的通稿标题，按时间顺序分别调整为《王立军私自到美驻成都领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王立军到美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就王立军事件答问》。若非第一时间截屏并分享，这些细节很难察觉。
热点红利并不仅仅针对个人或官方媒体，也应包括任何权力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等。
从旁观者来说，当舆论场域高度聚焦时，发表有价值的事实或观点即可获得广泛关注；而当事者本身，则可进行及时、准确与高效的舆论引导，以扭转自身所处的被动状态。
传统媒体有限入席
客观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三个舆论场，目前已在发生微妙变化。
一是人际互动，如饭局或言谈传播，相对零碎平和；二是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是经过核实及审查的权威消息；三是移动互联与社交网络，具有人际互动的碎片化特征，但声势大、透明、高且转移快。三者不能同步，且风格各异，这个场域中的“周润发”，转至另一场域则可能成为“周星驰”。
王立军事件中，第三个网络已完全覆盖了前两个场域。这类似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即主流媒体缺乏报道热情，而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则热闹非凡。
实际上，除非当事人、领事馆或新华社这样的信息垄断者，否则即使是最优秀的媒体，亦很难在这样特殊的事件中获得完整的一手材料。微博正好成为信息的集散地与炼丹炉，一个穹顶所在。一条敏感新闻的出现，正是一个网络式的群体建构的拼图过程。与之相匹配的阅读模式业已解构了传统记者的报道模式，甚至出现了网民感慨传统媒体报道不够专业的现象。
北京各主要媒体如《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晚报》等，2月10日都在头条刊登王立军正在接受调查，大都是直接引述新华社“微博体”通稿。《重庆日报》则将这一通稿放在了二版。
在此前后，云南《都市时报》给予了王立军三个整版，《经济观察报》以一个整版还原《重庆病人》，《中国经营报》已在考虑《重庆进入后打黑时代》，《新世纪周刊》则称《再无英雄王立军》，《博客天下》、《看天下》杂志为之提供封面待遇。
不过，纸媒的调查空间之小与风险性之高，一些仅有的“干货”被认为失实。
更有批评者认为，以历数倒霉者之过往劣迹来消解“英雄”光环，这凸显了媒体的无良和卑怯，实在是可悲可耻。“谁能够否认，还有众多王立军式的高大全人物，依然在各式媒体的包装下闪耀着灼人的光芒呢？若不能深挖王立军之所以栽倒的制度根源，并切实提出改进制度的良方，这样的报道纯属一堆垃圾。”
在类似事件中，言说权仍然是可放可收的特权，倘或审查仍然是不可舍弃的制度，那么传统媒体尤其是官办纸媒，其权威性正在消解，舆论制高点的地位亦在丧失，而要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引导与辟谣的实效，不能回避微博、社交网络这类既经济又及时的传播工具。
在社会转型中，互联网工具将再次推波助澜，社交媒体的组织功能亦将凸显，商业力量已先于政府部门通过资本（投资社交媒体）和营销（传播价值观）先走一步。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避免递罪，呼吁透明
构建更合理的政治参与机制，应该是民间与官方共同所望。故而，对于阶段性标志人物既不宜落井下石，也不应谄媚过度。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网络上的意见市场已在悄然转变。专业透彻的分析、理性的公民行动开始取代尖刻的批评调侃，为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追捧效仿。在这背后，是社会对理性与自由的诉求升温。
从类似事件观之，社交媒体虽然不足以影响或改变事件的发展，但是民心向背，民意向趋，一目了然。把握并能运用这种信息传播规律，即是舆论优势。官方在应对之时，应避免“递罪”现象的出现。
所谓递罪，是指存在多个、连环的错综行政行为，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行政的错误或犯罪，由此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忽视公共利益甚至侵害弱者。
当下，党政部门在应用社交媒体上，至少可以作如下调整：
——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主平台。据相关观察者研究，目前，一个总数不超过300人的意见群体，已成为热点事件消息传播与观点定型的核心轴。官方亦应形成微博矩阵，重视流言传播，及时消除不确定性因素；
——成为民生问题互动的新渠道。如广东省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已实现了与意见主导者的良性互动，值得借鉴；
——破除官话与本位思维的大课堂。整齐划一的官话套话与自我陶醉的政绩观，与社交媒体格格不入，应在现有编制中培育专业人员。
回到王立军事件本身，正如经济学家茅于轼所呼吁的，希望信息透明、程序公开，让公众监督。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官方做了极简单发布后，已不再提，显然想淡化这件事，但是做不到。“为什么不用正音，一定要用弦外之音？改改这个习惯吧。爱这个国家，就帮它变得坦然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