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这一事件中的关系几乎是中国市场现状的一次综合反映，一个微缩景观似的中国社会图略。至少以下提到的都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苹果电脑公司——富士康的工厂（鸿富锦）——第一财经日报——劳工——中国劳工组织——工厂所在地人民法院——其它国内媒体——国际媒体——中国记协——国际记者组织——网民。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让我们尝试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角色的扮演。
　　
　　一、 苹果电脑公司（下称苹果电脑）
　　
　　这件事的源起，是英国一家报纸报道了苹果电脑的热门产品iPod在中国的一个加工厂劳工超时加班（工资过低等相关问题。你会发现，一直到这一事件结束，国际媒体的口吻都是“苹果电脑的加工厂”）。这个报道在中国引发的媒体反映先是在苹果电脑身上的。苹果电脑积极地当成重要公关事件处理，虽不很理想，但也基本能按国际公司的通常规则去处理。但就在此时，包括《第一财经日报》（下称一财）在内的少数媒体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在中国土地上的工厂和那些劳工，这让苹果在中国的公关压力陡然减轻。特别是富士康对一财及其当事职员采取的绝对出人意料、势必吸引公众和媒体的诉前财产保全手段，至少在中国市场上淡化了苹果电脑的声誉危机。那份主格调仍是基本认同富士康工厂管理行为的调研报告，后因被一财抽出部分结果从正面加以引用，也免受了太多质疑，少数质疑声音也被一财与富士康的焦点关系所覆盖。之后国际记者组织敦促苹果能积极影响富士康的态度和行为，紧接着我们就发现了富士康解除对一财两位记者的诉前财产保全、追加报社为被告、3000万巨额索赔款也降到了象征性的1元。也许富士康这一动作和苹果并无多大实际关联，但却让苹果电脑的公众评估在相对积极的层面上，扮演了一个符合中国大多数公众判断的积极调停的角色。这样，随着那个令大多数人一时悲欣交集甚至略显荒诞的《联合声明》的诞生，更多注意力也转向后两者，苹果电脑原本不堪的形象竟然以这种局面收场。在某种程度上，富士康与一财的激烈行为挽救了苹果电脑，至少大大减轻了媒体对苹果电脑的深度追问，使苹果电脑的声誉危机得以暂时缓解。
　　
　　二、 富士康公司
　　
　　富士康在采取行动时，对结果已基本清楚，所以才每每出人意料，却显得始终强硬。走到最后，在对一财包括那两位当事记者方面，富士康都取得了实际意义上的胜利。最最厉害的是最后那份联合声明上刺眼的互致敬意和互致歉意。当然还有一财当事记者之一忙不迭地表达恢复对富士康大老板的敬意。富士康“教育”记者和媒体的目的基本达成。尽管富士康丢失了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众形象，但就是这个不好的形象，竟也因为一财最后的举动，把更不好的评价从富士康的身上移开。
　　
　　三、 第一财经日报
　　
　　一财从选择公开其记者被索取诉前财产保全一事开始，过程中的大部分动作都符合公关要领。成立专门小组，发表基于法律认识的态度鲜明的保护职员的公开声明，争取广东省外商投资协会和外国记协的支持，利用网络媒体争取公众支持，赢得舆论等都在有理有节的分寸上。但无论怎样解释，如果不是出于无法表达的原因，都不可能在最后那个联合声明发表的一刻，一溃千里，彻底失败。不仅败给了富士康，更在公众舆论上遭到了近乎唾弃的批评。
　　也许接下来用不着多分析的几个角色的表现更能说明中国市场的现实。“积极行动”的法院和始终沉默的中国政府主管劳工的职能部门，还有那些时而群情激昂时而沮丧无比的网民和表现十分微妙的媒体就更能为以上三者的行为作出注解。
　　也许每个企业或组织包括公关专业人员只有对这个中国市场的现实图景有高度清醒的自觉，才能做出更有效的公关行为，服务于你自己或你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