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家族任江南织造时，因屡次接驾造成巨大银钱亏空。康熙心知肚明，也曾设法弥补，例如让雪芹祖父曹寅及苏州织造李煦轮流担任两淮巡盐御史；又命曹、李两家垄断江南人参生意……
　　 大概皇上的照顾力度仍然不足，曹、李两家还不断向主子申请新“项目”。譬如有一年，曹寅就主动提出：能不能把全国14座税关的“铜斤”采购交我一人承包？
　　 原来在清代，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由京师的宝泉局、宝源局铸造。所需大量“铜斤”原料，通过税关采买供应。每年共需铜斤350万斤，此前分别由张姓、王姓两位官商承包，承包金额是每年白银5万两。
　　 曹寅深知这里大有油水，可怎么才能把这块肥肉夺到口呢？他提出一个诱人的计划：朝廷先借我10万两银子做本钱，经我精打细算、开源节流，每年可上交银子12.5万两（是张、王两家的两倍半）。连办8年，总数就是100万两！——刨去预支的10万两，8年可向皇上贡献90万两盈余！
　　 这个计划的确有竞争力！因为这钱是直接交付“内库”，也就是皇上内务府“小金库”的。如此一来，皇上8年中可多收50万两，康熙又焉能不动心？
　　 不过皇上毕竟是皇上。康熙并没有马上答应，他还要看看另一方的反应。果然，张、王也不甘示弱，马上提出一个新方案来。
　　 姓张的先自检讨说：我初次承包铜斤项目，业务不熟、估算不准。经过一段实践，发现大有潜力可以挖。而今提出新的方案：全部铜斤算下来，一年可上交14万两白银，8年下来，连本带利就是122万两！刨去预支的本钱，比曹寅的估算，总数又多出22万两！
　　 当然，张、王也知道曹家腰杆硬，不容易对付；于是退让一步，说在提高承包金的前提下，宁愿让出一部分铜斤给曹寅。
　　 最终经内务府合计，康熙发话：把铜斤交给一个人办理，毕竟有风险；还是交给三人共同办理比较稳妥。于是乎曹家硬是虎口夺食，从张、王手中夺得龙江、淮安等5关铜斤，三家共同预支本钱10万两，而8年交库白银122万两，一两都不能少！
　　 由于康熙一锤定音，一场暗流涌动的皇家“工程招标”至此才尘埃落定。然而这样一场风波，颇值得深思。
　　 首先，铸币是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如此庄严的工程中，皇帝偏偏要来“抽头儿”，倚仗手中的权力，在原材料上分肥取利，充实自己的私囊！此行此举，不免令人齿冷。——号称勤政廉洁的康熙尚且如此，此前此后的历代君主，又是如何见缝插针、巧取豪夺，可想而知。
　　 其次，此事让人领略了封建时代“国家工程”的贪渎真相。例如承包商最初交纳的承包金额只有每年5万两；曹寅一下子把这个数字提高了一倍。而经过博弈，最终的金额竟相当于最初的280%——也就是说，如无曹寅“半路杀出”，在这项国家工程中，奴才比主子赚的还多得多！难怪曹、张、王几家争得你死我活，在主子面前几乎闹到失态的地步！
　　 当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奴才互相攻讦，主子只需稳坐钓鱼台，笑看效益成倍增长就是了。——这也成为康熙处理君臣利益分配的得意之笔，他有意无意地运用“工程招标”的手段，赚得盆满钵满！
　　 不用说，曹寅“横刀夺爱”、“空手套白狼”，是这场官司的另一个赢家。曹家从此成为皇家供铜商，每年供铜斤600吨，自家肯定仍有获利空间。
　　 此事引发的第三点思考是，跟现代某些工程招标不同，发包人康熙同时又是利益相关人，绝不会因贪图承包者的一点小恩小惠，放弃终极利益——因为国家这份“大产业”就是皇上自己的。某些现代工程发包者则不同，他们是替国家打工的，在他们心中，自家钱包的鼓瘪比国库的盈亏更重要。若让他们来主持这场争端，他们肯定会在收下张、王的大“红包”后，仍以5万两的低价让对方续包。至于曹家，如果没有更大的“红包”伺候，判其出局的理由并不难找。
　　（摘自《今晚报》 图/姚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