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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吕飞飞照常来到镇上。买完菜之后，镇上的媒人把他叫了过去，告诉他今年的“相亲季”又一次颗粒无收。
“相亲了七八次，见了有十多个女孩子吧，一直相亲一直不成功。”24岁的吕飞飞满是沮丧。从2011年开始，今年已经是他相亲的第七个年头。今年见的女方，提出的彩礼要求是18万元，这与吕飞飞心里十二三万的价格相去甚远。婚事于是告吹，两个年轻人再无来往。
在吕飞飞的家乡，只要礼金能够谈妥，男女双方将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完成相亲、订亲、办婚礼的全部过程。闪婚在这里是正常现象，因为过了这个月，年轻男女都要出门打工，一座座村庄将再度成为“空心村”。
吕飞飞的家乡，彩礼多在15万至20万之间，一个媒人一年介绍数百对男女相见，最后能成婚的不过10余对——“说得千家万家，成得一家两家”“十媒九不成，说得七八回”是挂在媒人们口头的俗语。
年复一年，单身的小伙子们怀揣着整个家族的积蓄，在婚姻的大门外排队等待。
女方一天在家“相看”三十多个男子
在当地，大家对每年的彩礼有一个相对公认的“市场价”，这个价格近年来在以每年一至两万元的涨幅攀升，影响着男女双方的心理价格。“别人家的女儿卖这么多钱，我们家的女儿为什么就卖不了这么多？”媒人李海君说出了女孩家长的心里话。李海君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给人说媒，深谙娶嫁双方的心理，如果女方彩礼要价低于当年的“市场价”，不仅旁人会说闲话，男方家的亲戚也会因此看低了嫁过去的新娘。
近年的婚恋市场是绝对的“卖方市场”，女方有充裕的选择权，早些年还能见到男女双方的踪影，而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女孩。因为挑选余地大，女孩们都坐在家里，等着媒人把一个个男青年领上门来，女方最多一天可以在家见到30多名男子。
吕飞飞曾在一次登门相看时，到了门外就发现前面还有另一个男孩排队，而他还没有进门，后面又紧接着来了下一位。
去年，吕飞飞相亲时对方的要价是15万元，今年他攒了两万多元，但彩礼已经涨到了十七八万。对他而言，这一年的工作就像是幫丈母娘打工了。
相亲十八年，彩礼从三千涨到二十万
说到眼睁睁看着彩礼涨起来，可能很少有人比42岁的杨睿卿更有发言权。从2000年开始相亲，18年来他一点一点看着彩礼从3000元多涨到了20万元。
杨睿卿在家中排行老三，顶上还有两个哥哥，按照当地风俗，要等哥哥结完婚后弟弟才可以结婚。2000年二哥结婚后杨睿卿才正式开始相亲，那一年他25岁。大哥和二哥各自的3000多元彩礼掏光了家底，他和父母不得不一起还债。而当还清债务准备正式相亲的时候，年年攀升的彩礼价格已经让他无力承担。
“以前一天打工10块钱，现在100块钱，但彩礼的速度涨得要快多了。”杨睿卿说，十几年相亲下来，他的存款就一直没有追上过彩礼的价格。而随着年龄增大，他在婚恋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也开始凸显。“我现在对女方没有任何要求，离婚带孩子都可以，只要还能再和我生一个。”杨睿卿说。但即便如此，再婚女性的彩礼也让他咋舌，2016年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女子，对方要价20万，杨睿卿只能望而却步。
打工十几年，杨睿卿攒下了15万元积蓄，一再相亲失败的他选择用这笔钱盖了一栋新房。
杨睿卿觉得自己的未来一片灰暗。村头田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谁家的媳妇又在收完彩礼结婚之后跑了，当地村民把这称为“人财两空”。杨睿卿害怕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开始存钱养老，做好孤独终老一生的准备。
结婚攻坚战：过五关斩六将
多年相亲未果以后，杨睿卿和吕飞飞们将和女方打交道的环节归纳为五个关卡，男方要想结婚需要全部通过。
第一关是媒人关。首先要媒人觉得条件符合才能带着去见女方，这一关对杨睿卿来说也并不容易，他首先是花了300元在一个婚介所登记，此外零散的媒人介绍也需要他请饭买烟招待。
第二关则是双方相见之后的女方印象，如果女方满意则可交换联系方式。近年来，杨睿卿已经越来越难通过这一关了。
第三关是见面之后的聊天和约会。在这一关，杨睿卿需要请女方吃饭逛街，还会按照女方要求买衣服充话费。
第四关是看家，也就是女方到男方家里实地考察房屋情况等物质条件。
最后一关才是“说礼”，也就是双方家庭通过媒人商定彩礼价格以及三金首饰、衣服车房等附属条件。
在过去的相亲季，杨睿卿相亲两次，都卡在了第二关，吕飞飞相亲十余次，只有一次进行到最后的“说礼”这一步，有的女方在聊天的时候就拒绝了他的追求，有的则是在看家之后考虑到他家没有楼房而终止相亲。
天价彩礼为什么会出现？
首先，适婚男女比例悬殊。农村大多数家庭都想要个儿子，导致如今的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物以稀为贵，女方要彩礼要得很有底气。而且，大量女孩子进城或到外省打工，巨大的城乡和地域差别让她们不愿意回到老家结婚，再加上交通、信息的便利，农村女孩子们的眼界和生活范围不断扩大，接触到外地男孩子的机会更多，这一切，更让贫困乡村本来就不平衡的两性关系中，留下的女孩子越来越少。
其次，在传统习俗上，有“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而且，女方嫁入男方家后，一般都要改随男方习俗，为男方生儿育女、照顾父母、辛苦一生。所以男方出彩礼，是对女方父母养育之苦的慰藉和补偿。
第三，爱情买卖。往往越贫穷的地方，彩礼要得反而越高。这是因为人们穷怕了，多要些彩礼是希望得到回报，闺女嫁过去之后不用愁吃穿。有的贫困农民短视，只认可男方现在就有个安乐窝，女儿来了就可坐享其成。
第四，是攀比心在作祟。尤其在农村，乡里乡亲互相都认识，因此攀比之风比城市更加严重。连买新车盖新房都要比较比较，就更不用说结婚这种终身大事了。彩礼钱越贵，就显得自己的孩子越金贵，互相攀比，导致彩礼钱一路飙升。
最后，是扭曲的婚恋观。高彩礼滋生出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越贵的媳妇过门后婆家越重视，那些知书达理、结婚不圖金钱的姑娘过门后反倒让婆家人看轻，觉得反正是不花钱娶来的媳妇成本低，因而不珍惜。
可见，要想根除贫困乡村彩礼“天价化”的陋习，首先要采取措施防止农村性别比失衡，其次是要增加农民的社会保障，让农村生活具有留住姑娘的独特魅力。但这需要时间，无法解燃眉之急。目前需要去做的，是要移风易俗，引导村民把反对天价彩礼纳入村规民约，同时还需要法律来做硬性约束。
“相亲了七八次，见了有十多个女孩子吧，一直相亲一直不成功。”24岁的吕飞飞满是沮丧。从2011年开始，今年已经是他相亲的第七个年头。今年见的女方，提出的彩礼要求是18万元，这与吕飞飞心里十二三万的价格相去甚远。婚事于是告吹，两个年轻人再无来往。
在吕飞飞的家乡，只要礼金能够谈妥，男女双方将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完成相亲、订亲、办婚礼的全部过程。闪婚在这里是正常现象，因为过了这个月，年轻男女都要出门打工，一座座村庄将再度成为“空心村”。
吕飞飞的家乡，彩礼多在15万至20万之间，一个媒人一年介绍数百对男女相见，最后能成婚的不过10余对——“说得千家万家，成得一家两家”“十媒九不成，说得七八回”是挂在媒人们口头的俗语。
年复一年，单身的小伙子们怀揣着整个家族的积蓄，在婚姻的大门外排队等待。
女方一天在家“相看”三十多个男子
在当地，大家对每年的彩礼有一个相对公认的“市场价”，这个价格近年来在以每年一至两万元的涨幅攀升，影响着男女双方的心理价格。“别人家的女儿卖这么多钱，我们家的女儿为什么就卖不了这么多？”媒人李海君说出了女孩家长的心里话。李海君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给人说媒，深谙娶嫁双方的心理，如果女方彩礼要价低于当年的“市场价”，不仅旁人会说闲话，男方家的亲戚也会因此看低了嫁过去的新娘。
近年的婚恋市场是绝对的“卖方市场”，女方有充裕的选择权，早些年还能见到男女双方的踪影，而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女孩。因为挑选余地大，女孩们都坐在家里，等着媒人把一个个男青年领上门来，女方最多一天可以在家见到30多名男子。
吕飞飞曾在一次登门相看时，到了门外就发现前面还有另一个男孩排队，而他还没有进门，后面又紧接着来了下一位。
去年，吕飞飞相亲时对方的要价是15万元，今年他攒了两万多元，但彩礼已经涨到了十七八万。对他而言，这一年的工作就像是幫丈母娘打工了。
相亲十八年，彩礼从三千涨到二十万
说到眼睁睁看着彩礼涨起来，可能很少有人比42岁的杨睿卿更有发言权。从2000年开始相亲，18年来他一点一点看着彩礼从3000元多涨到了20万元。
杨睿卿在家中排行老三，顶上还有两个哥哥，按照当地风俗，要等哥哥结完婚后弟弟才可以结婚。2000年二哥结婚后杨睿卿才正式开始相亲，那一年他25岁。大哥和二哥各自的3000多元彩礼掏光了家底，他和父母不得不一起还债。而当还清债务准备正式相亲的时候，年年攀升的彩礼价格已经让他无力承担。
“以前一天打工10块钱，现在100块钱，但彩礼的速度涨得要快多了。”杨睿卿说，十几年相亲下来，他的存款就一直没有追上过彩礼的价格。而随着年龄增大，他在婚恋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也开始凸显。“我现在对女方没有任何要求，离婚带孩子都可以，只要还能再和我生一个。”杨睿卿说。但即便如此，再婚女性的彩礼也让他咋舌，2016年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女子，对方要价20万，杨睿卿只能望而却步。
打工十几年，杨睿卿攒下了15万元积蓄，一再相亲失败的他选择用这笔钱盖了一栋新房。
杨睿卿觉得自己的未来一片灰暗。村头田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谁家的媳妇又在收完彩礼结婚之后跑了，当地村民把这称为“人财两空”。杨睿卿害怕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开始存钱养老，做好孤独终老一生的准备。
结婚攻坚战：过五关斩六将
多年相亲未果以后，杨睿卿和吕飞飞们将和女方打交道的环节归纳为五个关卡，男方要想结婚需要全部通过。
第一关是媒人关。首先要媒人觉得条件符合才能带着去见女方，这一关对杨睿卿来说也并不容易，他首先是花了300元在一个婚介所登记，此外零散的媒人介绍也需要他请饭买烟招待。
第二关则是双方相见之后的女方印象，如果女方满意则可交换联系方式。近年来，杨睿卿已经越来越难通过这一关了。
第三关是见面之后的聊天和约会。在这一关，杨睿卿需要请女方吃饭逛街，还会按照女方要求买衣服充话费。
第四关是看家，也就是女方到男方家里实地考察房屋情况等物质条件。
最后一关才是“说礼”，也就是双方家庭通过媒人商定彩礼价格以及三金首饰、衣服车房等附属条件。
在过去的相亲季，杨睿卿相亲两次，都卡在了第二关，吕飞飞相亲十余次，只有一次进行到最后的“说礼”这一步，有的女方在聊天的时候就拒绝了他的追求，有的则是在看家之后考虑到他家没有楼房而终止相亲。
天价彩礼为什么会出现？
首先，适婚男女比例悬殊。农村大多数家庭都想要个儿子，导致如今的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物以稀为贵，女方要彩礼要得很有底气。而且，大量女孩子进城或到外省打工，巨大的城乡和地域差别让她们不愿意回到老家结婚，再加上交通、信息的便利，农村女孩子们的眼界和生活范围不断扩大，接触到外地男孩子的机会更多，这一切，更让贫困乡村本来就不平衡的两性关系中，留下的女孩子越来越少。
其次，在传统习俗上，有“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而且，女方嫁入男方家后，一般都要改随男方习俗，为男方生儿育女、照顾父母、辛苦一生。所以男方出彩礼，是对女方父母养育之苦的慰藉和补偿。
第三，爱情买卖。往往越贫穷的地方，彩礼要得反而越高。这是因为人们穷怕了，多要些彩礼是希望得到回报，闺女嫁过去之后不用愁吃穿。有的贫困农民短视，只认可男方现在就有个安乐窝，女儿来了就可坐享其成。
第四，是攀比心在作祟。尤其在农村，乡里乡亲互相都认识，因此攀比之风比城市更加严重。连买新车盖新房都要比较比较，就更不用说结婚这种终身大事了。彩礼钱越贵，就显得自己的孩子越金贵，互相攀比，导致彩礼钱一路飙升。
最后，是扭曲的婚恋观。高彩礼滋生出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越贵的媳妇过门后婆家越重视，那些知书达理、结婚不圖金钱的姑娘过门后反倒让婆家人看轻，觉得反正是不花钱娶来的媳妇成本低，因而不珍惜。
可见，要想根除贫困乡村彩礼“天价化”的陋习，首先要采取措施防止农村性别比失衡，其次是要增加农民的社会保障，让农村生活具有留住姑娘的独特魅力。但这需要时间，无法解燃眉之急。目前需要去做的，是要移风易俗，引导村民把反对天价彩礼纳入村规民约，同时还需要法律来做硬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