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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阿诺特（Rob Arnott）是锐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Research Affiliates）的董事长兼CEO，这是一家以数量化模型投资方式来对投资组合进行创新优化管理的资产管理公司，主要的投资产品和服务是提供基本面指数（Fundamental Index）和全球策略性资产配置 （Global Tactical Asset Allocation） 策略。PRF 基金（The Power Shares FTSE RAFI US 1000 fund）采用的正是阿诺特的公司开发的基本面指数。PRF基金最近五年年均回报率达22%，高于标普500指数3个百分点 。
罗伯·阿诺特曾被Money杂志喻为与沃伦·巴菲特齐名的投资大师。他是基本面指数的支持者，并获得了专利。他重视现金流和账面价值，而非股票市值。
《巴伦周刊》曾在金融危机期间采访了他，当时他看好股票，回避美国国债。但如今他告诉《巴伦周刊》，更喜欢高收益债券以及新兴市场的债券和股票。
长期来看，金融大鳄们喜欢新兴市场，人口红利是一大理由。阿诺特最近正和同事研究人口统计学。他提醒人们，在发达国家人们寿命较长但缺乏后继的年轻动力，这种状况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GDP的影响正在被低估。
《巴伦周刊》：2009年，你对股票与债券风险溢价的一些看法持不同意见，并指出，股市可能会经历长时期走势不佳的状态。你现在怎么看？
阿诺特：这种状况实际上和今天更为贴近。每当股市相对于债市或其他方面的投资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时，本性让人们习惯性地期待美好的事情会和精彩的过去一样来临。这并不是说股市会变坏，只是最近的股市表现超过了市场的基本面。盈利和股息分配远远没有赶上过去五六年股价增长的速度。大多数股价的上涨都是源于估值倍数的扩张。市场已经超支了未来的收益，短短几年的牛市提前爆发。
《巴伦周刊》：那股市的前景会怎么样呢？
阿诺特：长期回报将低于2009年之后的预期。2009年时，股市定价合理，很容易取得可观的回报，但又不像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超高回报。我们预支的长期回报太多了。
《巴伦周刊》：2009年3月，股票收益率约为4%。
阿诺特：是的。一些人认为5%的回报率很糟糕，但实际上这个回报率已相当不错了。现在，股票收益率又回落到2%，这意味着相对于2009年长期回报将减少2%。因此，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前景会变得很差，但并不意味着回报会特别差，只是需要调低你的预期。
《巴伦周刊》：如何评估债券市场呢？
阿诺特：把债券当作整体的资产类别来看待是错误的，就像认为股票市场也是整体的资产类别一样。债券市场中，国内和国际投资级债券联系相对紧密，但通胀挂钩债券（inflation-linked bonds）表现则不同。还有低于投资级债券（也称垃圾债券）、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和企业债券以及浮动利率债券等，它们的表现都完全不同。巴克莱美国综合债券指数（The Barclay’s Aggregate）主要以美国国债和投资级企业债券为主，目前的收益增长为2.3%。这个结果已非常糟糕。但如果看一下高收益债券，收益率接近6%，新兴市场债券的收益率约为5%。再看信用质量，大部分的主权债券都是投资级债券。浮动利率债券则几乎没有任何久期风险。
投资者的另外一个错觉就是，如果利率上升，所有的债券都将表现不佳。回顾过去25年，所有国债收益率上升100个基点（1个百分点）的时期，高收益债券和新兴市场债券都产生了非常可观的回报，而国债却是严重的负回报。通胀挂钩债券表现得也不错。
《巴伦周刊》：你怎么评估新兴市场？
阿诺特：新兴市场恐慌产生了大量超便宜的股票。当我们像逆向投资者一样购买股票时，客户经常会指责，“你为什么买这个，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而我们会说，“嗯，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会这么便宜。”两年前，我们在新兴市场配置的很少，而现在我们配置了很多，因为配置得太多了，所以人们都很担心。
《巴伦周刊》：你怎么看待人口因素？
阿诺特：人口学可以比作是800磅的大猩猩，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巨大。在20世纪，特别是后半期，发达国家死亡率下跌，人们可以工作更长时间；出生率下跌，很多家庭的抚养负担减轻。因为寿命延长，“老人”显得已经没有那么多了，需要供养的老人很少。因此，我们曾处在人类历史上人口结构最好的时期。这样的人口结构推动了创业精神、科技创新和发明，以及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增长高潮相继在工业革命、电气时代、接着是电脑和互联网时代出现。
《巴伦周刊》：这又是如何影响GDP的呢？
阿诺特：几十年来，GDP增速已经大幅放缓。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以及媒体评论家都谈及3%的GDP实际增长率，而且每一个人都期盼着能重返这个有魔力的数字。但是，过去的40年实际GDP增长率究竟是多少呢？2.1%。如果你说，“在未来数十年里，我希望的增长是2%。”那你就被认为是悲观者。如果你说，你希望的增长是1%，那你被认为是一个疯子。但40年的增长率都是2.1%。只有时光倒流到20多年前你才可能找到超过3%的增长。所以3%这一数字已远离我们很长时间了。
《巴伦周刊》：那么，这一切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阿诺特：由于良性的人口结构一直维持到整个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在未来20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约0.5%。而过去的40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近1.5%。由此可以看出，潜在的劳动力增长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GDP潜在的增长减少一个百分点。普通工人的年纪比40年前普通工人的年龄要大。年长的工人比年轻工人的生产效率高，但生产率增速将降低。因此，尽管我们更高效并且人均GDP也更高，但生产率的增速会慢下来，未来的20年，1%的实际年均GDP增长将不足为奇。 《巴伦周刊》：那意味着什么呢？
阿诺特：现在大多数经济观察家缺乏务实的作风，他们的期望值与现实是有差距的，这很危险。
如果1%到1.5%是未来正常的增长，而我们要求政治精英创造3%的增长，他们也会去创造增长。但唯一的方法是通过赤字开支和人工刺激，通过花以后的钱的方式，会营造短期的增长，但牺牲的是将来经济增长放缓。这是非常危险的，对长期的增长也极具破坏性。如果不过高预期未来，将来经济增长会放缓，市场回报也会降低，但这样的经济放缓是良性的。如果经济实际增长1%或1.5%，债券能有2%或3%的回报率，股票能给我5%或6%的回报，那么我会少花钱，多存钱，我的工作时间也会更长一些。如果我们比父母和祖父母活的更长，我们就应该工作得更长一些，这没什么不妥。常识告诉我们，如果多花钱、少存钱的最后结果是悲惨退休的话，少花钱、多存钱、工作到老算是非常好的结果了。
我们将经历老年人数量剧增的时期，伴随而来的是巨大数量的供养人口。这样，非工作人口会远远超过工作人口，特别是在日本、东亚的其他地区以及欧洲的部分国家。这将给政治家们带来令人望而却步的艰巨挑战。可以想象，未来20年的政治很难会像过去20年的那样优雅和平静。接下来的30到40年，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过渡期，即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要达到这种状况，我们必须要提高生育率。
《巴伦周刊》：什么样的出生率是必需的呢？
阿诺特：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在发达国家，现在这一比率远远低于两个。在美国，受益于移民政策，出生率接近两个，还算是不错的。对西欧来说，这个比率太高了。在东亚地区，如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每个妇女的生育水平趋于两人以下，有的国家的生育率低至1.2或1.3。假设极端的情况下，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一个孩子。结果人口每一代下降50%，而供养率高得惊人。当然长期的情况不能像这样假设，这不是今天的问题，更直接地说，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为子孙后代指出来：“嘿！ 这是你们要考虑的问题。”
《巴伦周刊》：这种趋势对投资有什么影响呢？
阿诺特：未来三到五年，估值开始占主导地位，并会指向新兴市场。长期来看，人口结构会起巨大的作用，而且也会指向新兴市场。对于任何一个有着至少一至两年投资回报预期的投资者来说，新兴市场是最佳的投资点。
罗伯·阿诺特曾被Money杂志喻为与沃伦·巴菲特齐名的投资大师。他是基本面指数的支持者，并获得了专利。他重视现金流和账面价值，而非股票市值。
《巴伦周刊》曾在金融危机期间采访了他，当时他看好股票，回避美国国债。但如今他告诉《巴伦周刊》，更喜欢高收益债券以及新兴市场的债券和股票。
长期来看，金融大鳄们喜欢新兴市场，人口红利是一大理由。阿诺特最近正和同事研究人口统计学。他提醒人们，在发达国家人们寿命较长但缺乏后继的年轻动力，这种状况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GDP的影响正在被低估。
《巴伦周刊》：2009年，你对股票与债券风险溢价的一些看法持不同意见，并指出，股市可能会经历长时期走势不佳的状态。你现在怎么看？
阿诺特：这种状况实际上和今天更为贴近。每当股市相对于债市或其他方面的投资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时，本性让人们习惯性地期待美好的事情会和精彩的过去一样来临。这并不是说股市会变坏，只是最近的股市表现超过了市场的基本面。盈利和股息分配远远没有赶上过去五六年股价增长的速度。大多数股价的上涨都是源于估值倍数的扩张。市场已经超支了未来的收益，短短几年的牛市提前爆发。
《巴伦周刊》：那股市的前景会怎么样呢？
阿诺特：长期回报将低于2009年之后的预期。2009年时，股市定价合理，很容易取得可观的回报，但又不像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超高回报。我们预支的长期回报太多了。
《巴伦周刊》：2009年3月，股票收益率约为4%。
阿诺特：是的。一些人认为5%的回报率很糟糕，但实际上这个回报率已相当不错了。现在，股票收益率又回落到2%，这意味着相对于2009年长期回报将减少2%。因此，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前景会变得很差，但并不意味着回报会特别差，只是需要调低你的预期。
《巴伦周刊》：如何评估债券市场呢？
阿诺特：把债券当作整体的资产类别来看待是错误的，就像认为股票市场也是整体的资产类别一样。债券市场中，国内和国际投资级债券联系相对紧密，但通胀挂钩债券（inflation-linked bonds）表现则不同。还有低于投资级债券（也称垃圾债券）、新兴市场主权债券和企业债券以及浮动利率债券等，它们的表现都完全不同。巴克莱美国综合债券指数（The Barclay’s Aggregate）主要以美国国债和投资级企业债券为主，目前的收益增长为2.3%。这个结果已非常糟糕。但如果看一下高收益债券，收益率接近6%，新兴市场债券的收益率约为5%。再看信用质量，大部分的主权债券都是投资级债券。浮动利率债券则几乎没有任何久期风险。
投资者的另外一个错觉就是，如果利率上升，所有的债券都将表现不佳。回顾过去25年，所有国债收益率上升100个基点（1个百分点）的时期，高收益债券和新兴市场债券都产生了非常可观的回报，而国债却是严重的负回报。通胀挂钩债券表现得也不错。
《巴伦周刊》：你怎么评估新兴市场？
阿诺特：新兴市场恐慌产生了大量超便宜的股票。当我们像逆向投资者一样购买股票时，客户经常会指责，“你为什么买这个，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而我们会说，“嗯，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会这么便宜。”两年前，我们在新兴市场配置的很少，而现在我们配置了很多，因为配置得太多了，所以人们都很担心。
《巴伦周刊》：你怎么看待人口因素？
阿诺特：人口学可以比作是800磅的大猩猩，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巨大。在20世纪，特别是后半期，发达国家死亡率下跌，人们可以工作更长时间；出生率下跌，很多家庭的抚养负担减轻。因为寿命延长，“老人”显得已经没有那么多了，需要供养的老人很少。因此，我们曾处在人类历史上人口结构最好的时期。这样的人口结构推动了创业精神、科技创新和发明，以及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增长高潮相继在工业革命、电气时代、接着是电脑和互联网时代出现。
《巴伦周刊》：这又是如何影响GDP的呢？
阿诺特：几十年来，GDP增速已经大幅放缓。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以及媒体评论家都谈及3%的GDP实际增长率，而且每一个人都期盼着能重返这个有魔力的数字。但是，过去的40年实际GDP增长率究竟是多少呢？2.1%。如果你说，“在未来数十年里，我希望的增长是2%。”那你就被认为是悲观者。如果你说，你希望的增长是1%，那你被认为是一个疯子。但40年的增长率都是2.1%。只有时光倒流到20多年前你才可能找到超过3%的增长。所以3%这一数字已远离我们很长时间了。
《巴伦周刊》：那么，这一切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阿诺特：由于良性的人口结构一直维持到整个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在未来20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约0.5%。而过去的40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近1.5%。由此可以看出，潜在的劳动力增长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GDP潜在的增长减少一个百分点。普通工人的年纪比40年前普通工人的年龄要大。年长的工人比年轻工人的生产效率高，但生产率增速将降低。因此，尽管我们更高效并且人均GDP也更高，但生产率的增速会慢下来，未来的20年，1%的实际年均GDP增长将不足为奇。 《巴伦周刊》：那意味着什么呢？
阿诺特：现在大多数经济观察家缺乏务实的作风，他们的期望值与现实是有差距的，这很危险。
如果1%到1.5%是未来正常的增长，而我们要求政治精英创造3%的增长，他们也会去创造增长。但唯一的方法是通过赤字开支和人工刺激，通过花以后的钱的方式，会营造短期的增长，但牺牲的是将来经济增长放缓。这是非常危险的，对长期的增长也极具破坏性。如果不过高预期未来，将来经济增长会放缓，市场回报也会降低，但这样的经济放缓是良性的。如果经济实际增长1%或1.5%，债券能有2%或3%的回报率，股票能给我5%或6%的回报，那么我会少花钱，多存钱，我的工作时间也会更长一些。如果我们比父母和祖父母活的更长，我们就应该工作得更长一些，这没什么不妥。常识告诉我们，如果多花钱、少存钱的最后结果是悲惨退休的话，少花钱、多存钱、工作到老算是非常好的结果了。
我们将经历老年人数量剧增的时期，伴随而来的是巨大数量的供养人口。这样，非工作人口会远远超过工作人口，特别是在日本、东亚的其他地区以及欧洲的部分国家。这将给政治家们带来令人望而却步的艰巨挑战。可以想象，未来20年的政治很难会像过去20年的那样优雅和平静。接下来的30到40年，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过渡期，即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要达到这种状况，我们必须要提高生育率。
《巴伦周刊》：什么样的出生率是必需的呢？
阿诺特：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在发达国家，现在这一比率远远低于两个。在美国，受益于移民政策，出生率接近两个，还算是不错的。对西欧来说，这个比率太高了。在东亚地区，如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每个妇女的生育水平趋于两人以下，有的国家的生育率低至1.2或1.3。假设极端的情况下，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一个孩子。结果人口每一代下降50%，而供养率高得惊人。当然长期的情况不能像这样假设，这不是今天的问题，更直接地说，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为子孙后代指出来：“嘿！ 这是你们要考虑的问题。”
《巴伦周刊》：这种趋势对投资有什么影响呢？
阿诺特：未来三到五年，估值开始占主导地位，并会指向新兴市场。长期来看，人口结构会起巨大的作用，而且也会指向新兴市场。对于任何一个有着至少一至两年投资回报预期的投资者来说，新兴市场是最佳的投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