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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语》是春秋时期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在《论语》中有许多直接引取《诗》的语句，通过收集、整理、分析解读这些诗句可以发现，《论语》引诗存在着“断章取义”的特点。
关键词：《论语》；《诗经》；断章取义
《诗经》是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周人称之为“诗”或“诗经”。春秋战国是《诗》最深入人心的时代，《诗》作为当时贵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诗篇被广泛应用于祭典、外交、著述等方面。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说明了孔子对《诗经》的推崇，同样在实践中，孔子也运用诗来言志、用诗来阐明哲理，这种做法被他的弟子所继承下去，他们引《诗》的言语被记载在《论语》中。
但是，在《论语》中，我们发现孔子及其弟子引《诗》存在着断章取义的现象。这种罔顾全诗诗旨而对诗句意思做牵强附会的理解的做法，看似霸道，实际上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因为断章取义的引《诗》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贵族们便“赋诗断章”，而在孔门的发展下，引《诗》成了儒家哲理阐释的一种手段。
一、渊源——“断章取义”：春秋赋诗的影响
“断章取义”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回答自己不避讳同宗婚姻时说：“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恶识宗！”。杨伯峻注曰：“赋诗断章，譬喻语。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不顾本义，断章取义也。”那春秋赋诗又是—种怎样的形式呢？
春秋赋诗即是公卿大夫近似于直白地朗诵《诗》，“《春秋》时期朝聘时宴享动必赋诗”，在《左传》记录的赋诗就高达68次之多。但春秋赋诗更重在“言志”以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而以《左传》为代表的春秋赋诗更注重诗歌的政治效能，对诗的“断章取义”较多的运用在外交内政事务上。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侯为齐侯、郑伯二君赋《嘉乐》，截取“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来表达对二君的欢迎。又如《左传·宣公二年》士季进谏晋灵公，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士季引用《大雅·荡》中的一句来劝灵公知错就改。春秋赋诗的引《诗》多为了达成内政外交的目的。
故孔子言：“诵诗三百，授之以达，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何为？”处于春秋引诗“断章取义”的潮流中，孔子也看到诗的政治作用，主张“不学诗，无以言”，言语科是孔子最重视的学科之一，“言”需学诗，更要能“断章取义”地自如运用诗，如他见“三家以《雍》彻”，便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运用《周颂·雍》里的一句描绘天子祭祖时诸侯辅助景象的诗句来讽刺三家的僭越行为，将诗中祭祀应然的场景和现实加以对比，以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内政的不满。
当然，在个人情感抒发和志向表达上，诗歌的“断章取义“仍然发挥着其应有的效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日：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当时赵孟为考察诸君志向，叫他们“赋以从君祝”，七君均赋诗言志，赵孟便观之志。在《论语》里，引诗“断章取义”也有以诗言志、抒发个人感情的用法，如《论语·子罕篇》说到：“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日：“未之思也，夫何远只有？”朱熹注：夫子借其言而反之，盖前篇仁远乎哉之意。。孔子意为就算仁离自己很遥远，但自己仍存着仁的志向，不在乎距离远近。孔子截引一句逸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更含蓄，亦符合他“诗可以兴”的观念。
总而言之，春秋赋诗“断章取义”已成为一种习见的现象，《论语》引诗的“断章取义“也受了春秋赋诗的影响，注重引诗的交际功能，注重引诗来表达对国家内政外交的意见及表明个人志向。
二、发展——“牵强附会”：儒学哲理的阐释
春秋赋诗在引《诗》的形式一断章取义上影响着《论语》引《诗》，但是在内容上，《论语》引诗还有许多既不是为了讽谏政治，也不是为了抒怀言志的内容，而是对诗句做些牵强附会的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甚至令人摸不着头脑。
在《论语·泰伯》中：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引诗原句出自《诗经·小雅·小旻》，形容做事小心翼翼的样子，朱熹注日：“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门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难如此，而后知其得免于毁伤也。”3在这里，“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形容的便成了对自己身体的爱惜和保存，以此体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的儒学思想。
从上面三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论语》对诗进行“断章取义”的征引时，着重运用思辨对诗句进行哲学意义的附会，从而对儒学思想进行阐发，诠释儒家哲学要义。
当然在今天对《论语》进行解读时，由于这种引诗上的“断章取义“及意义阐发上的牵强附会，对《论语》原句有时不能做到准确把握，但了解了《论语》受春秋赋诗的影响后，在研究上便可选用《左传》、《战国策》等经典与《论语》进行对比的引诗研究，以期做到更好地理解原意。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还需理清《论语》引诗时对诗常采取惯用的哲学阐释手段，注重從哲理引申去把握被截断的诗句，如此一来，能帮助《论语》文本研究及儒学思想研究走向一个更合理的结果。
关键词：《论语》；《诗经》；断章取义
《诗经》是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周人称之为“诗”或“诗经”。春秋战国是《诗》最深入人心的时代，《诗》作为当时贵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诗篇被广泛应用于祭典、外交、著述等方面。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说明了孔子对《诗经》的推崇，同样在实践中，孔子也运用诗来言志、用诗来阐明哲理，这种做法被他的弟子所继承下去，他们引《诗》的言语被记载在《论语》中。
但是，在《论语》中，我们发现孔子及其弟子引《诗》存在着断章取义的现象。这种罔顾全诗诗旨而对诗句意思做牵强附会的理解的做法，看似霸道，实际上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因为断章取义的引《诗》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贵族们便“赋诗断章”，而在孔门的发展下，引《诗》成了儒家哲理阐释的一种手段。
一、渊源——“断章取义”：春秋赋诗的影响
“断章取义”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回答自己不避讳同宗婚姻时说：“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恶识宗！”。杨伯峻注曰：“赋诗断章，譬喻语。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不顾本义，断章取义也。”那春秋赋诗又是—种怎样的形式呢？
春秋赋诗即是公卿大夫近似于直白地朗诵《诗》，“《春秋》时期朝聘时宴享动必赋诗”，在《左传》记录的赋诗就高达68次之多。但春秋赋诗更重在“言志”以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而以《左传》为代表的春秋赋诗更注重诗歌的政治效能，对诗的“断章取义”较多的运用在外交内政事务上。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侯为齐侯、郑伯二君赋《嘉乐》，截取“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来表达对二君的欢迎。又如《左传·宣公二年》士季进谏晋灵公，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士季引用《大雅·荡》中的一句来劝灵公知错就改。春秋赋诗的引《诗》多为了达成内政外交的目的。
故孔子言：“诵诗三百，授之以达，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何为？”处于春秋引诗“断章取义”的潮流中，孔子也看到诗的政治作用，主张“不学诗，无以言”，言语科是孔子最重视的学科之一，“言”需学诗，更要能“断章取义”地自如运用诗，如他见“三家以《雍》彻”，便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运用《周颂·雍》里的一句描绘天子祭祖时诸侯辅助景象的诗句来讽刺三家的僭越行为，将诗中祭祀应然的场景和现实加以对比，以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内政的不满。
当然，在个人情感抒发和志向表达上，诗歌的“断章取义“仍然发挥着其应有的效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日：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当时赵孟为考察诸君志向，叫他们“赋以从君祝”，七君均赋诗言志，赵孟便观之志。在《论语》里，引诗“断章取义”也有以诗言志、抒发个人感情的用法，如《论语·子罕篇》说到：“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日：“未之思也，夫何远只有？”朱熹注：夫子借其言而反之，盖前篇仁远乎哉之意。。孔子意为就算仁离自己很遥远，但自己仍存着仁的志向，不在乎距离远近。孔子截引一句逸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更含蓄，亦符合他“诗可以兴”的观念。
总而言之，春秋赋诗“断章取义”已成为一种习见的现象，《论语》引诗的“断章取义“也受了春秋赋诗的影响，注重引诗的交际功能，注重引诗来表达对国家内政外交的意见及表明个人志向。
二、发展——“牵强附会”：儒学哲理的阐释
春秋赋诗在引《诗》的形式一断章取义上影响着《论语》引《诗》，但是在内容上，《论语》引诗还有许多既不是为了讽谏政治，也不是为了抒怀言志的内容，而是对诗句做些牵强附会的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甚至令人摸不着头脑。
在《论语·泰伯》中：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引诗原句出自《诗经·小雅·小旻》，形容做事小心翼翼的样子，朱熹注日：“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门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难如此，而后知其得免于毁伤也。”3在这里，“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形容的便成了对自己身体的爱惜和保存，以此体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的儒学思想。
从上面三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论语》对诗进行“断章取义”的征引时，着重运用思辨对诗句进行哲学意义的附会，从而对儒学思想进行阐发，诠释儒家哲学要义。
当然在今天对《论语》进行解读时，由于这种引诗上的“断章取义“及意义阐发上的牵强附会，对《论语》原句有时不能做到准确把握，但了解了《论语》受春秋赋诗的影响后，在研究上便可选用《左传》、《战国策》等经典与《论语》进行对比的引诗研究，以期做到更好地理解原意。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还需理清《论语》引诗时对诗常采取惯用的哲学阐释手段，注重從哲理引申去把握被截断的诗句，如此一来，能帮助《论语》文本研究及儒学思想研究走向一个更合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