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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开始，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描写小人物的作品，如果戈里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等，這些作品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笔者将从叙事模式、“小人物”形象的发展来分析其异同点。
关键词：小人物；叙事模式；人道主义；精神觉醒
俄国“小人物”形象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官吏和小职员阶级。他们是正直、善良的劳动者，却常常受到各方的侵害与歧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一味屈辱退让、逆来顺受，得到一点微薄的报酬后又乐天知命、安守本分……小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与当时的时代和环境密不可分。
十九世纪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相当缓慢，而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在城市，下层官吏和平民受到“官僚机器”的摧残；在农村，广大农民受到农奴主残酷的剥削与压榨。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人物”。
一、叙事模式相近
首先看人物，驿站长维林、《外套》中的亚卡基、《穷人》中的杰符什金都是社会中的底层小官吏。《驿站长》的开篇就说：驿站长是十四品的真正的受气包，他的官职只能使他免于挨打（有时也并不能保证）。而《外套》中的亚卡基是一位服务三十年的九品文官，他的职责就是日复一日地抄写案卷，连看门人也不屑与和他打招呼。《穷人》中的杰符什金也是一位老抄写员，对上司唯唯诺诺，还被同僚无情嘲弄与冷遇。
虽然这些小人物的不幸遭遇是不同的，但经过梳理，故事的脉络是相似的：
1.驿站长维林被骠骑兵明斯基骗走了女儿，去彼得堡寻找女儿无果，酗酒而死；
2.九等文官亚卡基被强盗夺走了新做的外套，找“要人”求助受呵斥后暴病而死，化为鬼魂抢劫路人的外套，最后也报复了欺侮他的“要人”；
3.九等文官杰符什金失去了心爱的人，伤心酗酒而死。
通过对比这三个故事，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遵循着“小人物被侵害者夺去生存支柱，小人物结局凄凉”这一叙述模式。同时，我们也可以归纳出故事的基本框架，即：被侵害前的生存状态——被侵害过程——被侵害后的生存状态。
驿站长维林在美丽、聪明的女儿杜尼亚的陪伴下，生活得幸福，这是受难前；一位骠骑兵借口去教堂骗走了女儿，老父亲寻女无果，这是受难过程；老人饮酒过度，伤心离世，这是受难后的生存状态。另外两个故事也大致遵循着这三个叙事阶段。在这三则故事中，杜尼亚、新外套、瓦莲卡分别是维林、亚卡基、杰符什金的生活支柱，当他们的生活支柱被无情夺走之后，他们的结局难免是悲惨的。
二、“小人物”形象的发展
1.形式的发展
《驿站长》以“我”三次造访驿站，目睹老驿站长的不幸为叙述线索，暗含作者的情感取向。这是俄国文学史上小人物主题第一次被提出，褪去了传统情节感伤和浪漫的色彩，促使读者严肃思考。
《外套》也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客观描述了亚卡基的命运随着一件外套的得而复失波澜起伏。在《穷人》中，陀氏首创书信体，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剖白了亚卡基与瓦莲卡的内心活动。此时，作家笔下的人物不再是被读者外部观察的对象，而是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社会现实的观察者，他们的自我意识正在觉醒。比起前两部作品，读者不是通过作者的认识和体验来了解人物的悲惨命运，而是在阅读中直接与人物对话，倾听他们的心灵世界。
2.人道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对小人物的书写，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一是对小人物的怜悯和同情，二是对造成小人物悲剧命运的大人物和专制制度的揭露和否定，三是对小人物本身弱点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小人物的同情，实际上表明作家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思考和肯定。
果戈里的作品更突出小人物的人格受践踏。《外套》里的亚卡基死后的第二天，就有人顶替了他，凸显出亚卡基的无足轻重。甚至他的名字“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意思是亚卡基（他父亲）的孩子，都说明了他独立人格的失落。
果戈里的作品不像《驿站长》那样美化了贵族明斯基，而是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大人物”是“小人物”死亡的直接原因。陀氏在塑造“小人物”形象中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里等作家的人道主义传统，但并不是致力于表现杰符什金的悲惨命运，而是更加侧重于揭示“小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发掘其心灵深处所蕴藏的美好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凸显出小人物的觉醒与抗争，虽然这种抗争只是“跪着造反”。
3.精神的觉醒
普希金的《驿站长》用“我”的口吻说，“按官阶论等”是一条大家称便的规律。这就暗示着作者对于小人物反抗的态度，维林放弃控告与寻找也是必然的。只能委曲求全、息事宁人。亚卡基在外套被劫与被官员呵斥的双重打击下一命呜呼，死后他化为专门在深夜剥人外套的幽灵，终于无所畏惧地报复了欺侮他的官员。尽管这个结局流于荒诞，但寄托了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与慰藉，体现了“善恶有报”的宗教观。
《穷人》中的杰符什金深感命运的不公，前所未有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贫穷的罪恶。他极度自尊，与其他小人物的麻木不同，“我的名誉，尊严——一切都完了；我毁了，您也毁了，您同我一起都无可挽回地毁了！”但他认识不到造成自己不幸的根源在于制度的腐朽，他的反抗具有无法摆脱的局限性。
总之，造成小人物的悲剧的原因除了官僚统治者的欺凌、邪恶势力的迫害等外在原因，小人物自身的局限性也助长了不幸的降临。在思想上，因循守旧、不思变通，在性格上，软弱懦弱、不思反抗，还有他们的天真与奴性，将他们一步步推向悲剧的深渊。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者站在历史的批判者的角度，在抑恶扬善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小人物”局限性的否定，体现出作家对俄国社会发展的关心与思考。
关键词：小人物；叙事模式；人道主义；精神觉醒
俄国“小人物”形象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官吏和小职员阶级。他们是正直、善良的劳动者，却常常受到各方的侵害与歧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一味屈辱退让、逆来顺受，得到一点微薄的报酬后又乐天知命、安守本分……小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与当时的时代和环境密不可分。
十九世纪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相当缓慢，而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在城市，下层官吏和平民受到“官僚机器”的摧残；在农村，广大农民受到农奴主残酷的剥削与压榨。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人物”。
一、叙事模式相近
首先看人物，驿站长维林、《外套》中的亚卡基、《穷人》中的杰符什金都是社会中的底层小官吏。《驿站长》的开篇就说：驿站长是十四品的真正的受气包，他的官职只能使他免于挨打（有时也并不能保证）。而《外套》中的亚卡基是一位服务三十年的九品文官，他的职责就是日复一日地抄写案卷，连看门人也不屑与和他打招呼。《穷人》中的杰符什金也是一位老抄写员，对上司唯唯诺诺，还被同僚无情嘲弄与冷遇。
虽然这些小人物的不幸遭遇是不同的，但经过梳理，故事的脉络是相似的：
1.驿站长维林被骠骑兵明斯基骗走了女儿，去彼得堡寻找女儿无果，酗酒而死；
2.九等文官亚卡基被强盗夺走了新做的外套，找“要人”求助受呵斥后暴病而死，化为鬼魂抢劫路人的外套，最后也报复了欺侮他的“要人”；
3.九等文官杰符什金失去了心爱的人，伤心酗酒而死。
通过对比这三个故事，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遵循着“小人物被侵害者夺去生存支柱，小人物结局凄凉”这一叙述模式。同时，我们也可以归纳出故事的基本框架，即：被侵害前的生存状态——被侵害过程——被侵害后的生存状态。
驿站长维林在美丽、聪明的女儿杜尼亚的陪伴下，生活得幸福，这是受难前；一位骠骑兵借口去教堂骗走了女儿，老父亲寻女无果，这是受难过程；老人饮酒过度，伤心离世，这是受难后的生存状态。另外两个故事也大致遵循着这三个叙事阶段。在这三则故事中，杜尼亚、新外套、瓦莲卡分别是维林、亚卡基、杰符什金的生活支柱，当他们的生活支柱被无情夺走之后，他们的结局难免是悲惨的。
二、“小人物”形象的发展
1.形式的发展
《驿站长》以“我”三次造访驿站，目睹老驿站长的不幸为叙述线索，暗含作者的情感取向。这是俄国文学史上小人物主题第一次被提出，褪去了传统情节感伤和浪漫的色彩，促使读者严肃思考。
《外套》也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客观描述了亚卡基的命运随着一件外套的得而复失波澜起伏。在《穷人》中，陀氏首创书信体，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剖白了亚卡基与瓦莲卡的内心活动。此时，作家笔下的人物不再是被读者外部观察的对象，而是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社会现实的观察者，他们的自我意识正在觉醒。比起前两部作品，读者不是通过作者的认识和体验来了解人物的悲惨命运，而是在阅读中直接与人物对话，倾听他们的心灵世界。
2.人道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对小人物的书写，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一是对小人物的怜悯和同情，二是对造成小人物悲剧命运的大人物和专制制度的揭露和否定，三是对小人物本身弱点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小人物的同情，实际上表明作家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思考和肯定。
果戈里的作品更突出小人物的人格受践踏。《外套》里的亚卡基死后的第二天，就有人顶替了他，凸显出亚卡基的无足轻重。甚至他的名字“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意思是亚卡基（他父亲）的孩子，都说明了他独立人格的失落。
果戈里的作品不像《驿站长》那样美化了贵族明斯基，而是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大人物”是“小人物”死亡的直接原因。陀氏在塑造“小人物”形象中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里等作家的人道主义传统，但并不是致力于表现杰符什金的悲惨命运，而是更加侧重于揭示“小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发掘其心灵深处所蕴藏的美好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凸显出小人物的觉醒与抗争，虽然这种抗争只是“跪着造反”。
3.精神的觉醒
普希金的《驿站长》用“我”的口吻说，“按官阶论等”是一条大家称便的规律。这就暗示着作者对于小人物反抗的态度，维林放弃控告与寻找也是必然的。只能委曲求全、息事宁人。亚卡基在外套被劫与被官员呵斥的双重打击下一命呜呼，死后他化为专门在深夜剥人外套的幽灵，终于无所畏惧地报复了欺侮他的官员。尽管这个结局流于荒诞，但寄托了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与慰藉，体现了“善恶有报”的宗教观。
《穷人》中的杰符什金深感命运的不公，前所未有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贫穷的罪恶。他极度自尊，与其他小人物的麻木不同，“我的名誉，尊严——一切都完了；我毁了，您也毁了，您同我一起都无可挽回地毁了！”但他认识不到造成自己不幸的根源在于制度的腐朽，他的反抗具有无法摆脱的局限性。
总之，造成小人物的悲剧的原因除了官僚统治者的欺凌、邪恶势力的迫害等外在原因，小人物自身的局限性也助长了不幸的降临。在思想上，因循守旧、不思变通，在性格上，软弱懦弱、不思反抗，还有他们的天真与奴性，将他们一步步推向悲剧的深渊。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者站在历史的批判者的角度，在抑恶扬善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小人物”局限性的否定，体现出作家对俄国社会发展的关心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