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初步构建一个FDI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数量与质量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在验证模型强壮性与有效性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不同的政策变量（工资水平、税率、相关产业配套能力和开放程度），寻找增加就业人数、提高人均工资的政策组合。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系统动力学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总量稳步增长，即使在2007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世界跨国投资总量锐减的情况下，外资对中国制造业仍然保持着很高的热情。然而，中国在对待外资的态度上却并非高度一致，自改革开放之日起，在外资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以及是否应该对外资进一步开放这一问题上，比较集中的大规模讨论前后就不下四次，虽然每次大讨论各方的观点并未统一，但中国的政策实践基本仍遵循着积极开放的方向，一直到2005年以后，这种情形才有了较大的改变。在分析FDI对就业的影响时，大部分学者利用计量方法进行单方面实证分析，为了更好地研究处在经济社会系统中的FDI与就业如何相互影响，以及FDI对中国制造业就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
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也有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2.1对就业数量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可以创造直接就业机会，或者通过关联效应创造间接机会。Hollis和Alan（1984）利用“两缺口”理论解释了FDI对就业的影响。他认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但由于缺乏充足的储蓄、先进的技术，造成了国内投资能力低的局面。从缺口外部开辟资金来源，即引进国外资金，可以同时填平两个缺口，进而刺激就业。
也有学者认为FDI可能导致裁员。刘继林等（2005）认为，FDI对中国经济有挤出效应，正是因为这种挤出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弹性明显下降。黄华民（2000）通过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有负效应，仅对第三产业有正效应，综合效应为负。
还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FDI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钟辉（2005）动态地分析了短、中、长期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程度。他认为，影响程度随着内资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当前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呈简单的正相关。短期FDI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期FDI对中国总就业的影响尚不清楚；长期FDI对就业的影响是正向的，但这取决于内资企业能否在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科研创造能力和竞争力，能否充分吸收FDI的外溢效应。
总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效应是积极还是消极，目前学者还未能达成一致见解。
2.2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证实，外资对中国就业质量有提升作用。邓宁在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时指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对就业最基本的影响似乎都不在于就业数量，而在于就业的产业构成、技能组合、质量及其生产力。”李雪辉（2002）对深圳、东莞和珠海三个外资集中城市分别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工资水平的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也有学者认为FDI对就业质量的作用消极或不确定。Aitken（1996）在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两个国家的外资企业工资溢出问题研究时认为，在墨西哥，外资的存在对国内企业工资不产生影响；而在委内瑞拉，外资企业的存在对国内企业的工资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Almeida（2003）在研究时发现，作为发达国家的葡萄牙，其国内企业在被并购后工资变化不显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国内企业被并购后工资变化非常显著。
综合来看，虽然在外资对东道国工资的影响方面，研究结果并未完全统一，但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会支付更高的工资，会产生工资溢价。如果我们用工资替代就业质量，那么FDI对提高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3.模型构建
系统动力学于1956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瑞斯特教授创立。它是一门基于系统论，吸取反馈理论与信息论的精髓，融合了控制论、非线性系统理论、大系统理论等学科内容，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的交叉学科（王运赣，1991；王其藩，1995）。系统动力学把事物看作一个系统整体，通过分析系统的结构来了解系统的行为，通过对行为的分析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它用回路描述系统结构框架，用因果关系描述系统要素之间的联系，用流图描述系统要素的性质及本质规律，用差分方程对系统进行数学描述（黄丽珍，2006）。
3.1系统流图
本文将制造业就业视为一个多因素构成的动态系统，并建立就业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解释制造业FDI对就业的影响。
制造业FDI对就业的影响，包括对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为验证制造业FDI对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影响，本研究设立了制造业就业数量回路，并且认为制造业产出差是拉动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最主要的变量（见图1）。在本研究中，就业质量直接用制造业工资水平来替代，其理由是从宏观层面看，就业质量与劳动力素质正相关，而劳动力素质与工资水平呈对应关系，这也是经济学分析中常用的方法。
3.2指标处理与模型方程建立
3.2.1指标和数据处理
模型系统地域边界为中国，时间边界为2000-2020年，历史数据为2000-2008年，本文中，制造业相关的数据一般采用2001－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模型中的常数参数主要从两方面确定，一是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如相关产业配套能力；二是根据2001-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直接计算算术平均值，如：内资产品本国消耗比例、FDI制造业产品中用于本国消耗比例、制造业就业中FDI就业比例等；三是根据国家政策综合而得，如增值税率。
3.2.2模型方程的建立
基于前述模型的构建思路和数据处理方法，在分析系统结构、各子系统变量的有机联系，以及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确立了系统动力学方程，其部分主要方程如下：
（1）制造业FDI=INTEG（制造业FDI变化量，制造业FDI初值）
（2）制造业FDI变化量= FDI产出差×制造业FDI与产出差比例
（3）FDI产出差=FDI产出差1+FDI产出差2
（4）FDI产出差1=FDI产品本国消耗×FDI制造业产出增长比例
（5）FDI产出差2= FDI制造业产品出口×FDI制造业出口增长比例
（6）制造业就业人数= INTEG（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量，制造业就业人数初值）
（7）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量=制造业产出差×每一单位产出需要的就业人数
（8）制造业产出差=FDI产出差+内资制造业产出差
（9）制造业工资水平=制造业利润×工资利润比例/制造业就业人数
3.3模型的运行与评价
系统动力学模型擅长处理大系统中长期的模拟和预测，本文在反复调试与修正的基础上，根据现状条件下的各参数，得到2000－202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工资的仿真值（见图2、3）。
图2仿真结果表明，2000-2008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速度较快，2008-201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速度放缓，这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能力缩小，就业人数增长缓慢。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制造业就业人数以较大速度增长。在没有其它外界因素的影响下，预计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将达到16200万人。
图3仿真结果表明，制造业人均工资仿真曲线在研究区间内呈平缓上升趋势。2000-2005年人均工资增长速度较缓，2006-2009年人均工资增长较快，之后增长速度略有下降，但仍高于2000-2005年的。如果在没有其它突发外部因素作用的情况下，预计2020年制造业人均工资将达到51389元。
3.4 模型的有效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系统行为与历史数据的拟合度检验方法，即将基本模拟运行后的结果与2000-2008年的实际数值进行比较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工资和就业人数的仿真值和历史值的平均误差分别为-1.01%和-2.07%，仿真值与历史值相差较小。从总体看，系统动力学模型较为真实的反应了制造业FDI 对就业人数与人均工资的影响，拟合度较高，认为该模型基本可以有效地模拟制造业FDI对就业影响的现状，并可以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
4.结论与政策建议
系统仿真模型模拟是通过改变模型的政策变量值来实现的。本研究把外资政策分为成本政策和市场政策两类，并将这两类政策进一步细分，其中成本政策包括税收和工资调整政策，市场政策包括市场准入政策和相关产业配套能力提升政策。将整个政策实验分为单政策（变量）测试和多政策（两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组合测试两种。经过多次冲击实验，我们得出同时提高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工资的可行政策组合（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政策冲击结果整理所得
注释：以上★的个数表示政策组合目标的倾向性，★越多，表示改政策组合越注重此目标的实现。●代表为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所需的政策强度，●越多，表明所需给政策的强度越大；－表示政策的变动为减少；+表示政策的变动为增加。
由表2可以看出，以增加就业人数为首要目标有10种政策组合的策略（见策略1-10），以提高人均工资为首要目标有8种政策组合的策略（见策略11-18）。如果决策者不太关注人均工资，而较为关注就业人数的增加，那么可以选择策略1-4。如果进一步重视就业人数，那么决策者可以选择策略5-10。
如果决策者高度重视人均工资，又比较重视就业人数，那么可以选择策略11-17。
如果决策者不太关注就业人数的增加，而高度重视提高人均工资，可以选择策略18。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对政策提出相应的具体建议：
第一，税收和优惠政策对外资的进入和运营具有较强的成本调节作用，结构性税收和优惠措施的调整，作为一项重要的可行政策，为调结构、促平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在产业税收调整过程中，我们将给予扶持类产业、中性产业和限制类产业不同的外资优惠政策：对扶持类产业的投资，在内外资同等优惠的基础上，再给予外资一定程度的特殊优惠；对中性产业的投资，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享有同等的税收政策；对限制类行业的外资，不仅不予税收优惠，还应考虑加征一定的附加税。
第二，目前我国较低的工资水平催生了国内优秀人才单方向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外资企业的现象，使国内企业陷入人才流失的困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国应该健全工资标准管理制度；从企业的工资指导、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企业人工成本信息三方面强化工资的信息服务制度；在法律法规方面，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各级劳动部门、工会及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法律监督网络，和法律援助制度等方面切实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第三，控制市场开放度，完善市场准入制度。这就需要中国必要控制好市场准入的放松程度，在最大限度发挥外资对中国产业积极影响的同时，减小其负面冲击作用，在WTO基本框架下对外资进入加以控制。鉴于我国目前处于体制转型时期，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划定关系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和敏感性产业，并规定外资在这些行业的股权比例上限，不允许外资建立独资企业和控股企业。
第四，增强产业配套能力。要充分认识到产业配套能力的重要性，通过政府的统筹作用，把配套产业的发展纳入发展规划中。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何文，2008），注重产业链的培育与发展，以健全体制机制，畅通融资渠道、健全物流服务、培养产业人才、推进产业配套信息化为保障，改善产业配套环境。
参考文献:
[1]Aitken B, Harrison A, Lipsey R.Wages and Foreign Owne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o,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40:345 - 71
[2]Almeida R.The Effects of Foreign Owned Firms on the Labor Market[J].IZA Discussion Paper,2003(3),785
[3]Hollis B.Chenery, Alan M. trout.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Review[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
[4]何文．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提高承接东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能力——以梧州为例[J]．商场现代化，2008（12）：290－291
[5]黄华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0（6）：29 －32
[6]黄丽珍，李旭，王其藩．超市配送中心订货策略优化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275－279
[7]刘继林，胡晓鹏．论跨国公司的就业效应[J]．世界经济研究，2005（12）：64－68
[8]钟辉．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动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2）：11－15
[9]王其藩．高级系统动力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10]王运赣，王紫薇．系统动力学[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系统动力学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总量稳步增长，即使在2007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世界跨国投资总量锐减的情况下，外资对中国制造业仍然保持着很高的热情。然而，中国在对待外资的态度上却并非高度一致，自改革开放之日起，在外资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以及是否应该对外资进一步开放这一问题上，比较集中的大规模讨论前后就不下四次，虽然每次大讨论各方的观点并未统一，但中国的政策实践基本仍遵循着积极开放的方向，一直到2005年以后，这种情形才有了较大的改变。在分析FDI对就业的影响时，大部分学者利用计量方法进行单方面实证分析，为了更好地研究处在经济社会系统中的FDI与就业如何相互影响，以及FDI对中国制造业就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
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也有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2.1对就业数量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可以创造直接就业机会，或者通过关联效应创造间接机会。Hollis和Alan（1984）利用“两缺口”理论解释了FDI对就业的影响。他认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但由于缺乏充足的储蓄、先进的技术，造成了国内投资能力低的局面。从缺口外部开辟资金来源，即引进国外资金，可以同时填平两个缺口，进而刺激就业。
也有学者认为FDI可能导致裁员。刘继林等（2005）认为，FDI对中国经济有挤出效应，正是因为这种挤出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弹性明显下降。黄华民（2000）通过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有负效应，仅对第三产业有正效应，综合效应为负。
还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FDI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钟辉（2005）动态地分析了短、中、长期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程度。他认为，影响程度随着内资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当前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呈简单的正相关。短期FDI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期FDI对中国总就业的影响尚不清楚；长期FDI对就业的影响是正向的，但这取决于内资企业能否在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科研创造能力和竞争力，能否充分吸收FDI的外溢效应。
总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效应是积极还是消极，目前学者还未能达成一致见解。
2.2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证实，外资对中国就业质量有提升作用。邓宁在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时指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对就业最基本的影响似乎都不在于就业数量，而在于就业的产业构成、技能组合、质量及其生产力。”李雪辉（2002）对深圳、东莞和珠海三个外资集中城市分别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工资水平的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也有学者认为FDI对就业质量的作用消极或不确定。Aitken（1996）在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两个国家的外资企业工资溢出问题研究时认为，在墨西哥，外资的存在对国内企业工资不产生影响；而在委内瑞拉，外资企业的存在对国内企业的工资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Almeida（2003）在研究时发现，作为发达国家的葡萄牙，其国内企业在被并购后工资变化不显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国内企业被并购后工资变化非常显著。
综合来看，虽然在外资对东道国工资的影响方面，研究结果并未完全统一，但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会支付更高的工资，会产生工资溢价。如果我们用工资替代就业质量，那么FDI对提高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3.模型构建
系统动力学于1956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瑞斯特教授创立。它是一门基于系统论，吸取反馈理论与信息论的精髓，融合了控制论、非线性系统理论、大系统理论等学科内容，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的交叉学科（王运赣，1991；王其藩，1995）。系统动力学把事物看作一个系统整体，通过分析系统的结构来了解系统的行为，通过对行为的分析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它用回路描述系统结构框架，用因果关系描述系统要素之间的联系，用流图描述系统要素的性质及本质规律，用差分方程对系统进行数学描述（黄丽珍，2006）。
3.1系统流图
本文将制造业就业视为一个多因素构成的动态系统，并建立就业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解释制造业FDI对就业的影响。
制造业FDI对就业的影响，包括对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为验证制造业FDI对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影响，本研究设立了制造业就业数量回路，并且认为制造业产出差是拉动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最主要的变量（见图1）。在本研究中，就业质量直接用制造业工资水平来替代，其理由是从宏观层面看，就业质量与劳动力素质正相关，而劳动力素质与工资水平呈对应关系，这也是经济学分析中常用的方法。
3.2指标处理与模型方程建立
3.2.1指标和数据处理
模型系统地域边界为中国，时间边界为2000-2020年，历史数据为2000-2008年，本文中，制造业相关的数据一般采用2001－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模型中的常数参数主要从两方面确定，一是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如相关产业配套能力；二是根据2001-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直接计算算术平均值，如：内资产品本国消耗比例、FDI制造业产品中用于本国消耗比例、制造业就业中FDI就业比例等；三是根据国家政策综合而得，如增值税率。
3.2.2模型方程的建立
基于前述模型的构建思路和数据处理方法，在分析系统结构、各子系统变量的有机联系，以及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确立了系统动力学方程，其部分主要方程如下：
（1）制造业FDI=INTEG（制造业FDI变化量，制造业FDI初值）
（2）制造业FDI变化量= FDI产出差×制造业FDI与产出差比例
（3）FDI产出差=FDI产出差1+FDI产出差2
（4）FDI产出差1=FDI产品本国消耗×FDI制造业产出增长比例
（5）FDI产出差2= FDI制造业产品出口×FDI制造业出口增长比例
（6）制造业就业人数= INTEG（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量，制造业就业人数初值）
（7）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量=制造业产出差×每一单位产出需要的就业人数
（8）制造业产出差=FDI产出差+内资制造业产出差
（9）制造业工资水平=制造业利润×工资利润比例/制造业就业人数
3.3模型的运行与评价
系统动力学模型擅长处理大系统中长期的模拟和预测，本文在反复调试与修正的基础上，根据现状条件下的各参数，得到2000－202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工资的仿真值（见图2、3）。
图2仿真结果表明，2000-2008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速度较快，2008-201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速度放缓，这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能力缩小，就业人数增长缓慢。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制造业就业人数以较大速度增长。在没有其它外界因素的影响下，预计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将达到16200万人。
图3仿真结果表明，制造业人均工资仿真曲线在研究区间内呈平缓上升趋势。2000-2005年人均工资增长速度较缓，2006-2009年人均工资增长较快，之后增长速度略有下降，但仍高于2000-2005年的。如果在没有其它突发外部因素作用的情况下，预计2020年制造业人均工资将达到51389元。
3.4 模型的有效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系统行为与历史数据的拟合度检验方法，即将基本模拟运行后的结果与2000-2008年的实际数值进行比较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工资和就业人数的仿真值和历史值的平均误差分别为-1.01%和-2.07%，仿真值与历史值相差较小。从总体看，系统动力学模型较为真实的反应了制造业FDI 对就业人数与人均工资的影响，拟合度较高，认为该模型基本可以有效地模拟制造业FDI对就业影响的现状，并可以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
4.结论与政策建议
系统仿真模型模拟是通过改变模型的政策变量值来实现的。本研究把外资政策分为成本政策和市场政策两类，并将这两类政策进一步细分，其中成本政策包括税收和工资调整政策，市场政策包括市场准入政策和相关产业配套能力提升政策。将整个政策实验分为单政策（变量）测试和多政策（两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组合测试两种。经过多次冲击实验，我们得出同时提高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工资的可行政策组合（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政策冲击结果整理所得
注释：以上★的个数表示政策组合目标的倾向性，★越多，表示改政策组合越注重此目标的实现。●代表为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所需的政策强度，●越多，表明所需给政策的强度越大；－表示政策的变动为减少；+表示政策的变动为增加。
由表2可以看出，以增加就业人数为首要目标有10种政策组合的策略（见策略1-10），以提高人均工资为首要目标有8种政策组合的策略（见策略11-18）。如果决策者不太关注人均工资，而较为关注就业人数的增加，那么可以选择策略1-4。如果进一步重视就业人数，那么决策者可以选择策略5-10。
如果决策者高度重视人均工资，又比较重视就业人数，那么可以选择策略11-17。
如果决策者不太关注就业人数的增加，而高度重视提高人均工资，可以选择策略18。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对政策提出相应的具体建议：
第一，税收和优惠政策对外资的进入和运营具有较强的成本调节作用，结构性税收和优惠措施的调整，作为一项重要的可行政策，为调结构、促平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在产业税收调整过程中，我们将给予扶持类产业、中性产业和限制类产业不同的外资优惠政策：对扶持类产业的投资，在内外资同等优惠的基础上，再给予外资一定程度的特殊优惠；对中性产业的投资，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享有同等的税收政策；对限制类行业的外资，不仅不予税收优惠，还应考虑加征一定的附加税。
第二，目前我国较低的工资水平催生了国内优秀人才单方向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外资企业的现象，使国内企业陷入人才流失的困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国应该健全工资标准管理制度；从企业的工资指导、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企业人工成本信息三方面强化工资的信息服务制度；在法律法规方面，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各级劳动部门、工会及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法律监督网络，和法律援助制度等方面切实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第三，控制市场开放度，完善市场准入制度。这就需要中国必要控制好市场准入的放松程度，在最大限度发挥外资对中国产业积极影响的同时，减小其负面冲击作用，在WTO基本框架下对外资进入加以控制。鉴于我国目前处于体制转型时期，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划定关系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和敏感性产业，并规定外资在这些行业的股权比例上限，不允许外资建立独资企业和控股企业。
第四，增强产业配套能力。要充分认识到产业配套能力的重要性，通过政府的统筹作用，把配套产业的发展纳入发展规划中。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何文，2008），注重产业链的培育与发展，以健全体制机制，畅通融资渠道、健全物流服务、培养产业人才、推进产业配套信息化为保障，改善产业配套环境。
参考文献:
[1]Aitken B, Harrison A, Lipsey R.Wages and Foreign Owne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o,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40:345 - 71
[2]Almeida R.The Effects of Foreign Owned Firms on the Labor Market[J].IZA Discussion Paper,2003(3),785
[3]Hollis B.Chenery, Alan M. trout.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Review[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
[4]何文．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提高承接东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能力——以梧州为例[J]．商场现代化，2008（12）：290－291
[5]黄华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0（6）：29 －32
[6]黄丽珍，李旭，王其藩．超市配送中心订货策略优化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275－279
[7]刘继林，胡晓鹏．论跨国公司的就业效应[J]．世界经济研究，2005（12）：64－68
[8]钟辉．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动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2）：11－15
[9]王其藩．高级系统动力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10]王运赣，王紫薇．系统动力学[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