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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呈现出快速变迁趋势，并且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农民分化的视角成为理解农村社会结构区域差异的路径。我国不同农村地区所处的市场区位和市场类型差异明显，在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就业的背景下，存在农民家庭生计类型的差异，农民分化快速显现，因为农民分化程度和分化性质的差异，形塑了不同区域间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东部农村处于发达经济体中，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地方市场具有重叠性，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形式和经济水平分化明显，并且这种分化是在村庄熟人社会内部展开的，形成了东部农村内生性社会分层和高度分化的阶层结构。中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基础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到东南沿海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中务工，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和村庄去分化机制，形塑了村庄低度分化的弹性社会结构。
关键词 市场类型 家计模式 农民分化 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9-0122-07
一、引言
在传统中国村庄，农民是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组织起来的，①差序格局不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人际关联的方式，同时也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成为理解中国村庄社会结构的理想类型和经典模型。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快速变迁，农村传统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差序格局”作为理解农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概念体系也就具有了局限性，难以准确概括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学界在差序格局概念体系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进行解释和扩展，并提出了“工具性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工具性圈层格局”②等概念或者解释框架。可以说这些概念把握了农村人际关联从公共性规则向个体性规则的转变，村庄经济分化等基础性变化，对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当代变化给予了较好的概括和解释。但是这种以人际关联为基础的历时态社会结构变迁的解释视角，并没有能够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呈现出的差异性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解释，更多地是从文化角度大而化之的阐述。
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区域差异的认识，贺雪峰及其研究团队给与了较多关注和阐发，并提出了“村庄社会关联”“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等概念和分析框架，形成了对我国农村社会区域差异的一般性概括。受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不同地区农村的社会结构差异明显，“农村社会结构”差异的典型地域分布呈现出，南方地区以团结型村庄为主，北方地区以分裂型村庄为主，中部地区以分散型村庄为主，桂华、贺雪峰：《再论中國农村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这形成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基本区域差异的类型概括，并且逐步成为一套分析性话语和概念体系。在中国农村南中北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下，对于不同地区的农村社会展现出的各类现象，比如农村税费负担、农村人情、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农民自杀现象、农村彩礼、基层治理详见贺雪峰：《论村级负债的区域差异——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管理世界》2005年第11期；宋丽娜：《农村人情的区域差异》，《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龚为纲：《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与中国农村生育转变》，《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1期；刘燕舞：《农民自杀的空间社会学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朱战辉：《农村彩礼性质的区域比较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7年第4期。等进行了区域差异视角下的解释分析，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的整体性和复杂性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但是这种历史文化基础上形塑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概括，把农民和村庄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并没有以农民个体或者群体为主体进行村庄社会结构的分析，而且立足社会文化基础上的分析对于当前急剧变迁的农村社会的解释力也受到一定的局限。对中国区域差异的另一个概括是以经济发展水平彭文斌、刘友金：《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经济地理》2010年第4期。为基础的，因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农村也呈现出东中西的社会性差异，这形成了不同于社会文化层面的南中北的区域差异概括，但是这种概括分析依然存在严重的只见区域而不见农民和村庄的局限性。
本文尝试以农村所处的经济区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农民家庭生计的差异性为基础，从农民分化的视角来概括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及其所展现出来的区域差异特点。农民分化的视角不同于区域经济以及历史文化视角的大而化之的整体性概括，它是以农民为主位、以村庄为主体，尝试建构理解农村社会结构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和新视角。
二、市场类型与经济基础
1.经济因素的基础性变量
不同于历史文化的分析视角，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因素成为决定农民分化的关键因素，经济基础是分析农民分化和农村社会结构新变化的基础性变量，这里的经济因素不同于主流统计意义上的经济指标的差异。本文中经济因素主要是指农民和农村距离市场远近的市场区位条件，在农民日益融入市场的宏观背景下，与市场的距离对农民分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两个因素几乎同时在我国兴起，一个是乡村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另一个是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强，向非农行业转移就业的数量和比例快速增加。但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经过乡村工业化的大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工业基本消亡，而通过市场化转型，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乡村工业化迅速发展起来，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均衡开始快速显现。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农民就业方式的改变，非农就业的农民必须要进入到市场环境中，而市场距离的差异也决定了不同地区的农民进入市场的程度存在差异，农民分化的程度也就不同，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时间和程度也就有所差异。而经济发展视角的村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在东中西的差异。贺雪峰：《论中国村庄社会结构的东部与中西部差异》，《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2.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力市场类型
市场区位条件决定了市场类型的差异，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快速和非均衡的经济发展中，不同区域的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因为城市工商业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存在两个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市场，一个是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另一个是地方性劳动力市场，这两种类型的劳动力市场共同形塑了不同农村地区市场区位差异的核心内容。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随着大规模打工经济兴起而形成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到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沿海务工，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发展起步早、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大量吸纳了全国各地来打工的农民工，成为人口净流入地，也就是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区域。另一个是区域性的本地劳动力市场，这种市场主要体现在本地所依托的城市工商业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从全国而言，地方性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地方性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存在东中西的较大差异。东南沿海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高，广大农村被嵌入到发达的城市群中，农民和农村融入市场的程度高，不用远距离迁移就可实现非农就业。而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所依托的中小城市工业化水平较低，辐射有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程度低，广大农民只能长距离外出打工。
3.分析框架
本文从农民分化的视角去建构农村社会结构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在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中，建立在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地区农民所处的市场区位的不同，农民与市场距离的远近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就业的背景下，城市工商业经济和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形塑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类型，因为农民与劳动力市场距离的差异，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类型和农民家庭生计模式。根据农民与市场距离的远近形成了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进入市场程度的差异，这是形塑不同市场区位条件下农民分化区域差异的基础。农民分化程度和类型的区域差异，形成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区域差异，这是理解当前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视角。
三、农民分化状况的区域差异
1.不同市场区位下农民家庭生计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农业型村庄社会性质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变化的起点在于农民就业形式的多元化尤其是非农就业的快速兴起。而不同市场区位条件下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所处的市场类型是截然不同的，这也决定了东部农村农民家庭生计类型与中西部农村农民家庭生计类型存在差异。
东部农村农民家庭生计类型。东部地区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融入到东部沿海区域性的城市经济带，农民和农村嵌入城市经济和市场的程度高。农民很早就实现了向非农行业的转移就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成为农民生活就业的典型模式，农民家庭生计的转变根本的是从务农向非农就业的转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东部地区的农民脱离农业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完全转移到农业以外的领域就业，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较高。总之，东部农民非农化的程度高，充分嵌入市场环境中的东部农村农民分化明显。
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相对于东部农村，中部和西部的农村地区，工商业发展基础差、水平低，依然以农业为主。由于人多地少，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就业成为必然选择。受限于本地劳动力市场机会不多，只能远距离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寻找务工机会。于是在广大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夏柱智：《论“半工半耕”的社会学意涵》，《人文杂志》2014年第7期。中青年人进入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去务工经商，而老年父母继续留在农村种地，这也是中西部农村绝大多数农民的家庭生计类型。由于在市场环境中获得的机会存在差异，以及农民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力素质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也开始出现分化，但是分化程度不如东部地区高。
家庭而非个体是中国农村的基本单位，农民分化也不是以农民个体来衡量的，而是以农民家庭为基本单位。农民家庭生计模式从传统的单一农业生产为主转化为以工为主的多元就业，这也拉开了农民快速分化的大幕。由于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所处的市场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农民的家庭生计类型也是截然不同的，而在此基础上农民的分化状况也是有差异的。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民分化，贺雪峰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长期的农村调研中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基于笔者对不同地区的经验调研，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农民分化状况进行一般性概括，对其内部细微机制不作展开。
2.东部地区农民分化状况
东部农村市场化程度高，农民非农就业开始早，融入市场较为充分，东部地區的农民不仅职业类型存在明显差异，同时由于获得市场机会和掌握市场资源的差别大，农户之间经济分化也较大。在东部农村，依据农民的就业和家庭经济状况可以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呈现出多层次、高分化程度的特点。
上层农户。东部农村工业化起步早，经过前期的乡村工业化阶段及随之而来的市场转型，形成了大批的个体私营企业。率先把握市场机会的农户通过不断积累，掌握了大量的村庄资源和市场资源，成为村庄中最富裕的农户。上层农户一般由企业家群体构成，所占村庄农户的数量不多，但是所掌握的资源却很多。并且由于东部农村高度嵌入市场，即便是上层企业家群体也大多在村或者与村庄有紧密的联系。
中上层农户。中上层农户一般是由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技术骨干、中小型作坊主等类型的农户构成，所掌握的资源体量和经济水平比上层农户低一些。不论是在市场经营中，还是在村庄社会生活中，他们是紧跟上层农户的，并且也是村庄中最有经济基础能够紧随上层步伐的。
中下层。中下层农户一般是小的个体工商户、一般务工家庭。中下层是村庄中数量最大、占比最高的群体，但是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和机会与中上层和上层相比并没有优势，而只能跟随中上层和上层农户的脚步。 底层。底层一般是老弱病残农户，由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劳动力质量较低，哪怕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中也不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家庭经济水平处在村庄的最下层，逐步沦为村庄的边缘群体。
3.中西部地区农民分化状况
分田到户以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开始外出打工，改变了传统以农为主的家庭生计模式，务工在家庭就业和收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农民分化因此也逐步显现。总体来看，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民分化为上层、中层和下层，并且层次界限和分化程度并不明显。
上层。上层在农村中一般被称为富人，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或者生意越做越大成了中小企业主，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国家资源大量投入农村搞建设，而承包工程成为包工头等。上层富人在村庄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并且因为长期在城市务工经商，这些人很少在村庄中，对村庄事务鲜有参与，有些甚至已经在城市买房定居不再回村，随着向城市转移的程度加深而逐步脱离村庄。
中层。中层或者称为中间阶层，在村庄中一般由两部分群体构成，一部分是“半工半耕”农户，另一部分是“中农”群体。王德福：《半耕半工与乡村社会的自循环体系》，《经济导刊》2014年第10期。首先是“半工半耕”农户，在中西部农村，大多数农民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而老年人留村务农，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这类农户占农村的绝大多数，一般在60%甚至更多。贺雪峰：《论中坚农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外出务工户一般由家里的老人继续种承包地，如果没有老人或者老人年纪太大无法继续耕种土地，他们要么把土地流转出去，要么不再外出务工而留在家里务农。而留村务农的中年群体，自己的承包地少，他们对流转土地扩大生产规模有强烈需求，而恰恰可以流转外出务工没人种地农户的土地，这样形成了适度规模的土地经营规模，获得不错的务农收入，并且保证了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和村庄社会关系的维持，而成为“中农”。
下层。在底层农户中，因为老弱病残等原因缺乏主要劳动力，无法进入全国性劳动力市场获得务工经商收入，同时家庭承包地不多也难以保障足够多的务农收入，这部分群体因为缺乏有效的收入来源而成为村庄的底层。与东部农村不同的是，他们虽然是村庄的弱势群体，但并不一定都是村庄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底层地位也并不完全是固定的。
四、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
1.农民分化视域下的村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传统的差序秩序逐步解体，农村社会结构快速变迁与重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趋势是与农民分化同步进行的，有着密切的关联。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农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机会，改变了传统农民以农为主的生计模式，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非农就业与非农收入。农民家庭生计组成部分由以农为主逐步变为以工为主，农民脱离农业生产的趋势明显，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生存，因为掌握资源和获得市场机会的差异，农民分化越来越明显。农民分化起始于经济收入的分化，在村庄熟人社会中，最初的经济分化逐步在交往活动中转化为社会分化甚至社会分层。随着农民分化程度的加剧，农村社会分层结构逐步明显，重构了阶层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这也是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这便构成了我们认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逻辑线条。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重构的程度和类型并不是一致的，其中的核心影響因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为所处市场区位的差异，不同农村地区村庄社会结构也存在类型上的明显差异。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也构成我们认识农村社会结构区域差异的“理想类型”。
2.东部农村内生性社会分层与高度分化结构
东部农村，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程度都较高，但是并没有形成城市社区那样的陌生人社会，依然保持着村庄熟人社会的特征。在村庄基础上进行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决定了农民分化也是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展开的，是“村庄里的分化”，杨华、杨姿：《村庄里的分化：熟人社会、富人在村与阶层怨恨——对东部地区农村阶层分化的若干理解》，《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4期。这是东部农村农民分化的基本性质。村庄熟人社会中进行的农民分化，分化程度较高，形成了明显的村庄阶层结构，并且村庄社会分层的结构具有多重性质。
首先是经济性。经济性主要体现在村庄农户间的纵向经济分化程度高。在上述东部农村农民分化情况分析中，已经指出东部农村分化为四个主要阶层，上层和中上层率先把握住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机会，并且垄断了村庄和市场中的优质资源，牢牢占据了经济的上层地位，与中下层和底层之间的经济差距大，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弥合，并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其次是社会性。东部农村社会分层不仅仅是经济和物质层面的，经济分化逐步演化为村庄社会文化层面的分化，这是更深层次的村庄结构分化。村庄社会内部农民分化的社会性，主要是通过在熟人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依托人情、面子与社会分层的互动最终转化和再造了村庄权威结构。宋丽娜：《“面子”与村庄权威结构的再造——以税务场村为例》，《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村庄中的上层富人主导了村庄社会交往和人情的规则，其他阶层只能被动跟随，形成了村庄中“富人求异、中层求同、底层主动放弃”的社会交往秩序，村庄的中下层尤其是底层群体从被动的阶层排斥转化为自我的主动排斥，形成了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的阶层再生产机制。社会分层的社会性还体现为村庄中的居住空间刘锐、刘小峰：《农村阶层分化与“住房地位群体”》，《人文杂志》2014年第5期。和社会生活的区隔，进一步加深了村庄社会分层的程度。
再次是政治性。村庄上层依托对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垄断，通过熟人社会内部人情社会交往和空间建构等，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转化为在村庄中的社会性权威，并通过村庄选举等手段把持了村庄权力，形成了“富人治村”的村庄权力结构。张建雷：《阶层分化、富人治村与基层治理的重构——村庄社会关联的视角》，《长白学刊》2014年第5期。在富人治村的基层治理格局中，富人垄断了政治资源，而中下层和底层被排斥在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之外。通过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分化和村庄社会生活交往中阶层间的区隔，村庄阶层结构分化程度日益拉大，甚至形成了固化的分层结构。 最后是东部村庄社会结构的去公共性与阶层固化。东部农村在熟人社会中展开的阶层分化，一方面使得关系交往中的个体性和团体性凸显出来，另一方又重塑了农民的社会交往社会分层，形成了东部农村社会“圈层结构”宋丽娜、田先红：《论圈层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的基本特征。东部农村的圈层结构不仅仅是村庄社会生活交往的结构，同时也是村庄权力和利益分配的结构，其核心内涵在于以个体为主导的交往规则建构秩序，这种社会分层结构的去公共性特征明显。不论是在社会生活、社会交往还是村庄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都是上层和中上层群体，他们形成了对村庄资源的全面垄断，而中下层尤其是底层被排斥在外，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逐步形成底层的自我排斥和阶层再生产，向上进行阶层流动的能力和机会都不足。在这种意义上，东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是刚性且固化的。
3.中西部农村的去分化机制与弹性社会结构
中西部农村是人口流出地，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经商，形成了中西部农村特有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农户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分化，但是村庄社会的阶层分化并不明显，没有形成界限分明的阶层结构。中西部农村低度分化的社会结构，是与乡村社会的去分化机制杨华：《中国农村的去阶层分化机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密切相关的，这种去分化机制的存在形塑了中西部农村的弹性社会结构，保障了中国农村的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弹性空间。魏程琳：《中国乡村的去阶层分化机制与社会稳定》，《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农民流动性与村庄经济空间的释放。中国西部农村是人口流出地，在中西部农村的各阶层中，上层富人和半工半耕农户流动性较强，农村人口的向外流动也释放了村庄的经济空间，为留在村庄的中层和底层提供了可利用的资源和发展机会。中西部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而人口均分土地的制度设置，限制了农民在村庄中经济发展的空间。上层富人在城市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不错的经商机会，长时间在城市工作生活，与村庄的关联越来越少，有些在城里买了房子准备定居城市，家里的承包地流转给村庄中愿意种地的农户。半工半耕农户中大多数家里的承包地由老年父母耕种，但是当父母年龄增大难以继续种地时，中青年子女要么继续在城市务工把土地流转出去，要么放弃在城市的务工机会而回到村庄去种地。这样村庄中就形成了两类主要的群体，一类是不种地的农户，另一类是种地的农户。不种地的农户要么定居城市，要么长期在城市务工经商，而把土地流转出去。留在村庄种地的农户也有两类，一是种植自家承包地的老年人，形成老人农业的种植模式，二是留村种地的中年人，他们有强烈的扩大种养殖规模愿望，而不种地农户流转土地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契机，给了他们在村庄中发展的资源和经济空间，使他们成为留在村庄的“中农”群体。种植适度规模土地的“中农”，能够获得的收入并不比在城市打工少，这样中西部农村就形成了庞大的“中间阶层”，而脱离村庄的上层可以不计入村庄分层结构，贫弱农户也只占较少比例，因此村庄分化分层并不明显。
“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与农村弹性社会结构。中西部农村最重要的去分化机制在于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内部互补转化机制，而这种互补转化正是以当下中西部农村普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为基础的。中间阶层由两个主要的群体构成，即半工半耕户和中农户。半工半耕农户一般是家庭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人留在家里务农，少数外出务工经商的年轻人获得不错的机会而留在城市成为村庄中走出去的富人。但是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并不足以在城市立足，到了一定的年纪只能返回村庄从事农业生产，完成家庭代际接力，继续支持下一代外出务工经商。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支撑起了农民家庭内部的弹性空间，保障了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村庄中的弹性结构主要是各阶层群体间的互补转化，依托主体是外出务工户和中农户。外出务工户把自家的承包地流转给愿意种地的农户，而留村种地农户通过流转土地获得一定的种植规模而成为中农户。外出务工户也不愿意签订长时间的流转合同，这是为了方便将来在外务工不稳定还可以随时回村要回土地继续种地，从而有一份生活保障，而中农户在失去流转的土地时也可以随时外出打工成为半工半耕农户。这种灵活的互补转化使得中西部农村社会结构保持了基本的活力和弹性，而不是成为像东部农村那样的刚性结构。
中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金观涛等人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种“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页。但是他们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基础上提出的，没有对当代农村社会进行分析，更没有注意到当代变迁。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中西部农村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稳定秩序，这主要得益于村庄结构的弹性空间，使得在人口不断流动中保持了基本结构的稳定。“半工半耕”是中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稳定性和社会有序的经济基础，在农村去分化机制下，中西部农村不论是在家庭内部、村庄中还是在城乡之间的结构，都是富有弹性的，农民的分化和流动是有序的。中西部农村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通过代际支持和代际接力的形式保证了农民家庭再生产，并且支撑了农民家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渐进有序进行。正是在“保护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分户承包土地的基础上，中國农村形成了半工半耕结构，为农民应对现代化和城市化风险提供了退路和保障，是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稳步有序推进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因此，保持农村半工半耕社会结构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民生和战略意义。
五、余论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传统农村“差序格局”的理想类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和重构，但是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不同区域之间差异明显，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基础上形成了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的类型差异。如同“差序格局”一样，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也是一种理想类型建构，而理想类型建构是我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的基本方式。以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为基础，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形成两种基本的农民分化和社会结构类型，这一类型比较能够基本涵盖我国东中西的区域差异，但是其中也难免会存在区域内部的差异性被忽略的矛盾。比如，同为东部农村，由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起点和模式的差异，苏南、浙江和珠三角农村也存在其他明显差异；还有同为中西部农村，因为社会文化、地理和市场条件的区别，而形成了连片特困地区和一般半工半耕农业型地区，这种差异性也值得去研究揭示。进行理想类型建构有助于我们形成对中国农村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对我国区域差异的类型划分和比较分析已有较多讨论，但多数是在历史文化基础上对南中北的区域比较和局部区域社会结构和类型的阐释，而且对东中西差异的比较和分析多局限在经济水平的统计学差异上，对其内部的社会结构差异性并没有进行细致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释。
在中国农村社会东中西的区域差异比较基础上，关于村庄的未来发展值得进一步思考。东部农村是否就代表了中西部农村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值得存疑的。东部农村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当地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形成的区域经济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政策环境中形成的，并不能简单地把东部地区的基础条件简单地复制平移到中西部地区。当前的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东部地区城乡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乡村复兴在东部农村具有一定的基础条件。而广大的中西部村庄失去了工业化的先机，农民不断流出农村进入城市，农村逐步变得萧条，最终大多数中西部村庄会消失，贺雪峰：《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在这种背景下，中西部农村的发展复兴只能局限在少数基础条件较好的村庄，大多数村庄还是要服务于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需求的，为城市化提供源源不断的转移人口和劳动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其他制度政策变革，一定要建立在对我国区域差异的认识的基础上，在这种层面来说，分析解释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秦开凤
关键词 市场类型 家计模式 农民分化 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9-0122-07
一、引言
在传统中国村庄，农民是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组织起来的，①差序格局不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人际关联的方式，同时也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成为理解中国村庄社会结构的理想类型和经典模型。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快速变迁，农村传统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差序格局”作为理解农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概念体系也就具有了局限性，难以准确概括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学界在差序格局概念体系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进行解释和扩展，并提出了“工具性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工具性圈层格局”②等概念或者解释框架。可以说这些概念把握了农村人际关联从公共性规则向个体性规则的转变，村庄经济分化等基础性变化，对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当代变化给予了较好的概括和解释。但是这种以人际关联为基础的历时态社会结构变迁的解释视角，并没有能够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呈现出的差异性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解释，更多地是从文化角度大而化之的阐述。
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区域差异的认识，贺雪峰及其研究团队给与了较多关注和阐发，并提出了“村庄社会关联”“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等概念和分析框架，形成了对我国农村社会区域差异的一般性概括。受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不同地区农村的社会结构差异明显，“农村社会结构”差异的典型地域分布呈现出，南方地区以团结型村庄为主，北方地区以分裂型村庄为主，中部地区以分散型村庄为主，桂华、贺雪峰：《再论中國农村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这形成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基本区域差异的类型概括，并且逐步成为一套分析性话语和概念体系。在中国农村南中北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下，对于不同地区的农村社会展现出的各类现象，比如农村税费负担、农村人情、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农民自杀现象、农村彩礼、基层治理详见贺雪峰：《论村级负债的区域差异——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管理世界》2005年第11期；宋丽娜：《农村人情的区域差异》，《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龚为纲：《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与中国农村生育转变》，《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1期；刘燕舞：《农民自杀的空间社会学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朱战辉：《农村彩礼性质的区域比较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7年第4期。等进行了区域差异视角下的解释分析，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的整体性和复杂性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但是这种历史文化基础上形塑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概括，把农民和村庄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并没有以农民个体或者群体为主体进行村庄社会结构的分析，而且立足社会文化基础上的分析对于当前急剧变迁的农村社会的解释力也受到一定的局限。对中国区域差异的另一个概括是以经济发展水平彭文斌、刘友金：《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经济地理》2010年第4期。为基础的，因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农村也呈现出东中西的社会性差异，这形成了不同于社会文化层面的南中北的区域差异概括，但是这种概括分析依然存在严重的只见区域而不见农民和村庄的局限性。
本文尝试以农村所处的经济区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农民家庭生计的差异性为基础，从农民分化的视角来概括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及其所展现出来的区域差异特点。农民分化的视角不同于区域经济以及历史文化视角的大而化之的整体性概括，它是以农民为主位、以村庄为主体，尝试建构理解农村社会结构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和新视角。
二、市场类型与经济基础
1.经济因素的基础性变量
不同于历史文化的分析视角，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因素成为决定农民分化的关键因素，经济基础是分析农民分化和农村社会结构新变化的基础性变量，这里的经济因素不同于主流统计意义上的经济指标的差异。本文中经济因素主要是指农民和农村距离市场远近的市场区位条件，在农民日益融入市场的宏观背景下，与市场的距离对农民分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两个因素几乎同时在我国兴起，一个是乡村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另一个是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强，向非农行业转移就业的数量和比例快速增加。但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经过乡村工业化的大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工业基本消亡，而通过市场化转型，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乡村工业化迅速发展起来，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均衡开始快速显现。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农民就业方式的改变，非农就业的农民必须要进入到市场环境中，而市场距离的差异也决定了不同地区的农民进入市场的程度存在差异，农民分化的程度也就不同，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时间和程度也就有所差异。而经济发展视角的村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在东中西的差异。贺雪峰：《论中国村庄社会结构的东部与中西部差异》，《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2.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力市场类型
市场区位条件决定了市场类型的差异，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快速和非均衡的经济发展中，不同区域的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因为城市工商业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存在两个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市场，一个是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另一个是地方性劳动力市场，这两种类型的劳动力市场共同形塑了不同农村地区市场区位差异的核心内容。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随着大规模打工经济兴起而形成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到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沿海务工，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发展起步早、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大量吸纳了全国各地来打工的农民工，成为人口净流入地，也就是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区域。另一个是区域性的本地劳动力市场，这种市场主要体现在本地所依托的城市工商业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从全国而言，地方性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地方性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存在东中西的较大差异。东南沿海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高，广大农村被嵌入到发达的城市群中，农民和农村融入市场的程度高，不用远距离迁移就可实现非农就业。而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所依托的中小城市工业化水平较低，辐射有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程度低，广大农民只能长距离外出打工。
3.分析框架
本文从农民分化的视角去建构农村社会结构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在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中，建立在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地区农民所处的市场区位的不同，农民与市场距离的远近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就业的背景下，城市工商业经济和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形塑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类型，因为农民与劳动力市场距离的差异，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类型和农民家庭生计模式。根据农民与市场距离的远近形成了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进入市场程度的差异，这是形塑不同市场区位条件下农民分化区域差异的基础。农民分化程度和类型的区域差异，形成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区域差异，这是理解当前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视角。
三、农民分化状况的区域差异
1.不同市场区位下农民家庭生计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农业型村庄社会性质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变化的起点在于农民就业形式的多元化尤其是非农就业的快速兴起。而不同市场区位条件下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所处的市场类型是截然不同的，这也决定了东部农村农民家庭生计类型与中西部农村农民家庭生计类型存在差异。
东部农村农民家庭生计类型。东部地区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融入到东部沿海区域性的城市经济带，农民和农村嵌入城市经济和市场的程度高。农民很早就实现了向非农行业的转移就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成为农民生活就业的典型模式，农民家庭生计的转变根本的是从务农向非农就业的转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东部地区的农民脱离农业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完全转移到农业以外的领域就业，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较高。总之，东部农民非农化的程度高，充分嵌入市场环境中的东部农村农民分化明显。
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相对于东部农村，中部和西部的农村地区，工商业发展基础差、水平低，依然以农业为主。由于人多地少，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就业成为必然选择。受限于本地劳动力市场机会不多，只能远距离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寻找务工机会。于是在广大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夏柱智：《论“半工半耕”的社会学意涵》，《人文杂志》2014年第7期。中青年人进入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去务工经商，而老年父母继续留在农村种地，这也是中西部农村绝大多数农民的家庭生计类型。由于在市场环境中获得的机会存在差异，以及农民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力素质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也开始出现分化，但是分化程度不如东部地区高。
家庭而非个体是中国农村的基本单位，农民分化也不是以农民个体来衡量的，而是以农民家庭为基本单位。农民家庭生计模式从传统的单一农业生产为主转化为以工为主的多元就业，这也拉开了农民快速分化的大幕。由于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所处的市场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农民的家庭生计类型也是截然不同的，而在此基础上农民的分化状况也是有差异的。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民分化，贺雪峰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长期的农村调研中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基于笔者对不同地区的经验调研，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农民分化状况进行一般性概括，对其内部细微机制不作展开。
2.东部地区农民分化状况
东部农村市场化程度高，农民非农就业开始早，融入市场较为充分，东部地區的农民不仅职业类型存在明显差异，同时由于获得市场机会和掌握市场资源的差别大，农户之间经济分化也较大。在东部农村，依据农民的就业和家庭经济状况可以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呈现出多层次、高分化程度的特点。
上层农户。东部农村工业化起步早，经过前期的乡村工业化阶段及随之而来的市场转型，形成了大批的个体私营企业。率先把握市场机会的农户通过不断积累，掌握了大量的村庄资源和市场资源，成为村庄中最富裕的农户。上层农户一般由企业家群体构成，所占村庄农户的数量不多，但是所掌握的资源却很多。并且由于东部农村高度嵌入市场，即便是上层企业家群体也大多在村或者与村庄有紧密的联系。
中上层农户。中上层农户一般是由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技术骨干、中小型作坊主等类型的农户构成，所掌握的资源体量和经济水平比上层农户低一些。不论是在市场经营中，还是在村庄社会生活中，他们是紧跟上层农户的，并且也是村庄中最有经济基础能够紧随上层步伐的。
中下层。中下层农户一般是小的个体工商户、一般务工家庭。中下层是村庄中数量最大、占比最高的群体，但是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和机会与中上层和上层相比并没有优势，而只能跟随中上层和上层农户的脚步。 底层。底层一般是老弱病残农户，由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劳动力质量较低，哪怕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中也不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家庭经济水平处在村庄的最下层，逐步沦为村庄的边缘群体。
3.中西部地区农民分化状况
分田到户以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开始外出打工，改变了传统以农为主的家庭生计模式，务工在家庭就业和收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农民分化因此也逐步显现。总体来看，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民分化为上层、中层和下层，并且层次界限和分化程度并不明显。
上层。上层在农村中一般被称为富人，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或者生意越做越大成了中小企业主，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国家资源大量投入农村搞建设，而承包工程成为包工头等。上层富人在村庄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并且因为长期在城市务工经商，这些人很少在村庄中，对村庄事务鲜有参与，有些甚至已经在城市买房定居不再回村，随着向城市转移的程度加深而逐步脱离村庄。
中层。中层或者称为中间阶层，在村庄中一般由两部分群体构成，一部分是“半工半耕”农户，另一部分是“中农”群体。王德福：《半耕半工与乡村社会的自循环体系》，《经济导刊》2014年第10期。首先是“半工半耕”农户，在中西部农村，大多数农民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而老年人留村务农，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这类农户占农村的绝大多数，一般在60%甚至更多。贺雪峰：《论中坚农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外出务工户一般由家里的老人继续种承包地，如果没有老人或者老人年纪太大无法继续耕种土地，他们要么把土地流转出去，要么不再外出务工而留在家里务农。而留村务农的中年群体，自己的承包地少，他们对流转土地扩大生产规模有强烈需求，而恰恰可以流转外出务工没人种地农户的土地，这样形成了适度规模的土地经营规模，获得不错的务农收入，并且保证了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和村庄社会关系的维持，而成为“中农”。
下层。在底层农户中，因为老弱病残等原因缺乏主要劳动力，无法进入全国性劳动力市场获得务工经商收入，同时家庭承包地不多也难以保障足够多的务农收入，这部分群体因为缺乏有效的收入来源而成为村庄的底层。与东部农村不同的是，他们虽然是村庄的弱势群体，但并不一定都是村庄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底层地位也并不完全是固定的。
四、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
1.农民分化视域下的村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传统的差序秩序逐步解体，农村社会结构快速变迁与重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趋势是与农民分化同步进行的，有着密切的关联。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农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机会，改变了传统农民以农为主的生计模式，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非农就业与非农收入。农民家庭生计组成部分由以农为主逐步变为以工为主，农民脱离农业生产的趋势明显，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生存，因为掌握资源和获得市场机会的差异，农民分化越来越明显。农民分化起始于经济收入的分化，在村庄熟人社会中，最初的经济分化逐步在交往活动中转化为社会分化甚至社会分层。随着农民分化程度的加剧，农村社会分层结构逐步明显，重构了阶层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这也是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这便构成了我们认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逻辑线条。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重构的程度和类型并不是一致的，其中的核心影響因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为所处市场区位的差异，不同农村地区村庄社会结构也存在类型上的明显差异。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也构成我们认识农村社会结构区域差异的“理想类型”。
2.东部农村内生性社会分层与高度分化结构
东部农村，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程度都较高，但是并没有形成城市社区那样的陌生人社会，依然保持着村庄熟人社会的特征。在村庄基础上进行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决定了农民分化也是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展开的，是“村庄里的分化”，杨华、杨姿：《村庄里的分化：熟人社会、富人在村与阶层怨恨——对东部地区农村阶层分化的若干理解》，《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4期。这是东部农村农民分化的基本性质。村庄熟人社会中进行的农民分化，分化程度较高，形成了明显的村庄阶层结构，并且村庄社会分层的结构具有多重性质。
首先是经济性。经济性主要体现在村庄农户间的纵向经济分化程度高。在上述东部农村农民分化情况分析中，已经指出东部农村分化为四个主要阶层，上层和中上层率先把握住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机会，并且垄断了村庄和市场中的优质资源，牢牢占据了经济的上层地位，与中下层和底层之间的经济差距大，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弥合，并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其次是社会性。东部农村社会分层不仅仅是经济和物质层面的，经济分化逐步演化为村庄社会文化层面的分化，这是更深层次的村庄结构分化。村庄社会内部农民分化的社会性，主要是通过在熟人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依托人情、面子与社会分层的互动最终转化和再造了村庄权威结构。宋丽娜：《“面子”与村庄权威结构的再造——以税务场村为例》，《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村庄中的上层富人主导了村庄社会交往和人情的规则，其他阶层只能被动跟随，形成了村庄中“富人求异、中层求同、底层主动放弃”的社会交往秩序，村庄的中下层尤其是底层群体从被动的阶层排斥转化为自我的主动排斥，形成了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的阶层再生产机制。社会分层的社会性还体现为村庄中的居住空间刘锐、刘小峰：《农村阶层分化与“住房地位群体”》，《人文杂志》2014年第5期。和社会生活的区隔，进一步加深了村庄社会分层的程度。
再次是政治性。村庄上层依托对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垄断，通过熟人社会内部人情社会交往和空间建构等，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转化为在村庄中的社会性权威，并通过村庄选举等手段把持了村庄权力，形成了“富人治村”的村庄权力结构。张建雷：《阶层分化、富人治村与基层治理的重构——村庄社会关联的视角》，《长白学刊》2014年第5期。在富人治村的基层治理格局中，富人垄断了政治资源，而中下层和底层被排斥在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之外。通过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分化和村庄社会生活交往中阶层间的区隔，村庄阶层结构分化程度日益拉大，甚至形成了固化的分层结构。 最后是东部村庄社会结构的去公共性与阶层固化。东部农村在熟人社会中展开的阶层分化，一方面使得关系交往中的个体性和团体性凸显出来，另一方又重塑了农民的社会交往社会分层，形成了东部农村社会“圈层结构”宋丽娜、田先红：《论圈层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的基本特征。东部农村的圈层结构不仅仅是村庄社会生活交往的结构，同时也是村庄权力和利益分配的结构，其核心内涵在于以个体为主导的交往规则建构秩序，这种社会分层结构的去公共性特征明显。不论是在社会生活、社会交往还是村庄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都是上层和中上层群体，他们形成了对村庄资源的全面垄断，而中下层尤其是底层被排斥在外，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逐步形成底层的自我排斥和阶层再生产，向上进行阶层流动的能力和机会都不足。在这种意义上，东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是刚性且固化的。
3.中西部农村的去分化机制与弹性社会结构
中西部农村是人口流出地，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经商，形成了中西部农村特有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农户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分化，但是村庄社会的阶层分化并不明显，没有形成界限分明的阶层结构。中西部农村低度分化的社会结构，是与乡村社会的去分化机制杨华：《中国农村的去阶层分化机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密切相关的，这种去分化机制的存在形塑了中西部农村的弹性社会结构，保障了中国农村的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弹性空间。魏程琳：《中国乡村的去阶层分化机制与社会稳定》，《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农民流动性与村庄经济空间的释放。中国西部农村是人口流出地，在中西部农村的各阶层中，上层富人和半工半耕农户流动性较强，农村人口的向外流动也释放了村庄的经济空间，为留在村庄的中层和底层提供了可利用的资源和发展机会。中西部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而人口均分土地的制度设置，限制了农民在村庄中经济发展的空间。上层富人在城市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不错的经商机会，长时间在城市工作生活，与村庄的关联越来越少，有些在城里买了房子准备定居城市，家里的承包地流转给村庄中愿意种地的农户。半工半耕农户中大多数家里的承包地由老年父母耕种，但是当父母年龄增大难以继续种地时，中青年子女要么继续在城市务工把土地流转出去，要么放弃在城市的务工机会而回到村庄去种地。这样村庄中就形成了两类主要的群体，一类是不种地的农户，另一类是种地的农户。不种地的农户要么定居城市，要么长期在城市务工经商，而把土地流转出去。留在村庄种地的农户也有两类，一是种植自家承包地的老年人，形成老人农业的种植模式，二是留村种地的中年人，他们有强烈的扩大种养殖规模愿望，而不种地农户流转土地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契机，给了他们在村庄中发展的资源和经济空间，使他们成为留在村庄的“中农”群体。种植适度规模土地的“中农”，能够获得的收入并不比在城市打工少，这样中西部农村就形成了庞大的“中间阶层”，而脱离村庄的上层可以不计入村庄分层结构，贫弱农户也只占较少比例，因此村庄分化分层并不明显。
“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与农村弹性社会结构。中西部农村最重要的去分化机制在于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内部互补转化机制，而这种互补转化正是以当下中西部农村普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为基础的。中间阶层由两个主要的群体构成，即半工半耕户和中农户。半工半耕农户一般是家庭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人留在家里务农，少数外出务工经商的年轻人获得不错的机会而留在城市成为村庄中走出去的富人。但是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并不足以在城市立足，到了一定的年纪只能返回村庄从事农业生产，完成家庭代际接力，继续支持下一代外出务工经商。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支撑起了农民家庭内部的弹性空间，保障了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村庄中的弹性结构主要是各阶层群体间的互补转化，依托主体是外出务工户和中农户。外出务工户把自家的承包地流转给愿意种地的农户，而留村种地农户通过流转土地获得一定的种植规模而成为中农户。外出务工户也不愿意签订长时间的流转合同，这是为了方便将来在外务工不稳定还可以随时回村要回土地继续种地，从而有一份生活保障，而中农户在失去流转的土地时也可以随时外出打工成为半工半耕农户。这种灵活的互补转化使得中西部农村社会结构保持了基本的活力和弹性，而不是成为像东部农村那样的刚性结构。
中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金观涛等人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种“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页。但是他们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基础上提出的，没有对当代农村社会进行分析，更没有注意到当代变迁。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中西部农村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稳定秩序，这主要得益于村庄结构的弹性空间，使得在人口不断流动中保持了基本结构的稳定。“半工半耕”是中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稳定性和社会有序的经济基础，在农村去分化机制下，中西部农村不论是在家庭内部、村庄中还是在城乡之间的结构，都是富有弹性的，农民的分化和流动是有序的。中西部农村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通过代际支持和代际接力的形式保证了农民家庭再生产，并且支撑了农民家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渐进有序进行。正是在“保护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分户承包土地的基础上，中國农村形成了半工半耕结构，为农民应对现代化和城市化风险提供了退路和保障，是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稳步有序推进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因此，保持农村半工半耕社会结构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民生和战略意义。
五、余论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传统农村“差序格局”的理想类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和重构，但是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不同区域之间差异明显，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基础上形成了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的类型差异。如同“差序格局”一样，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也是一种理想类型建构，而理想类型建构是我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的基本方式。以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为基础，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形成两种基本的农民分化和社会结构类型，这一类型比较能够基本涵盖我国东中西的区域差异，但是其中也难免会存在区域内部的差异性被忽略的矛盾。比如，同为东部农村，由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起点和模式的差异，苏南、浙江和珠三角农村也存在其他明显差异；还有同为中西部农村，因为社会文化、地理和市场条件的区别，而形成了连片特困地区和一般半工半耕农业型地区，这种差异性也值得去研究揭示。进行理想类型建构有助于我们形成对中国农村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对我国区域差异的类型划分和比较分析已有较多讨论，但多数是在历史文化基础上对南中北的区域比较和局部区域社会结构和类型的阐释，而且对东中西差异的比较和分析多局限在经济水平的统计学差异上，对其内部的社会结构差异性并没有进行细致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释。
在中国农村社会东中西的区域差异比较基础上，关于村庄的未来发展值得进一步思考。东部农村是否就代表了中西部农村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值得存疑的。东部农村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当地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形成的区域经济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政策环境中形成的，并不能简单地把东部地区的基础条件简单地复制平移到中西部地区。当前的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东部地区城乡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乡村复兴在东部农村具有一定的基础条件。而广大的中西部村庄失去了工业化的先机，农民不断流出农村进入城市，农村逐步变得萧条，最终大多数中西部村庄会消失，贺雪峰：《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在这种背景下，中西部农村的发展复兴只能局限在少数基础条件较好的村庄，大多数村庄还是要服务于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需求的，为城市化提供源源不断的转移人口和劳动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其他制度政策变革，一定要建立在对我国区域差异的认识的基础上，在这种层面来说，分析解释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