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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中国实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跨境电商“双试点”及在以中国为枢纽的世界经济“双环流”的背景下，文章以广西的探索为例，结合“异质社区效应”模型，系统分析“双试点”通过网络效应和联动效应推动价值链的创新引领和多极化，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路径。同时，随着中国多渠道融入世界经济并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实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和附加值收入的提升，中国开放的“双试点”应突出和强化中国的贸易优势，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双环流”生态圈的拓展与良性循环。
[关键词] 双试点;双环流;异质社区效应;联动效应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9）06-0033-11
中国全面开放格局逐渐呈现出两大新动能：一是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二是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1]。当前，中国有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37个跨境电商试点城市与综合实验区，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分批次成为“双试点”。从沿海到内陆再到沿边，从单功能区到多功能区再到综合功能区，从一种形式到多种形式再到融合发展，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循环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式单一循环，愈渐演变为“双环流”发展——以中国为枢纽点，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另一个环流存在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2];中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同时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体系。中国整体开放形成了北线、中线、南线三条清晰而又贯通的经贸线，全球价值链则由单一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引领到多极化的创新引领。
一、中国开放“双试点”与世界经济“双环流”
新中国成立至今经济发展的70年来，一直在不断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试点：改革开放前是以人民公社為代表的政治经济综合体，改革开放开始设立经济特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设立了珠海横琴新区和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为代表的“特区的特区”，在经济增长、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探索改革开放的新道路。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各类国家级专业开发区，从局部园区到区域一体化园区，从国内园区到国外园区，从双多边自由贸易区到“一带一路”再到创新的“两国双园”模式，在广西钦州建立中国与马来西亚合作的钦州产业园区和在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建立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丹产业园区，我国在不断进行新的开发尝试的道路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两国双园”是我国近年来深化国际合作的一个新模式，两个主权国家在对方互设产业园区、联袂发展。较之传统的国际产业园区模式，“两国双园”模式建立在两国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上，更强调互相投资，共同招商，协调解决园区开发中遇到的困难。对于跨境电商而言，各平台卖家在入驻海外市场时，满足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以本土化发展进一步快速渗透市场已经成为竞争的关键点，而“两国双园”实质上已成为跨境电商全球本土化的新路径。
但与此同时，各类试点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和隐患，如同质化、功能重合、设置混乱、绩效递减等。鉴于此，2019年，我国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首先确定了各自的核心功能和战略定位，形成了中国对外区域合作格局中清晰的北线、中线和南线，其主要对接的贸易伙伴为北线对接俄罗斯、中线对接日韩、南线对接东盟。基于中国与东盟长期的合作基础，以及双方尤其是中国和新加坡国际竞争地位的日益提升，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备受关注，其战略定位如下：着力建设西南中南西北出海口、面向东盟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畅通国际大通道，完善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机制，实现物流资源整合与高效匹配，打造西部陆海联通门户港，建设中国—中南半岛陆路门户。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日臻完善的同时，中国37个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和综合实验区遍布所有已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并将北京、内蒙古、湖南、甘肃、江西、安徽、吉林、贵州等尚未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区域率先纳入跨境电商试点，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区域开放的“联动效应”。与此同时，在微观领域，阿里巴巴公司与网易达成了战略合作，以20亿美元收购网易旗下跨境电商专业领军平台网易考拉，进一步增强了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体量和实力。中国跨境电商经历20年的发展，已经与中国的整体电商网售份额共同领军全球，并形成了各电商平台的生态经济圈和影响世界贸易秩序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eWTP）生态体系。
近年来，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摩擦频发，经济不景气，打破了原来的攻守同盟。2019年10月2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美国起诉欧盟补贴空客一案做出最终裁决，允许美国向欧盟约75亿美元的商品及服务征税，成为WTO历史上金额做出的最大的终裁判罚，相关诉讼已历时15年，涉及全球两家最大的客机生产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透露，最快在裁决两周后起征关税，其中包括对商用客机及零部件征税10%（针对空客的4个制造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农业及工业产品征税25%（针对欧盟所有成员国）。同时，欧盟起诉美国补贴波音案也在进行中，2020年初WTO将作出裁定。美国此次增税可能影响波音公司与空客公司分别在欧、美的市场，并扰乱全球供应链;同时，空客公司4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涉及美国40个州、27.5万个工作岗位，因此对美国经济自身也会产生不利影响1。与此同时，2019年10月17日，英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就英国“脱欧”问题达成了协议，按照协议安排，英国“脱欧”后爱尔兰岛上不会出现边界，解决了英国与其最大贸易伙伴欧盟此前谈判陷入停滞的主要症结，但此事目前面临着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英国工党和自民党反对的威胁2。由于10月19日英国议会通过修正案取消脱欧协议投票，英国脱欧可能延迟。德国经济前景受到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所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投资和出口压力很大，正经历着金融危机以来最疲软的增长。 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摩擦为原有的“中心—外围”单一模式的世界秩序的重构进一步提供了客观的需要，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已经在基础设施、贸易协同、产业协同、资本协同和协同治理等方面形成全新的综合格局，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发展更是举世瞩目，对全球价值链和全球贸易秩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好地助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区域增长与全球视角双功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跨境电商“双试点”已经纳入战略规划，其中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广西“双试点”更是开拓了以中国为枢纽的世界经济“双环流”的新路径和新思路，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具体措施中明确规定，探索“跨境电子商务+国际联运”新模式;支持在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双园”间形成更加高效便利的国际产业链合作关系，推动中国—马来西亚全球电子商务平台落户自贸试验区;大力推进“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合作，开展跨境劳务谈判，规范边境地区外籍劳务人员试点工作。
二、“双试点”的“异质社区效应”导致“联动效应”：以广西为例
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施范围为119.99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南宁片区46.8平方公里（含南宁综合保税区2.37平方公里），钦州港片区58.19平方公里（含钦州保税港区8.81平方公里），崇左片区15平方公里（含凭祥综合保税区1.01平方公里）。其中，南宁同时是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和综合实验区。广西“双试点”处于北部湾经济区，由南宁、钦州、崇左、北海、防城港、玉林所辖行政区域组成。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标志着北部湾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点地区，目标是建成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领域各成员国也有所差异，中国—东盟自贸区已签订的协议仍然是在三大传统领域：商品降税、服务贸易促进及投资促进。广西“双试点”模式纳入了贸易网络效应，为打造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创探索发展之路。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12月至2019年9月，中国—东盟（南宁）跨境电商产业园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量共计1877万单，稳居全国37个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前列1。
（一）需求分析： “双试点”的“异质社区效应”
跨境电商的发展引入了网络社区效应的影响，网络贸易导致“异质社区效应”[3]。根据林德的重叠需求论，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需求结构，需求结构决定了贸易格局，人均收入比较接近的国家之间具有比较密集的贸易机会;同时，国际贸易是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市场延伸[4]。
假定一定跨境电商社区内的国际贸易参与方分为高需求、低需求异质性的两个等级，其中高需求的贸易方需求等级为X，低需求的贸易方需求等级为Y。每个贸易方对交易行为的选择符合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
式（1）
这里的A和B满足A+B=1，分别代表了该社区内高需求贸易方和低需求贸易方对贸易产品的固定消费支出率。作为标准化的处理，假定高需求的贸易方的估价为1，同时低需求贸易方的估价为PY ，在初始状态下PY
<1。假定根据客户需求等级设定不同的交易费用，高需求贸易方的交易费用标准化为1，低需求贸易方的交易费用为h，h>1。
WS 和 WU 分别代表高需求贸易方和低需求贸易方能够获得的交易实际收益，WS>WU 。在需求等级的体系下，可以简化处理为： WS =h，WU = PY 。
假定y* 是每个贸易方在该社区的总消费，可以得到下面等式：
（1-m）Ws=（1-m）h=Ay* 式（2）
式（3）
将等式（2）和等式（3）结合起来， 可以得到
式（4）
假定 （B/A） =k， 等式（4）转化为：
式（5）
式（5）表明在该社区内，低需求贸易方的估价PY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低交易费用（h）、该社区内低需求固定消费高于高需求固定消费的程度（k）、高需求贸易方实际获利程度超过低需求贸易方实际获利程度的幅度。在这个理论框架的分析中，借助“正反馈效应”[5]，网络社区有充分的制度能力确保低需求贸易方的估价不断提升，从而使得整个社区的需求程度获得总体的提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除了在文化习俗、文化背景方面有相似之处，对各自市场的依赖程度和需求比例也是最大的。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产的热带农产品、机电产品、建筑材料、农副产品和农产品等生产资料在东盟国家有着比较大的市场，也是长期以来发展比较快的商品领域。此外，中国对东盟所生产的热带水果、热带农产品，一部分电子电器、食品、家具、珠宝、玉器、棕榈油及其制品、部分矿产品都有市场需求。从更广阔的领域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比较考量，在大部分东盟国家和欧洲主要贸易国之间，中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按照林德的重叠需求论，人均收入决定需求结构和贸易机会，中国的中间地位创造了东盟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机会，其中特别是广西的联结地位不可替代。
（二）供给分析：“双试点”下劳动力市场共享促进创新驱动
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主要任务和措施中明确指出开展跨境劳务谈判，规范边境地区外籍劳务人员试点工作。国际比较优势分工格局下中国与东盟之间形成了地缘经济的竞合格局。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地缘经济关联度指数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其中与新加坡地缘经济关联度指数最高，其次是越南[6]。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补竞争格局见表1。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提出了显示性比较优势系数，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某一产业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数[7]，学者们进一步发展其为涵括进出口，产品i和产品j之间的接近性（proximity）由两个条件概率的最小值得到，即给定一个产品具有显示性比較优势的同时另一个产品也具有优势的条件概率。以x（c，i）为国家c产品i的总额贸易或附加值贸易： RCAc，i =[x（c，i）ix（c，i）] / [cx（c，i）c，ix（c，i）] 式（6）
Φi，j=min[P（RCAxi|RCAxj）]，[P][（RCAxi|RCAxj）] 式（7）
商品i和商品j之间的接近性程度是基于它们联合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情况，反映它们在产品空间中的距离，即为一种产品之间“亲密程度”的指标，也是衡量各国根据其目前积累的能力范围，从生产一类产品转移到另一类产品的能力的基础。总体而言，从货物贸易角度考察，在工业制成品方面，中国与东盟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及其他制品方面，中国的比较优势相对较为明显，竞争力强;在化工产品方面，中国的比较劣势较为明显;在机械及运输设备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竞争最为激烈。
中国与东盟的地缘竞合遵循着“要素—结构—关系—功能—效应”不断演进的经济地理空间关联作用基本原理。近年来，劳动力成本问题尤为突出，研究表明，比较优势下贸易导致的失业与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引发犯罪、吸毒及暴力事件。此外，纯粹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始终处于末端，在人均收入与生活水平上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极大阻碍了世界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与东盟劳动力市场共享的探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民心相通。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教授于2019年9月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工业机器人与产业就业解析——基于十国数据》（Productive Robots and Industrial Employment in Ten Countries）的学术报告，报告基于理论和实证模型的结果指出，工作创造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工人的技能及工人学习新技术的意愿，其中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和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发挥重要作用，创新指数更高的国家会增加部门就业。
在近期的研究中[8]，基于GTAP数据库1，2007年和2011年两个标准年度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已经实现了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快速攀升，首先从经济结构上探讨其首要原因在于劳动力的丰富降低了工资成本，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创造更多利润，更容易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其次，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这源于Krugman （1979）规模报酬递增机制。
东盟人口超过6亿，是世界第三大市场。它还提供了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第三大劳动力，并拥有约6700万户家庭，这些家庭是“消费阶层”的一部分，到2025年这一数字几乎还将翻一番，达到1.25亿。第四次工业革命（4IR）带来的技术进步对该地区的政府和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电子商务是4IR技术如何冲击传统行业的一个主要例子。虽然今天东盟的电子商务仍然相对不发达，占零售总额不到1%，但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扩大和该地区的消费者群体继续增长，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鉴于这种潜力，Lazada和Tokopedia等大型本地供应商正在与全球参与者争夺市场份额2。
如图1所示，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领军全球，特别是在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等领域具有绝对优势。东盟国家如图1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虽然目前数字经济的规模没有排在全球前列，但其增长速度非常快。
图1 世界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总规模与
增长率情况（2019）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
三、“联动效应”下创新引领全球价值链的多极化
基于需求分析的“異质社区”效应揭示了跨境电商的需求提升效应，基于供给分析的要素市场共享体现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创新驱动的机制设计，突破了全球价值链更新的市场限制和要素制约。全球价值链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引领，传统上有两种识别方法。第一种是功能与制度分析，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提供，针对农业产品为代表的价值链分析。从构建特定链的“初步映射”开始，以提供该价值链所有参与者（制度分析）及其相互作用类型（功能分析）的概述，结果可以表示为表格或流程图。初步识别包括了三个基本方面，即每个阶段的主要功能、执行这些功能的代理者、供应链中的主要产品及其沿整个供应链转化为的各种形式三个方面。一旦绘制了流程图，这些流动就能以实物和货币的形式进行量化，进一步就可以评估价值链内不同阶段或部分的相对重要性。第二种是投入产出（Input and Output，简称I-O）关系分析，根据I-O数据创建“基准”供应链，以显示商品进入和流出行业。该方法为制造产品和农业产品的每一个两位精度ISIC编码行业构建全球价值链地图，对于纺织和服装行业，可以使用HS、SITC和ISIC/NAICS代码分解供应链各个部分。从宏观到微观，全球价值链的话题通常是拥有主导权的国家或大型领导企业围绕着哪些生产流程被保留、哪些外包给供应方及如何运用主导权制定优势贸易条款等方面。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大型寡头主导企业在其价值链中对供应商享有相当大的经济权力，因此能够获取价值链中创造的大部分价值（Mayer、Milberg，2013）。
“联动效应”打破了要素条件限制，可以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的第三种识别方法——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通常在价值链特征呈现为网络而非单个垂直链时使用，起源于社会科学的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是绘制和分析人、群体和组织之间关系和流动的工具。链的初始流程图是以矩阵形式排列的各种节点和边组成，节点表示参与者，而边描述节点之间的关系和流量。基于“联动效应”的社会网络分析有助于从供给—需求—价格综合视角识别价值链，创新引领使得全球价值链呈现多极化特征。 由Hidalgo 等人（2007）提出的产品空间理论认为，并非所有产品都具有相同程度的亲缘关系，这使得它们在产品空间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并在向高级产品转型升级时具有不同的潜力。产品空间提供了一个世界总体产品层面的空间，产品间接近程度决定了它们的相对位置，而产品的分割化生产使得产品间垂直或水平进出口关系构成了全球价值链，这使得在产品空间中识别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成为可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跨境电商“双试点”的联动效应消除了国家之间的异质性，使得产品空间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在近期的研究中[8]，基于GTAP数据库，2007和2011两个标准年度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在总额贸易度量下与美国有极密切的贸易往来，但实际以附加值贸易计算时无论是美国出口中国的附加值还是中国出口美国的附加值都远弱于中美贸易在总额贸易统计中呈现出的巨额贸易往来，中国对美国的许多出口产品中包含了很大比例美国及其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添加的附加值。
图2中圆形大小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贸易中以附加值（出口加上进口的附加值）计算的份额。两个圆形之间连线的粗细衡量了双边贸易附加值的规模（所有经济体之间都有双边贸易流动，但图示没有展示占世界贸易总额0.2%以下的贸易流）。图中包含的信息显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体，具有最高程度的全球化水平，同时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亚洲其他经济体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以附加值计算高于同美国的经贸往来。
2019年10月9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19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该报告基于全球竞争力指数，按照12个支柱指标，对全球141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新加坡作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综合竞争力得分为84.8分，位居第一。中国与去年持平，全球竞争力得分比去年增加1.3分，排在第28位，继续位居“金砖国家”之首。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发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新加坡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2019—2024年东南亚地区主机托管数据中心市场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将达到12.9%，增速位居全球各区域之首1。近年来，东南亚地区数码化步伐快速，云端服务需求增长，吸引了跨国企业投资建设数据中心。美国科技巨头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分别宣布在新加坡建造数据中心，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科技巨头腾讯分别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设立数据中心。同时，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数据中心市场排名中，新加坡排名第三位，仅次于冰岛和挪威，在亚洲地区则连续三年排名首位。新加坡较少受自然灾害影响，且基础建设完善，许多企业以此服务在东南亚周边市场的客户。新加坡还启动了以会计为代表的产业数码化计划，宣布了三项具体支持措施成立中小事务所中心提供数码解决方案、建立科技与创新中心、提高中小企业的数码化应用能力等。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自2006年规划期开始以来，一直在努力探索“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但严峻的挑战是要素的限制，特别是资本、技术、人才和其他研究资源的相对缺乏，难以形成“创新驱动”所需要的支持体系[9]。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跨境电商“双试点”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整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要素资源，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效应与粤港澳大湾区、西南地区等其他“双试点”地区更好地联动促进，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开拓新的路径。
四、共同价值多重联动，助推世界经济“双环流”生态圈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跨境电商“双试点”充分展示了中国全面开放与创新驱动的新格局，“异质社区效应”促进了需求的增长和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在现代国际贸易物流、要素流、信息流多重联动的共同价值中，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双环流”的枢纽地位进一步放大和强化，跨境电商的平台经济助推世界经济“双环流”生态圈的形成和发展。“双环流”生态圈呈现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双环流”生态圈的核心价值和重要基石是国际贸易。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路程和产业内、产业间不断价值链升级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以贸易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开放的贸易政策，立足自身，稳步推进，在全球贸易中取得了领军的地位，并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中承担日益重要的角色。第二，“双环流”生态圈的内在驱动力是“异质社区”的需求拉动和成本下降，以及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产品空间。跨境电商的发展使贸易主体、机制由宏观向微观转变，越来越多企业和个人的参与进一步提高了市场化程度，有助于整合利用全球优势资源和要素，这些资源和要素既包括劳动、自然资源、市场，也包括战略性资产如技术、品牌和管理。第三，“双环流”生态圈的创新引领拓展了全球价值链的维度，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价值分工。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借助大规模的国际投入与吸引，中国已初步成为全球创新的新高地和全球资源整合的重要驱动力量，中国外贸领军世界的规模优势是基础，新旧动能转换所释放的强劲动力是引擎，外贸新业态不断涌现是沃土，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中国外贸竞争新优势是龙头。未来中国要继续保持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发展，既要挖掘内部潜力，更需要不断拓宽思路，积极促进与其他国家的资源整合，平衡国际供求关系。跨境电商的发展深度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分工模式、组织结构和微观主体，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促进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提供了绝佳的“弯道超车”的机会。WTO发布的《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明确指出，到2040年，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将会增长50%，跨境电商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服务贸易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契机。
当前伴随中国全面開放的新格局，作为后发优势，更要强调创新驱动，不断开拓新路径，推动中国多渠道融入世界经济并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实现出口结构升级，实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和附加值收入的提升。在此进程中，应格外强调两点：
其一，中国开放的“双试点”应突出和强化中国的贸易优势[10]。广西具有长期与东盟合作的地缘优势，在“双试点”中更便于尝试和探索中国外贸的新高地和新路径。当前广西北部湾港已开通往东盟国家的直航航线15条，涉及新加坡、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14个港口。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成员达至39家，覆盖中国—东盟的主要港口机构。依托港口的产业园区合作也在改变区域产业链布局。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与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共同开创“两国双园”国际产业合作新模式，成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探索和积极实践，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新中智慧园也已进入试运营。如何推动以政策、规则、标准对接为重点的软连通不断深化合作成为广西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的重要课题，以此加强中国和东盟信息、劳动力市场等要素资源的交换共享，提高通关等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推进港口等投资建设的合作运营。中国加入WTO初期作为劳动丰裕型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在当前人口红利消退的大背景下，中国外贸转型面临新的挑战。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的中国—东盟劳动力市场共享效应及“双试点”的创新驱动有助于推动中国出口的提质增效及其产生的“富国效应”[11]。 其二，積极推动世界经济“双环流”生态圈的拓展与良性循环。一方面是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方面，基于中国—东盟地缘优势和长期合作成果，努力推进劳动力市场共享的机制与相关保障体系。中国与东盟建立 “10+1”自由贸易区以来，一段时间内由于产业结构相似度高，对自由贸易区内各国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加大了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但从长期来看，双方相似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会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应鼓励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优化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另一方面是共同价值多向驱动，在跨境电商发展方面，依托中国—东盟商务圈和的“一带一路”发展成果，积极探索区块链、数字货币等新科技的推广运用，在跨境数字服务提供和数字规则的制定方面把握主动权。同时，运用互联网平台生态圈、金融生态圈吸引公共投资和私人资本，突破要素制约和限制，激发技术溢出效应，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跨境电商在商务模式、区域分布等方面的联动效应，进口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从加工贸易中获益于技术溢出，促进创新驱动和生产率提高，借此更深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全球价值链作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和高级形态，标志着经济全球化进入资源深度整合时代，对各国的扩大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哈佛大学赫尔普曼教授在《经济增长的秘诀》一书中指出：创新与制度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中国“双试点”的制度创新促进了中国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12]，主要体现为贸易和国际投资高速发展、贸易方式和产业结构转型。中国国内区域合作与国际区域合作的联动发展[13]，是立足自身、稳步推进地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路径调整，既是实现从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转变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必由之路，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迎来新的重要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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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彧]
The Coupling Effect of China's Pilot FTZ and Pilot
Cross-border E-commerce： Guangxi as a Case
Li Quan
Abstract：At present， most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province-level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China have implemented pilot Free Trade Zone （FTZ） and pilot Cross-border e-commer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function of"double circulation"in world econom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ous community effect， this paper， by taking Guangxi as a case，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network effect and coupling effect of double pilot projects， which leads to multipolar innovation leadership of value chain and provide new paths for China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its economy. Meanwhile， China integrates its economy into the world in multichannel and shoulder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of global value chain. In the process of raising the statu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ts value-added earnings， China's double pilot projects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the advantage of its trade and push forward the expansion and virtuous circle of "double circulation" of world economy.
Key words：Double Pilot Project; Double Circulation; Heterogenous Community Effect; Coupling Effect
[关键词] 双试点;双环流;异质社区效应;联动效应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9）06-0033-11
中国全面开放格局逐渐呈现出两大新动能：一是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二是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1]。当前，中国有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37个跨境电商试点城市与综合实验区，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分批次成为“双试点”。从沿海到内陆再到沿边，从单功能区到多功能区再到综合功能区，从一种形式到多种形式再到融合发展，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循环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式单一循环，愈渐演变为“双环流”发展——以中国为枢纽点，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另一个环流存在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2];中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同时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体系。中国整体开放形成了北线、中线、南线三条清晰而又贯通的经贸线，全球价值链则由单一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引领到多极化的创新引领。
一、中国开放“双试点”与世界经济“双环流”
新中国成立至今经济发展的70年来，一直在不断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试点：改革开放前是以人民公社為代表的政治经济综合体，改革开放开始设立经济特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设立了珠海横琴新区和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为代表的“特区的特区”，在经济增长、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探索改革开放的新道路。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各类国家级专业开发区，从局部园区到区域一体化园区，从国内园区到国外园区，从双多边自由贸易区到“一带一路”再到创新的“两国双园”模式，在广西钦州建立中国与马来西亚合作的钦州产业园区和在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建立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丹产业园区，我国在不断进行新的开发尝试的道路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两国双园”是我国近年来深化国际合作的一个新模式，两个主权国家在对方互设产业园区、联袂发展。较之传统的国际产业园区模式，“两国双园”模式建立在两国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上，更强调互相投资，共同招商，协调解决园区开发中遇到的困难。对于跨境电商而言，各平台卖家在入驻海外市场时，满足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以本土化发展进一步快速渗透市场已经成为竞争的关键点，而“两国双园”实质上已成为跨境电商全球本土化的新路径。
但与此同时，各类试点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和隐患，如同质化、功能重合、设置混乱、绩效递减等。鉴于此，2019年，我国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首先确定了各自的核心功能和战略定位，形成了中国对外区域合作格局中清晰的北线、中线和南线，其主要对接的贸易伙伴为北线对接俄罗斯、中线对接日韩、南线对接东盟。基于中国与东盟长期的合作基础，以及双方尤其是中国和新加坡国际竞争地位的日益提升，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备受关注，其战略定位如下：着力建设西南中南西北出海口、面向东盟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畅通国际大通道，完善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机制，实现物流资源整合与高效匹配，打造西部陆海联通门户港，建设中国—中南半岛陆路门户。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日臻完善的同时，中国37个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和综合实验区遍布所有已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并将北京、内蒙古、湖南、甘肃、江西、安徽、吉林、贵州等尚未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区域率先纳入跨境电商试点，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区域开放的“联动效应”。与此同时，在微观领域，阿里巴巴公司与网易达成了战略合作，以20亿美元收购网易旗下跨境电商专业领军平台网易考拉，进一步增强了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体量和实力。中国跨境电商经历20年的发展，已经与中国的整体电商网售份额共同领军全球，并形成了各电商平台的生态经济圈和影响世界贸易秩序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eWTP）生态体系。
近年来，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摩擦频发，经济不景气，打破了原来的攻守同盟。2019年10月2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美国起诉欧盟补贴空客一案做出最终裁决，允许美国向欧盟约75亿美元的商品及服务征税，成为WTO历史上金额做出的最大的终裁判罚，相关诉讼已历时15年，涉及全球两家最大的客机生产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透露，最快在裁决两周后起征关税，其中包括对商用客机及零部件征税10%（针对空客的4个制造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农业及工业产品征税25%（针对欧盟所有成员国）。同时，欧盟起诉美国补贴波音案也在进行中，2020年初WTO将作出裁定。美国此次增税可能影响波音公司与空客公司分别在欧、美的市场，并扰乱全球供应链;同时，空客公司4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涉及美国40个州、27.5万个工作岗位，因此对美国经济自身也会产生不利影响1。与此同时，2019年10月17日，英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就英国“脱欧”问题达成了协议，按照协议安排，英国“脱欧”后爱尔兰岛上不会出现边界，解决了英国与其最大贸易伙伴欧盟此前谈判陷入停滞的主要症结，但此事目前面临着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英国工党和自民党反对的威胁2。由于10月19日英国议会通过修正案取消脱欧协议投票，英国脱欧可能延迟。德国经济前景受到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所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投资和出口压力很大，正经历着金融危机以来最疲软的增长。 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摩擦为原有的“中心—外围”单一模式的世界秩序的重构进一步提供了客观的需要，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已经在基础设施、贸易协同、产业协同、资本协同和协同治理等方面形成全新的综合格局，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发展更是举世瞩目，对全球价值链和全球贸易秩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好地助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区域增长与全球视角双功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跨境电商“双试点”已经纳入战略规划，其中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广西“双试点”更是开拓了以中国为枢纽的世界经济“双环流”的新路径和新思路，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具体措施中明确规定，探索“跨境电子商务+国际联运”新模式;支持在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双园”间形成更加高效便利的国际产业链合作关系，推动中国—马来西亚全球电子商务平台落户自贸试验区;大力推进“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合作，开展跨境劳务谈判，规范边境地区外籍劳务人员试点工作。
二、“双试点”的“异质社区效应”导致“联动效应”：以广西为例
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施范围为119.99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南宁片区46.8平方公里（含南宁综合保税区2.37平方公里），钦州港片区58.19平方公里（含钦州保税港区8.81平方公里），崇左片区15平方公里（含凭祥综合保税区1.01平方公里）。其中，南宁同时是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和综合实验区。广西“双试点”处于北部湾经济区，由南宁、钦州、崇左、北海、防城港、玉林所辖行政区域组成。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标志着北部湾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点地区，目标是建成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领域各成员国也有所差异，中国—东盟自贸区已签订的协议仍然是在三大传统领域：商品降税、服务贸易促进及投资促进。广西“双试点”模式纳入了贸易网络效应，为打造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创探索发展之路。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12月至2019年9月，中国—东盟（南宁）跨境电商产业园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量共计1877万单，稳居全国37个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前列1。
（一）需求分析： “双试点”的“异质社区效应”
跨境电商的发展引入了网络社区效应的影响，网络贸易导致“异质社区效应”[3]。根据林德的重叠需求论，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需求结构，需求结构决定了贸易格局，人均收入比较接近的国家之间具有比较密集的贸易机会;同时，国际贸易是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市场延伸[4]。
假定一定跨境电商社区内的国际贸易参与方分为高需求、低需求异质性的两个等级，其中高需求的贸易方需求等级为X，低需求的贸易方需求等级为Y。每个贸易方对交易行为的选择符合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
式（1）
这里的A和B满足A+B=1，分别代表了该社区内高需求贸易方和低需求贸易方对贸易产品的固定消费支出率。作为标准化的处理，假定高需求的贸易方的估价为1，同时低需求贸易方的估价为PY ，在初始状态下PY
<1。假定根据客户需求等级设定不同的交易费用，高需求贸易方的交易费用标准化为1，低需求贸易方的交易费用为h，h>1。
WS 和 WU 分别代表高需求贸易方和低需求贸易方能够获得的交易实际收益，WS>WU 。在需求等级的体系下，可以简化处理为： WS =h，WU = PY 。
假定y* 是每个贸易方在该社区的总消费，可以得到下面等式：
（1-m）Ws=（1-m）h=Ay* 式（2）
式（3）
将等式（2）和等式（3）结合起来， 可以得到
式（4）
假定 （B/A） =k， 等式（4）转化为：
式（5）
式（5）表明在该社区内，低需求贸易方的估价PY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低交易费用（h）、该社区内低需求固定消费高于高需求固定消费的程度（k）、高需求贸易方实际获利程度超过低需求贸易方实际获利程度的幅度。在这个理论框架的分析中，借助“正反馈效应”[5]，网络社区有充分的制度能力确保低需求贸易方的估价不断提升，从而使得整个社区的需求程度获得总体的提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除了在文化习俗、文化背景方面有相似之处，对各自市场的依赖程度和需求比例也是最大的。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产的热带农产品、机电产品、建筑材料、农副产品和农产品等生产资料在东盟国家有着比较大的市场，也是长期以来发展比较快的商品领域。此外，中国对东盟所生产的热带水果、热带农产品，一部分电子电器、食品、家具、珠宝、玉器、棕榈油及其制品、部分矿产品都有市场需求。从更广阔的领域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比较考量，在大部分东盟国家和欧洲主要贸易国之间，中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按照林德的重叠需求论，人均收入决定需求结构和贸易机会，中国的中间地位创造了东盟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机会，其中特别是广西的联结地位不可替代。
（二）供给分析：“双试点”下劳动力市场共享促进创新驱动
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主要任务和措施中明确指出开展跨境劳务谈判，规范边境地区外籍劳务人员试点工作。国际比较优势分工格局下中国与东盟之间形成了地缘经济的竞合格局。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地缘经济关联度指数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其中与新加坡地缘经济关联度指数最高，其次是越南[6]。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补竞争格局见表1。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提出了显示性比较优势系数，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某一产业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数[7]，学者们进一步发展其为涵括进出口，产品i和产品j之间的接近性（proximity）由两个条件概率的最小值得到，即给定一个产品具有显示性比較优势的同时另一个产品也具有优势的条件概率。以x（c，i）为国家c产品i的总额贸易或附加值贸易： RCAc，i =[x（c，i）ix（c，i）] / [cx（c，i）c，ix（c，i）] 式（6）
Φi，j=min[P（RCAxi|RCAxj）]，[P][（RCAxi|RCAxj）] 式（7）
商品i和商品j之间的接近性程度是基于它们联合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情况，反映它们在产品空间中的距离，即为一种产品之间“亲密程度”的指标，也是衡量各国根据其目前积累的能力范围，从生产一类产品转移到另一类产品的能力的基础。总体而言，从货物贸易角度考察，在工业制成品方面，中国与东盟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及其他制品方面，中国的比较优势相对较为明显，竞争力强;在化工产品方面，中国的比较劣势较为明显;在机械及运输设备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竞争最为激烈。
中国与东盟的地缘竞合遵循着“要素—结构—关系—功能—效应”不断演进的经济地理空间关联作用基本原理。近年来，劳动力成本问题尤为突出，研究表明，比较优势下贸易导致的失业与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引发犯罪、吸毒及暴力事件。此外，纯粹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始终处于末端，在人均收入与生活水平上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极大阻碍了世界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与东盟劳动力市场共享的探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民心相通。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教授于2019年9月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工业机器人与产业就业解析——基于十国数据》（Productive Robots and Industrial Employment in Ten Countries）的学术报告，报告基于理论和实证模型的结果指出，工作创造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工人的技能及工人学习新技术的意愿，其中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和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发挥重要作用，创新指数更高的国家会增加部门就业。
在近期的研究中[8]，基于GTAP数据库1，2007年和2011年两个标准年度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已经实现了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快速攀升，首先从经济结构上探讨其首要原因在于劳动力的丰富降低了工资成本，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创造更多利润，更容易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其次，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这源于Krugman （1979）规模报酬递增机制。
东盟人口超过6亿，是世界第三大市场。它还提供了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第三大劳动力，并拥有约6700万户家庭，这些家庭是“消费阶层”的一部分，到2025年这一数字几乎还将翻一番，达到1.25亿。第四次工业革命（4IR）带来的技术进步对该地区的政府和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电子商务是4IR技术如何冲击传统行业的一个主要例子。虽然今天东盟的电子商务仍然相对不发达，占零售总额不到1%，但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扩大和该地区的消费者群体继续增长，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鉴于这种潜力，Lazada和Tokopedia等大型本地供应商正在与全球参与者争夺市场份额2。
如图1所示，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领军全球，特别是在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等领域具有绝对优势。东盟国家如图1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虽然目前数字经济的规模没有排在全球前列，但其增长速度非常快。
图1 世界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总规模与
增长率情况（2019）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
三、“联动效应”下创新引领全球价值链的多极化
基于需求分析的“異质社区”效应揭示了跨境电商的需求提升效应，基于供给分析的要素市场共享体现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创新驱动的机制设计，突破了全球价值链更新的市场限制和要素制约。全球价值链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引领，传统上有两种识别方法。第一种是功能与制度分析，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提供，针对农业产品为代表的价值链分析。从构建特定链的“初步映射”开始，以提供该价值链所有参与者（制度分析）及其相互作用类型（功能分析）的概述，结果可以表示为表格或流程图。初步识别包括了三个基本方面，即每个阶段的主要功能、执行这些功能的代理者、供应链中的主要产品及其沿整个供应链转化为的各种形式三个方面。一旦绘制了流程图，这些流动就能以实物和货币的形式进行量化，进一步就可以评估价值链内不同阶段或部分的相对重要性。第二种是投入产出（Input and Output，简称I-O）关系分析，根据I-O数据创建“基准”供应链，以显示商品进入和流出行业。该方法为制造产品和农业产品的每一个两位精度ISIC编码行业构建全球价值链地图，对于纺织和服装行业，可以使用HS、SITC和ISIC/NAICS代码分解供应链各个部分。从宏观到微观，全球价值链的话题通常是拥有主导权的国家或大型领导企业围绕着哪些生产流程被保留、哪些外包给供应方及如何运用主导权制定优势贸易条款等方面。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大型寡头主导企业在其价值链中对供应商享有相当大的经济权力，因此能够获取价值链中创造的大部分价值（Mayer、Milberg，2013）。
“联动效应”打破了要素条件限制，可以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的第三种识别方法——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通常在价值链特征呈现为网络而非单个垂直链时使用，起源于社会科学的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是绘制和分析人、群体和组织之间关系和流动的工具。链的初始流程图是以矩阵形式排列的各种节点和边组成，节点表示参与者，而边描述节点之间的关系和流量。基于“联动效应”的社会网络分析有助于从供给—需求—价格综合视角识别价值链，创新引领使得全球价值链呈现多极化特征。 由Hidalgo 等人（2007）提出的产品空间理论认为，并非所有产品都具有相同程度的亲缘关系，这使得它们在产品空间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并在向高级产品转型升级时具有不同的潜力。产品空间提供了一个世界总体产品层面的空间，产品间接近程度决定了它们的相对位置，而产品的分割化生产使得产品间垂直或水平进出口关系构成了全球价值链，这使得在产品空间中识别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成为可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跨境电商“双试点”的联动效应消除了国家之间的异质性，使得产品空间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在近期的研究中[8]，基于GTAP数据库，2007和2011两个标准年度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在总额贸易度量下与美国有极密切的贸易往来，但实际以附加值贸易计算时无论是美国出口中国的附加值还是中国出口美国的附加值都远弱于中美贸易在总额贸易统计中呈现出的巨额贸易往来，中国对美国的许多出口产品中包含了很大比例美国及其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添加的附加值。
图2中圆形大小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贸易中以附加值（出口加上进口的附加值）计算的份额。两个圆形之间连线的粗细衡量了双边贸易附加值的规模（所有经济体之间都有双边贸易流动，但图示没有展示占世界贸易总额0.2%以下的贸易流）。图中包含的信息显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体，具有最高程度的全球化水平，同时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亚洲其他经济体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以附加值计算高于同美国的经贸往来。
2019年10月9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19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该报告基于全球竞争力指数，按照12个支柱指标，对全球141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新加坡作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综合竞争力得分为84.8分，位居第一。中国与去年持平，全球竞争力得分比去年增加1.3分，排在第28位，继续位居“金砖国家”之首。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发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新加坡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2019—2024年东南亚地区主机托管数据中心市场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将达到12.9%，增速位居全球各区域之首1。近年来，东南亚地区数码化步伐快速，云端服务需求增长，吸引了跨国企业投资建设数据中心。美国科技巨头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分别宣布在新加坡建造数据中心，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科技巨头腾讯分别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设立数据中心。同时，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数据中心市场排名中，新加坡排名第三位，仅次于冰岛和挪威，在亚洲地区则连续三年排名首位。新加坡较少受自然灾害影响，且基础建设完善，许多企业以此服务在东南亚周边市场的客户。新加坡还启动了以会计为代表的产业数码化计划，宣布了三项具体支持措施成立中小事务所中心提供数码解决方案、建立科技与创新中心、提高中小企业的数码化应用能力等。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自2006年规划期开始以来，一直在努力探索“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但严峻的挑战是要素的限制，特别是资本、技术、人才和其他研究资源的相对缺乏，难以形成“创新驱动”所需要的支持体系[9]。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跨境电商“双试点”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整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要素资源，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效应与粤港澳大湾区、西南地区等其他“双试点”地区更好地联动促进，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开拓新的路径。
四、共同价值多重联动，助推世界经济“双环流”生态圈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跨境电商“双试点”充分展示了中国全面开放与创新驱动的新格局，“异质社区效应”促进了需求的增长和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在现代国际贸易物流、要素流、信息流多重联动的共同价值中，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双环流”的枢纽地位进一步放大和强化，跨境电商的平台经济助推世界经济“双环流”生态圈的形成和发展。“双环流”生态圈呈现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双环流”生态圈的核心价值和重要基石是国际贸易。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路程和产业内、产业间不断价值链升级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以贸易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开放的贸易政策，立足自身，稳步推进，在全球贸易中取得了领军的地位，并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中承担日益重要的角色。第二，“双环流”生态圈的内在驱动力是“异质社区”的需求拉动和成本下降，以及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产品空间。跨境电商的发展使贸易主体、机制由宏观向微观转变，越来越多企业和个人的参与进一步提高了市场化程度，有助于整合利用全球优势资源和要素，这些资源和要素既包括劳动、自然资源、市场，也包括战略性资产如技术、品牌和管理。第三，“双环流”生态圈的创新引领拓展了全球价值链的维度，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价值分工。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借助大规模的国际投入与吸引，中国已初步成为全球创新的新高地和全球资源整合的重要驱动力量，中国外贸领军世界的规模优势是基础，新旧动能转换所释放的强劲动力是引擎，外贸新业态不断涌现是沃土，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中国外贸竞争新优势是龙头。未来中国要继续保持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发展，既要挖掘内部潜力，更需要不断拓宽思路，积极促进与其他国家的资源整合，平衡国际供求关系。跨境电商的发展深度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分工模式、组织结构和微观主体，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促进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提供了绝佳的“弯道超车”的机会。WTO发布的《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明确指出，到2040年，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将会增长50%，跨境电商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服务贸易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契机。
当前伴随中国全面開放的新格局，作为后发优势，更要强调创新驱动，不断开拓新路径，推动中国多渠道融入世界经济并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实现出口结构升级，实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和附加值收入的提升。在此进程中，应格外强调两点：
其一，中国开放的“双试点”应突出和强化中国的贸易优势[10]。广西具有长期与东盟合作的地缘优势，在“双试点”中更便于尝试和探索中国外贸的新高地和新路径。当前广西北部湾港已开通往东盟国家的直航航线15条，涉及新加坡、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14个港口。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成员达至39家，覆盖中国—东盟的主要港口机构。依托港口的产业园区合作也在改变区域产业链布局。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与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共同开创“两国双园”国际产业合作新模式，成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探索和积极实践，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新中智慧园也已进入试运营。如何推动以政策、规则、标准对接为重点的软连通不断深化合作成为广西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的重要课题，以此加强中国和东盟信息、劳动力市场等要素资源的交换共享，提高通关等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推进港口等投资建设的合作运营。中国加入WTO初期作为劳动丰裕型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在当前人口红利消退的大背景下，中国外贸转型面临新的挑战。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的中国—东盟劳动力市场共享效应及“双试点”的创新驱动有助于推动中国出口的提质增效及其产生的“富国效应”[11]。 其二，積极推动世界经济“双环流”生态圈的拓展与良性循环。一方面是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方面，基于中国—东盟地缘优势和长期合作成果，努力推进劳动力市场共享的机制与相关保障体系。中国与东盟建立 “10+1”自由贸易区以来，一段时间内由于产业结构相似度高，对自由贸易区内各国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加大了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但从长期来看，双方相似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会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应鼓励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优化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另一方面是共同价值多向驱动，在跨境电商发展方面，依托中国—东盟商务圈和的“一带一路”发展成果，积极探索区块链、数字货币等新科技的推广运用，在跨境数字服务提供和数字规则的制定方面把握主动权。同时，运用互联网平台生态圈、金融生态圈吸引公共投资和私人资本，突破要素制约和限制，激发技术溢出效应，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跨境电商在商务模式、区域分布等方面的联动效应，进口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从加工贸易中获益于技术溢出，促进创新驱动和生产率提高，借此更深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全球价值链作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和高级形态，标志着经济全球化进入资源深度整合时代，对各国的扩大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哈佛大学赫尔普曼教授在《经济增长的秘诀》一书中指出：创新与制度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中国“双试点”的制度创新促进了中国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12]，主要体现为贸易和国际投资高速发展、贸易方式和产业结构转型。中国国内区域合作与国际区域合作的联动发展[13]，是立足自身、稳步推进地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路径调整，既是实现从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转变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必由之路，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迎来新的重要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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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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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E-commerce： Guangxi as a Case
Li Quan
Abstract：At present， most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province-level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China have implemented pilot Free Trade Zone （FTZ） and pilot Cross-border e-commer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function of"double circulation"in world econom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ous community effect， this paper， by taking Guangxi as a case，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network effect and coupling effect of double pilot projects， which leads to multipolar innovation leadership of value chain and provide new paths for China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its economy. Meanwhile， China integrates its economy into the world in multichannel and shoulder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of global value chain. In the process of raising the statu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ts value-added earnings， China's double pilot projects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the advantage of its trade and push forward the expansion and virtuous circle of "double circulation" of world economy.
Key words：Double Pilot Project; Double Circulation; Heterogenous Community Effect; Coupling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