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现在，他的支援项目基本上都是往两个方向走：媒体没报道过的以及领导们没视察过的地方。
　　
　　王忠平博士：
　　你好！
　　………
　　破损的道路上驶过一辆辆慈善车，川流不息。食品、用具、衣物顶着余震的威胁运往我们灾区。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在你们的安慰与帮助下，有了博士（注：信中此处原为“姐姐”，后划去改为“博士”）你的帮助，我坚信一定会重建美丽新蓝天。
　　有幸的，在你们的关爱下，在国家贷款下，我们又建起了我的新家，欢迎姐姐来我们家做客，一定要来哦！希望能把你当成我的亲爸爸（注：信中此处原为“亲姐姐”，后划去改为“亲爸爸”）。
　　××学校六（３）班
　　你的弟弟××
　　
　　收信人王忠平出生于1981年，穿球鞋，背阿迪达斯的背包，80后的年轻人被六年级的小朋友认做“亲爸爸”，难怪他会怀疑人生。
　　站在人群中老成持重的王忠平让别人猜他的年龄，总是往大了猜，“三十岁出头吧”。他摸了摸下巴，伤感地说，都是工作累的。
　　从去年10月起，他几乎都在四川，“回北京时间加起来一个月出头”。在灾区，他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他本科学经济管理，硕士读社会学，现在对农村发展这个课题感兴趣，经常在灾区基层进行田野调查。
　　灾区他几乎都跑遍了。经常去中小学校， 回来以后频繁收到孩子们的来信，有的孩子写的信就像跟他拉家常一样，平实自然，他很喜欢。
　　有的信里充满了宏大叙事，通常都是三部曲：表示感激——下定成材的决心——希望多多联系。王忠平看到信以后总是很堵心，因为孩子们被教化的痕迹太明显了。
　　当然不是孩子们的错，“是我们的教育问题”，他说。
　　不能怪他这么想。有个记者在灾区采访小学生，小朋友很职业化地回答：感谢贵市对我们的支援和帮助。很多孩子围着，记者希望别的孩子聊聊，但是这些孩子不说话了。
　　这只是目前灾区的精神危机呈现出来的一种病灶。在这些长期在灾区摸爬滚打的志愿者看来，灾区所面临的课题不仅是恢复废墟上的瓦舍，抹平颓墙上的裂缝，更重要的是，怎么让整个社会生态的断层在这次昂贵代价的基础上修复。
　　
　　资源与灾区的对接
　　
　　隐藏在王忠平身后的是国内一家知名NGO——茅于轼和汤敏创立的北京富平学校。
　　王忠平的官方身份是富平学校的项目官员，方向是将企业和灾区政府拉到一起合作，“现在进入灾区服务很难被通过，需要有很好的资源。”
　　北京富平学校在当地的工作受到了团中央某些官员的支持，此前和某知名企业在绵阳下属的县级市江油开展的长期社区服务志愿项目受到了媒体的关注，新华社、《求是》等主流媒体也给予了正面报道。
　　“这些地方官员，有多少机会在这些中央级媒体上露脸？”
　　一位熟悉基层的人士分析，基层官员之所以给面子，还是因为富平学校的项目帮助当地增加了曝光率。
　　在企业那边，北京富平学校也是名声渐噪。地震带来了企业慈善，不少企业将社会责任作为长期战略，并尽可能组建专业精干团队。
　　这也是他们在道德压力下做出的一种选择。
　　“捐少了，不符合网友的道德标准就得挨骂，捐多了，又担心这些钱和物是否真正被灾区人民充分运用，所以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团队。”宝马爱心基金成立于5·１2地震之后，其经理张颖如是解释。
　　这些公益基金和灾区基层如何对接却成了个难题。
　　张颖去灾区回访一个资助老师的项目，在一所学校门口，传达室的人告诉她：你等着。她没等到来接她的老师，却等来了派出所的民警。 在地震灾区，像她这样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陌生人比较敏感，身份没确认之前不受欢迎。
　　因此，北京富平学校的“资源”对企业来说尤为重要。经过富平学校的穿针引线，企业也能请到当地“高规格”的官员出席活动。今年4月，王忠平希望有个领导出席富平学校协助宝马在绵阳举行的志愿者活动。对方问他：“绵阳市团委书记够不够？”
　　这个级别已经很高啦。王忠平连声答谢：够了够了。
　　
　　“不是手里拿钱到处给”
　　
　　有个全球排名前100强的企业想在灾区建立电脑教室，王忠平负责协调，帮他们找到了一个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很直接地告诉他，现在只收钱了。
　　
　　这个当地政府的对口援建省市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对方不差钱，王忠平郁闷地说：人心被惯坏了。
　　他自己带着志愿者去基层踩点，那些农村太穷了，志愿者进了农民搭建的临时窝棚，和老乡们坐下来稍微聊一聊，就心酸得抹眼泪。
　　在江油农村，他看到只能蜗居在各种颜色帐篷里，过完残生的农民。几乎每家的老人，都守着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在一片残垣断壁中找寻冷暖。
　　当地政府对地震中房屋损失的家庭是有一次性16000元补助的，但是获得补助的方式很特别，必须在原址上见到“新围子”（即新房的初步地基）才可以发放补助。不过，地震之后灾区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力飞涨，原来四五万成本就可以搞定的房子，现在都要１０万以上了。
　　如此的情况，对于当地农民来说就是毫无指望的事情。
　　在一个窝棚里，王忠平看见了一台没有插电的电视机，这是那户人家里仅有的一个家具，所以被保护起来了，电视机上面还特地张了把伞，一进去就很醒目。
　　灾难打破了乡村的平静，许多人含辛茹苦日积月累才刚开始享受的房屋和电器等，突然被砖瓦砸烂，那种心底的憋屈和烦躁，是多数城里人难以想象的揪心。
　　“那个电视机最多就值200多元，在城里人眼里什么都不是，但在这些日渐衰竭的农民看来，或许他们再也买不起这样一个玩意了，”王忠平说。
　　他也想过把几个企业的项目拉过来，把资源送到这些最需帮助的人的手中，但是对方考察之后都摇摇头：这里太穷了，怕耗资太巨。最后，他凭着企业资源为当地找了个100万的项目。
　　他不由感慨，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现在，他的支援项目基本上都是往两个方向走：媒体没报道过的以及领导们没视察过的地方。
　　不是手里拿着钱到处给，而是在用脚丈量了各家情况后实施救助，这也是张颖们正在做的事情。
　　张颖的兴趣是助学，她将此归功于她在可可西里做志愿者的经历。从可可西里回来的路上，她经过青藏、川藏线，当地的贫穷把她震到了，那些孩子帮人放羊，一年到头只有一身衣服，她遇到的孩子全是文盲。
　　地震之后，原本就在宝马总部工作的张颖被任命为爱心基金的经理，除了捐赠的物资之外，宝马爱心基金有1000万元专门用于助学。從去年6月起，张颖先后去了甘肃、四川、陕西等灾区，自己跑去农村和各个中小学校调研。
　　“这样才能杜绝了因信息不到而人为产生的劣迹”，她说。
　　在什邡中学，校长对她的做法也表示认同。地震之后，福利彩票曾经给过这个学校数目不小的捐助，最后每个学生发到了1000块钱。
　　“有的学生家里本来就很富，你给他1000元钱有什么意义呢？他根本不需要救急，也不会学会感恩”，校长这样告诉张颖。同时他又感慨，中国人的问题，有时是不患贫而患不均。
　　张颖的爱心基金可不打算把钱随便撒。对每一个被捐助对象，他们都有详细的了解，也为每一个学生建立了爱心档案，包括这些学生的照片、就读学校、家庭背景。志愿者去灾区的时候，也会选择就近的被捐助对象回访，和他们建立长期的联系。
　　今年1-2月份，宝马爱心基金的志愿者张咏梅去灾区，见到了身穿政府统一发放的军色救济棉袄的被资助者潘大强，他刚考上大学，父亲去世，母亲常年外地，家里只有一位76岁的奶奶，基金每年资助他学费5000元。
　　“这才是物有所用”，张咏梅说。
　　
　　“精神重建一样重要”
　　
　　這是在平武县坝子小学，离绵阳约四个小时的车程。平武位于重灾区北川和青川之间， 一路颠簸时还能看到垮塌下来的山体。
　　这里受到外界的关注较少，对这里的孩子而言，任何一点改善，在内心深处还是颇怀感恩的。平时，他们花6毛钱在学校食堂里买饭，几乎顿顿都是就着家里带来的咸菜。他们爱惜自己的自尊，都说吃起来挺好的。一张卡片就能让他们开心起来，志愿者们都说：这些孩子的兴奋阈值怎么那么低呀。
　　班主任李国芳是位没有利己思想和本位主义的老师，她告诉宝马爱心基金别给老师们捐电脑，把好处直接落实在孩子们身上。最后，基金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书。
　　“我们这普遍贫困，孩子们吃穿基本不成问题，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太封闭了”，李老师原本以为这些志愿者“忽地来了，倏地走了”，但是志愿者却和学生们建立长期的通邮联系。这是她希望看到的——帮助这些孩子逐渐走出地震的阴影，树立积极的人生观。
　　如何在灾区进行精神重建，这也是张颖关注的事情。在四川，她听到太多震后自杀的案例，“专业的心理专家缺失得厉害”。
　　在灾区，心理专家来来往往，他们的方案变幻莫测。“在安县，一个心理专家上午告诉一个灾民要打开心扉，想哭就哭，下午又来一个专家，告诉他要忍住悲痛，挺过难关。他到底该听谁的呢？”志愿者张小溪说，现在灾区就有“防震防灾防心理专家”一说。
　　灾区随时可见的临时心理服务救助站，多半是一个小药店，里面卖点常用药，没有专业心理医生，更谈不上心理服务。
　　现实是，大量的人需要心理援助。张咏梅去探访过什邡市洛水中学的原址，即使在地震一年后，站在那片空旷校园里的寂静中，她都觉得不寒而栗，废墟上，到处可以看见残留的血衣、书包。
　　洛水中学高一年级共有20个班，前3个班是重点班，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都在那些班里。学校为了便于让这些优秀孩子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当初选班级位置时就选择了靠走廊里面的位置。不幸的是，地震呈倾斜般震塌了教学楼，走廊那边的重点班孩子瞬间埋在了地下。
　　“都是这些从痛苦记忆中撤离出来的师生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不能触及的痛点，”张咏梅说。
　　高二的班主任朱全军告诉她，地震让孩子们少了学习动力，对前途很迷茫，对人生的憧憬有了质疑。虽然老师每天都要花很大精力放在世界观的培养上，这不是一句两句“好好学习”口号所能激励的。朱老师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让这些受过地震创痛的孩子，坚强起来，重新树立起正确积极的人生观。
　　台湾慈济会的善举多次被人提起。地震之后，慈济会派来了一个30多人的援助队，这些台湾志愿者，也多是普通的中产者，他们每天给灾民做饭，教孩子们唱歌，教大家学习卫生环保，农民多数都对他们很感激，一些老人拉着他们的手说——感谢好人，感谢政府。
　　“如果单纯给钱，反而会让对方产生依赖心理，不利于后面志愿者工作的进行。条件许可的话，可以通过电话、书信等和孩子们拉话闲谈，给予安慰，建立长期的情感联系。”在王忠平看来，在心理专家匮乏的时候，这是个不错的心理抚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