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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寒冰这个名字，至今都让不少人感到陌生，1989年由王震将军题写书名、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寒冰文集》恐怕读过的人也不多。但是他作词的歌曲《新疆好》（现名为《我们新疆好地方》）唱响大江南北，广泛流传，是一首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歌曲。马寒冰在民族危亡之际，南征北战，保卫祖国，在戎马生涯中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军中记者、作家、编辑，是一名在人民解放军部队成长起来的文化干部，他对祖国的热爱、对艺术的执著、对人才的倍加爱护、对部队文化工作的热忱，都令人敬佩和难忘。
少年壮志以笔战斗
马寒冰（1916—1957），原名马国良，祖籍福建海澄县霞阳村（现厦门市郊杏林镇），其祖父、父亲都是缅甸华侨。马寒冰的祖父早年因家乡生活困难，流浪海外谋生，刚开始在缅甸码头当工人，后在勃生市一家商店当勤杂工。由于勤快能干，被店老板招赘为婿，店老板去世后，他继承产业，独立经商，后其子（马寒冰之父）继承家业，由于经不起经济危机的袭击而破产。后来，马寒冰的父亲携家眷返回故乡，定居厦门。马寒冰年少时在鼓浪屿英华中学读书，他自幼聪慧好学，喜爱文学艺术，从中学时起就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按照父亲的意愿，他考入浙江金华商业学校，选修银行会计。学习中马寒冰发现学习商业和从商并非自己所喜爱，就毅然转入上海沪江大学。他那一口流利的英文就是在沪江大学打下的基础。
1936年，20岁的马寒冰大学毕业回到厦门，当时正值抗战前夜，他回到厦门组织“天竹文艺社”，出版《天竹》月刊，在抗日文化运动中有一定影响。马寒冰为人热情好客、性格开朗，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他在鼓浪屿的家是朋友们聚会的地方，诗人童晴岚、漳州人许铁如（即彭冲）等均是常客，他们谈论政治局势和文艺界动向，开展诗歌活动，积极创作新诗。
1936年11月29日，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大会由马寒冰发起，大会通过的“致鲁迅家属的唁电”由他起稿，大会通过“将大学路改为鲁迅路”的决议也是他与代表们一起送交市政府的。会后，马寒冰写了《伟大的民众祭》一文，被收入1937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同年12月，马寒冰和赵家欣接待了从日本经台湾抵达厦门的郁达夫，陪郁达夫游览鼓浪屿名胜古迹，并与郁达夫进行了长谈和合影留念。
1937年6月，马寒冰应缅甸英文报《仰光日报》之约，到缅甸任编辑。他积极发挥所长，把副刊《波光》、《文艺》办得有声有色，深受当地青年人的欢迎。他写了许多抨击当地政府压迫华侨的文章，流露对政府的不满，很快被报社董事会解职，但他却赢得了华侨的支持，受聘为《兴商日报》总编辑，还兼任缅甸通讯社记者。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马寒冰毫不胆怯，坚持爱国与进步的编辑方向，以犀利的笔锋，勇往直前地揭露与抨击时政，博得了缅甸华侨界的赞许。
“七七事变”的爆发，更增加了马寒冰的民族危机感。1937年8月23日，缅甸文艺界成立抗敌救国后援会，马寒冰负责宣传任务，他每次演讲都大声呼吁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他的演讲给华侨以积极鼓舞，踊跃支持国内的抗战。
马寒冰为筹募救国捐款，还发动戏剧界义演。在他的奔走筹备下，义演盛况空前，座无虚席，新颖精彩的表演赢得观众如雷的掌声，现场群情激昂，华侨们深感必须抗战到底，若投降退却，必将遭受亡国奴屈辱之苦。义演取得巨大成功。
回国从戎投身抗战
民族危亡，促使马寒冰决心回国参加抗战。而他到国民党驻缅甸总领事馆请求签发回国护照时，却遭到总领事蔡某的拒绝。蔡某对他说：“祖国政府要的是钱，不是人，人多得很，你回去干什么？”但他并不气馁，当他从报上得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广招有志抗战的青年入学时，便决定离开缅甸。他知道国民党驻仰光领事馆有意不发护照，就向文艺界抗敌救国后援会申请回国从戎，投考延安“抗大”，并以《兴商日报》战地记者身份，办理了护照及“文救会”的介绍信，于1938年初毅然回国，经香港、广州到达汉口。在汉口，马寒冰见到了董必武。这次的会面，增加了马寒冰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加坚定了他到陕北的决心。马寒冰从汉口到达西安，坐上八路军的军车到了陕北延安。
到延安后，马寒冰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任宣传干事，由于表现好，1938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多次申请到抗日前线去。当时适逢印度援华医疗队要去前线，由于马寒冰懂外语，组织上就派他跟随援华医疗队做翻译工作。他和医疗队奔波于冀南、冀中、豫北、豫西、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战场，受到了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的锻炼。
由于在协助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工作中有优异表现，当马寒冰从前线回到延安后，就被调到军委卫生部担任行政工作。他服从安排，努力完成组织上分配的任务，但终因不是医疗专业出身，不太熟识业务，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王震得知后，把他调到三五九旅，担任司令部四科（副官处）科长（王震的秘书）。马寒冰随三五九旅南征北战，从延安到广东，又从广东到中原，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成为王震的一员爱将。南下途中，马寒冰身染重病，王震执意送他到自己的老家浏阳，让老母亲照顾他。
国共和谈期间，马寒冰随同王震到武汉参加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他利用这个身份，加上熟练的英语，在美方和中外记者、进步文化人士中广交朋友，宣传我党主张，颇受王震的赞赏。
在此工作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关于马寒冰“文人武胆”的盛闻。1946年1月23日，军调处设立的负责调处中原战事的第九执行小组（汉口小组）前往罗山县城，召集国共双方代表进行谈判。当时我方代表为王震和马寒冰等人，国民党代表为陈鼎勋和宋瑞珂等人。此时国民党30万大军“围剿”我中原军区的大局已定，罗山谈判当然是针锋相对、无果而终。当中共代表团休会离开会场时，在旅馆走廊的国民党代表中，有人指着王震对同伴说：“前边就是‘共匪’头子王震！”话音还没落，马寒冰的巴掌就在此人脸上一阵开花，然后不依不饶地指着围观的国民党代表大声痛斥：“作为抗战名将的王震将军是不允许任何人肆意诬蔑的！”马寒冰的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此后国民党代表再也不敢当众对中共代表有不尊重的言行。 后来，马寒冰撤回晋察冀边区任《晋察冀日报》记者，待王震率三五九旅完成中原突围返回延安转入吕梁山地区后，他又回到了这支英雄的部队，担任二纵的后勤部长、一兵团宣传部长。经历了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全部历程。
挺进新疆屯垦戍边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原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通过扶郿、兰州、宁夏等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主力，解放陕、甘、宁、青四省大部，兵临玉门关，直逼新疆。
作为一野一兵团宣传部长的马寒冰，从国民党部队的投诚名单中发现了王洛宾的名字，他时任国民党第八十二军政工处上校处长。马寒冰立刻向王震报告和推荐，建议让王洛宾入伍参军，王震亲自签发命令：“委任王洛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宣传部文艺科科长。”马寒冰的举荐、王震的爱才，为我们发掘并保护了中国的一代“西部歌王”。
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分别于9月25日、26日通电率部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1日，一野一兵团在酒泉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宣布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新疆进军的命令。10月5日，王震率一兵团在酒泉隆重召开了进军新疆的宣誓大会，部队向新疆展开气势磅礴的大进军。
王震在部队西进途中跃马豪情作诗：“白雪照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马寒冰如获至宝，牢记在心，立即去找王洛宾谱曲，这首五言绝句《凯歌进新疆》成为大军西进的战歌。进军新疆是一场艰苦的战略行动，沿途要经过渺无人烟的戈壁荒原，翻越高耸入云的雪山峻岭，穿过“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歌壮军威，部队一路凯歌挺进新疆。
一兵团历时半年，行程3000多公里，圆满地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主力部队先后解放南北疆各重要城镇，平息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多处叛乱，控制了全疆形势。
1949年12月，新疆军区与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疆部队和三区革命民族军及新疆起义部队在迪化会师。进疆后，马寒冰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新疆军区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等职。1950年，他随同毛泽东、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联合开发新疆石油、有色金属的谈判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为了完成保卫国防、建设新疆的使命，响应毛主席《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也是毛泽东屯垦戍边思想的产物。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率驻疆部队开入万古荒原，垦荒生产，在劳动工具十分缺乏、后勤供给不能保障的艰苦条件下，在沉睡千年的戈壁滩上，开田播种，创造了开发新疆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马寒冰与战士们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建设新疆，劳动艰苦却精神饱满，这为他的文化创作提供了激情和源泉。他创作的《新疆好》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这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赢得了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喜爱。尤其是《新疆好》歌中的“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麦穗金黄稻花香，风吹草低见牛羊……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可爱的家乡”。悠扬的旋律、美丽的诗篇给艰苦奋斗的战士们带来多少憧憬，使他们坚定了扎根新疆、屯垦戍边的信念，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为建设美好的新疆加倍努力。1952年，在首都北京举行的全军第一届文艺体育汇演比赛上，作为新疆的参选曲目，《新疆好》因风格鲜明、琅琅上口，在大赛中荣获三等奖，赛后又被录制成唱片，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很快成为传唱全国、广为人知的著名歌曲。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时，《新疆好》作为歌舞团女声小合唱的保留节目，受到了国外观众的热烈欢迎。1964年，周恩来到石河子视察，同上海的知识青年联欢时共同演唱的就是《新疆好》这首歌，无数青年就是听了这首充满民族风情的曲调，被歌中所描绘的美好景象所感染，毅然挥别亲友，抛却繁华，自愿支边投身新疆建设事业。
此后，马寒冰相继写了《万里进军》、《穿过塔里木》、《消灭乌斯满》、《戈壁滩上盖花园》、《帕米尔夜歌》、《祖国要繁荣》等歌曲，包括《新疆好》在内，由著名作曲家刘炽谱曲，全部合入一部《边疆战士大合唱》中，并向王震等军区首长们作了汇报演出。王震听后非常喜悦，热情洋溢地表扬了词作者马寒冰和曲作者刘炽：“短短时间内，就写出了这部大合唱，有我们西北野战军部队进军新疆的雄伟气魄，又有我们建设新疆的劳动场面；还有最后的大型混声合唱《祖国要繁荣》，唱出了我们一兵团全体指战员保卫祖国西陲边防的豪迈气概，也更激发了我们建设新新疆的信心和决心，我代表新疆军区全体同志感谢你们！”这部大合唱除了在新疆正式演出以外，当时还在兰州军区、陕西的西北艺术学院等地陆续上演，曾获得国内和世界青年联欢节等多个奖项。20世纪50年代，中国唱片社还专门为这部大合唱录制了唱片。
1950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来新疆视察时，马寒冰为了满足新疆京剧爱好者一睹“程派”大师演技的愿望，建议程砚秋先生演出几场，并精心从传统剧目中选择了能与当时形势吻合的《汾河湾》，邀请张仲瀚为程砚秋配戏。演出当天，天山大会堂盛况空前，为防止大楼承重过度发生事故，马寒冰亲自把门，控制入场人数，很多人只能围坐在楼外听戏。马寒冰陪同程砚秋先生广泛接触新疆京剧界人士，约见迪化业余戏剧社成员，共同探讨交流京剧知识，推动新疆京剧的发展。
在新疆工作期间，可以说马寒冰在文化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仅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还创办了新疆第一家文学期刊《新疆部队文艺》月刊，抢救了维吾尔古典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筹备出版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并为此书编辑修改初稿。他的《王震南征记》、《中原突围》、《南征散记》等书相继出版，真实地记录了当年的战斗历程。
痴爱文艺才华横溢
1953年初，王震要调马寒冰到农垦部工作，但马寒冰热心于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愿意为解放军的文化工作做一点贡献。在征得王震同意后，他留在总政文化部任文艺处第三处长兼编审出版社社长，同时还任《解放军战士》半月刊的主编，兼做外交接待工作。这中间既有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又有繁重的编辑工作，马寒冰身体不是太好，但他总是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达到了忘我的地步。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会见外宾时，总是让马寒冰给他当翻译，因为马寒冰的口译准确又快速。
20世纪50年代用张正宇创作的奔马书标的“解放军文艺丛书”，大都是马寒冰负责组织、编审和出版的。因为马寒冰姓马，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奔马书标作为马寒冰的别号，戏称他为“马儿”。
1956年2月，我国派包尔汉、马玉槐、马寒冰率领的由新疆歌舞团、中国京剧四团、总政歌唱演员以及文字、摄影记者等80多人组成的中国文化艺术团出访西亚、北非许多国家，所到之处，演出场场爆满，受到了友好接待和热烈欢迎。当时埃塞俄比亚尚未与我国建交，马寒冰率歌舞团进入该国皇宫，与老国王塞拉西对话，赞颂他在二战中抗击法西斯的功绩，解除了老国王由于曾派兵到朝鲜与我们作战而产生的顾虑，为中埃建交起到了积极作用，被称之为“歌舞外交”。马寒冰访问埃及、叙利亚回国后所写的《尼罗河之歌》也脍炙人口，他的作品既有丰富的政治内容，又十分抒情，非常受欢迎。
马寒冰由于错案于1957年7月7日逝世，年仅41岁，实在令人惋惜。
马寒冰获得平反后，由组织上重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立碑为志。
少年壮志以笔战斗
马寒冰（1916—1957），原名马国良，祖籍福建海澄县霞阳村（现厦门市郊杏林镇），其祖父、父亲都是缅甸华侨。马寒冰的祖父早年因家乡生活困难，流浪海外谋生，刚开始在缅甸码头当工人，后在勃生市一家商店当勤杂工。由于勤快能干，被店老板招赘为婿，店老板去世后，他继承产业，独立经商，后其子（马寒冰之父）继承家业，由于经不起经济危机的袭击而破产。后来，马寒冰的父亲携家眷返回故乡，定居厦门。马寒冰年少时在鼓浪屿英华中学读书，他自幼聪慧好学，喜爱文学艺术，从中学时起就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按照父亲的意愿，他考入浙江金华商业学校，选修银行会计。学习中马寒冰发现学习商业和从商并非自己所喜爱，就毅然转入上海沪江大学。他那一口流利的英文就是在沪江大学打下的基础。
1936年，20岁的马寒冰大学毕业回到厦门，当时正值抗战前夜，他回到厦门组织“天竹文艺社”，出版《天竹》月刊，在抗日文化运动中有一定影响。马寒冰为人热情好客、性格开朗，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他在鼓浪屿的家是朋友们聚会的地方，诗人童晴岚、漳州人许铁如（即彭冲）等均是常客，他们谈论政治局势和文艺界动向，开展诗歌活动，积极创作新诗。
1936年11月29日，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大会由马寒冰发起，大会通过的“致鲁迅家属的唁电”由他起稿，大会通过“将大学路改为鲁迅路”的决议也是他与代表们一起送交市政府的。会后，马寒冰写了《伟大的民众祭》一文，被收入1937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同年12月，马寒冰和赵家欣接待了从日本经台湾抵达厦门的郁达夫，陪郁达夫游览鼓浪屿名胜古迹，并与郁达夫进行了长谈和合影留念。
1937年6月，马寒冰应缅甸英文报《仰光日报》之约，到缅甸任编辑。他积极发挥所长，把副刊《波光》、《文艺》办得有声有色，深受当地青年人的欢迎。他写了许多抨击当地政府压迫华侨的文章，流露对政府的不满，很快被报社董事会解职，但他却赢得了华侨的支持，受聘为《兴商日报》总编辑，还兼任缅甸通讯社记者。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马寒冰毫不胆怯，坚持爱国与进步的编辑方向，以犀利的笔锋，勇往直前地揭露与抨击时政，博得了缅甸华侨界的赞许。
“七七事变”的爆发，更增加了马寒冰的民族危机感。1937年8月23日，缅甸文艺界成立抗敌救国后援会，马寒冰负责宣传任务，他每次演讲都大声呼吁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他的演讲给华侨以积极鼓舞，踊跃支持国内的抗战。
马寒冰为筹募救国捐款，还发动戏剧界义演。在他的奔走筹备下，义演盛况空前，座无虚席，新颖精彩的表演赢得观众如雷的掌声，现场群情激昂，华侨们深感必须抗战到底，若投降退却，必将遭受亡国奴屈辱之苦。义演取得巨大成功。
回国从戎投身抗战
民族危亡，促使马寒冰决心回国参加抗战。而他到国民党驻缅甸总领事馆请求签发回国护照时，却遭到总领事蔡某的拒绝。蔡某对他说：“祖国政府要的是钱，不是人，人多得很，你回去干什么？”但他并不气馁，当他从报上得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广招有志抗战的青年入学时，便决定离开缅甸。他知道国民党驻仰光领事馆有意不发护照，就向文艺界抗敌救国后援会申请回国从戎，投考延安“抗大”，并以《兴商日报》战地记者身份，办理了护照及“文救会”的介绍信，于1938年初毅然回国，经香港、广州到达汉口。在汉口，马寒冰见到了董必武。这次的会面，增加了马寒冰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加坚定了他到陕北的决心。马寒冰从汉口到达西安，坐上八路军的军车到了陕北延安。
到延安后，马寒冰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任宣传干事，由于表现好，1938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多次申请到抗日前线去。当时适逢印度援华医疗队要去前线，由于马寒冰懂外语，组织上就派他跟随援华医疗队做翻译工作。他和医疗队奔波于冀南、冀中、豫北、豫西、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战场，受到了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的锻炼。
由于在协助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工作中有优异表现，当马寒冰从前线回到延安后，就被调到军委卫生部担任行政工作。他服从安排，努力完成组织上分配的任务，但终因不是医疗专业出身，不太熟识业务，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王震得知后，把他调到三五九旅，担任司令部四科（副官处）科长（王震的秘书）。马寒冰随三五九旅南征北战，从延安到广东，又从广东到中原，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成为王震的一员爱将。南下途中，马寒冰身染重病，王震执意送他到自己的老家浏阳，让老母亲照顾他。
国共和谈期间，马寒冰随同王震到武汉参加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他利用这个身份，加上熟练的英语，在美方和中外记者、进步文化人士中广交朋友，宣传我党主张，颇受王震的赞赏。
在此工作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关于马寒冰“文人武胆”的盛闻。1946年1月23日，军调处设立的负责调处中原战事的第九执行小组（汉口小组）前往罗山县城，召集国共双方代表进行谈判。当时我方代表为王震和马寒冰等人，国民党代表为陈鼎勋和宋瑞珂等人。此时国民党30万大军“围剿”我中原军区的大局已定，罗山谈判当然是针锋相对、无果而终。当中共代表团休会离开会场时，在旅馆走廊的国民党代表中，有人指着王震对同伴说：“前边就是‘共匪’头子王震！”话音还没落，马寒冰的巴掌就在此人脸上一阵开花，然后不依不饶地指着围观的国民党代表大声痛斥：“作为抗战名将的王震将军是不允许任何人肆意诬蔑的！”马寒冰的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此后国民党代表再也不敢当众对中共代表有不尊重的言行。 后来，马寒冰撤回晋察冀边区任《晋察冀日报》记者，待王震率三五九旅完成中原突围返回延安转入吕梁山地区后，他又回到了这支英雄的部队，担任二纵的后勤部长、一兵团宣传部长。经历了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全部历程。
挺进新疆屯垦戍边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原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通过扶郿、兰州、宁夏等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主力，解放陕、甘、宁、青四省大部，兵临玉门关，直逼新疆。
作为一野一兵团宣传部长的马寒冰，从国民党部队的投诚名单中发现了王洛宾的名字，他时任国民党第八十二军政工处上校处长。马寒冰立刻向王震报告和推荐，建议让王洛宾入伍参军，王震亲自签发命令：“委任王洛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宣传部文艺科科长。”马寒冰的举荐、王震的爱才，为我们发掘并保护了中国的一代“西部歌王”。
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分别于9月25日、26日通电率部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1日，一野一兵团在酒泉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宣布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新疆进军的命令。10月5日，王震率一兵团在酒泉隆重召开了进军新疆的宣誓大会，部队向新疆展开气势磅礴的大进军。
王震在部队西进途中跃马豪情作诗：“白雪照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马寒冰如获至宝，牢记在心，立即去找王洛宾谱曲，这首五言绝句《凯歌进新疆》成为大军西进的战歌。进军新疆是一场艰苦的战略行动，沿途要经过渺无人烟的戈壁荒原，翻越高耸入云的雪山峻岭，穿过“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歌壮军威，部队一路凯歌挺进新疆。
一兵团历时半年，行程3000多公里，圆满地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主力部队先后解放南北疆各重要城镇，平息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多处叛乱，控制了全疆形势。
1949年12月，新疆军区与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疆部队和三区革命民族军及新疆起义部队在迪化会师。进疆后，马寒冰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新疆军区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等职。1950年，他随同毛泽东、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联合开发新疆石油、有色金属的谈判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为了完成保卫国防、建设新疆的使命，响应毛主席《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也是毛泽东屯垦戍边思想的产物。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率驻疆部队开入万古荒原，垦荒生产，在劳动工具十分缺乏、后勤供给不能保障的艰苦条件下，在沉睡千年的戈壁滩上，开田播种，创造了开发新疆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马寒冰与战士们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建设新疆，劳动艰苦却精神饱满，这为他的文化创作提供了激情和源泉。他创作的《新疆好》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这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赢得了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喜爱。尤其是《新疆好》歌中的“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麦穗金黄稻花香，风吹草低见牛羊……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可爱的家乡”。悠扬的旋律、美丽的诗篇给艰苦奋斗的战士们带来多少憧憬，使他们坚定了扎根新疆、屯垦戍边的信念，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为建设美好的新疆加倍努力。1952年，在首都北京举行的全军第一届文艺体育汇演比赛上，作为新疆的参选曲目，《新疆好》因风格鲜明、琅琅上口，在大赛中荣获三等奖，赛后又被录制成唱片，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很快成为传唱全国、广为人知的著名歌曲。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时，《新疆好》作为歌舞团女声小合唱的保留节目，受到了国外观众的热烈欢迎。1964年，周恩来到石河子视察，同上海的知识青年联欢时共同演唱的就是《新疆好》这首歌，无数青年就是听了这首充满民族风情的曲调，被歌中所描绘的美好景象所感染，毅然挥别亲友，抛却繁华，自愿支边投身新疆建设事业。
此后，马寒冰相继写了《万里进军》、《穿过塔里木》、《消灭乌斯满》、《戈壁滩上盖花园》、《帕米尔夜歌》、《祖国要繁荣》等歌曲，包括《新疆好》在内，由著名作曲家刘炽谱曲，全部合入一部《边疆战士大合唱》中，并向王震等军区首长们作了汇报演出。王震听后非常喜悦，热情洋溢地表扬了词作者马寒冰和曲作者刘炽：“短短时间内，就写出了这部大合唱，有我们西北野战军部队进军新疆的雄伟气魄，又有我们建设新疆的劳动场面；还有最后的大型混声合唱《祖国要繁荣》，唱出了我们一兵团全体指战员保卫祖国西陲边防的豪迈气概，也更激发了我们建设新新疆的信心和决心，我代表新疆军区全体同志感谢你们！”这部大合唱除了在新疆正式演出以外，当时还在兰州军区、陕西的西北艺术学院等地陆续上演，曾获得国内和世界青年联欢节等多个奖项。20世纪50年代，中国唱片社还专门为这部大合唱录制了唱片。
1950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来新疆视察时，马寒冰为了满足新疆京剧爱好者一睹“程派”大师演技的愿望，建议程砚秋先生演出几场，并精心从传统剧目中选择了能与当时形势吻合的《汾河湾》，邀请张仲瀚为程砚秋配戏。演出当天，天山大会堂盛况空前，为防止大楼承重过度发生事故，马寒冰亲自把门，控制入场人数，很多人只能围坐在楼外听戏。马寒冰陪同程砚秋先生广泛接触新疆京剧界人士，约见迪化业余戏剧社成员，共同探讨交流京剧知识，推动新疆京剧的发展。
在新疆工作期间，可以说马寒冰在文化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仅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还创办了新疆第一家文学期刊《新疆部队文艺》月刊，抢救了维吾尔古典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筹备出版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并为此书编辑修改初稿。他的《王震南征记》、《中原突围》、《南征散记》等书相继出版，真实地记录了当年的战斗历程。
痴爱文艺才华横溢
1953年初，王震要调马寒冰到农垦部工作，但马寒冰热心于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愿意为解放军的文化工作做一点贡献。在征得王震同意后，他留在总政文化部任文艺处第三处长兼编审出版社社长，同时还任《解放军战士》半月刊的主编，兼做外交接待工作。这中间既有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又有繁重的编辑工作，马寒冰身体不是太好，但他总是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达到了忘我的地步。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会见外宾时，总是让马寒冰给他当翻译，因为马寒冰的口译准确又快速。
20世纪50年代用张正宇创作的奔马书标的“解放军文艺丛书”，大都是马寒冰负责组织、编审和出版的。因为马寒冰姓马，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奔马书标作为马寒冰的别号，戏称他为“马儿”。
1956年2月，我国派包尔汉、马玉槐、马寒冰率领的由新疆歌舞团、中国京剧四团、总政歌唱演员以及文字、摄影记者等80多人组成的中国文化艺术团出访西亚、北非许多国家，所到之处，演出场场爆满，受到了友好接待和热烈欢迎。当时埃塞俄比亚尚未与我国建交，马寒冰率歌舞团进入该国皇宫，与老国王塞拉西对话，赞颂他在二战中抗击法西斯的功绩，解除了老国王由于曾派兵到朝鲜与我们作战而产生的顾虑，为中埃建交起到了积极作用，被称之为“歌舞外交”。马寒冰访问埃及、叙利亚回国后所写的《尼罗河之歌》也脍炙人口，他的作品既有丰富的政治内容，又十分抒情，非常受欢迎。
马寒冰由于错案于1957年7月7日逝世，年仅41岁，实在令人惋惜。
马寒冰获得平反后，由组织上重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立碑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