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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山西对一起重大涉黑涉恶案件宣判。被告人曾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入狱后如同住宾馆：开单间、设小灶，表现恶劣却数次减刑。这个黑老大背后有多“黑”？近日，《焦点访谈》曝光了诸多细节。
伙同狱友开公司，实为黑社会组织
2019年12月30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任爱军等24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公开开庭进行宣判。
任爱军绰号“小四毛”，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是山西有名的黑恶势力。任爱军曾两次入狱：1994年，因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2002年，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2013年，因为减刑，任爱军提前出狱。出狱后，任爱军开起了公司。但公司并未进行实际经营，员工基本都是任爱军的狱友。任爱军以公司为外壳，纠集社会闲散人员从事非法活动，获取经济利益。
比如，太原某汽配城老板和别人因20亩土地经营权发生纠纷，于是找到了任爱军来“铲事儿”。任爱军二话不说，调集手下一批黑恶分子，开始在对方门口静坐、骚扰。迫于威胁，对方万般无奈地同意调解。經此一事，任爱军的黑恶势力重新立起山头，“官宦巨贾”主动上门讨好，想利用他掠取更多的社会资源。那段时间，任爱军来者不拒，财源广进。
2015年，任爱军占用晋祠机动车清洗中心院内的一幢别墅，在此期间欠缴电费10多万元。清洗中心的负责人王某多次催要未果后给别墅断了电，任爱军便指使手下对王某进行撕扯并殴打，又叫手下拿着菜刀围堵王某。
几年间，任爱军多次指使手下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侵入住宅，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在当地百姓中造成极大的恐慌。2018年2月，警方对任爱军等人实施抓捕。
关系网涉及多名公职人员
任爱军曾在1994年和2002年两次被判刑，其中2002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任爱军却能在仅服刑10年两个月后出狱继续作恶。山西省纪委监委介入调查后发现，任爱军背后的关系网十分复杂，涉及到公检法、监狱部门的多名公职人员。
由于案件年代久远，很多证据已经损毁缺失，专案组决定以任爱军在狱中的历次立功和减刑作为突破口进行调查。
任爱军服刑期间，申请减刑的方式有两种：监狱改造获取积分和重大立功。从2002年入狱到2013年出狱，任爱军有4次常规减刑和两个重大立功的记录，已经把减刑用到极致。
在狱中，他通过律师和前妻购买“凶案线索”，然后再主动向警方提供证据换取减刑。常规减刑不到周期，任爱军就申请重大立功减刑。2011年，任爱军检举了一起狱外命案。由此监狱申请为他减刑两年6个月，而这起命案早已被同监狱犯人检举过。
更夸张的是，如果某次减刑不是“顶格”，还会招来任爱军的不满。为了达到任爱军顶格减刑的目的，其爪牙找到了时任临汾中院审监庭副庭长邢锐。他为任爱军操作——花钱买减刑，让其交30万“财产刑罚金”，并把减刑上调到了3年。
按理说，减刑的程序复杂，涉及到的部门从监狱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哪一个环节查到问题都不可能减刑成功。可在运作的过程中，任爱军的势力竟渗透到了各个环节，最终促成7次违法违规减刑的发生。
此外，经多方关照，任爱军在监狱里的积分多到用不完，但他在监狱里的表现却十分恶劣。在汾阳监狱服刑期间，任爱军充当牢头狱霸，酒后无故殴打同监狱服刑人员王某。因为监狱处理不公，王某自焚，全身烧伤90%。
事件发生后，任爱军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借此调换到晋中监狱，并提交了减刑申请，最终刑期由无期减为18年。按照当时的规定，涉黑涉恶的重刑犯要不断更换监狱关押，这也被任爱军作为减刑的节点充分加以利用，逢换必减。
狱中开单间、设小灶
在任爱军服刑期间，为其打招呼的越来越多，为其服务的公职人员圈子也越来越大。有些领导甚至到监狱里探望任爱军。他在牢内的状况也让专案组成员感到惊讶。
山西省纪委监委“5·17”专案组成员薛建业说：“任爱军在监狱里开单间、设小灶、用冰箱、用电脑，他的人随时可以来看他。他去了监狱相当于住宾馆，别人相当于他的服务员。”
为任爱军创造特殊监狱环境的，是当时山西曲沃监狱的看守大队大队长裴军亮（已被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在任爱军出狱后，裴军亮还多次上门探望。
黑老大在监狱中所享受的特权，以及各种违法所为，无疑暴露出相关监督制衡的薄弱。“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险”，如果监狱成了法治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滥权腐败的滋生也就成了必然。
显而易见，要彻底杜绝“黑老大坐牢像住宾馆”之类的乱象，必须建立更为开放和严密的监督体系，防止司法正义在“最后一公里”失守。
的确，制度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不过，黑老大任爱军被彻底惩处也让人们看到了近两年来扫黑除恶的可喜成果。最终，经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各方调查取证，警方坐实了任爱军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证据，将其一网打尽。据山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通报，黑恶势力头目任爱军案，共有90余名公职人员牵涉其中，都受到了相应处理，其中包括密切相关的4名省管干部。
（《华商报》2020.7.6等）
伙同狱友开公司，实为黑社会组织
2019年12月30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任爱军等24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公开开庭进行宣判。
任爱军绰号“小四毛”，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是山西有名的黑恶势力。任爱军曾两次入狱：1994年，因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2002年，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2013年，因为减刑，任爱军提前出狱。出狱后，任爱军开起了公司。但公司并未进行实际经营，员工基本都是任爱军的狱友。任爱军以公司为外壳，纠集社会闲散人员从事非法活动，获取经济利益。
比如，太原某汽配城老板和别人因20亩土地经营权发生纠纷，于是找到了任爱军来“铲事儿”。任爱军二话不说，调集手下一批黑恶分子，开始在对方门口静坐、骚扰。迫于威胁，对方万般无奈地同意调解。經此一事，任爱军的黑恶势力重新立起山头，“官宦巨贾”主动上门讨好，想利用他掠取更多的社会资源。那段时间，任爱军来者不拒，财源广进。
2015年，任爱军占用晋祠机动车清洗中心院内的一幢别墅，在此期间欠缴电费10多万元。清洗中心的负责人王某多次催要未果后给别墅断了电，任爱军便指使手下对王某进行撕扯并殴打，又叫手下拿着菜刀围堵王某。
几年间，任爱军多次指使手下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侵入住宅，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在当地百姓中造成极大的恐慌。2018年2月，警方对任爱军等人实施抓捕。
关系网涉及多名公职人员
任爱军曾在1994年和2002年两次被判刑，其中2002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任爱军却能在仅服刑10年两个月后出狱继续作恶。山西省纪委监委介入调查后发现，任爱军背后的关系网十分复杂，涉及到公检法、监狱部门的多名公职人员。
由于案件年代久远，很多证据已经损毁缺失，专案组决定以任爱军在狱中的历次立功和减刑作为突破口进行调查。
任爱军服刑期间，申请减刑的方式有两种：监狱改造获取积分和重大立功。从2002年入狱到2013年出狱，任爱军有4次常规减刑和两个重大立功的记录，已经把减刑用到极致。
在狱中，他通过律师和前妻购买“凶案线索”，然后再主动向警方提供证据换取减刑。常规减刑不到周期，任爱军就申请重大立功减刑。2011年，任爱军检举了一起狱外命案。由此监狱申请为他减刑两年6个月，而这起命案早已被同监狱犯人检举过。
更夸张的是，如果某次减刑不是“顶格”，还会招来任爱军的不满。为了达到任爱军顶格减刑的目的，其爪牙找到了时任临汾中院审监庭副庭长邢锐。他为任爱军操作——花钱买减刑，让其交30万“财产刑罚金”，并把减刑上调到了3年。
按理说，减刑的程序复杂，涉及到的部门从监狱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哪一个环节查到问题都不可能减刑成功。可在运作的过程中，任爱军的势力竟渗透到了各个环节，最终促成7次违法违规减刑的发生。
此外，经多方关照，任爱军在监狱里的积分多到用不完，但他在监狱里的表现却十分恶劣。在汾阳监狱服刑期间，任爱军充当牢头狱霸，酒后无故殴打同监狱服刑人员王某。因为监狱处理不公，王某自焚，全身烧伤90%。
事件发生后，任爱军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借此调换到晋中监狱，并提交了减刑申请，最终刑期由无期减为18年。按照当时的规定，涉黑涉恶的重刑犯要不断更换监狱关押，这也被任爱军作为减刑的节点充分加以利用，逢换必减。
狱中开单间、设小灶
在任爱军服刑期间，为其打招呼的越来越多，为其服务的公职人员圈子也越来越大。有些领导甚至到监狱里探望任爱军。他在牢内的状况也让专案组成员感到惊讶。
山西省纪委监委“5·17”专案组成员薛建业说：“任爱军在监狱里开单间、设小灶、用冰箱、用电脑，他的人随时可以来看他。他去了监狱相当于住宾馆，别人相当于他的服务员。”
为任爱军创造特殊监狱环境的，是当时山西曲沃监狱的看守大队大队长裴军亮（已被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在任爱军出狱后，裴军亮还多次上门探望。
黑老大在监狱中所享受的特权，以及各种违法所为，无疑暴露出相关监督制衡的薄弱。“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险”，如果监狱成了法治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滥权腐败的滋生也就成了必然。
显而易见，要彻底杜绝“黑老大坐牢像住宾馆”之类的乱象，必须建立更为开放和严密的监督体系，防止司法正义在“最后一公里”失守。
的确，制度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不过，黑老大任爱军被彻底惩处也让人们看到了近两年来扫黑除恶的可喜成果。最终，经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各方调查取证，警方坐实了任爱军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证据，将其一网打尽。据山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通报，黑恶势力头目任爱军案，共有90余名公职人员牵涉其中，都受到了相应处理，其中包括密切相关的4名省管干部。
（《华商报》2020.7.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