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走上了教育道路纯粹属于偶然。我这个人成长当中很幸运，在小学、中学都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我在天津耀华中小学就读时班主任孙老师现在还健在。这是当时天津市最棒的一所学校。我们班都是男生，男生班都有纪律问题，老师为了管住纪律煞费苦心。孙老师总结出一条经验：强化孩子们的需要，用满足孩子们需要的方法，来抑制孩子们下意识当中不能控制的行为。
　　小学生们都喜欢听故事，孙老师讲故事特好，要是今天六节课没有纪律问题，明天孙老师就讲故事；今天上课有人违反纪律，明天早上就不讲故事，让违反纪律的同学做检讨，并问：“同学们，你们爱听故事还是要听检讨？”当时，班上最调皮的是我，我说：“当然爱听故事，谁要听检讨。”既然要听故事，我就得管住自己。在一堂历史课上，我一听老师讲的我都懂了，便拿出连环画看，旁边一张小纸条就塞过来了，“冯恩洪，你明天要听故事还是要做检讨？”我一想不对，赶忙把连环画又放进书包里。
　　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下课玩玻璃弹珠玩得手痒，上课后仍下意识把手伸进口袋里，将玻璃弹珠拿出来塞到鼻孔玩，结果一按竟按进去了。一紧张，我就哭出声了。当时是孙老师的数学课，看到这个情况，他二话没说，叫了辆三轮车就送到医院。医生在为我做了局部麻醉后，用钳子把玻璃弹珠取出来。在返回学校的路上，孙老师一句话也没说，到学校门口也没批评我。我看了看表，数学课下课还有10分钟，多听10分钟总比少听10分钟好，就赶快回到教室上课。
　　事后回想起来，当一个孩子意识到错了之后，老师该批评的话没有说出口，该发的火没挂上脸，是一种多么高超的教育艺术。这是小学阶段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中学我在华东模范中学就读，又是在男生班，又是有纪律问题，教我们班的老师组织能力都很强。政治老师是党支部书记，一个普通的女同志，戴着一幅600度的深度近视眼镜。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同学之间就悄悄流传着一件事，就是她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家分忧解愁，主动申请把自己的工资连降三级。我本来觉得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得知这件事后，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了。我们就讨论共青团员该做什么，做不了别的，就带头节约一些粮食，因为国家需要粮食。
　　那时，我参加义务劳动，脚踩在建筑堆上，一枚钢钉从我的脚板一直穿透到脚面。但我以“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鼓励自己，一直坚持到劳动结束，结果整个脚面都肿得发亮了。晚上12点多，辅导员听到我的脚伤已经不能着地的消息，赶到宿舍来看我，而且不由分说要带我去医院。我觉得自己一个男生趴在女同志的背上很失尊严，就勾在她的脖子上，两个人三条腿去了医院。那天晚上，春寒料峭，天是凉的，心却是热的，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将来做老师，也要做这样的老师，让学生感受到“热”。
　　所以，不是理性认识使我下决心做一个好老师，而是为人师表的高尚情操感染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