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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五四”时期囿于书写新女性在社会变革中往往遭遇矛盾复杂的情感、心灵双重悲剧的多数女作家不同，“凌叔华留给今人的或许不是一代女性的历史印迹，而且还有一种投入了女性性灵的叙事艺术。她在一代女作家中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出色的小说家”[1]。她隐于闺秀作家之中，避开大众聚焦的知识女性不谈，独取庸常生活中平凡的家庭主妇作中心人物，透视微妙的女性欲望，通过谨慎、细婉的行文来呈现主人公的别样牺牲悲剧，给当时的文坛献上“偶受文酒吹拂”的“出轨之作”。
在凌叔华的代表作《酒后》中，女性主人公采苕即是作家眼中所见的“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2]。采苕作为并具“看”与“被看”身份的女性主体，随着故事的发展，在受虐与幻想中渴求着自我欲望的满足，却最终在主流文化特质的社会注目中，被理想化，最终消弭了自我欲望，沦为舍弃情感的悲剧牺牲品。凌叔华以欲抑先扬的艺术手法，将采苕置于受虐与幻想交织的情境中，经由对其微妙心理欲望的流动书写，以采苕最终做出的自我牺牲凸显了女性欲望的“病态”外显性，从而达成叙事的反讽。
一.受虐与幻想：女性欲望浮现的双重镜像
周蕾在《妇女与现代性》一书中，以“爱（人的）女人：受虐、幻想与母亲的理想化”为单独章节，探讨了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对凌叔华《酒后》的文本阐释，可以从周蕾的研究作借鉴，从受虐、幻想与女性被理想化这一角度来切入文本，解读女性主体采苕的牺牲悲剧。
凌叔华以《酒后》作篇名，开篇首句“夜深客散”作叙事交代，扼要点明故事的发生的时间，即：夜深、酒后。此时：
“客厅中大椅上醉倒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炉旁坐着一对青年夫妇，面上都挂着酒晕，在那儿切切细语；室中充满了沉寂甜美的空气”。
人物依次出场，分别是男子子仪和青年夫妇采苕、永璋，整个故事开始在一种酒醉微醺的情境中酝酿。夜与酒的迷醉容易使人感性化，面对酣睡中的客人子仪，主妇采苕心理生出微妙变化：为了使子仪睡得舒服，她主动提议并取来毛毡给子仪盖上，并让丈夫永璋帮子仪脱去鞋子，她默默注视子仪，在一旁不断哀怜子仪婚姻的不幸。至始至终，采苕始终将目光聚焦于客人子仪，全然忽略了丈夫永璋，面对永璋喋喋不休的美言，采苕心生反感：她背对丈夫，微微耸肩，暗暗嗔怨其话多，唯恐影响到子仪的酣眠。
面对熟睡中的子仪，采苕的心理欲望渐渐呈现出双重镜像：一重受虐，一重幻想。受虐指女性主体无法遁离的魔怔：采苕已婚，她是永璋之妻，理应恪守妇人本分，不该觊觎其他男人。而此刻酣眠中的子仪是采苕倾慕已久的对象，她好不容易有此机会凝视子仪，满足日常生活中无法达成的窥视欲望，并开始坠入幻想。但此时永璋“不解风情”的赞美却无形中阻滞了采苕的幻想，破坏了属于她的安静的凝视气氛，而采苕却无法直言丈夫影响了她：婚姻的束缚不容许她爱慕丈夫以外的男子，即使心底有傾慕，也不能表现出来。因此，采苕由最初的幻想转入压抑的幻想，进而陷入屈服于压抑下的受虐之中。对女性主体而言，这一情感转换颇具影响，“受虐是性的建构时刻，因而也是主体的建构时刻”[3]，身处受虐之中的采苕不断尝试克制自己的欲望，却不断地遭遇失败。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莎菲“受到异性的吸引变成了自我怀疑、自我厌恶与自我否定”[4]的情愫后转向回避男性人物凌吉士有所区别，受到子仪吸引的采苕一次次克制自己的爱慕欲望却接连克制失败，反而使其欲望不断被撩拨并激发。然而，不能直言的爱慕压抑着采苕，使她倍感受虐，却无法达成幻想，在这煎熬难奈的受虐中，采苕的主体意识也在悄然建构——她更加确认了自己被子仪吸引这一现实。而永璋并不能发现妻子此时复杂的心理情感，他仍沉浸在自恋式地赞美妻子中，并借新年临近一事，问采苕想要什么礼物。而采苕的目光所在却仍是子仪：
“子仪正睡得沉酣，两颊红得像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地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这样子在平常采苕没看见过。他的容仪平时都是非常恭谨斯文，永没想过酒后这样温润优美。”
在采苕的凝视中，子仪带给她的全部印象是“充满神秘、诙谐和议论、恭谨斯文、温润优美”的，子仪作为被采苕凝视的客体，构成了女性主人公物神化的对象。采苕“直接注视他，将其外在物神化，并且认知到注视过程中性欲望的意义”[5]，她内心欲望涌动却始终无法靠近子仪，在这种规束性的受虐状态下，寻求摆脱受虐的方法便为落实幻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永璋的发问给采苕带来了片刻的受虐延缓，她尝试从受虐中挣脱，于是欲言又止地把“礼物”定位为“闻一闻子仪的脸”，此时的“礼物”充当了采苕受虐中的又一次幻想。
在《酒后》的前半部分故事中，女性主人公采苕由凝视欲望客体到表达自我内心话语的这一过程，即是对女性欲望镜像的双重呈现：夜与酒的迷醉生发了采苕内心的欲望，面对子仪，采苕由凝视而迷醉再到迟疑，其内心也由欲望涌动到欲望克制，倍受压抑。采苕不断地向自我施虐，试图克制着欲望，而旁边的丈夫永璋更是在无形中构成对采苕的欲望的反拨，这种她无法直言的压抑反而更激发了她的欲望。从这个层面来看，在长久的父权社会中男性一直作为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施虐主体而存在，女性在受虐同时，也在尝试趋同于主流认识——认同于施虐者并向自我展开二次施虐，进而深化受虐的苦楚。幻想可以使女性暂时避开受虐状态，与内心的自我对话，达成自我确认。采苕对子仪的欲望即是女性的心灵发声，她的主体性也由此得以建构。婚姻中永璋的物质满足并不能安抚采苕的心灵，她明确意识到“欲望总是构建于与自我的差异之上，因而需要被取代、被排挤以及被贬抑”[6]，子仪的出现，正是采苕欲望的再度激活。
作为《酒后》中的女性欲望主体，采苕由幻想而受虐，由受虐而幻想的这往返转换的矛盾状态，正是女性心理欲望双重镜像的切换，于微妙之中，凌叔华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女性心理欲望的微妙流动的复杂图景。 二.欲望的消弭：女性的被理想化
处于施虐与受虐双重情境中的女性主体身心压抑，其内心的欲望只能凭借幻想来寻求实现。采苕的幻想刺激着她迫切希望实现欲望，而丈夫的发问更催化了这一进程。欲言又止后，采苕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我要——我有些不好意思说。”
“不要紧。”
“他……”
“他一定不会醒的，你放心说罢。”
“我，我只想闻一闻他的脸，你许不许？”
这其中的心理等待是漫长的：从最初的凝视到内心情愫的滋生和蔓延，欲望不断被激发的同时也在承受着一种无形的力量压制，即有对自身想法的质疑，有对丈夫的顾虑，有对酣眠中子仪的担忧等，在欲望涌动时，采苕又在不断逃避着对欲望的确认，即使最终选择说出请求，仍是充满羞赧，这一过程集中地体现了长期以来，父权社会规范对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和自我觉醒的意识的压制。对此，永璋作出回应：
“真的吗，采苕？”
“真的！是真的！”
“真的？那怎么行？……你今晚也喝醉了罢？”
“没有喝醉，我没有喝醉。我说给你听，我为什么发生这样的要求……他处在一个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怜他。”
…… ……
“亲爱的，你真是喝醉了。……”永璋连忙分说。
“我没有喝醉，真没醉，”采苕急急说道，“你得答应我，只要去Kiss他一秒钟，我便心下舒服了。你难道还信不过我吗？”她看住永璋。
面对丈夫的质疑，采苕努力争辩，试图为自己的想法寻找一种合理阐释，将自己对子仪的倾慕表述成一种怜悯行为。也正是在质疑中受虐的过程，使采苕的性与主体意识被激发被建构：由最初的“闻一闻”而转为“Kiss他一秒钟”，她越是受到压抑，欲望的反向激发则越是明显，她向永璋反问“你难道还信不过我吗？”更是显現出一种实现欲望的迫切感。
女性为求证自身的存在合理性作着苦痛挣扎，欲望在压抑着女性也在不断地把女性逼向成长，只能作出两种选择：或退缩，或前进。采苕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对欲望压抑的一种反拨，在不可避免的质疑之后，永璋以男性的权威“很果决地”默许了妻子的请求。而在得到欲望实现的默许时，女性主体并不能摆脱“虐”这一长存的心理状态，采苕亲吻子仪，需要丈夫陪伴，这体现了女性对自我欲望实现的一种不自信，也从侧面透露出备受男权社会压抑的女性的心理阴影面积之大。而采苕的欲望最终是要实现了：
“我去了。”她说完便轻轻地走向子仪睡倒的大椅边去，愈走近，子仪的面目愈现清楚，采苕心跳的速度愈增。及至她走到大椅前，她的心跳度数（心律）竟因繁密而增声响。她此时脸上奇热，心内奇跳，怔怔地看住子仪，一会儿她脸上热退了，心内亦猛然停止了强密的跳。她便三步并两步地走回永璋身前，一语不发，低头坐下。永璋看着她急问道，
“怎么了，采苕？”
“没什么。我不要Kiss他了。”
在欲望马上落实之际，采苕却终止了这一实现，此时文本的叙事施虐式侵略达到高潮：采苕对自身欲望的表现与扩张、丈夫质疑之后的默许、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体性确立的长期牵绊等等，一并在故事的最后投射到了女主人公身上。《酒后》正是以采苕对欲望的舍弃来呈现出女性角色最脆弱的时刻。正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言，“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准许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于人并没有损害的事，我只得忍耐着”[7]。采苕的欲望将遂未遂，这是一种形而下的失败，欲望的消弭也意味着女性对自我主体性追求的放逐。
作为长期以来被主流文化规束的客体，女性在“看”他人（男权社会）和被他人看的双重身份中，经由达成对他者的认同而寻求自我的存在确认，以消弭自身欲望作为代价回应着主流社会的目光。在“被看”的境遇中，《酒后》中采苕作出的选择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发乎‘情欲’、止乎‘理性’”[8]的行为表现，反而更趋向于一种压抑实现的终极认同典型，采苕的“被看”正是女性被理想化的具体表现。男权社会将理想女性塑造为温婉乖巧、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形象，女性囿于狭窄的庭院之中，不去做独立与寻求主体性的反抗，始终以沉潜的状态附着于男性，自我意识微薄。故事结尾处采苕欲望的消弭正是她被理想化的成功表现，从另一种层面上来看，这也是一出采苕分裂自我的精神牺牲悲剧。采苕的“自我的分裂，分裂于渴望与否定的两个极端感情之间、分裂于爱与恨之间”[9]，正是对他者目光注视的一种妥协回应。她最终站在男权社会的立场，认同了他者对自我的理想化，消弭了自我的欲望，这种“从他者的立场来回应自我作为他者的方式”[10]，不得不说是一种女性的悲剧。
三.叙事的侵略性本质：女性欲望的“病态”外显性
《酒后》呈现了女性欲望微妙的心理流动过程，全文经由采苕“浮现欲望——言说欲望——消解欲望”这一流变过程的书写，通过对话描写、动作描写的多处呈现，将女性欲望的“病态”外显出来，从而达成叙事侵略。小说以多重侵略为透视点，观照了采苕的心理欲望，呈现其“病态”所在。
在小说开篇，采苕即是在进行着一种侵略：她渴望“闻一闻”熟睡中子仪的脸是自我意愿对他人的侵略，而他人，在文本中指涉有两者：子仪和永璋。采苕将一种侵略欲望投射到男性客体身上，随着欲望的根生与扩张，她通过发声表达了自己的欲望。而面对永璋的质疑，采苕的欲望反而更加扩张，终于永璋默许了采苕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采苕取得了暂时意义上的胜利。而欲望的实现过程却发生意外：采苕由将要吻子仪时的“站起来走两步，忽然又回来拉永璋”，到将要实现欲望时“轻轻地”的动作，紧张时心跳加快，而再到后来“三步并两步的走回永璋身前，一言不发，低头坐下”。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女性的这种侵略扩张在加强并将取得形而上胜利之时，却因对欲望实现的拒绝，反而达成欲望的消弭，形成形而下的失败。在此过程，采苕由对他人的侵略而转向对自我的侵略，放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认，最终将欲望消弭，小说中凌叔华巧妙地呈现了女性欲望的一种“病态”表征——欲遂将遂而使其未遂。 此时，故事的发展也达到高潮，文本的叙事侵略性的本质暴露无遗：女性主动拒绝了实现欲望的可能，以自我的牺牲作让步，退回到社会对女性的理想化目光中。
在这种复杂的行为表现中，情感构成了女性欲望实现的动力与阻力。女性的“情感自然地支配着女人，又自然地承受着严重的自我审视。……终于重新坠入日常生活的真实里” [11]。 就如同采苕最终选择放逐对子仪的欲望，回到丈夫身边。
就《酒后》整体而言，采苕最终的回归也就是一种受虐式反身性的表现：终于获得丈夫准许后，她将吻子仪，却顾虑重重。对永璋而言，采苕吻子仪是对他的一种施虐，采苕作为此时的施虐者在执行施虐时，意识到了丈夫作为承受客体的身份，将吻子仪时，采苕“将外在受痛苦的客体向内投射”[12]，最终返还到自身，她牺牲了自我的欲望，对现实作出妥协。
由此，采苕微妙流动的女性欲望得以全然显现，最终的拒绝行为也将女性欲望推向畸形的存在，显出一种“病态”。这种“病态”，既体现在女性主人公对自我和他人的多重侵略，以及侵略的最终返还；也体现在女性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一种思考——纵使被欲望驱使，女性偶尔取得形而上的胜利，也终归是要陷于失败的窠臼之中。
一直以来，女性作为不自主的存在，自身的独立性模糊不明，在男权社会中只能扮演配角。社会的主角是男性，他们向女性施虐，促使女性转向寻求幻想来逃避受虐，这一过程漫长而反复，女性始终处于“受虐——幻想——受虐”的往返变化之中，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女性的幻想也无从摆脱男性的影响，潜意识中，女性已经习惯将自己定位于他者的注视之中，无形中扭曲自我的声音，使欲望呈现为一种 “病态”，采苕最终拒绝实现欲望的行为则是最好证明。
凌叔华以采苕作原型人物表现女性的自我主体性的放逐，在故事的结尾以采苕的失败来宣告女性的无助，使寄望于采苕成功的读者的阅读期待受挫，构成叙事的反讽——即使拥有选择的主动权，女性人物依然矮小无力，这是女性无法规避的常态，也正因此构成女性欲望的“病态”。采苕只是诸多女性中的一员，她的“病态”欲望，也是所有女性“病态”众生相的变脸。
著名评论家陈宏说：“凌书华的闺秀文学深刻揭示了那些行将被历史淘汰的封建家族女性在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精神失落和心理变态，并且通过女性写人性，展示了新旧文明矛盾中女性意识和人性意识的解构与复归的复杂变化”[13]。《酒后》中的采苕正是在封建家族中固守三从四德而无法回应自我内心呼声的柔弱女性，她在社会的压抑下受虐，再转向幻想，这由受虐而幻想的转换却并不能使其逃脱自身被理想化的命运。自我牺牲的要求始终钳制着中国女性的生存，女性的主体性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终是一個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社会的条框束缚之中，女性长久地屈服于男权社会的理想化之中。如此的被理想化却是女性自身的一种不理想化，在这样一种情境之中，在所难免的，女性欲望的“病态”也只能以自我牺牲的悲剧结局收尾。
参考文献：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页。
[3][4][5][6][7][9][10][12]（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0页，第253页，第252页，第259页，第253页，第255页，第255页，第208页。
[8]李恒，《新女性的心理——从心理分析角度解读凌书华的<酒后>》，《名作欣赏》，2011年14期。
[11]李毅萍，《婚姻的故事——凌书华小说世界散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04期。
[13]陈宏，《时代弃女的精神失落和心理变态——论凌书华、张爱玲的“闺秀文学”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2年06期。
在凌叔华的代表作《酒后》中，女性主人公采苕即是作家眼中所见的“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2]。采苕作为并具“看”与“被看”身份的女性主体，随着故事的发展，在受虐与幻想中渴求着自我欲望的满足，却最终在主流文化特质的社会注目中，被理想化，最终消弭了自我欲望，沦为舍弃情感的悲剧牺牲品。凌叔华以欲抑先扬的艺术手法，将采苕置于受虐与幻想交织的情境中，经由对其微妙心理欲望的流动书写，以采苕最终做出的自我牺牲凸显了女性欲望的“病态”外显性，从而达成叙事的反讽。
一.受虐与幻想：女性欲望浮现的双重镜像
周蕾在《妇女与现代性》一书中，以“爱（人的）女人：受虐、幻想与母亲的理想化”为单独章节，探讨了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对凌叔华《酒后》的文本阐释，可以从周蕾的研究作借鉴，从受虐、幻想与女性被理想化这一角度来切入文本，解读女性主体采苕的牺牲悲剧。
凌叔华以《酒后》作篇名，开篇首句“夜深客散”作叙事交代，扼要点明故事的发生的时间，即：夜深、酒后。此时：
“客厅中大椅上醉倒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炉旁坐着一对青年夫妇，面上都挂着酒晕，在那儿切切细语；室中充满了沉寂甜美的空气”。
人物依次出场，分别是男子子仪和青年夫妇采苕、永璋，整个故事开始在一种酒醉微醺的情境中酝酿。夜与酒的迷醉容易使人感性化，面对酣睡中的客人子仪，主妇采苕心理生出微妙变化：为了使子仪睡得舒服，她主动提议并取来毛毡给子仪盖上，并让丈夫永璋帮子仪脱去鞋子，她默默注视子仪，在一旁不断哀怜子仪婚姻的不幸。至始至终，采苕始终将目光聚焦于客人子仪，全然忽略了丈夫永璋，面对永璋喋喋不休的美言，采苕心生反感：她背对丈夫，微微耸肩，暗暗嗔怨其话多，唯恐影响到子仪的酣眠。
面对熟睡中的子仪，采苕的心理欲望渐渐呈现出双重镜像：一重受虐，一重幻想。受虐指女性主体无法遁离的魔怔：采苕已婚，她是永璋之妻，理应恪守妇人本分，不该觊觎其他男人。而此刻酣眠中的子仪是采苕倾慕已久的对象，她好不容易有此机会凝视子仪，满足日常生活中无法达成的窥视欲望，并开始坠入幻想。但此时永璋“不解风情”的赞美却无形中阻滞了采苕的幻想，破坏了属于她的安静的凝视气氛，而采苕却无法直言丈夫影响了她：婚姻的束缚不容许她爱慕丈夫以外的男子，即使心底有傾慕，也不能表现出来。因此，采苕由最初的幻想转入压抑的幻想，进而陷入屈服于压抑下的受虐之中。对女性主体而言，这一情感转换颇具影响，“受虐是性的建构时刻，因而也是主体的建构时刻”[3]，身处受虐之中的采苕不断尝试克制自己的欲望，却不断地遭遇失败。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莎菲“受到异性的吸引变成了自我怀疑、自我厌恶与自我否定”[4]的情愫后转向回避男性人物凌吉士有所区别，受到子仪吸引的采苕一次次克制自己的爱慕欲望却接连克制失败，反而使其欲望不断被撩拨并激发。然而，不能直言的爱慕压抑着采苕，使她倍感受虐，却无法达成幻想，在这煎熬难奈的受虐中，采苕的主体意识也在悄然建构——她更加确认了自己被子仪吸引这一现实。而永璋并不能发现妻子此时复杂的心理情感，他仍沉浸在自恋式地赞美妻子中，并借新年临近一事，问采苕想要什么礼物。而采苕的目光所在却仍是子仪：
“子仪正睡得沉酣，两颊红得像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地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这样子在平常采苕没看见过。他的容仪平时都是非常恭谨斯文，永没想过酒后这样温润优美。”
在采苕的凝视中，子仪带给她的全部印象是“充满神秘、诙谐和议论、恭谨斯文、温润优美”的，子仪作为被采苕凝视的客体，构成了女性主人公物神化的对象。采苕“直接注视他，将其外在物神化，并且认知到注视过程中性欲望的意义”[5]，她内心欲望涌动却始终无法靠近子仪，在这种规束性的受虐状态下，寻求摆脱受虐的方法便为落实幻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永璋的发问给采苕带来了片刻的受虐延缓，她尝试从受虐中挣脱，于是欲言又止地把“礼物”定位为“闻一闻子仪的脸”，此时的“礼物”充当了采苕受虐中的又一次幻想。
在《酒后》的前半部分故事中，女性主人公采苕由凝视欲望客体到表达自我内心话语的这一过程，即是对女性欲望镜像的双重呈现：夜与酒的迷醉生发了采苕内心的欲望，面对子仪，采苕由凝视而迷醉再到迟疑，其内心也由欲望涌动到欲望克制，倍受压抑。采苕不断地向自我施虐，试图克制着欲望，而旁边的丈夫永璋更是在无形中构成对采苕的欲望的反拨，这种她无法直言的压抑反而更激发了她的欲望。从这个层面来看，在长久的父权社会中男性一直作为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施虐主体而存在，女性在受虐同时，也在尝试趋同于主流认识——认同于施虐者并向自我展开二次施虐，进而深化受虐的苦楚。幻想可以使女性暂时避开受虐状态，与内心的自我对话，达成自我确认。采苕对子仪的欲望即是女性的心灵发声，她的主体性也由此得以建构。婚姻中永璋的物质满足并不能安抚采苕的心灵，她明确意识到“欲望总是构建于与自我的差异之上，因而需要被取代、被排挤以及被贬抑”[6]，子仪的出现，正是采苕欲望的再度激活。
作为《酒后》中的女性欲望主体，采苕由幻想而受虐，由受虐而幻想的这往返转换的矛盾状态，正是女性心理欲望双重镜像的切换，于微妙之中，凌叔华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女性心理欲望的微妙流动的复杂图景。 二.欲望的消弭：女性的被理想化
处于施虐与受虐双重情境中的女性主体身心压抑，其内心的欲望只能凭借幻想来寻求实现。采苕的幻想刺激着她迫切希望实现欲望，而丈夫的发问更催化了这一进程。欲言又止后，采苕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我要——我有些不好意思说。”
“不要紧。”
“他……”
“他一定不会醒的，你放心说罢。”
“我，我只想闻一闻他的脸，你许不许？”
这其中的心理等待是漫长的：从最初的凝视到内心情愫的滋生和蔓延，欲望不断被激发的同时也在承受着一种无形的力量压制，即有对自身想法的质疑，有对丈夫的顾虑，有对酣眠中子仪的担忧等，在欲望涌动时，采苕又在不断逃避着对欲望的确认，即使最终选择说出请求，仍是充满羞赧，这一过程集中地体现了长期以来，父权社会规范对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和自我觉醒的意识的压制。对此，永璋作出回应：
“真的吗，采苕？”
“真的！是真的！”
“真的？那怎么行？……你今晚也喝醉了罢？”
“没有喝醉，我没有喝醉。我说给你听，我为什么发生这样的要求……他处在一个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怜他。”
…… ……
“亲爱的，你真是喝醉了。……”永璋连忙分说。
“我没有喝醉，真没醉，”采苕急急说道，“你得答应我，只要去Kiss他一秒钟，我便心下舒服了。你难道还信不过我吗？”她看住永璋。
面对丈夫的质疑，采苕努力争辩，试图为自己的想法寻找一种合理阐释，将自己对子仪的倾慕表述成一种怜悯行为。也正是在质疑中受虐的过程，使采苕的性与主体意识被激发被建构：由最初的“闻一闻”而转为“Kiss他一秒钟”，她越是受到压抑，欲望的反向激发则越是明显，她向永璋反问“你难道还信不过我吗？”更是显現出一种实现欲望的迫切感。
女性为求证自身的存在合理性作着苦痛挣扎，欲望在压抑着女性也在不断地把女性逼向成长，只能作出两种选择：或退缩，或前进。采苕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对欲望压抑的一种反拨，在不可避免的质疑之后，永璋以男性的权威“很果决地”默许了妻子的请求。而在得到欲望实现的默许时，女性主体并不能摆脱“虐”这一长存的心理状态，采苕亲吻子仪，需要丈夫陪伴，这体现了女性对自我欲望实现的一种不自信，也从侧面透露出备受男权社会压抑的女性的心理阴影面积之大。而采苕的欲望最终是要实现了：
“我去了。”她说完便轻轻地走向子仪睡倒的大椅边去，愈走近，子仪的面目愈现清楚，采苕心跳的速度愈增。及至她走到大椅前，她的心跳度数（心律）竟因繁密而增声响。她此时脸上奇热，心内奇跳，怔怔地看住子仪，一会儿她脸上热退了，心内亦猛然停止了强密的跳。她便三步并两步地走回永璋身前，一语不发，低头坐下。永璋看着她急问道，
“怎么了，采苕？”
“没什么。我不要Kiss他了。”
在欲望马上落实之际，采苕却终止了这一实现，此时文本的叙事施虐式侵略达到高潮：采苕对自身欲望的表现与扩张、丈夫质疑之后的默许、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体性确立的长期牵绊等等，一并在故事的最后投射到了女主人公身上。《酒后》正是以采苕对欲望的舍弃来呈现出女性角色最脆弱的时刻。正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言，“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准许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于人并没有损害的事，我只得忍耐着”[7]。采苕的欲望将遂未遂，这是一种形而下的失败，欲望的消弭也意味着女性对自我主体性追求的放逐。
作为长期以来被主流文化规束的客体，女性在“看”他人（男权社会）和被他人看的双重身份中，经由达成对他者的认同而寻求自我的存在确认，以消弭自身欲望作为代价回应着主流社会的目光。在“被看”的境遇中，《酒后》中采苕作出的选择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发乎‘情欲’、止乎‘理性’”[8]的行为表现，反而更趋向于一种压抑实现的终极认同典型，采苕的“被看”正是女性被理想化的具体表现。男权社会将理想女性塑造为温婉乖巧、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形象，女性囿于狭窄的庭院之中，不去做独立与寻求主体性的反抗，始终以沉潜的状态附着于男性，自我意识微薄。故事结尾处采苕欲望的消弭正是她被理想化的成功表现，从另一种层面上来看，这也是一出采苕分裂自我的精神牺牲悲剧。采苕的“自我的分裂，分裂于渴望与否定的两个极端感情之间、分裂于爱与恨之间”[9]，正是对他者目光注视的一种妥协回应。她最终站在男权社会的立场，认同了他者对自我的理想化，消弭了自我的欲望，这种“从他者的立场来回应自我作为他者的方式”[10]，不得不说是一种女性的悲剧。
三.叙事的侵略性本质：女性欲望的“病态”外显性
《酒后》呈现了女性欲望微妙的心理流动过程，全文经由采苕“浮现欲望——言说欲望——消解欲望”这一流变过程的书写，通过对话描写、动作描写的多处呈现，将女性欲望的“病态”外显出来，从而达成叙事侵略。小说以多重侵略为透视点，观照了采苕的心理欲望，呈现其“病态”所在。
在小说开篇，采苕即是在进行着一种侵略：她渴望“闻一闻”熟睡中子仪的脸是自我意愿对他人的侵略，而他人，在文本中指涉有两者：子仪和永璋。采苕将一种侵略欲望投射到男性客体身上，随着欲望的根生与扩张，她通过发声表达了自己的欲望。而面对永璋的质疑，采苕的欲望反而更加扩张，终于永璋默许了采苕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采苕取得了暂时意义上的胜利。而欲望的实现过程却发生意外：采苕由将要吻子仪时的“站起来走两步，忽然又回来拉永璋”，到将要实现欲望时“轻轻地”的动作，紧张时心跳加快，而再到后来“三步并两步的走回永璋身前，一言不发，低头坐下”。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女性的这种侵略扩张在加强并将取得形而上胜利之时，却因对欲望实现的拒绝，反而达成欲望的消弭，形成形而下的失败。在此过程，采苕由对他人的侵略而转向对自我的侵略，放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认，最终将欲望消弭，小说中凌叔华巧妙地呈现了女性欲望的一种“病态”表征——欲遂将遂而使其未遂。 此时，故事的发展也达到高潮，文本的叙事侵略性的本质暴露无遗：女性主动拒绝了实现欲望的可能，以自我的牺牲作让步，退回到社会对女性的理想化目光中。
在这种复杂的行为表现中，情感构成了女性欲望实现的动力与阻力。女性的“情感自然地支配着女人，又自然地承受着严重的自我审视。……终于重新坠入日常生活的真实里” [11]。 就如同采苕最终选择放逐对子仪的欲望，回到丈夫身边。
就《酒后》整体而言，采苕最终的回归也就是一种受虐式反身性的表现：终于获得丈夫准许后，她将吻子仪，却顾虑重重。对永璋而言，采苕吻子仪是对他的一种施虐，采苕作为此时的施虐者在执行施虐时，意识到了丈夫作为承受客体的身份，将吻子仪时，采苕“将外在受痛苦的客体向内投射”[12]，最终返还到自身，她牺牲了自我的欲望，对现实作出妥协。
由此，采苕微妙流动的女性欲望得以全然显现，最终的拒绝行为也将女性欲望推向畸形的存在，显出一种“病态”。这种“病态”，既体现在女性主人公对自我和他人的多重侵略，以及侵略的最终返还；也体现在女性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一种思考——纵使被欲望驱使，女性偶尔取得形而上的胜利，也终归是要陷于失败的窠臼之中。
一直以来，女性作为不自主的存在，自身的独立性模糊不明，在男权社会中只能扮演配角。社会的主角是男性，他们向女性施虐，促使女性转向寻求幻想来逃避受虐，这一过程漫长而反复，女性始终处于“受虐——幻想——受虐”的往返变化之中，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女性的幻想也无从摆脱男性的影响，潜意识中，女性已经习惯将自己定位于他者的注视之中，无形中扭曲自我的声音，使欲望呈现为一种 “病态”，采苕最终拒绝实现欲望的行为则是最好证明。
凌叔华以采苕作原型人物表现女性的自我主体性的放逐，在故事的结尾以采苕的失败来宣告女性的无助，使寄望于采苕成功的读者的阅读期待受挫，构成叙事的反讽——即使拥有选择的主动权，女性人物依然矮小无力，这是女性无法规避的常态，也正因此构成女性欲望的“病态”。采苕只是诸多女性中的一员，她的“病态”欲望，也是所有女性“病态”众生相的变脸。
著名评论家陈宏说：“凌书华的闺秀文学深刻揭示了那些行将被历史淘汰的封建家族女性在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精神失落和心理变态，并且通过女性写人性，展示了新旧文明矛盾中女性意识和人性意识的解构与复归的复杂变化”[13]。《酒后》中的采苕正是在封建家族中固守三从四德而无法回应自我内心呼声的柔弱女性，她在社会的压抑下受虐，再转向幻想，这由受虐而幻想的转换却并不能使其逃脱自身被理想化的命运。自我牺牲的要求始终钳制着中国女性的生存，女性的主体性独立和自我意识觉醒终是一個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社会的条框束缚之中，女性长久地屈服于男权社会的理想化之中。如此的被理想化却是女性自身的一种不理想化，在这样一种情境之中，在所难免的，女性欲望的“病态”也只能以自我牺牲的悲剧结局收尾。
参考文献：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页。
[3][4][5][6][7][9][10][12]（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0页，第253页，第252页，第259页，第253页，第255页，第255页，第208页。
[8]李恒，《新女性的心理——从心理分析角度解读凌书华的<酒后>》，《名作欣赏》，2011年14期。
[11]李毅萍，《婚姻的故事——凌书华小说世界散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04期。
[13]陈宏，《时代弃女的精神失落和心理变态——论凌书华、张爱玲的“闺秀文学”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2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