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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只看到了蝴蝶的美丽，浪漫时喜欢到田野捉蝴蝶，对毛毛虫却避之惟恐不及。更有浪漫者，把蛹看成现实，把蝴蝶看作情怀。
殊不知，蝴蝶的本来面目，就是一只毛毛虫，只不过，肉眼凡胎、世俗之人充其量只能看到毛毛虫这个层次，智者才能看到蝴蝶这个层面。
毛毛虫经历风吹雨打，需要蜕皮若干次，才蜕变成蛹。蛹再蜕一次皮，方能长出翅膀、破茧化蝶。对于六足四翅的昆虫来说，两次蜕变，是它们成长的必经阶段或者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生命的一种提升。
对于蛹来说，必须历经挣扎之阵痛，方能逢凶化吉，从而破茧化蝶。
也许，人们活得太物质太苟且太匆忙了，潜意识中一直渴望情怀，所以，听了高晓松为许巍创作的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一下就被其中的两句歌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击中了。
中国人常说：诗言志，歌咏怀。
也许自己没有情怀了，但一定要寻找有情怀的人。顾少强，一个有着男生名字的女教师“不幸”被选中了。
两年前，河南省实验中学的一名心理教师顾少强，提笔写下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然后拍照发朋友圈，意外地走红网络，刷爆朋友圈。那段时间，铺天盖地，全是关于这件事情的新闻。顾少强自己也想不明白，一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怎么就这样不经意地走红网络了呢？她怎么就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了呢？怎么就成了娱乐化的“网红”了呢？惨遭疯狂搜索，这滋味可不好受。
就在前不久，一个普通人的名字在朋友圈刷屏，那就是《罗一笑，你给我站住》里那个小姑娘罗一笑和她的争议父亲罗尔。
再往前数，是农民诗人余秀华，凭借一首诗《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红遍全国。
如果再把时间的镜头往前推，还有余杰。余杰之前，曾经火过“打工文学”，再往前是“潘晓”凭借一封信《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
“羊毛出在狗身上，而猪死了”。這就是互联网思维或者说互联网经济。网络就这样没有逻辑的神奇存在，顾少强自己也想不明白，一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怎么就这样不经意地走红网络了呢？那封辞职信，被称为“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没有之一”，言简意赅，却直指人心。那段时间，铺天盖地，全是关于这件事情的新闻。《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评论员随笔。上课时，我甚至专门用两堂课来组织学生讨论这件事。等事态终于平静之后，顾少强于2016年第23期《人民周刊》撰文反思：“后来想想，大家之所以如此关注我，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重点中学、两个假期、工作稳定、待遇优厚、言简意赅。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因素——心理学老师。所以大家一定认为：你看，生活多么艰辛，她一定是在学校不受重视，屡遭排挤，所以，这个心理老师，终于疯了”。“再见了，过去”。顾少强就这样在围观的热潮下，离开生活了将近三十五年的那座城市——郑州，从此淡出公众视野。
网络永远不会让你安安静静。
这就是互联网，这就是微信公众号，永远在制造话题，永远在转发，永远不消停。毁了你的眼睛还不算，还要毁了你的颈锥和手指。吸粉、爆款、围观、网红、起哄、流量，所有这些注意力经济，都需要不断地制造话题、抛出话题人物，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你要真想消停，真想清静，干脆远离互联网。
可这是互联网时代，你根本无处可逃。你只能直面。
“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也不必动怒。闯入文字大观园的刘姥姥并不低贱，那些文字大观园里的小姐少爷们也不见得高贵。大家从灵魂上是平等的。毕竟有了自媒体，人人都可以写作。写作不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的私有表达领地，人人都可以闯入。围墙早已被拆除。身份差异也已经消失。写作的好坏，已经和在文字圈浸淫多久没多大关系了。唯一的差异就是文字本身。“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不平衡是吧，可以理解。如果一时还适应不了，没有关系，慢慢来，科技会让你适应的。
前不久，在海南省电视台和海口市电视台录节目，和往常一样，在化妆间内边聊天边化妆。节目结束之后，主持人像往常一样，送我两片“卸妆棉”。当我擦去脸上光彩的浓妆时，突然想：“余秀华们”正是一片“卸妆棉”啊。余秀华的诗，既没有“文艺腔”，也没有“名校装”，让所有那些“中产文字”“知道分子文字”“采风作家文字”“专业人士文字”卸下所有的“装13”。在冷静地叙述中，余秀华实现了对作家精英化的突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未尝不是一个可喜现象。
我们祝福“余秀华们”能够有力地前行。
——题记
1.“余秀华们”是一片“卸妆棉”
“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也不必动怒。闯入文字大观园的刘姥姥并不低贱，那些文字大观园里的小姐少爷们也不见得高贵。毕竟有了自媒体，人人都可以写作，写作不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的私有表达领地，人人都可以闯入。围墙早已被拆除。身份差异已经消失。写作的好坏，已经和在文字圈浸淫多久没多大关系了。唯一的差异就是文字本身。“专业的文字工作者”如果一时还适应不了，没有关系，慢慢来，科技会让你适应的。
前不久，在海南省电视台和海口市电视台录节目，和往常一起，在化妆间内边聊天边化妆。节目结束之后，主持人像往常一样，送我两片“卸妆棉”。当我擦去脸上光彩的浓妆时，突然想：“余秀华们”正是一片“卸妆棉”啊。余秀华的文字既没有“文艺腔”，也没有“名校装”，让所有那些“中产文字”“知道分子文字”“采风作家文字”“专业人士文字”卸下所有的“装13”。在冷静地叙述中，余秀华实现了对作家精英化的突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未尝不是一个可喜现象。
对固化的中国文学现状，有人大声质问：“我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他真的比我们高贵吗？”
在精英作家眼中，网络文学属于非主流和边缘化的东西，印刷文学评奖被专业作家操持在庙堂之上，所以写作貌似比较高贵，一些体制内作家“嘲风月，弄花草”，自我感觉良好，对“体验式生活”有一种写作的优越感。他们凡写诗必“欧化”，凡散文必“鸡汤化”，凡小说必“孤芳自赏化”，凡随笔必“草根化”。习惯了居高临下，沾沾自喜。“余秀华们”走红，却颠覆了这种固化。 在这个成功学是惟一显学的社会，一个女人要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找份理想职业，需要付出的代价决不仅仅是成绩好、学习好这么简单，还要很多微妙的东西，人们通常称之为“命运”。认命的，忍辱负重，活下来；不认命的，不安分守己的，即使最后风光一时，也终于得回归家庭。《红楼梦》里的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最终怎么样？
女人总是和忍耐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你扮演什么角色，是官员还是职员，是高层还是低层，是知识分子还是普罗大众，是“三高”还是“三低”，都一样。女人天生和忍耐相联，你总得十月怀胎吧？总得生孩子吧？总有被称为“黄脸婆”的那一天吧？你以为男人跪下一只膝盖、送上求婚戒指，你就赢了、胜利了？那不过是电影中的一个镜头，长期以来给天下女人洗脑的一个镜头而已；那不过是童话作家随意写下的一个幸福片段而已。生活不是童话，也没有童话。
灰姑娘得到王子之后的故事呢？还不是柴米油鹽？还不是吵架、做饭、生孩子、买房子？还不是一样地面对佛家所说的人生四大烦恼——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生活中，女人的付出总是远远大于男人，男人可以甩手，女人可以吗？
2. 流行的文本与大众流行文化现象
（1）那些流行的文本
前段时间，余秀华对媒体谈到文本问题，言外之意，她的文本比较独特。
什么叫文本？这个词多少有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貌似相当高深。这么说吧，过去有相当一段时间内，金庸的小说都不算文学，顶多算通俗文学。因为在纯文学作家的眼里，武侠小说，还是属于通俗文学，就差没说你属于“故事会”那个层次了。当然，后来，再也没有纯文学作家这么说了，估计也不好意思这么说了。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演奏家，在幕后拉小提琴，满座疯狂地喝彩。等到帷幕拉开，人们才发现他用的“名琴”居然是一只绷着几根弦线的皮鞋！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演奏的能力才重要，名琴不名琴的倒在其次。
从文本方面来看，我小时候，最流行的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这是我们“60后”的童年记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此展开。
相隔不久，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于《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冲破了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重新评价人道主义唤回人性尊严。到了1978年—1980年，为伤痕文学流行阶段。当时的青年言必“萨特”。萨特在《禁闭》的剧本中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鲜明地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
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伤痕文学”已经在文坛上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并迅速成为文化现象和潮流。以北岛、江河、顾城、舒婷为代表的诗人，其风头不亚于今天的“马云们”，成为一代青年偶像。很快大家又开始反思存在主义。1980年4月，北京两位化名“潘晓”的青工，在迷惘、悲观、怀疑中写信给《中国青年》杂志，“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该杂志以《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为标题发表，迅速引发了一场持续8个月之久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1980年4月，清华大学化工工程系77级二班的同学率先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随后“自我设计，立志成材”等口号成为众多青年的呐喊。
1981年—1985年：流行的文本追问到追寻文学。在这个阶段，要求“重估一切价值”非理性主义思潮流行，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意志生命和生命哲学，特别是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风靡一时。到了1983年，《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籍流行，未来主义思潮迅速传播。创业、跳槽、辞职、下海，热浪滚滚。
1985年以后，改革向纵深发展。“尼采热”、“实用主义热”等哲学思潮，其热度超过此前的“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也开始涌入。所谓后现代主义，其核心是对现代性本身，以及孕育、支撑现代性的思想观念进行质疑和攻击，对主流文化、启蒙等所谓“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进行解构。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以一曲《一无所有》，唱尽了一代人心中的失落与悲凉，憧憬与焦虑，而后，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再次“刷爆朋友圈”。和崔健一样火的，是作家王朔。很多人从王朔的《玩主》里面寻找宣泄的激情。接下来，流行的文学开始跳舞、经商、谈恋爱、谈出国。
上世纪90年代初，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9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最流行的一首歌是《我想有个家》。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很多人被“我想有个家”的感性唱词所打动。“归家意识”也成了流行的文本。
1992年1月，上海一位化名“梅晓”的大学生写信给上海《青年报》，就“我该怎样选择生活”提出困惑。这封来信表达了自我选择生活的新困惑：“现代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撒旦，因为这太卑鄙。有没有既不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快乐的道路可走？”《青年报》就此发起人生观问题的讨论。这个时候的流行文本，转向实用主义。从浮躁走向务实，从冲动走向理性，从坐而论道到了“人怎样活得更好”，似乎更加注重世俗实在的内容。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从夸夸其谈、好高骛远转向积极实干。大家开始将那些文化思潮的书、哲学思潮的书先放一边，捧读经济管理、公共关系、外贸商务，琢磨哈默、松下幸之助等实业巨子是如何发迹的。
1994年前后，“招聘”、“直销”、“特价转让”、“跳楼大甩卖”等广告遍布大街小巷，“实用”成了标准，文学的文本开始流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就连谈恋爱，也懒得浪漫了，那太浪费时间，只要现在拥有，何必在乎天长地久？“交往——恋爱——结婚”太麻烦，“爱情三部曲”甚至被换了一步到位。恋爱的好处，首先不是浪漫，而是“解决临时困难”，或者获得实际经验。对于女生来说，象牙塔里的学者，其身价也无法和外企高管相提并论。90年代中后期，有智之士开始反思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西方文化的影响，冷静地看待异质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人类的希望在中国》成为很多人热捧的书。 如今，一篇报道、一篇小说、一部电影甚至是一封读者来信，引发全国大讨论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一样，过去了。这样的时代永远不会再来了，也没必要再来。
索尔仁尼琴，他在被流放多年之后回到城市，在地上随手捡起一张破碎的报纸，上面有一则消息：一个老朋友去世了。再看看报纸的日期，是十多年前的。他居然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不知道”，对自己这十多年的生活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一篇文章也好，一篇报道也好，媒体刊登的新闻资讯，深度也好，浅度也罢，知道不知道对于你的生活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不像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2）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章气质。
大家都熟悉朱自清的文本。朱自清入選中学语文教材的散文《背影》，一篇只有1500字的短文，记述一件极平常的小事：父亲送站时为儿子买橘子。层层递进，写出了父子情深，感动了一代代读者。很少有人知道，《背影》背后另有故事。朱自清大学毕业回扬州八中当老师，每月把一半薪水交与父亲，想不到父亲竟通过私人关系去向校长领取儿子的薪水，朱自清觉得很失颜面，一气之下，北上谋职。父子失和。忽一日，接到父亲来信，说身体亮起红灯，“大势之去不远矣”。朱自清顿时泪奔，忆起往昔那个“戴黑色小帽，穿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的父亲，含泪写下《背影》。
我上学时，社会上最推崇的是杨朔的散文文本。嗯，那个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作文，言必称杨朔。记得有个语文老师给我们讲作文强化训练，专讲杨朔的《雪浪花》，说“指挥棒一跳一个巨浪，一甩一个浪花”这一句是神来之笔。好到无法形容啊。尤其是“浪花咬礁石”，一个“咬”字，简直绝了。
杨朔的散文文本“形散神不散”，开头如何兴起，结尾如何卒章显志，中间如何起承转合；再讲中心思想，外加如何“升华”主题，小事件里面一定有大觉悟。
反正，当时我们写作文的偶像就是杨朔们。照着这样的路子写，准能得高分。
后来，我将杨朔们的写作模仿得相当得心应手，无论什么题目，比方说，考试题目是《我的语文老师》吧，动笔之前，先预设主题：往“高大上”靠就对了。主题定了，下面就是结构了。《我的语文老师》，你没看错，就是语文老师，这题目怎么写呢？哎，有了。你不能讨厌老师包括语文老师，对吗？得说好。
好办。欲说好，先故意说坏，这叫铺垫，叫“文似看山不喜平”，有波折才是好文章。一开始，我写作文颇费思量，那个“作”啊，简直抓耳挠腮。作文，作文，不“作”不成“文”嘛。折磨人啊。语文老师对我实在苛刻，我怕他。他对我一点也不热情。后来，通过一个什么事情，转变了。我开始喜欢这位老师，“作文”也不“作”了。写顺手了。觉得写作文嘛，是天下最容易的事。
再比如说，如果考试题目是《当我走进某某学校的校门》。一看这题目，要求写进某某学校的心情。预设当然是“高大上”的神圣感、牛X的自豪感，如何油然而生，诸如此类。不巧把校徽丢了。校徽啊，不是钥匙，不是衣服，那是校徽——象征着什么，知道么？象征该学校的精神，必须找到。后来，终于找着了，失而复得的不是校徽，是精神，是责任。你看，我这么写，显得多么有“觉悟”。老师不给高分，都没有道理。
一边起承转合，一边无限上纲。小题大做，往立意上靠，拔高主题，最后，结尾呼应开头，或者颇有哲理的总结。一篇好文章，大功告成。这都得感谢杨朔们的文本。
过去我们习惯的好文章，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立意要高。苏辙在批评宋仁宗的策论中说：“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策论，古代的科举，勉强可以比喻成今天的高考作文题（或者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
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章气质，而不同时代的文章，又深刻地勾勒了时代的面孔。这就是文本。比如，六朝文章喜好奢华，与其偏安江南不无关系；比如，盛唐文章气象万千，雄浑大气，则反映了唐人的自信；比如，明清科举爱八股，则是政治高度集权，要求人人“守规矩”的重要表现……
前段时间，应邀给小学生讲《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
大家知道，民办校小升初测评，对家长来说那是天大的事。有媒体温馨提醒，带孩子参加考试的亲，这些东西要带好：文具、雨伞、药品、外套。孩子去考试，这些需准备：1.评价证（或者准考证等入场证件）。2.文具：黑色或蓝色水笔两支、2B铅笔（虽然不一定用得着但带上吧）、橡皮、削笔机、全套尺子、圆规、手表（指针的）等。3.生活物品：雨伞、毛巾、纸巾、水、薄外套。 4.常用药：阿司匹林用于治感冒、头痛，黄连素治腹泻，十滴水防中暑。还需要提醒的是，戴眼镜的孩子最好不要戴隐形眼镜，答题时最好不用修正液、修正带，在一张卷子上尽量不要出现两色字迹。对于评价地点比较陌生的家长，要提前去熟悉路况，规划好路线。为防止堵车或车坏了等意外情况，家长最好带着孩子提前出门，比如提前一个小时到达评价点，让孩子平静地参加考试。
温馨提醒，真的温馨，无微不至啊。
在小升初到来之前，我来给各种同学讲讲如何写好作文，这段时间同学的时间紧张，我就只说实用的，只讲“干货”。
写文章就像做菜一样，文字一定要好（这个好有两个意思：字迹好看，句子通顺、优美），分段也要清晰，这是给人家看的，是‘色’；内容如果也能写好了，那就是‘味’也达标了。最后，做出来的菜，才会好吃！
对于考试或者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首先要学会审题，不能跑题。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作文题，题目首先介绍了一名叫王琼的同学的故事，然后说：“在你周围也会有王琼那样既有长处、也有缺点的同学，请你以《我最了解她（他）》为题，把她（他）写出来。”要求：1.要适当穿插一些抒情和议论。2. 不少于400字。 如果你写父母、老师，那属于严重跑题；如果你只写该同学的优点，未写缺点，那属于基本跑题；如果你没写出“了解”（与我的关系），那属于一般跑题；如果你没有抒情和议论、而且用第三人称写，那属于“马大哈”式的跑题。
前年海南省中考作文材料是：介绍航天员刘洋的成长故事。
这是个材料作文，学生们能很快就知道是让写“坚持”为主题的。这类主题的作文，写起来应该不难。
另外一个中考作文是续写，说面对初三繁重的课业压力自己的打算之类。
此作文题目贴近社会生活，像坚持、梦想、成功等这类材料的主题作文学生们都较为熟悉，大部分的学生都能清晰地把握作文的主题，写作也有很大发挥空间。
去年厦门中考，语文试卷主打“感情牌”。不管是阅读题中的“母爱”、综合题的“清明节”，还是作文题的“温度”等元素，都走温馨路线。
有些地方的中考作文题，仍沿袭往年的出题模式：一道话题作文，一道半命题作文，二选一。具体题目是：1.以“温度”为话题；2.以《在你身边，我____》为题，5百字，体裁自选（诗歌除外）。
第一选题构思难度稍大。第二选题则有很多素材可以引用。
从考生的反映来看，多数考生选择以《在你身边，我____》为题进行写作，他们认为这道题相对比较好写。比如《在你身边，我很幸福》《在你身边，我懂得了珍惜》《在你身边，我不再害怕》等，这几个题目，“幸福”、“珍惜”、“害怕”都是关键词，可以通过写自己的生活故事来表现主题，比如可以表现亲情、友情、同学情、师生情等等。
也有一些老师认为，这道题比较容易“套题”，学生以前写过的很多作文都可以往里面引，这将使得很多学生都能把作文写得饱满。
与半命题作文相比，话题作文“温度”遭到许多学生的冷落。有语文老师认为，这道题比较难把握。
其他题目，比如《这次失败给我的启示》《失败给我的启示》《我的一次失败》《吃一堑，长一智》；《一件小事》《一件新鲜事》《同年趣事》《校园新曲》；《在雷锋精神的鼓舞下》《路标》等等，这类作文，题目拟定一要贴切，恰如其分，做到“题不跑文”；二要简洁概括；三要通俗易懂；四要清新不俗；五要富有吸引力，令人难忘。
有这么一件事：由于“我”的过失，使外公心爱的一只漂亮小鸟飞走了，但“我”却不敢承认自己是“肇事者”，情急之下把责任推给年幼的弟弟，弟弟却为了“我”不愿将实情说出。结果是“我”痛感到自己的自私和渺小，流下了伤心、懊悔而真诚的泪水。有道作文题，要求首先你根据上述情节，想出一篇作文的主要内容，然后给它起出3个题目，从中选一个最好的。
这很考验学生的想象力。想象力对于写作很重要。有丰富想象力的孩子，作文会不差。
孩子们一写苹果是红彤彤的苹果，如果我们稍加观察，我们会发现苹果的红是一个渐变的，他有深红，有淡红，也有青，有绿。苹果并不是只有一种颜色。
有个孩子，写作文，写我的妈妈，但是这个孩子从小没有见过妈妈。他写了一个想象中的妈妈，结果写得非常感人。
所谓的文章，文是文才，是修飾。章是章法，是条例，是结构。这个章法，思路结构是有推理的。比如说写一篇作文《我的爸爸》。你要想想：我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下面要写我的爸爸有什么样的特性。我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特性，所以我喜欢我的爸爸，是推理出来的，是推导出来的，是有脉络的，包括我们说散文要“形散而神不散”，这个一定是有线路和条例的，这个就是逻辑性思维。
这就是说，写作文要讲究方法。讲究方法可以事半功倍。快速写作的技巧比如快速审题、快速立意、快速谋篇布局、快速写作、快速修改等，都要学会总结，这样才能快速应付写作中随时出现的“卡壳”现象，比如跑题、言之无物，结构松散、混乱，词不达意，字不会写等毛病的纠正和意外情况的应付办法。
比方说，有个考试题目《经验与勇气》。命题先给出一段材料：一位商人得到一块价值不菲的宝石，却发现宝石上有一条裂缝。如果能从裂缝处切开，就能得到两块完美的宝石。
当地许多富有经验的老工匠都不敢去切割这样一块昂贵的宝石。这时，一位年轻工匠勇敢地站了出来，并且完美地切割出两块宝石。年轻工匠的师傅感慨地说，有些时候不仅需要足够的经验，更需要抛却许多顾虑的勇气。
考生根据材料，自拟题目，进行写作。
这道作文题，它重在启发学生思考：经验与勇气是人的两大财富，但人生的旅途中要把握好经验与勇气两者的关系，人才能走向成功。
立意时，要看到材料的叙事结果，然后由果溯因：钻石之所以能顺利切割成功，一是经验，二是勇气，三是没有与问题杂陈在一起的“价值”的牵绊，即顾虑。要留意材料中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勇气；第二个关键词是经验；第三个关键词是价值或顾虑。
材料命意的重点在最后一段，把握住“年轻工匠师傅”的所言即可。考生写作要紧扣第一个关键词展开，如果能让第二个关键词与第三个关键词来帮衬，则最好，即“要有经验更要有勇气”、“勇气要有经验做保障，才会成功”。
作文想拿高分，须注意三点：一是卷面整洁，书写工整，这关系到阅卷老师给的印象分；二是文采，语言要有亮点；三是结构，开头结尾明确点题，前后呼应，有画龙点睛之笔。
好文章，一定有真情实感。鲁迅先生谈到“作文秘诀”时说，作文应该“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从小学开始，教师就要求学生写“有意义”的作文，在“意义”的指导下，才能拿到高分。到了中学，讴歌在苦难中成长的作文，成了高分的宠儿，于是，每次就会出现一大堆父母双亡、自己坚强学习奋斗的作文。至于这是不是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并不重要，能得高分才是王道。
曾有中考阅卷老师谈高分秘笈时说，1996年上海中考命题作文是《变了》，一个考生写他爸爸原本和蔼、积极，突逢国企改制而下岗，从此消沉，沉迷于麻将，疏远家人。考生感叹：“爸爸真是变了！”老师点评，文是好文，但“太负面”，不给高分；如果改写成他爸爸以前在国企里混日子，下岗后奋发图强，自主创业，那就能拿高分了。 好作文的立意，要有一颗健康快乐不脆弱的心。讲故事，最好是励志点的故事，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有位美国医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刚成为医生时，碰到一位身患白血病的小朋友，他对妈妈说：妈妈，谢谢你送我到人世来，非常遗憾，我不能继续得到你的爱，更无法让你开心，我走后，你要好好生活。这位医生被震撼了，他感到一生要做的是努力、努力、再努力，拯救更多生命。30多年后，他成为世界著名的儿童白血病专家。这个故事很感人，因为故事中流露的是健康的心态，激发人上进的心。
在民间征文比赛中，不妨以另类文体博出彩，但考场作文，最好不要刻意去标新立异，稳妥为上。有一考生用文言文来写“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但评卷老师称，不鼓励、不提倡这种作法，因为，高考作文务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作文如何得高分？《广州日报》记者曾经采访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担任广东高考语文评卷组组长多年的邹寿元，报道的标题叫《高考语文评卷组组长教你如何写好高考作文》（见2015年5月28日《广州日报》）
报道引用邹寿元的话说，尽可能使用鲜活的论据，古今中外的论据太多了，比如屈原、陶渊明等用得太多，外国的像爱迪生、牛顿，能不用就不用，最好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作文占分比极高，考生普遍关心作文如何写好，不要无谓丢分。审题是第一关，也是解决方向路线问题，尤其重要，“审错题意味着得分低，解决好审题问题是写好作文的关键所在。”邹寿元说，拟题有规律和要求，首先要准确，其次要简洁，第三才是有新意。“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如果是一个好的标题，更能吸引评卷老师的注意，会有好的印象。”他强调“扣题意识”，开头、中间和结尾都要扣题，有些考生扣题意识不强，文章跟题意若即若离，容易失分。他还介绍了面对作文题目的“工序”：看到题目，首先要弄清楚题目的意思，然后选角度，确定中心，接着是选材，然后是谋篇布局，语言表达。所谓的思路就是谋篇布局，要先完成前面的几道工序。有亮點的文章是深刻、丰富、有文采、有新意。这几点不要求全面做到，只要有一点就可以认定为有亮点。作文要想得高分，必须有亮点。否则只是平庸作文，最多40分左右，无法上到一等文。
文章如何有新意？邹寿元说，见解观点要新颖，但要以切合题意为前提；其次，角度新颖，同样的材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说；此外，材料鲜活，构思新颖，表达新颖等。邹寿元提醒，一般来说写作文不要少于40分钟，40—50分钟比较合适。关于整张卷的答题时间安排，有些考生可能古诗文阅读花比较多时间，有些可能是现代文阅读花很多时间。如果考试马上结束，作文还没写完怎么办？“赶紧结束，用结束的话语！”
议论类文章开头，一般先概括材料内容，接着作初步的分析，然后提出中心论点。或用散文写法，先讲一个故事，或引用名言名句开头。
邹寿元说，议论文要使文章深刻，从实到虚，不要紧紧揪住表面来说，要深入到本质，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其次，探究背景，使文章显得有深度，比如中学生乱涂校服，应引申为大环境社会上某些青少年盲目追求个性和自由。此外，体现哲理，逐层深入，正反对比论证等都可以使文章有深度。
（3）什么才叫“有趣”的文本？
杨朔们的散文文本，对我影响很大，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我以后的评论员文章。
我做过10多年的报社评论员。具体写了多少篇评论员文章，我都记不清了。外面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评论员多么有水平，逻辑多么严密，多么有深度，如何如何。其实未必。
写到最后，都成套路了。“总、分、总”，这结构起码稳妥吧。所谓“总、分、总”，就是一上来，先亮明观点，接下来，就是往里面添料了。用各种论据论证你的观点。最后，展望或者呼应。这文章就成了。如果再用点排比句、引用点古典诗词，也算得上有文采、有气势了。
当然，也不能每次都是老三段、“总、分、总”，对吧？经常需要变换一下，比如，开头先讲一件身边的事，然后貌似自然地引出观点或者困惑，接着再“总、分、总”。或者干脆打破“总、分、总”，自然流畅地摆事实、讲道理、说故事。
我的意思是说，结构上不难。难的是什么呢？是评论员文章的文体。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学者都明白，领导讲话，包括整个官场话语，其实是有体系的，有一个看不见却存在的文本，你写的评论员文章必须得和这个话语体系“保持一致”，不能有你个人化的“自选动作”或者独立的思考，必须和谐，必须“步调一致”，这个其实是真正的功夫。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这么说，有点抽象是吧。我举个例子吧。有一次，一个同事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图解领导讲话，讲到一家比较好的企业，他用了“巨无霸”这样的字眼，意思是只要企业这样做，就有望成为业内的“巨无霸”。后来，总编辑看了，把他叫过去，说，你怎么能这样表达？我给你改了一下。同事看了，心想：没改呀，还是我的意思呀。没错，意思没变，只是，表达方式变了，把“巨无霸”改为“龙头企业”。嗯，这个就是功夫！“巨无霸”的表达有点个性，“龙头企业”就是常用的文件表达。
这就是评论员文章的文本。
同样道理，体制内的作家也有自己的文本，和网络作家不同的文本。我们看那些作家协会作家的文体，喜欢用“最近和XX一起去XX地采风”“参加某某的作品研讨会”等等。这样的开头，基本就是“作家装”必备。其实，也不光是作家啦，名企业、名校也都用“名企装”“名校装”。最近有个网络流行词，叫“名校装”。网友发现，身边有人到世界名校留学，整个人说话的口气和腔调都变了，特别有优越感。以前微信朋友圈都是晒吃、晒旅游，现在呢，发朋友圈的话，三句不离学校，像什么“作为一名××大学的学生，我来回答一下关于减肥的问题”啦，还有“我们××大学的人都挺好的，不会做出这种劈腿的事！”等等。减肥和名校有关系么？这种显摆行为，被网友们称为“名校装”。
接下来，说说王小波的文本。 读王小波，为什么感觉他的文本不“主流”、和一般作家的文本不一样？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不是体制内的作家。王小波的文本和职业作家的文学话语体系不太一样。所以，专业作家刘心武称王小波为“文坛外的高手”。
王小波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是思维的精英。他身上富有传奇色彩，做过民办教师、插过队、当过工人、大学老师，“因为发现写小说也可赚到钱”，所以辞职在家写作。
形容王小波，用“有趣”二字也可。他是个“有趣”的人，写了一些“有趣”的文字，创造了不少“有趣”的文学形象。网上称他是“目前中国最富创造性的作家”、“智慧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所结晶出来的天才”。
最传奇的是，他于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在网上写博客，当时大部分国人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要知道一直到2005年中国才开始兴起博客中国、新浪博客呀。他还利用闲暇时间自学了计算机编程，可谓中国第一代程序员，是中国互联网的先行者。他在1993年3月份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终于下决心买了一台286，这些日子在改造软件，作了不少汇编工作。现在终于完全成功，我的软件现在可以编辑400K长的文件，可以把一部长篇小说全部调到内存里编写了。”1997年，45岁的王小波去世。死因是心肌梗死。这一年，也是中国的互联网元年。
1997这一年，联想超越IBM成为中国个人电脑市场霸主，张朝阳创办了搜狐前身爱特信网站，丁磊在广州创办网易，马化腾还蛰伏在深圳电信，马云还在思考中国黄页的出路，李彦宏还在加州的院子里种菜养花。
王小波为什么逝世20年依然得到大众的瞩目？《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导演程耳为什么说“小波的作品抵御了时间”？我想，用近乎零度客观地视角来看，一半是因为“文学烈士”的经历，一半是作品本身的魅力。和海子一样，王小波成为文学祭坛上的神，其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否则，他的粉丝不干。
如今，只要看到互联网巨头的疲態，看到社交媒体上的那些无聊的信息，以及无处不在的碎片化阅读，我就觉得自己必须得和“手机”进行一次严肃的谈判了。
苏珊·桑塔格在《纽约书评》上写过一篇文章叫《西蒙娜·薇依》，文中说：“我们所敬畏的真理是那些与痛苦经验紧密相关的事实。我们衡量真理的标准则根据其受难的程度——而不是以作家文本是否符合真理为判断依据。真理与烈士被画上了等号。”
接下来，再说说香港武侠小说大家黄易的文本。
今年4月5日，黄易去世，享年65岁，海外武侠小说家金梁古温黄再少一人。
台湾的张大春认为金庸等于一个黑洞，任何靠近的物体都要化为乌有，但黄易的新武侠小说是个例外。
黄易原名黄祖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专攻中国传统绘画，曾获“翁灵宇艺术奖”；在香港一所中学教了一年半的书，后到香港艺术馆工作了10年。黄易喜欢科幻，读过倪匡的科幻小说，曾拜师学习星相学。他在1991年成立黄易出版社，编辑就是他太太。生活中，黄易深居简出，与外界联络很少。
起点中文网当红的写手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猫腻等，都承认受到了黄易影响和启发。黄易对网络文学的影响太大了。美国小伙凯文·卡扎德读了半年中国网络小说后，成功地戒掉了毒瘾。凯文·卡扎德所阅读的玄幻小说，正是由黄易首创。
有个网络作家，网名叫寒川子，写了一套书，名叫《鬼谷子的局》，这套书连续出版了6本。最近有个朋友约我聊天，他说有人投两个亿给寒川子拍影视剧。换句话说，寒川子成了大IP。我这个朋友想辞去大学老师的公职，去给寒川子当经纪人。问我的意见。我说，第一，“两个亿”的确是个诱惑，心动很正常，不心动才怪哩。但是，这个消息是否可靠，是哪里报道的，是否权威，这还有待于确认核实。娱乐圈的报道真真假假，票房、流量、融资、投资，这些数据，你怎么核实是真还是假？就像淘宝的刷单一样，你说刷了，人家说没刷，你也不好核实。这个东西吧，别说是你，一般人一听说“两个亿”，尤其是对一个作家来说，那肯定吸引眼球啊，人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互联网+，什么意思？首先就是互联网思维。养毛出在狗身上，而猪却死了，这个就是互联网经济。有些事情，你一门心思，想红，结果反而平淡；你没有想到的，反而红了，红得莫名其妙。
那么，话说回来，寒川子《鬼谷子的局》该怎么归类呢？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书畅销与否。姑且相信报道说的“畅销”吧，鬼谷子是什么人？讲权术讲阴谋的人。你觉得现在来讲权术这套东西，是正能量吗？真的好吗？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一个炒作呢？现在做微信公众号，要想有影响力，其实也不难，就是三部曲：第一步，吸粉（耸人听闻，夸大其词，或者花钱找专业人员买粉。“投两个亿给他拍影视剧”就是一种吸粉手段）；第二步，绞尽脑汁打造一篇10万+的爆款文；第三步，炒作负面新闻。总之，一切都是套路。“老司机”都懂的。
你想过没有？鬼谷子是不是太阴了？讲这样的故事是正能量吗？汉语有一个词叫“三教九流”，“三教”我们知道儒、释、道这三家，“九流”比“三教”感觉要低一些，“九流”之中有一派叫做“纵横家”。鬼谷子就是纵横家的鼻祖。
战国时期，所谓的“纵横家”，基本上就是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张仪两个人，一个搞“合纵”，一个搞“连横”，都是一种“术”。纵横术，也名钩距之术，又名长短术。纵横术不是什么理想，也不是什么主义，只是讲现实的利害关系。苏秦、张仪当时的动机，也主要以自己个人的功名富贵为出发点。战国太乱，道德仁义发挥不了作用，没人接受，国君对于道德仁义根本不重视，看的只是利害关系。比苏秦、张仪两个人早一点的孟子，到处讲仁义，到处碰壁，苏秦、张仪讲的那套实用的“术”就有市场，有国王用，两个人都很吃香，他们将战国末期各诸侯玩弄于股掌之中。司马迁对他们二人的评价是：“此两人真倾危之士！” 孔子、孟子对于苏秦、张仪的这一套“术”的东西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但不愿这么做，“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这是孔子、孟子的伟大之处。权术这套东西，不讲基本的德性，只是讨好当时的国君，然后从国君那里得到个人的富贵、荣耀。 张仪的本事就是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国，然后赢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舌头在，希望就在。《史记》里有韩非子的传记。韩非子再三提到两个字——“说难”，他的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说话最难，尤其借说话来沟通政治上的思想，那就更困难了。《张良传》中有句话：“以三寸舌为王者师”。靠吹牛吃饭，舌头当然最重要。从古到今，吹牛又不犯法。
《鬼谷子》一书讲述了完整的智谋策略学，它一反老子《道德经》“言简意赅”的格言体写作，而着重于辩证法和方法论，是一本讲究实用、救亡图存的罕世奇书。作者到底是谁，还是一个谜。有说是其后学者根据其言论整理而成的，有说作者是他的学生苏秦托名鬼谷子写的，也有人说是鬼谷子自己写的。
《鬼谷子》中很重视“辞说”，他给学生的毕业考试题目，就是要当场考学生的辞说能力。“辞说”，就是说话，就是说服对方，让对方听你的话就达到目的了。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说话确实是一门大学问。鬼谷子重点传授的就是这门学问。
该怎么说话，鬼谷子说：“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意思是说，和高尚正直的人说话，就得把话说得有正气感。和卑鄙的小人说话，你就得讲那些龌龊的话。用卑下的话来笼络小人，用高大漂亮的话来结交大人。用这方法说话，到啥地方，都管用。这一招，你可以用来说服人，可以用来说服家，可以用来说服国，更可以用来说服天下。
听完我讲的鬼谷子，那个学者朋友犹豫了，打消了为寒川子当经纪人的念头。
3.“网红”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模式”
从“天王嫂”到Papi酱，舆论场里的“网红”现象经常发生，只是呈现方式不同。这些年，我们见过的“网红”太多了。红得非常快，消失得也非常快。大浪淘沙，鱼龙混杂。眼见其“起高楼”，眼见其“楼塌了”，犹如美丽的泡沫。
在“互联网新商业模式”下，继“粉丝经济”、“注意力经济”之后，又有了“网红经济”。
“网红”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模式”。
在自媒体这个平台上，“10万+”的文章多了去了。比如咪蒙，号称篇篇都是“100万+”，我也订阅了她的微信公从号。以前还经常看看，现在我基本不看了，都是套路化的东西，先讲办公室或者身边的一个故事，然后，用“反鸡汤”文来做微“鸡汤”，貌似义愤填膺，实际上成了“义愤填娱”，甚至是“义愤填愚”。无非是骂一通过过嘴瘾，《贱货，我为什么要帮你》，这类文章，1千字已经太长，7百字，配图，够了。碎片化嘛，一定不能长，不能让读者老爷累着。以前有“口水歌”，现在则是“口水文章”。我给它起了名字，叫IP文。从IP剧衍生而来。
IP剧总出幺蛾子。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IP跨界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郎劲松教授说：“由于IP概念和IP意识在国内形成时间较短，IP同质化、抄袭、炒作严重、资本盲目投入等一系列泛IP化问题正在显现，IP热后该有些冷思考了。”
一阵风的IP热现在已经降温了。即使《盗墓笔记》和《鬼吹灯》这样的大IP，也不过都是些粗制滥造的特效五毛剧，而且版权纠纷就没有断过。
歌德说：“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路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路径。”自媒体那些所谓的大咖，即使篇篇都是“10万+”，又能怎么样呢？和艺术没有半毛钱关系。写出来的都是什么文章呢？大家看了也就忘了。
李红笛在2017年04月14日 《检察日报》上撰文《文章一大抄，作茧自缚怎么好》，文中评论说：自媒体竞争日趋激烈，如何稳定保持“10万+”的点击量让自媒体人操碎了心。据报道，很多自媒体号由专业的做号者把持，他们通过直接抄袭、拼凑洗稿、巧立标题等方式低成本地制造所谓爆款文。做号者劣币驱逐良币，低质量的内容充斥各个自媒体平台，看似欣欣向荣，实则缺乏增量，严重恶化了自媒体业界生态。
由于传播方式和受众群体不同，不同平台的自媒体都有自己的风格。“微博体”“知乎体”等应运而生。自媒体蹭热点本无可厚非，但点开微信公众号，常常看到某一天所有公众号都在发同一篇文章，传播同一种观点。今天是“这样的女人不能要”，明天是“這样的女人谁不要”，今天都说“不给你花钱的男人不爱你”，明天又都说“给你花钱就能证明爱情吗？”看起来好像是百家争鸣奇花异彩，稍有阅读经验的读者就能感觉到很多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都出自同一人（团队）之手。这类垃圾文学若说有多大危害也未必，但就像一大盆水倒进了一小杯好酒，冲淡了文学本应有的清香和厚重。长此以往，自媒体是没有未来的。
这个时候，出来一个余秀华，无疑对自媒体是一种积极的拯救。如果余秀华是个文学天才的话，那么，发现余秀华的编辑也是天才。
4. 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当然，从中医角度来看，热，肯定不正常。如果是跟风导致的热，那可能是风热感冒了。风热感冒是风热之邪犯表、肺气失和所致，表现为发热重、微恶风、有汗、咽喉红肿疼痛、咳嗽、痰黏或黄、鼻塞黄涕、舌尖边红、舌苔薄白微黄，治法应以辛凉解表为主。哲学意义就是要“不跟风，不盲从”，有所为有所不为。朱清时当大学校长时有一句名言：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
什么叫开方？我的老师说，这个方就是方向。南方热，北方寒。一个人体内有热，你怎么办？刘力红在那本《思考中医》里面说：你把北方寒冷气候给他“搬”过来，让他处在北方，他还热么？怎么搬？你只能给他人为地造一个北方的寒。哪些药能祛热，就给你用哪些药。但你不能伤了人家的胃气，不能伤了人家的津液。一个人体内有寒？怎么办？你把南方炎热气候给他“搬”过来，让他处在南方，他还寒冷么？
同样道理，一个人体内有湿，你就把西北的气候“搬”到他的体内。西北燥嘛。肝气是上升的，肺气也是上升的，胃气一定是下降的，肾气也是下降的。心呢，心是造血的。心是君主之官，不能动的，动了心，那病就严重了，危险了，所以心外面有个心包在保护着。 现在的问题是文化上的“跟风热”。什么热了，就去凑热闹。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在塞林格的小说《麦田守望者》中，叛逆的主人公霍尔顿无法接受父母的安排，落得个第四次被开除的结局。离开学校后，他在繁华的纽约市漫无目的地游荡。他想去過一种简单而平静的生活，他向往东方的精神价值观，希望生活在“出世”的境界中。他的理想是，悬崖边上有一块大麦田，他站在悬崖边上，“……要是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做个守望者，专门捕抓往悬崖边乱跑的小孩，防止他们掉下悬崖。
很显然，塞林格对西方文化提出了自己的反思，甚至是抗议。在小说的结尾，霍尔顿没有实现理想，却去了精神病院。在悬崖边麦田里“玩耍”的孩子，自然的清新，童真的快活，悬崖下是无止境的物欲，被“过分开放”和“过分浮躁”的心态充盈着，可那个守望者在哪里呢？这是塞林格的困惑，谁又说不是我们的困惑呢？
孔子的学问，那个时代也不被人理解和接受，5百年之后才发现其价值。寂寞了5百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高度赞扬了孔子。经过5百年，孔子才走红了。等到有一天，你的学问终于被认可，“有朋自远方来”了，那当然欣慰了。总算遇到知己了嘛。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个过程，不能急，要学会等待。
生活需要等待。我记得水沫讲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年轻人与女朋友约会。因为来得太早，但他又不喜欢等待，所以长吁短叹。突然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天使。天使送给他一样东西，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逃过所有的等待时间。年轻人马上按了一下按钮，女朋友立即出现在他面前。要是现在马上结婚就好了，于是他又按了一个按钮，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隆重的婚礼现场，他和女朋友走上红地毯。要是现在我们就有了孩子，多好啊！于是，他的想法又实现了。他心中的愿望不断地超前实现。一时之间，妻子、孩子、房子、事业都有了，可是，看看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他一直追求快点实现自己的愿望，很多东西都没有享受就已经过去了。这时，他才明白，在生命中，即使等待，也有很大的意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学问的过程就是等待，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也不要着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做学问的人寂寞一辈子，一辈子寂寂无名，没出过什么专著，也没上过什么电视，一辈子没有人了解你，你也“不愠”。愠，就是愤怒，不愠，就是一点也不懊恼，不愤怒，不抱怨，不怨天不尤人。一个学问很高的人，一个在业内异常有名的人，要坦然自若地面对“人不知”，永远谦虚谨慎，永远不抱怨，永远有颗平常心。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他的内心也很寂寞，所以他说：“知我者，其天乎！”众生理解不了，还有天呢，是不是？这就是君子。
这三句话，就讲出了《论语》的全部精神：人与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这就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解决的就是三个问题：人与心，人与人，人与天（即人与自然），只有三者都和谐了，才能够“不愠”，才能够得意不忘形，失意了也不忘形，随遇而安，随时而安。
“围观时代”嘛，今天热衷于围观打架，明天热衷于围观弱者的“痛点”，正常啊。
但热点终会过去。生活依旧平常。
也许，一阵风之后，大家各忙各的，或去追逐下一个“热点”了。希望人们在清扫剩下一地鸡毛和残羹冷炙时，别忘记了梦想与思考。
一般人只看到了蝴蝶的美丽，浪漫时喜欢到田野捉蝴蝶，对毛毛虫却避之惟恐不及。更有浪漫者，把蛹看成现实，把蝴蝶看作情怀。
殊不知，蝴蝶的本来面目，就是一只毛毛虫。只不过，肉眼凡胎、世俗之人充其量只能看到毛毛虫这个层次，智者才能看到蝴蝶这个层面。
毛毛虫经历风吹雨打，需要蜕皮若干次，才蜕变成蛹。蛹再蜕一次皮，方能长出翅膀、破茧化蝶。对于六足四翅的昆虫来说，两次蜕变，是它们成长的必经阶段或者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生命的一种提升。
对于蛹来说，必须历经挣扎之阵痛，方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从而破茧化蝶。也许，“余秀华们”就是那破茧而出的“蝶”。
殊不知，蝴蝶的本来面目，就是一只毛毛虫，只不过，肉眼凡胎、世俗之人充其量只能看到毛毛虫这个层次，智者才能看到蝴蝶这个层面。
毛毛虫经历风吹雨打，需要蜕皮若干次，才蜕变成蛹。蛹再蜕一次皮，方能长出翅膀、破茧化蝶。对于六足四翅的昆虫来说，两次蜕变，是它们成长的必经阶段或者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生命的一种提升。
对于蛹来说，必须历经挣扎之阵痛，方能逢凶化吉，从而破茧化蝶。
也许，人们活得太物质太苟且太匆忙了，潜意识中一直渴望情怀，所以，听了高晓松为许巍创作的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一下就被其中的两句歌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击中了。
中国人常说：诗言志，歌咏怀。
也许自己没有情怀了，但一定要寻找有情怀的人。顾少强，一个有着男生名字的女教师“不幸”被选中了。
两年前，河南省实验中学的一名心理教师顾少强，提笔写下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然后拍照发朋友圈，意外地走红网络，刷爆朋友圈。那段时间，铺天盖地，全是关于这件事情的新闻。顾少强自己也想不明白，一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怎么就这样不经意地走红网络了呢？她怎么就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了呢？怎么就成了娱乐化的“网红”了呢？惨遭疯狂搜索，这滋味可不好受。
就在前不久，一个普通人的名字在朋友圈刷屏，那就是《罗一笑，你给我站住》里那个小姑娘罗一笑和她的争议父亲罗尔。
再往前数，是农民诗人余秀华，凭借一首诗《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红遍全国。
如果再把时间的镜头往前推，还有余杰。余杰之前，曾经火过“打工文学”，再往前是“潘晓”凭借一封信《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
“羊毛出在狗身上，而猪死了”。這就是互联网思维或者说互联网经济。网络就这样没有逻辑的神奇存在，顾少强自己也想不明白，一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怎么就这样不经意地走红网络了呢？那封辞职信，被称为“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没有之一”，言简意赅，却直指人心。那段时间，铺天盖地，全是关于这件事情的新闻。《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评论员随笔。上课时，我甚至专门用两堂课来组织学生讨论这件事。等事态终于平静之后，顾少强于2016年第23期《人民周刊》撰文反思：“后来想想，大家之所以如此关注我，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重点中学、两个假期、工作稳定、待遇优厚、言简意赅。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因素——心理学老师。所以大家一定认为：你看，生活多么艰辛，她一定是在学校不受重视，屡遭排挤，所以，这个心理老师，终于疯了”。“再见了，过去”。顾少强就这样在围观的热潮下，离开生活了将近三十五年的那座城市——郑州，从此淡出公众视野。
网络永远不会让你安安静静。
这就是互联网，这就是微信公众号，永远在制造话题，永远在转发，永远不消停。毁了你的眼睛还不算，还要毁了你的颈锥和手指。吸粉、爆款、围观、网红、起哄、流量，所有这些注意力经济，都需要不断地制造话题、抛出话题人物，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你要真想消停，真想清静，干脆远离互联网。
可这是互联网时代，你根本无处可逃。你只能直面。
“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也不必动怒。闯入文字大观园的刘姥姥并不低贱，那些文字大观园里的小姐少爷们也不见得高贵。大家从灵魂上是平等的。毕竟有了自媒体，人人都可以写作。写作不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的私有表达领地，人人都可以闯入。围墙早已被拆除。身份差异也已经消失。写作的好坏，已经和在文字圈浸淫多久没多大关系了。唯一的差异就是文字本身。“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不平衡是吧，可以理解。如果一时还适应不了，没有关系，慢慢来，科技会让你适应的。
前不久，在海南省电视台和海口市电视台录节目，和往常一样，在化妆间内边聊天边化妆。节目结束之后，主持人像往常一样，送我两片“卸妆棉”。当我擦去脸上光彩的浓妆时，突然想：“余秀华们”正是一片“卸妆棉”啊。余秀华的诗，既没有“文艺腔”，也没有“名校装”，让所有那些“中产文字”“知道分子文字”“采风作家文字”“专业人士文字”卸下所有的“装13”。在冷静地叙述中，余秀华实现了对作家精英化的突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未尝不是一个可喜现象。
我们祝福“余秀华们”能够有力地前行。
——题记
1.“余秀华们”是一片“卸妆棉”
“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也不必动怒。闯入文字大观园的刘姥姥并不低贱，那些文字大观园里的小姐少爷们也不见得高贵。毕竟有了自媒体，人人都可以写作，写作不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的私有表达领地，人人都可以闯入。围墙早已被拆除。身份差异已经消失。写作的好坏，已经和在文字圈浸淫多久没多大关系了。唯一的差异就是文字本身。“专业的文字工作者”如果一时还适应不了，没有关系，慢慢来，科技会让你适应的。
前不久，在海南省电视台和海口市电视台录节目，和往常一起，在化妆间内边聊天边化妆。节目结束之后，主持人像往常一样，送我两片“卸妆棉”。当我擦去脸上光彩的浓妆时，突然想：“余秀华们”正是一片“卸妆棉”啊。余秀华的文字既没有“文艺腔”，也没有“名校装”，让所有那些“中产文字”“知道分子文字”“采风作家文字”“专业人士文字”卸下所有的“装13”。在冷静地叙述中，余秀华实现了对作家精英化的突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未尝不是一个可喜现象。
对固化的中国文学现状，有人大声质问：“我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他真的比我们高贵吗？”
在精英作家眼中，网络文学属于非主流和边缘化的东西，印刷文学评奖被专业作家操持在庙堂之上，所以写作貌似比较高贵，一些体制内作家“嘲风月，弄花草”，自我感觉良好，对“体验式生活”有一种写作的优越感。他们凡写诗必“欧化”，凡散文必“鸡汤化”，凡小说必“孤芳自赏化”，凡随笔必“草根化”。习惯了居高临下，沾沾自喜。“余秀华们”走红，却颠覆了这种固化。 在这个成功学是惟一显学的社会，一个女人要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找份理想职业，需要付出的代价决不仅仅是成绩好、学习好这么简单，还要很多微妙的东西，人们通常称之为“命运”。认命的，忍辱负重，活下来；不认命的，不安分守己的，即使最后风光一时，也终于得回归家庭。《红楼梦》里的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最终怎么样？
女人总是和忍耐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你扮演什么角色，是官员还是职员，是高层还是低层，是知识分子还是普罗大众，是“三高”还是“三低”，都一样。女人天生和忍耐相联，你总得十月怀胎吧？总得生孩子吧？总有被称为“黄脸婆”的那一天吧？你以为男人跪下一只膝盖、送上求婚戒指，你就赢了、胜利了？那不过是电影中的一个镜头，长期以来给天下女人洗脑的一个镜头而已；那不过是童话作家随意写下的一个幸福片段而已。生活不是童话，也没有童话。
灰姑娘得到王子之后的故事呢？还不是柴米油鹽？还不是吵架、做饭、生孩子、买房子？还不是一样地面对佛家所说的人生四大烦恼——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生活中，女人的付出总是远远大于男人，男人可以甩手，女人可以吗？
2. 流行的文本与大众流行文化现象
（1）那些流行的文本
前段时间，余秀华对媒体谈到文本问题，言外之意，她的文本比较独特。
什么叫文本？这个词多少有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貌似相当高深。这么说吧，过去有相当一段时间内，金庸的小说都不算文学，顶多算通俗文学。因为在纯文学作家的眼里，武侠小说，还是属于通俗文学，就差没说你属于“故事会”那个层次了。当然，后来，再也没有纯文学作家这么说了，估计也不好意思这么说了。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演奏家，在幕后拉小提琴，满座疯狂地喝彩。等到帷幕拉开，人们才发现他用的“名琴”居然是一只绷着几根弦线的皮鞋！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演奏的能力才重要，名琴不名琴的倒在其次。
从文本方面来看，我小时候，最流行的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这是我们“60后”的童年记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此展开。
相隔不久，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于《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冲破了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重新评价人道主义唤回人性尊严。到了1978年—1980年，为伤痕文学流行阶段。当时的青年言必“萨特”。萨特在《禁闭》的剧本中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鲜明地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
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伤痕文学”已经在文坛上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并迅速成为文化现象和潮流。以北岛、江河、顾城、舒婷为代表的诗人，其风头不亚于今天的“马云们”，成为一代青年偶像。很快大家又开始反思存在主义。1980年4月，北京两位化名“潘晓”的青工，在迷惘、悲观、怀疑中写信给《中国青年》杂志，“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该杂志以《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为标题发表，迅速引发了一场持续8个月之久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1980年4月，清华大学化工工程系77级二班的同学率先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随后“自我设计，立志成材”等口号成为众多青年的呐喊。
1981年—1985年：流行的文本追问到追寻文学。在这个阶段，要求“重估一切价值”非理性主义思潮流行，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意志生命和生命哲学，特别是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风靡一时。到了1983年，《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籍流行，未来主义思潮迅速传播。创业、跳槽、辞职、下海，热浪滚滚。
1985年以后，改革向纵深发展。“尼采热”、“实用主义热”等哲学思潮，其热度超过此前的“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也开始涌入。所谓后现代主义，其核心是对现代性本身，以及孕育、支撑现代性的思想观念进行质疑和攻击，对主流文化、启蒙等所谓“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进行解构。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以一曲《一无所有》，唱尽了一代人心中的失落与悲凉，憧憬与焦虑，而后，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再次“刷爆朋友圈”。和崔健一样火的，是作家王朔。很多人从王朔的《玩主》里面寻找宣泄的激情。接下来，流行的文学开始跳舞、经商、谈恋爱、谈出国。
上世纪90年代初，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9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最流行的一首歌是《我想有个家》。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很多人被“我想有个家”的感性唱词所打动。“归家意识”也成了流行的文本。
1992年1月，上海一位化名“梅晓”的大学生写信给上海《青年报》，就“我该怎样选择生活”提出困惑。这封来信表达了自我选择生活的新困惑：“现代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撒旦，因为这太卑鄙。有没有既不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快乐的道路可走？”《青年报》就此发起人生观问题的讨论。这个时候的流行文本，转向实用主义。从浮躁走向务实，从冲动走向理性，从坐而论道到了“人怎样活得更好”，似乎更加注重世俗实在的内容。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从夸夸其谈、好高骛远转向积极实干。大家开始将那些文化思潮的书、哲学思潮的书先放一边，捧读经济管理、公共关系、外贸商务，琢磨哈默、松下幸之助等实业巨子是如何发迹的。
1994年前后，“招聘”、“直销”、“特价转让”、“跳楼大甩卖”等广告遍布大街小巷，“实用”成了标准，文学的文本开始流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就连谈恋爱，也懒得浪漫了，那太浪费时间，只要现在拥有，何必在乎天长地久？“交往——恋爱——结婚”太麻烦，“爱情三部曲”甚至被换了一步到位。恋爱的好处，首先不是浪漫，而是“解决临时困难”，或者获得实际经验。对于女生来说，象牙塔里的学者，其身价也无法和外企高管相提并论。90年代中后期，有智之士开始反思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西方文化的影响，冷静地看待异质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人类的希望在中国》成为很多人热捧的书。 如今，一篇报道、一篇小说、一部电影甚至是一封读者来信，引发全国大讨论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一样，过去了。这样的时代永远不会再来了，也没必要再来。
索尔仁尼琴，他在被流放多年之后回到城市，在地上随手捡起一张破碎的报纸，上面有一则消息：一个老朋友去世了。再看看报纸的日期，是十多年前的。他居然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不知道”，对自己这十多年的生活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一篇文章也好，一篇报道也好，媒体刊登的新闻资讯，深度也好，浅度也罢，知道不知道对于你的生活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不像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2）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章气质。
大家都熟悉朱自清的文本。朱自清入選中学语文教材的散文《背影》，一篇只有1500字的短文，记述一件极平常的小事：父亲送站时为儿子买橘子。层层递进，写出了父子情深，感动了一代代读者。很少有人知道，《背影》背后另有故事。朱自清大学毕业回扬州八中当老师，每月把一半薪水交与父亲，想不到父亲竟通过私人关系去向校长领取儿子的薪水，朱自清觉得很失颜面，一气之下，北上谋职。父子失和。忽一日，接到父亲来信，说身体亮起红灯，“大势之去不远矣”。朱自清顿时泪奔，忆起往昔那个“戴黑色小帽，穿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的父亲，含泪写下《背影》。
我上学时，社会上最推崇的是杨朔的散文文本。嗯，那个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作文，言必称杨朔。记得有个语文老师给我们讲作文强化训练，专讲杨朔的《雪浪花》，说“指挥棒一跳一个巨浪，一甩一个浪花”这一句是神来之笔。好到无法形容啊。尤其是“浪花咬礁石”，一个“咬”字，简直绝了。
杨朔的散文文本“形散神不散”，开头如何兴起，结尾如何卒章显志，中间如何起承转合；再讲中心思想，外加如何“升华”主题，小事件里面一定有大觉悟。
反正，当时我们写作文的偶像就是杨朔们。照着这样的路子写，准能得高分。
后来，我将杨朔们的写作模仿得相当得心应手，无论什么题目，比方说，考试题目是《我的语文老师》吧，动笔之前，先预设主题：往“高大上”靠就对了。主题定了，下面就是结构了。《我的语文老师》，你没看错，就是语文老师，这题目怎么写呢？哎，有了。你不能讨厌老师包括语文老师，对吗？得说好。
好办。欲说好，先故意说坏，这叫铺垫，叫“文似看山不喜平”，有波折才是好文章。一开始，我写作文颇费思量，那个“作”啊，简直抓耳挠腮。作文，作文，不“作”不成“文”嘛。折磨人啊。语文老师对我实在苛刻，我怕他。他对我一点也不热情。后来，通过一个什么事情，转变了。我开始喜欢这位老师，“作文”也不“作”了。写顺手了。觉得写作文嘛，是天下最容易的事。
再比如说，如果考试题目是《当我走进某某学校的校门》。一看这题目，要求写进某某学校的心情。预设当然是“高大上”的神圣感、牛X的自豪感，如何油然而生，诸如此类。不巧把校徽丢了。校徽啊，不是钥匙，不是衣服，那是校徽——象征着什么，知道么？象征该学校的精神，必须找到。后来，终于找着了，失而复得的不是校徽，是精神，是责任。你看，我这么写，显得多么有“觉悟”。老师不给高分，都没有道理。
一边起承转合，一边无限上纲。小题大做，往立意上靠，拔高主题，最后，结尾呼应开头，或者颇有哲理的总结。一篇好文章，大功告成。这都得感谢杨朔们的文本。
过去我们习惯的好文章，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立意要高。苏辙在批评宋仁宗的策论中说：“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策论，古代的科举，勉强可以比喻成今天的高考作文题（或者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
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章气质，而不同时代的文章，又深刻地勾勒了时代的面孔。这就是文本。比如，六朝文章喜好奢华，与其偏安江南不无关系；比如，盛唐文章气象万千，雄浑大气，则反映了唐人的自信；比如，明清科举爱八股，则是政治高度集权，要求人人“守规矩”的重要表现……
前段时间，应邀给小学生讲《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
大家知道，民办校小升初测评，对家长来说那是天大的事。有媒体温馨提醒，带孩子参加考试的亲，这些东西要带好：文具、雨伞、药品、外套。孩子去考试，这些需准备：1.评价证（或者准考证等入场证件）。2.文具：黑色或蓝色水笔两支、2B铅笔（虽然不一定用得着但带上吧）、橡皮、削笔机、全套尺子、圆规、手表（指针的）等。3.生活物品：雨伞、毛巾、纸巾、水、薄外套。 4.常用药：阿司匹林用于治感冒、头痛，黄连素治腹泻，十滴水防中暑。还需要提醒的是，戴眼镜的孩子最好不要戴隐形眼镜，答题时最好不用修正液、修正带，在一张卷子上尽量不要出现两色字迹。对于评价地点比较陌生的家长，要提前去熟悉路况，规划好路线。为防止堵车或车坏了等意外情况，家长最好带着孩子提前出门，比如提前一个小时到达评价点，让孩子平静地参加考试。
温馨提醒，真的温馨，无微不至啊。
在小升初到来之前，我来给各种同学讲讲如何写好作文，这段时间同学的时间紧张，我就只说实用的，只讲“干货”。
写文章就像做菜一样，文字一定要好（这个好有两个意思：字迹好看，句子通顺、优美），分段也要清晰，这是给人家看的，是‘色’；内容如果也能写好了，那就是‘味’也达标了。最后，做出来的菜，才会好吃！
对于考试或者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首先要学会审题，不能跑题。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作文题，题目首先介绍了一名叫王琼的同学的故事，然后说：“在你周围也会有王琼那样既有长处、也有缺点的同学，请你以《我最了解她（他）》为题，把她（他）写出来。”要求：1.要适当穿插一些抒情和议论。2. 不少于400字。 如果你写父母、老师，那属于严重跑题；如果你只写该同学的优点，未写缺点，那属于基本跑题；如果你没写出“了解”（与我的关系），那属于一般跑题；如果你没有抒情和议论、而且用第三人称写，那属于“马大哈”式的跑题。
前年海南省中考作文材料是：介绍航天员刘洋的成长故事。
这是个材料作文，学生们能很快就知道是让写“坚持”为主题的。这类主题的作文，写起来应该不难。
另外一个中考作文是续写，说面对初三繁重的课业压力自己的打算之类。
此作文题目贴近社会生活，像坚持、梦想、成功等这类材料的主题作文学生们都较为熟悉，大部分的学生都能清晰地把握作文的主题，写作也有很大发挥空间。
去年厦门中考，语文试卷主打“感情牌”。不管是阅读题中的“母爱”、综合题的“清明节”，还是作文题的“温度”等元素，都走温馨路线。
有些地方的中考作文题，仍沿袭往年的出题模式：一道话题作文，一道半命题作文，二选一。具体题目是：1.以“温度”为话题；2.以《在你身边，我____》为题，5百字，体裁自选（诗歌除外）。
第一选题构思难度稍大。第二选题则有很多素材可以引用。
从考生的反映来看，多数考生选择以《在你身边，我____》为题进行写作，他们认为这道题相对比较好写。比如《在你身边，我很幸福》《在你身边，我懂得了珍惜》《在你身边，我不再害怕》等，这几个题目，“幸福”、“珍惜”、“害怕”都是关键词，可以通过写自己的生活故事来表现主题，比如可以表现亲情、友情、同学情、师生情等等。
也有一些老师认为，这道题比较容易“套题”，学生以前写过的很多作文都可以往里面引，这将使得很多学生都能把作文写得饱满。
与半命题作文相比，话题作文“温度”遭到许多学生的冷落。有语文老师认为，这道题比较难把握。
其他题目，比如《这次失败给我的启示》《失败给我的启示》《我的一次失败》《吃一堑，长一智》；《一件小事》《一件新鲜事》《同年趣事》《校园新曲》；《在雷锋精神的鼓舞下》《路标》等等，这类作文，题目拟定一要贴切，恰如其分，做到“题不跑文”；二要简洁概括；三要通俗易懂；四要清新不俗；五要富有吸引力，令人难忘。
有这么一件事：由于“我”的过失，使外公心爱的一只漂亮小鸟飞走了，但“我”却不敢承认自己是“肇事者”，情急之下把责任推给年幼的弟弟，弟弟却为了“我”不愿将实情说出。结果是“我”痛感到自己的自私和渺小，流下了伤心、懊悔而真诚的泪水。有道作文题，要求首先你根据上述情节，想出一篇作文的主要内容，然后给它起出3个题目，从中选一个最好的。
这很考验学生的想象力。想象力对于写作很重要。有丰富想象力的孩子，作文会不差。
孩子们一写苹果是红彤彤的苹果，如果我们稍加观察，我们会发现苹果的红是一个渐变的，他有深红，有淡红，也有青，有绿。苹果并不是只有一种颜色。
有个孩子，写作文，写我的妈妈，但是这个孩子从小没有见过妈妈。他写了一个想象中的妈妈，结果写得非常感人。
所谓的文章，文是文才，是修飾。章是章法，是条例，是结构。这个章法，思路结构是有推理的。比如说写一篇作文《我的爸爸》。你要想想：我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下面要写我的爸爸有什么样的特性。我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特性，所以我喜欢我的爸爸，是推理出来的，是推导出来的，是有脉络的，包括我们说散文要“形散而神不散”，这个一定是有线路和条例的，这个就是逻辑性思维。
这就是说，写作文要讲究方法。讲究方法可以事半功倍。快速写作的技巧比如快速审题、快速立意、快速谋篇布局、快速写作、快速修改等，都要学会总结，这样才能快速应付写作中随时出现的“卡壳”现象，比如跑题、言之无物，结构松散、混乱，词不达意，字不会写等毛病的纠正和意外情况的应付办法。
比方说，有个考试题目《经验与勇气》。命题先给出一段材料：一位商人得到一块价值不菲的宝石，却发现宝石上有一条裂缝。如果能从裂缝处切开，就能得到两块完美的宝石。
当地许多富有经验的老工匠都不敢去切割这样一块昂贵的宝石。这时，一位年轻工匠勇敢地站了出来，并且完美地切割出两块宝石。年轻工匠的师傅感慨地说，有些时候不仅需要足够的经验，更需要抛却许多顾虑的勇气。
考生根据材料，自拟题目，进行写作。
这道作文题，它重在启发学生思考：经验与勇气是人的两大财富，但人生的旅途中要把握好经验与勇气两者的关系，人才能走向成功。
立意时，要看到材料的叙事结果，然后由果溯因：钻石之所以能顺利切割成功，一是经验，二是勇气，三是没有与问题杂陈在一起的“价值”的牵绊，即顾虑。要留意材料中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勇气；第二个关键词是经验；第三个关键词是价值或顾虑。
材料命意的重点在最后一段，把握住“年轻工匠师傅”的所言即可。考生写作要紧扣第一个关键词展开，如果能让第二个关键词与第三个关键词来帮衬，则最好，即“要有经验更要有勇气”、“勇气要有经验做保障，才会成功”。
作文想拿高分，须注意三点：一是卷面整洁，书写工整，这关系到阅卷老师给的印象分；二是文采，语言要有亮点；三是结构，开头结尾明确点题，前后呼应，有画龙点睛之笔。
好文章，一定有真情实感。鲁迅先生谈到“作文秘诀”时说，作文应该“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从小学开始，教师就要求学生写“有意义”的作文，在“意义”的指导下，才能拿到高分。到了中学，讴歌在苦难中成长的作文，成了高分的宠儿，于是，每次就会出现一大堆父母双亡、自己坚强学习奋斗的作文。至于这是不是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并不重要，能得高分才是王道。
曾有中考阅卷老师谈高分秘笈时说，1996年上海中考命题作文是《变了》，一个考生写他爸爸原本和蔼、积极，突逢国企改制而下岗，从此消沉，沉迷于麻将，疏远家人。考生感叹：“爸爸真是变了！”老师点评，文是好文，但“太负面”，不给高分；如果改写成他爸爸以前在国企里混日子，下岗后奋发图强，自主创业，那就能拿高分了。 好作文的立意，要有一颗健康快乐不脆弱的心。讲故事，最好是励志点的故事，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有位美国医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刚成为医生时，碰到一位身患白血病的小朋友，他对妈妈说：妈妈，谢谢你送我到人世来，非常遗憾，我不能继续得到你的爱，更无法让你开心，我走后，你要好好生活。这位医生被震撼了，他感到一生要做的是努力、努力、再努力，拯救更多生命。30多年后，他成为世界著名的儿童白血病专家。这个故事很感人，因为故事中流露的是健康的心态，激发人上进的心。
在民间征文比赛中，不妨以另类文体博出彩，但考场作文，最好不要刻意去标新立异，稳妥为上。有一考生用文言文来写“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但评卷老师称，不鼓励、不提倡这种作法，因为，高考作文务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作文如何得高分？《广州日报》记者曾经采访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担任广东高考语文评卷组组长多年的邹寿元，报道的标题叫《高考语文评卷组组长教你如何写好高考作文》（见2015年5月28日《广州日报》）
报道引用邹寿元的话说，尽可能使用鲜活的论据，古今中外的论据太多了，比如屈原、陶渊明等用得太多，外国的像爱迪生、牛顿，能不用就不用，最好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作文占分比极高，考生普遍关心作文如何写好，不要无谓丢分。审题是第一关，也是解决方向路线问题，尤其重要，“审错题意味着得分低，解决好审题问题是写好作文的关键所在。”邹寿元说，拟题有规律和要求，首先要准确，其次要简洁，第三才是有新意。“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如果是一个好的标题，更能吸引评卷老师的注意，会有好的印象。”他强调“扣题意识”，开头、中间和结尾都要扣题，有些考生扣题意识不强，文章跟题意若即若离，容易失分。他还介绍了面对作文题目的“工序”：看到题目，首先要弄清楚题目的意思，然后选角度，确定中心，接着是选材，然后是谋篇布局，语言表达。所谓的思路就是谋篇布局，要先完成前面的几道工序。有亮點的文章是深刻、丰富、有文采、有新意。这几点不要求全面做到，只要有一点就可以认定为有亮点。作文要想得高分，必须有亮点。否则只是平庸作文，最多40分左右，无法上到一等文。
文章如何有新意？邹寿元说，见解观点要新颖，但要以切合题意为前提；其次，角度新颖，同样的材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说；此外，材料鲜活，构思新颖，表达新颖等。邹寿元提醒，一般来说写作文不要少于40分钟，40—50分钟比较合适。关于整张卷的答题时间安排，有些考生可能古诗文阅读花比较多时间，有些可能是现代文阅读花很多时间。如果考试马上结束，作文还没写完怎么办？“赶紧结束，用结束的话语！”
议论类文章开头，一般先概括材料内容，接着作初步的分析，然后提出中心论点。或用散文写法，先讲一个故事，或引用名言名句开头。
邹寿元说，议论文要使文章深刻，从实到虚，不要紧紧揪住表面来说，要深入到本质，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其次，探究背景，使文章显得有深度，比如中学生乱涂校服，应引申为大环境社会上某些青少年盲目追求个性和自由。此外，体现哲理，逐层深入，正反对比论证等都可以使文章有深度。
（3）什么才叫“有趣”的文本？
杨朔们的散文文本，对我影响很大，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我以后的评论员文章。
我做过10多年的报社评论员。具体写了多少篇评论员文章，我都记不清了。外面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评论员多么有水平，逻辑多么严密，多么有深度，如何如何。其实未必。
写到最后，都成套路了。“总、分、总”，这结构起码稳妥吧。所谓“总、分、总”，就是一上来，先亮明观点，接下来，就是往里面添料了。用各种论据论证你的观点。最后，展望或者呼应。这文章就成了。如果再用点排比句、引用点古典诗词，也算得上有文采、有气势了。
当然，也不能每次都是老三段、“总、分、总”，对吧？经常需要变换一下，比如，开头先讲一件身边的事，然后貌似自然地引出观点或者困惑，接着再“总、分、总”。或者干脆打破“总、分、总”，自然流畅地摆事实、讲道理、说故事。
我的意思是说，结构上不难。难的是什么呢？是评论员文章的文体。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学者都明白，领导讲话，包括整个官场话语，其实是有体系的，有一个看不见却存在的文本，你写的评论员文章必须得和这个话语体系“保持一致”，不能有你个人化的“自选动作”或者独立的思考，必须和谐，必须“步调一致”，这个其实是真正的功夫。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这么说，有点抽象是吧。我举个例子吧。有一次，一个同事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图解领导讲话，讲到一家比较好的企业，他用了“巨无霸”这样的字眼，意思是只要企业这样做，就有望成为业内的“巨无霸”。后来，总编辑看了，把他叫过去，说，你怎么能这样表达？我给你改了一下。同事看了，心想：没改呀，还是我的意思呀。没错，意思没变，只是，表达方式变了，把“巨无霸”改为“龙头企业”。嗯，这个就是功夫！“巨无霸”的表达有点个性，“龙头企业”就是常用的文件表达。
这就是评论员文章的文本。
同样道理，体制内的作家也有自己的文本，和网络作家不同的文本。我们看那些作家协会作家的文体，喜欢用“最近和XX一起去XX地采风”“参加某某的作品研讨会”等等。这样的开头，基本就是“作家装”必备。其实，也不光是作家啦，名企业、名校也都用“名企装”“名校装”。最近有个网络流行词，叫“名校装”。网友发现，身边有人到世界名校留学，整个人说话的口气和腔调都变了，特别有优越感。以前微信朋友圈都是晒吃、晒旅游，现在呢，发朋友圈的话，三句不离学校，像什么“作为一名××大学的学生，我来回答一下关于减肥的问题”啦，还有“我们××大学的人都挺好的，不会做出这种劈腿的事！”等等。减肥和名校有关系么？这种显摆行为，被网友们称为“名校装”。
接下来，说说王小波的文本。 读王小波，为什么感觉他的文本不“主流”、和一般作家的文本不一样？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不是体制内的作家。王小波的文本和职业作家的文学话语体系不太一样。所以，专业作家刘心武称王小波为“文坛外的高手”。
王小波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是思维的精英。他身上富有传奇色彩，做过民办教师、插过队、当过工人、大学老师，“因为发现写小说也可赚到钱”，所以辞职在家写作。
形容王小波，用“有趣”二字也可。他是个“有趣”的人，写了一些“有趣”的文字，创造了不少“有趣”的文学形象。网上称他是“目前中国最富创造性的作家”、“智慧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所结晶出来的天才”。
最传奇的是，他于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在网上写博客，当时大部分国人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要知道一直到2005年中国才开始兴起博客中国、新浪博客呀。他还利用闲暇时间自学了计算机编程，可谓中国第一代程序员，是中国互联网的先行者。他在1993年3月份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终于下决心买了一台286，这些日子在改造软件，作了不少汇编工作。现在终于完全成功，我的软件现在可以编辑400K长的文件，可以把一部长篇小说全部调到内存里编写了。”1997年，45岁的王小波去世。死因是心肌梗死。这一年，也是中国的互联网元年。
1997这一年，联想超越IBM成为中国个人电脑市场霸主，张朝阳创办了搜狐前身爱特信网站，丁磊在广州创办网易，马化腾还蛰伏在深圳电信，马云还在思考中国黄页的出路，李彦宏还在加州的院子里种菜养花。
王小波为什么逝世20年依然得到大众的瞩目？《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导演程耳为什么说“小波的作品抵御了时间”？我想，用近乎零度客观地视角来看，一半是因为“文学烈士”的经历，一半是作品本身的魅力。和海子一样，王小波成为文学祭坛上的神，其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否则，他的粉丝不干。
如今，只要看到互联网巨头的疲態，看到社交媒体上的那些无聊的信息，以及无处不在的碎片化阅读，我就觉得自己必须得和“手机”进行一次严肃的谈判了。
苏珊·桑塔格在《纽约书评》上写过一篇文章叫《西蒙娜·薇依》，文中说：“我们所敬畏的真理是那些与痛苦经验紧密相关的事实。我们衡量真理的标准则根据其受难的程度——而不是以作家文本是否符合真理为判断依据。真理与烈士被画上了等号。”
接下来，再说说香港武侠小说大家黄易的文本。
今年4月5日，黄易去世，享年65岁，海外武侠小说家金梁古温黄再少一人。
台湾的张大春认为金庸等于一个黑洞，任何靠近的物体都要化为乌有，但黄易的新武侠小说是个例外。
黄易原名黄祖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专攻中国传统绘画，曾获“翁灵宇艺术奖”；在香港一所中学教了一年半的书，后到香港艺术馆工作了10年。黄易喜欢科幻，读过倪匡的科幻小说，曾拜师学习星相学。他在1991年成立黄易出版社，编辑就是他太太。生活中，黄易深居简出，与外界联络很少。
起点中文网当红的写手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猫腻等，都承认受到了黄易影响和启发。黄易对网络文学的影响太大了。美国小伙凯文·卡扎德读了半年中国网络小说后，成功地戒掉了毒瘾。凯文·卡扎德所阅读的玄幻小说，正是由黄易首创。
有个网络作家，网名叫寒川子，写了一套书，名叫《鬼谷子的局》，这套书连续出版了6本。最近有个朋友约我聊天，他说有人投两个亿给寒川子拍影视剧。换句话说，寒川子成了大IP。我这个朋友想辞去大学老师的公职，去给寒川子当经纪人。问我的意见。我说，第一，“两个亿”的确是个诱惑，心动很正常，不心动才怪哩。但是，这个消息是否可靠，是哪里报道的，是否权威，这还有待于确认核实。娱乐圈的报道真真假假，票房、流量、融资、投资，这些数据，你怎么核实是真还是假？就像淘宝的刷单一样，你说刷了，人家说没刷，你也不好核实。这个东西吧，别说是你，一般人一听说“两个亿”，尤其是对一个作家来说，那肯定吸引眼球啊，人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互联网+，什么意思？首先就是互联网思维。养毛出在狗身上，而猪却死了，这个就是互联网经济。有些事情，你一门心思，想红，结果反而平淡；你没有想到的，反而红了，红得莫名其妙。
那么，话说回来，寒川子《鬼谷子的局》该怎么归类呢？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书畅销与否。姑且相信报道说的“畅销”吧，鬼谷子是什么人？讲权术讲阴谋的人。你觉得现在来讲权术这套东西，是正能量吗？真的好吗？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一个炒作呢？现在做微信公众号，要想有影响力，其实也不难，就是三部曲：第一步，吸粉（耸人听闻，夸大其词，或者花钱找专业人员买粉。“投两个亿给他拍影视剧”就是一种吸粉手段）；第二步，绞尽脑汁打造一篇10万+的爆款文；第三步，炒作负面新闻。总之，一切都是套路。“老司机”都懂的。
你想过没有？鬼谷子是不是太阴了？讲这样的故事是正能量吗？汉语有一个词叫“三教九流”，“三教”我们知道儒、释、道这三家，“九流”比“三教”感觉要低一些，“九流”之中有一派叫做“纵横家”。鬼谷子就是纵横家的鼻祖。
战国时期，所谓的“纵横家”，基本上就是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张仪两个人，一个搞“合纵”，一个搞“连横”，都是一种“术”。纵横术，也名钩距之术，又名长短术。纵横术不是什么理想，也不是什么主义，只是讲现实的利害关系。苏秦、张仪当时的动机，也主要以自己个人的功名富贵为出发点。战国太乱，道德仁义发挥不了作用，没人接受，国君对于道德仁义根本不重视，看的只是利害关系。比苏秦、张仪两个人早一点的孟子，到处讲仁义，到处碰壁，苏秦、张仪讲的那套实用的“术”就有市场，有国王用，两个人都很吃香，他们将战国末期各诸侯玩弄于股掌之中。司马迁对他们二人的评价是：“此两人真倾危之士！” 孔子、孟子对于苏秦、张仪的这一套“术”的东西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但不愿这么做，“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这是孔子、孟子的伟大之处。权术这套东西，不讲基本的德性，只是讨好当时的国君，然后从国君那里得到个人的富贵、荣耀。 张仪的本事就是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国，然后赢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舌头在，希望就在。《史记》里有韩非子的传记。韩非子再三提到两个字——“说难”，他的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说话最难，尤其借说话来沟通政治上的思想，那就更困难了。《张良传》中有句话：“以三寸舌为王者师”。靠吹牛吃饭，舌头当然最重要。从古到今，吹牛又不犯法。
《鬼谷子》一书讲述了完整的智谋策略学，它一反老子《道德经》“言简意赅”的格言体写作，而着重于辩证法和方法论，是一本讲究实用、救亡图存的罕世奇书。作者到底是谁，还是一个谜。有说是其后学者根据其言论整理而成的，有说作者是他的学生苏秦托名鬼谷子写的，也有人说是鬼谷子自己写的。
《鬼谷子》中很重视“辞说”，他给学生的毕业考试题目，就是要当场考学生的辞说能力。“辞说”，就是说话，就是说服对方，让对方听你的话就达到目的了。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说话确实是一门大学问。鬼谷子重点传授的就是这门学问。
该怎么说话，鬼谷子说：“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意思是说，和高尚正直的人说话，就得把话说得有正气感。和卑鄙的小人说话，你就得讲那些龌龊的话。用卑下的话来笼络小人，用高大漂亮的话来结交大人。用这方法说话，到啥地方，都管用。这一招，你可以用来说服人，可以用来说服家，可以用来说服国，更可以用来说服天下。
听完我讲的鬼谷子，那个学者朋友犹豫了，打消了为寒川子当经纪人的念头。
3.“网红”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模式”
从“天王嫂”到Papi酱，舆论场里的“网红”现象经常发生，只是呈现方式不同。这些年，我们见过的“网红”太多了。红得非常快，消失得也非常快。大浪淘沙，鱼龙混杂。眼见其“起高楼”，眼见其“楼塌了”，犹如美丽的泡沫。
在“互联网新商业模式”下，继“粉丝经济”、“注意力经济”之后，又有了“网红经济”。
“网红”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模式”。
在自媒体这个平台上，“10万+”的文章多了去了。比如咪蒙，号称篇篇都是“100万+”，我也订阅了她的微信公从号。以前还经常看看，现在我基本不看了，都是套路化的东西，先讲办公室或者身边的一个故事，然后，用“反鸡汤”文来做微“鸡汤”，貌似义愤填膺，实际上成了“义愤填娱”，甚至是“义愤填愚”。无非是骂一通过过嘴瘾，《贱货，我为什么要帮你》，这类文章，1千字已经太长，7百字，配图，够了。碎片化嘛，一定不能长，不能让读者老爷累着。以前有“口水歌”，现在则是“口水文章”。我给它起了名字，叫IP文。从IP剧衍生而来。
IP剧总出幺蛾子。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IP跨界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郎劲松教授说：“由于IP概念和IP意识在国内形成时间较短，IP同质化、抄袭、炒作严重、资本盲目投入等一系列泛IP化问题正在显现，IP热后该有些冷思考了。”
一阵风的IP热现在已经降温了。即使《盗墓笔记》和《鬼吹灯》这样的大IP，也不过都是些粗制滥造的特效五毛剧，而且版权纠纷就没有断过。
歌德说：“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路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路径。”自媒体那些所谓的大咖，即使篇篇都是“10万+”，又能怎么样呢？和艺术没有半毛钱关系。写出来的都是什么文章呢？大家看了也就忘了。
李红笛在2017年04月14日 《检察日报》上撰文《文章一大抄，作茧自缚怎么好》，文中评论说：自媒体竞争日趋激烈，如何稳定保持“10万+”的点击量让自媒体人操碎了心。据报道，很多自媒体号由专业的做号者把持，他们通过直接抄袭、拼凑洗稿、巧立标题等方式低成本地制造所谓爆款文。做号者劣币驱逐良币，低质量的内容充斥各个自媒体平台，看似欣欣向荣，实则缺乏增量，严重恶化了自媒体业界生态。
由于传播方式和受众群体不同，不同平台的自媒体都有自己的风格。“微博体”“知乎体”等应运而生。自媒体蹭热点本无可厚非，但点开微信公众号，常常看到某一天所有公众号都在发同一篇文章，传播同一种观点。今天是“这样的女人不能要”，明天是“這样的女人谁不要”，今天都说“不给你花钱的男人不爱你”，明天又都说“给你花钱就能证明爱情吗？”看起来好像是百家争鸣奇花异彩，稍有阅读经验的读者就能感觉到很多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都出自同一人（团队）之手。这类垃圾文学若说有多大危害也未必，但就像一大盆水倒进了一小杯好酒，冲淡了文学本应有的清香和厚重。长此以往，自媒体是没有未来的。
这个时候，出来一个余秀华，无疑对自媒体是一种积极的拯救。如果余秀华是个文学天才的话，那么，发现余秀华的编辑也是天才。
4. 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当然，从中医角度来看，热，肯定不正常。如果是跟风导致的热，那可能是风热感冒了。风热感冒是风热之邪犯表、肺气失和所致，表现为发热重、微恶风、有汗、咽喉红肿疼痛、咳嗽、痰黏或黄、鼻塞黄涕、舌尖边红、舌苔薄白微黄，治法应以辛凉解表为主。哲学意义就是要“不跟风，不盲从”，有所为有所不为。朱清时当大学校长时有一句名言：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
什么叫开方？我的老师说，这个方就是方向。南方热，北方寒。一个人体内有热，你怎么办？刘力红在那本《思考中医》里面说：你把北方寒冷气候给他“搬”过来，让他处在北方，他还热么？怎么搬？你只能给他人为地造一个北方的寒。哪些药能祛热，就给你用哪些药。但你不能伤了人家的胃气，不能伤了人家的津液。一个人体内有寒？怎么办？你把南方炎热气候给他“搬”过来，让他处在南方，他还寒冷么？
同样道理，一个人体内有湿，你就把西北的气候“搬”到他的体内。西北燥嘛。肝气是上升的，肺气也是上升的，胃气一定是下降的，肾气也是下降的。心呢，心是造血的。心是君主之官，不能动的，动了心，那病就严重了，危险了，所以心外面有个心包在保护着。 现在的问题是文化上的“跟风热”。什么热了，就去凑热闹。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在塞林格的小说《麦田守望者》中，叛逆的主人公霍尔顿无法接受父母的安排，落得个第四次被开除的结局。离开学校后，他在繁华的纽约市漫无目的地游荡。他想去過一种简单而平静的生活，他向往东方的精神价值观，希望生活在“出世”的境界中。他的理想是，悬崖边上有一块大麦田，他站在悬崖边上，“……要是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做个守望者，专门捕抓往悬崖边乱跑的小孩，防止他们掉下悬崖。
很显然，塞林格对西方文化提出了自己的反思，甚至是抗议。在小说的结尾，霍尔顿没有实现理想，却去了精神病院。在悬崖边麦田里“玩耍”的孩子，自然的清新，童真的快活，悬崖下是无止境的物欲，被“过分开放”和“过分浮躁”的心态充盈着，可那个守望者在哪里呢？这是塞林格的困惑，谁又说不是我们的困惑呢？
孔子的学问，那个时代也不被人理解和接受，5百年之后才发现其价值。寂寞了5百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高度赞扬了孔子。经过5百年，孔子才走红了。等到有一天，你的学问终于被认可，“有朋自远方来”了，那当然欣慰了。总算遇到知己了嘛。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个过程，不能急，要学会等待。
生活需要等待。我记得水沫讲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年轻人与女朋友约会。因为来得太早，但他又不喜欢等待，所以长吁短叹。突然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天使。天使送给他一样东西，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逃过所有的等待时间。年轻人马上按了一下按钮，女朋友立即出现在他面前。要是现在马上结婚就好了，于是他又按了一个按钮，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隆重的婚礼现场，他和女朋友走上红地毯。要是现在我们就有了孩子，多好啊！于是，他的想法又实现了。他心中的愿望不断地超前实现。一时之间，妻子、孩子、房子、事业都有了，可是，看看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他一直追求快点实现自己的愿望，很多东西都没有享受就已经过去了。这时，他才明白，在生命中，即使等待，也有很大的意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学问的过程就是等待，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也不要着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做学问的人寂寞一辈子，一辈子寂寂无名，没出过什么专著，也没上过什么电视，一辈子没有人了解你，你也“不愠”。愠，就是愤怒，不愠，就是一点也不懊恼，不愤怒，不抱怨，不怨天不尤人。一个学问很高的人，一个在业内异常有名的人，要坦然自若地面对“人不知”，永远谦虚谨慎，永远不抱怨，永远有颗平常心。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他的内心也很寂寞，所以他说：“知我者，其天乎！”众生理解不了，还有天呢，是不是？这就是君子。
这三句话，就讲出了《论语》的全部精神：人与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这就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解决的就是三个问题：人与心，人与人，人与天（即人与自然），只有三者都和谐了，才能够“不愠”，才能够得意不忘形，失意了也不忘形，随遇而安，随时而安。
“围观时代”嘛，今天热衷于围观打架，明天热衷于围观弱者的“痛点”，正常啊。
但热点终会过去。生活依旧平常。
也许，一阵风之后，大家各忙各的，或去追逐下一个“热点”了。希望人们在清扫剩下一地鸡毛和残羹冷炙时，别忘记了梦想与思考。
一般人只看到了蝴蝶的美丽，浪漫时喜欢到田野捉蝴蝶，对毛毛虫却避之惟恐不及。更有浪漫者，把蛹看成现实，把蝴蝶看作情怀。
殊不知，蝴蝶的本来面目，就是一只毛毛虫。只不过，肉眼凡胎、世俗之人充其量只能看到毛毛虫这个层次，智者才能看到蝴蝶这个层面。
毛毛虫经历风吹雨打，需要蜕皮若干次，才蜕变成蛹。蛹再蜕一次皮，方能长出翅膀、破茧化蝶。对于六足四翅的昆虫来说，两次蜕变，是它们成长的必经阶段或者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生命的一种提升。
对于蛹来说，必须历经挣扎之阵痛，方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从而破茧化蝶。也许，“余秀华们”就是那破茧而出的“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