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记述了许多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名士故事，寥寥数语，区区小事，就把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近读黄苗子老先生的《世说新篇》一书，果然是“世说”的“新篇”—在老先生笔下，寥寥几百言，一个人物便跃然纸上了。
　　作者说：“老汉一生却是遇的好人多，坏人少。结识的师友……绝大多数都是有趣的人、有性格的人、有天分和有文采的人，都是好人、奇人、‘酷’人、‘绝’人。”在这些好、奇、酷、绝之人中，有开创中国铁路交通事业、创办交通银行、交通大学的叶恭绰，有书法大家沈尹默、邓尔雅；有疾病缠身却幽默照旧的启功，有一代装饰绘画大师张光宇，有爱开玩笑、随时可以入戏的老表演艺术家石挥，有在南京夫子庙没办法吃踏实饭的侯宝林……
　　掩卷闭目静思，这些人物渐渐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形象—在积贫积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就是一粒粒的种子，永远把根扎在祖国的土地里，不管是石缝还是盐碱滩，只要有那么一点机会，就会发芽、长大，长成小苗，长成小树，一点一点长成参天大树。
　　王世襄先生，先错当反革命入狱，不明不白放出来，后又错划为右派。然而，他发奋研究明式家具、《髹饰录》等，今日方有《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等力著可观，并且让一批仿古家具商发了财。
　　叶浅予先生，“文革”中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但他写画“十年荒唐梦”，除了对“四人帮”等的愤怒与谴责外，却看不到一点自悲自怨。
　　黄永玉先生是著名画家，如果不看此书，还不知他编过报纸、画过漫画、写过电影剧本。他的一张画—一眼开一眼闭的猫头鹰，在“文革”中被列为黑画展的榜首。然而他发现郊外的一处荷塘后，就只顾在那里画他的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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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先生笔下的这批知识分子，应该是喜怒哀乐皆备，与常人没什么不同。可我们还是会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一般人不太容易具备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淡定的态度。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句，是形容“古仁人之心”的，但对这些仁人似乎不全适用，他们“常以物喜”—在研究探索过程中，面对新发现的“物”，常常喜不自禁。
　　沈从文先生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大家。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转而研究中国服装史，这时资料卡片被人丢进垃圾箱、30万字的手稿丢失。对于学者说，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事了，但他 “居然勇气百倍地重新写出一本来”！当他拿着刚刚发现的出土织物和漆器图样对一个售货员大谈其美时，那种喜不自禁的样子跃然纸上。
　　聂绀弩是黄老先生在本书中着墨最多的师友。一首痛失爱女后写给夫人的诗：“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稀古妪翁相慰乐，非鳏未寡且偕行。”读到“稀古妪翁相慰乐”时，不觉已潸然泪下，可以想见聂老作此诗时的心境。
　　仁人非“不以己悲”！但通读全书，我更感到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悲”，是一种“大悲”，一种超越个人和某些小圈子的“大悲”，或许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我不想用“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因为，他们往往有许多“先天下之乐”的乐事，比如学术上新的发现、事业上新的探索，再比如本来是一大“气事”，他们却以自己的幽默而开怀大乐。老一代知识分子和他们终生坚守的文化精神浸透着中华文化的精华，让这些精神得以流传并能在所有人的心中扎根，那便是整个民族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