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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受到错误批判,此后逐渐淡出新中国的政治舞台。“文革”十年浩劫中,张闻天被“旧账”、“新账”一起算,多次被审查、批斗并被遣送肇庆,被“监护”达六年之久。在肇庆,逆境中的张闻天没有悲观失望、一蹶不振,仍然矢志不渝地从事着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并取得重大理论突破,“肇庆文稿”等独具真知灼见的理论篇章成为其晚年的精华之作,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程中认识的最高水平。文稿中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不仅在当时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
庐山会议直接引发的“反右倾”运动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左”的影响下困顿不前,遭遇严重挫折。
“文革”爆发后,张闻天试图从哲学上来理解这场运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形势的发展。此时的张闻天没有想到,他自己早已成为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在这场浩劫中,他面临着被“旧账”、“新账”一起清算的厄运。“文革”的前三年(1966—1969年)中,张闻天屡遭审查、批斗,经历了数百起“接待”,被迫接受造反派的反复提审、质问、调查,但他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交代思想。尤其是在“六十一人案”(1967年初,反革命集团为打倒刘少奇,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重要干部履行出狱手续,组织所谓“叛徒集团”)的问题上,张闻天勇于承担责任,不诬陷嫁祸同志,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党性原则和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
1969年,由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考虑到国家的战略安全,中央决定实行战备疏散,其中一项重要规定就是把现任和原中央领导人疏散到外地。与其他大多数领导人不同的是,张闻天和刘英是被“监押”到肇庆,并被勒令以后不许用真名,于是张闻天化名“张普”,取其“普通劳动者”之意,巧合的是,这个化名也与他在战争年代曾用的“洛甫”之名读音相似。行前,在准备行李的时候,张闻天没有带多余的东西,唯一的行李就是书,他带上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书籍,准备在肇庆继续从事学习、研究。
应当说,遣送肇庆对张闻天来讲,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不仅能与夫人重聚,而且不用再被审查、批判,摆脱了人身攻击和精神折磨。同时,也可整理思绪,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虽然在肇庆,他仍然处于被监视和限制中,但是,此时的境况与在北京时真是天壤之别。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交流,几位奉命“监护”他的工作人员也对他转变了态度,对这位昔日共产党的“大官”日渐钦佩并深表同情,不仅放松了对他的看管,还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他的困难,为他解决不少难题,这使得张闻天的研究和创作有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二
“九一三事件”之后,张闻天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都已宣告彻底破产。他认为国家出现了希望,此时,有必要更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大跃进”以来特别是“文革”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深入研究和探求社会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但已过古稀之年的张闻天此时身体状况很不容乐观,因白内障视力严重衰退并患有高血压和心绞痛等疾病,不得不多次去医院治疗,这给他的研究、写作带来极大困难。但是,凭着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热爱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他强忍病痛,以坚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夜以继日地思考和写作。忧国忧民的他急切地通过各种途径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通过报纸、广播得到了很多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这为他的写作提供了重要材料。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等后来被统称为“肇庆文稿”的光辉著作。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左”祸横行的严重局面,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危害甚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给以“当头棒喝”,对其进行了严正批判和彻底否定,在关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任务的问题。张闻天准确的阐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强调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超越本身所处的历史阶段,而“左”倾错误理论的致命缺陷即在于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总是“企图急于进入共产主义” [1]而忽视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现实,这就注定了“文革”必然破产的历史命运。张闻天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否定了 “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论调。立足于正确的时代判断之上,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任务问题,即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并调整与之不相协调的生产关系,从而驳斥了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过渡”的谬论。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一文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指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这不仅适用于阶级社会,同样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一味“突出政治”而忽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文革”中动不动就给持此观点的同志戴上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改良主义大帽子的错误行径,张闻天认为没有比这更糊涂、更愚蠢、更有害的了。他提出,为实现人民的利益,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脱离时代,搞“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他还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离开或背离这一法则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问题。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中,首先分析了公私关系的辩证法原理,即既矛盾又统一,互为条件而存在。具体到社会主义社会,他指出,与阶级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基本是一致的,集体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利益,理所当然的居于首位,而人民群众能够做到为社会主义事业自愿、自觉地劳动与工作并做到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是与阶级社会中“公私对立”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个人应该为集体,集体也应该为个人,社会主义社会只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应当反对在社会主义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因此,张闻天提出必须坚决实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公私相结合的按劳分配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相当长时期内必须坚持贯彻而不能取消。
党内斗争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中,张闻天被错误打成“彭、黄、张、周”反革命集团,“文革”中又屡遭批斗,同时目睹不少同志被错误定性、批判和迫害,使得张闻天对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问题格外关注,《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即是他长期思考得出的成果。他明确指出,如不能正确处理党内斗争问题,便不能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内部矛盾,也不可能解决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矛盾。他进一步分析,党员不同的阶级成分和出身天然地造成党内各种思想倾向的存在,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而党内由于不同思想倾向引发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因此正确解决这种矛盾只能依靠毛泽东常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式,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进行,不能采用压制民主和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专制主义、家长主义来解决,这样不仅会造成“万马齐喑”、思想僵化的局面,还会人为地造成党内的对立和分裂,最终给党的事业带来莫大损失。
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标准问题。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必须时时检查、修正自己的路线和政策。衡量路线、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呢?张闻天指出,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正确与否,必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接受检验,这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 [2]。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所从事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此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正确与否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有益于人民的利益。他驳斥了“凡是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脱离群众路线,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
这些独具真知灼见的理论篇章,是他自庐山会议以来思想发展的巅峰。他针对“大跃进”至“文革”期间暴露出来的“左”倾错误理论及其实践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揭露和批判,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思考,得出了科学合理的结论和判断,解决了当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困扰人们的诸多难题。文稿不仅充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具有高度的理论前瞻性和创新性。
三
在文稿写作过程中,随着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一些在“文革”中被错误批判的老干部相继被平反并安排工作。周恩来对张闻天的问题做出批示,要求安排他的工作并恢复党组织生活。据此,张闻天得以在肇庆市委领导下从事一些考察调研工作,调研工作为“肇庆文稿”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现实素材。
1974年3月6日起,他开始进行参观调查,到肇庆市许多工厂详细了解工厂规模、设备、产品、工人的工资、生活、思想和工厂经营管理问题等,并详细做了记录。在参观时看到工厂里“加班加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大字报,他便将其摘抄在笔记本中,并对厂领导采取对职工进行精神和物质激励的措施给予肯定,指出发奖金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个时候,张闻天饱受摧残的身体每况愈下,病痛深深折磨着这位古稀老人,在参观过程中,他突发心脏病,痛苦异常,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强忍着继续走访、做笔记,这是怎样一种可贵的精神啊!
1974年夏,“肇庆文稿”的写作基本完成,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下,这些著作不可能公开发表,甚至不能让外界知晓。1976年7月1日下午七时三十分,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离开了人世。这位伟人在其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这些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文稿最后由刘英交予张闻天最可信赖的王震同志,使得张闻天这一晚年的理论精华得以完整保存并最终面世。
“文革”结束后不久,《人民日报》在突出位置相继发表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重要论著。文稿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理论界很高的评价,认为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十年浩劫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深刻批判‘左’倾严重错误,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特点和规律的代表作之一,是一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丰碑” [3]。我国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认为,张闻天“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 [4],他们都冷静反思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错误,通过不同方式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同的认识。“张闻天‘肇庆文稿’对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探索和邓小平全面整顿与危害社会主义邪恶势力的坚决斗争,可谓相互呼应,都代表了党的正确发展趋向。尽管这个趋向在同错误趋向的斗争中遭到挫折,但是,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已经为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性转变的到来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实践基础。” [5]
四
刘英回忆张闻天时说:“肇庆6年,闻天已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他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索。他把列宁的一段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6]正是凭着这种可贵的信念和精神,张闻天艰难地完成了“肇庆文稿”的写作。这些逾十万字的理论篇章不仅凝聚着他晚年的思想精华,更深刻体现了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懈探求的科学精神。“肇庆文稿”中论述的诸多问题都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尽管文稿中的某些观点不可避免的带有那个时代社会思想的某些印记,但瑕不掩瑜,整体看来,文稿仍不失为当时从理论上全面批判“左”倾严重错误,实事求是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极具代表性的光辉著作。张闻天在逆境中写下的这些著作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最可宝贵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的最高水平。
“肇庆文稿”这一座十年浩劫期间构筑起来的理论丰碑,将同它的建造者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品格一起,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放射光芒。” [7]□
参考文献:
[1]程中原:《说不尽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12页。
[2]张闻天文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四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496页。
[3]张培森:《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一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418页。
[4][5]石仲泉:《张闻天: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6]张培森:《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631页。
[7]程中原:《说不尽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25页。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褚永慧
一
庐山会议直接引发的“反右倾”运动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左”的影响下困顿不前,遭遇严重挫折。
“文革”爆发后,张闻天试图从哲学上来理解这场运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形势的发展。此时的张闻天没有想到,他自己早已成为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在这场浩劫中,他面临着被“旧账”、“新账”一起清算的厄运。“文革”的前三年(1966—1969年)中,张闻天屡遭审查、批斗,经历了数百起“接待”,被迫接受造反派的反复提审、质问、调查,但他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交代思想。尤其是在“六十一人案”(1967年初,反革命集团为打倒刘少奇,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重要干部履行出狱手续,组织所谓“叛徒集团”)的问题上,张闻天勇于承担责任,不诬陷嫁祸同志,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党性原则和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
1969年,由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考虑到国家的战略安全,中央决定实行战备疏散,其中一项重要规定就是把现任和原中央领导人疏散到外地。与其他大多数领导人不同的是,张闻天和刘英是被“监押”到肇庆,并被勒令以后不许用真名,于是张闻天化名“张普”,取其“普通劳动者”之意,巧合的是,这个化名也与他在战争年代曾用的“洛甫”之名读音相似。行前,在准备行李的时候,张闻天没有带多余的东西,唯一的行李就是书,他带上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书籍,准备在肇庆继续从事学习、研究。
应当说,遣送肇庆对张闻天来讲,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不仅能与夫人重聚,而且不用再被审查、批判,摆脱了人身攻击和精神折磨。同时,也可整理思绪,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虽然在肇庆,他仍然处于被监视和限制中,但是,此时的境况与在北京时真是天壤之别。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交流,几位奉命“监护”他的工作人员也对他转变了态度,对这位昔日共产党的“大官”日渐钦佩并深表同情,不仅放松了对他的看管,还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他的困难,为他解决不少难题,这使得张闻天的研究和创作有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二
“九一三事件”之后,张闻天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都已宣告彻底破产。他认为国家出现了希望,此时,有必要更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大跃进”以来特别是“文革”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深入研究和探求社会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但已过古稀之年的张闻天此时身体状况很不容乐观,因白内障视力严重衰退并患有高血压和心绞痛等疾病,不得不多次去医院治疗,这给他的研究、写作带来极大困难。但是,凭着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热爱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他强忍病痛,以坚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夜以继日地思考和写作。忧国忧民的他急切地通过各种途径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通过报纸、广播得到了很多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这为他的写作提供了重要材料。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等后来被统称为“肇庆文稿”的光辉著作。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左”祸横行的严重局面,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危害甚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给以“当头棒喝”,对其进行了严正批判和彻底否定,在关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任务的问题。张闻天准确的阐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强调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超越本身所处的历史阶段,而“左”倾错误理论的致命缺陷即在于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总是“企图急于进入共产主义” [1]而忽视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现实,这就注定了“文革”必然破产的历史命运。张闻天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否定了 “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论调。立足于正确的时代判断之上,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任务问题,即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并调整与之不相协调的生产关系,从而驳斥了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过渡”的谬论。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一文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指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这不仅适用于阶级社会,同样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一味“突出政治”而忽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文革”中动不动就给持此观点的同志戴上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改良主义大帽子的错误行径,张闻天认为没有比这更糊涂、更愚蠢、更有害的了。他提出,为实现人民的利益,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脱离时代,搞“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他还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离开或背离这一法则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问题。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中,首先分析了公私关系的辩证法原理,即既矛盾又统一,互为条件而存在。具体到社会主义社会,他指出,与阶级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基本是一致的,集体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利益,理所当然的居于首位,而人民群众能够做到为社会主义事业自愿、自觉地劳动与工作并做到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是与阶级社会中“公私对立”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个人应该为集体,集体也应该为个人,社会主义社会只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应当反对在社会主义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因此,张闻天提出必须坚决实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公私相结合的按劳分配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相当长时期内必须坚持贯彻而不能取消。
党内斗争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中,张闻天被错误打成“彭、黄、张、周”反革命集团,“文革”中又屡遭批斗,同时目睹不少同志被错误定性、批判和迫害,使得张闻天对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问题格外关注,《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即是他长期思考得出的成果。他明确指出,如不能正确处理党内斗争问题,便不能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内部矛盾,也不可能解决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矛盾。他进一步分析,党员不同的阶级成分和出身天然地造成党内各种思想倾向的存在,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而党内由于不同思想倾向引发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因此正确解决这种矛盾只能依靠毛泽东常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式,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进行,不能采用压制民主和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专制主义、家长主义来解决,这样不仅会造成“万马齐喑”、思想僵化的局面,还会人为地造成党内的对立和分裂,最终给党的事业带来莫大损失。
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标准问题。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必须时时检查、修正自己的路线和政策。衡量路线、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呢?张闻天指出,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正确与否,必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接受检验,这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 [2]。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所从事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此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正确与否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有益于人民的利益。他驳斥了“凡是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脱离群众路线,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
这些独具真知灼见的理论篇章,是他自庐山会议以来思想发展的巅峰。他针对“大跃进”至“文革”期间暴露出来的“左”倾错误理论及其实践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揭露和批判,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思考,得出了科学合理的结论和判断,解决了当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困扰人们的诸多难题。文稿不仅充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具有高度的理论前瞻性和创新性。
三
在文稿写作过程中,随着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一些在“文革”中被错误批判的老干部相继被平反并安排工作。周恩来对张闻天的问题做出批示,要求安排他的工作并恢复党组织生活。据此,张闻天得以在肇庆市委领导下从事一些考察调研工作,调研工作为“肇庆文稿”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现实素材。
1974年3月6日起,他开始进行参观调查,到肇庆市许多工厂详细了解工厂规模、设备、产品、工人的工资、生活、思想和工厂经营管理问题等,并详细做了记录。在参观时看到工厂里“加班加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大字报,他便将其摘抄在笔记本中,并对厂领导采取对职工进行精神和物质激励的措施给予肯定,指出发奖金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个时候,张闻天饱受摧残的身体每况愈下,病痛深深折磨着这位古稀老人,在参观过程中,他突发心脏病,痛苦异常,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强忍着继续走访、做笔记,这是怎样一种可贵的精神啊!
1974年夏,“肇庆文稿”的写作基本完成,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下,这些著作不可能公开发表,甚至不能让外界知晓。1976年7月1日下午七时三十分,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离开了人世。这位伟人在其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这些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文稿最后由刘英交予张闻天最可信赖的王震同志,使得张闻天这一晚年的理论精华得以完整保存并最终面世。
“文革”结束后不久,《人民日报》在突出位置相继发表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重要论著。文稿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理论界很高的评价,认为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十年浩劫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深刻批判‘左’倾严重错误,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特点和规律的代表作之一,是一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丰碑” [3]。我国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认为,张闻天“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 [4],他们都冷静反思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错误,通过不同方式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同的认识。“张闻天‘肇庆文稿’对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探索和邓小平全面整顿与危害社会主义邪恶势力的坚决斗争,可谓相互呼应,都代表了党的正确发展趋向。尽管这个趋向在同错误趋向的斗争中遭到挫折,但是,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已经为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性转变的到来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实践基础。” [5]
四
刘英回忆张闻天时说:“肇庆6年,闻天已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他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索。他把列宁的一段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6]正是凭着这种可贵的信念和精神,张闻天艰难地完成了“肇庆文稿”的写作。这些逾十万字的理论篇章不仅凝聚着他晚年的思想精华,更深刻体现了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懈探求的科学精神。“肇庆文稿”中论述的诸多问题都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尽管文稿中的某些观点不可避免的带有那个时代社会思想的某些印记,但瑕不掩瑜,整体看来,文稿仍不失为当时从理论上全面批判“左”倾严重错误,实事求是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极具代表性的光辉著作。张闻天在逆境中写下的这些著作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最可宝贵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的最高水平。
“肇庆文稿”这一座十年浩劫期间构筑起来的理论丰碑,将同它的建造者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品格一起,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放射光芒。” [7]□
参考文献:
[1]程中原:《说不尽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12页。
[2]张闻天文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四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496页。
[3]张培森:《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一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418页。
[4][5]石仲泉:《张闻天: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6]张培森:《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631页。
[7]程中原:《说不尽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25页。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