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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求富是人的本能，富贵是人人都希望得到的。只要能致富，即使做“执鞭之士”这样的下等差事，孔子都乐意去做。孔子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人们求富的愿望给予充分肯定。在肯定人们求富愿望的同时，孔子又指虽然人人都希望致富，但必须在“道”的规范下，才可以获得。否则，不择手段的谋求个人致富，是不可取的。孔子的求富思想，既肯定了求富的正当性，又指出了求富途径的人道性。在“道”即社会公德、正义的规范下，致富的人是君子，而不受“道”的约束，不择手段谋求个人致富的人则是卑鄙小人。做君子而不做小人是孔子处世求才的基本准则，它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一、“见利思义”——孔子的求富原则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对来路不义的财富，孔子是丝毫不动心的，而合乎“义”的钱财，孔子则是欣然接受的。他认为做官取禄是获财致富的一种途径，并热心地指导学生获取官职俸禄。但是做官取禄，作为一种致富途径，也要受“道”的制约，“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国家政治清明，方可为官取禄；对做官者不“ 道”不“义”，聚敛钱财，孔子视为不如“盗”。“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为官者的聚敛是社会上“患盗”的根源，比“盗”的危害更大，是窃权大盗，他们的富足，是罪恶的表现，为孔子所不耻。
二、民富——孔子致富的目标
孔子提出取财有道、见利思义的求富原则，希望以个人致富为基础，达到人人致富即民富的目标。他平时所关注的是“民、食、丧祭”（《论语·尧曰》）老百姓首先要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然后用丧礼、祭礼教化他们，即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民富是教化人民的基础，是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论语·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就是孔子著名的庶、富、教三步骤论，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后教化他们，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作为君子的当政者，最好的办法是承认老百姓有求利致富的权利，顺应他们求利致富的愿望，大胆地引导他们求利致富，然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论语·尧曰》）引导老百姓求利致富，尊重他们的劳动创造，就会事半功倍，使他们尽快富足，这是人人乐意的事，自然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孔子主张在个人致富基础上实现民富，特别强调君子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既要“见利思义”，自己不取无义之财，又要引导老百姓致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此。”（《论语·里仁》）有了这种坦荡荡的君子，是实现民富的保证。
三、富而济众——孔子致富的理想
孔子曾与子贡多次讨论人们致富后的作为问题。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又一次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富而无骄”“富而好礼”是人们致富后较低层次的作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才是人们致富后的至高境界，它超越了“礼”“仁”达到了“圣”的高度，即使尧舜做得也不够好。对一般人而言，做到“能近取譬”就不错了。即从身边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一件一件地做善事，扶危济困，资助贫弱，能做多少做多少。这样，孔子就把致富的理想和现实生活有机地统一起来。简言之，即是从现实出发，富后行善，富而守道，博施于民，推动社会一步步朝着富足康乐的目标迈进。
四、为富不仁——孔子憎恶的社会丑恶
在社会现实中，为政者多为富不仁，与孔子富后施财于民的愿望背道而驰。孔子对此十分憎恶，猛烈地加以抨击。如富甲兽国的季民要孔子的学生冉求为其增加对农民的租赋剥削，孔子知道后不仅采取了清理门户的断然措施，还号召弟子们对冉求“鸣鼓而击之”。（《论语·先进》）孔子反复告诫富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只要他们一味地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为富不仁，必然会扎招致人民的反对，此乃“患盗”的根源。对为富不仁，骄淫奢侈的人，孔子气愤地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如果人们富足后就骄淫奢侈，贫穷后则寒酸俭朴，与其让他们富足，还不如让他们仍然贫穷。孔子虽然不能从阶级本性上看清富人为富不仁的本质，但他对这种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却是真诚的。
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大胸怀和他对为富不仁者的憎恶，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尊敬，这就无怪乎他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人称他为“圣人”了。
作者简介：
王晴， 社科部政治工作教研室，讲师；
胡耀忠，社科部政治工作教研室，讲师；
张义成，社科部政治工作教研室，讲师。
一、“见利思义”——孔子的求富原则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对来路不义的财富，孔子是丝毫不动心的，而合乎“义”的钱财，孔子则是欣然接受的。他认为做官取禄是获财致富的一种途径，并热心地指导学生获取官职俸禄。但是做官取禄，作为一种致富途径，也要受“道”的制约，“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国家政治清明，方可为官取禄；对做官者不“ 道”不“义”，聚敛钱财，孔子视为不如“盗”。“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为官者的聚敛是社会上“患盗”的根源，比“盗”的危害更大，是窃权大盗，他们的富足，是罪恶的表现，为孔子所不耻。
二、民富——孔子致富的目标
孔子提出取财有道、见利思义的求富原则，希望以个人致富为基础，达到人人致富即民富的目标。他平时所关注的是“民、食、丧祭”（《论语·尧曰》）老百姓首先要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然后用丧礼、祭礼教化他们，即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民富是教化人民的基础，是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论语·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就是孔子著名的庶、富、教三步骤论，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后教化他们，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作为君子的当政者，最好的办法是承认老百姓有求利致富的权利，顺应他们求利致富的愿望，大胆地引导他们求利致富，然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论语·尧曰》）引导老百姓求利致富，尊重他们的劳动创造，就会事半功倍，使他们尽快富足，这是人人乐意的事，自然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孔子主张在个人致富基础上实现民富，特别强调君子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既要“见利思义”，自己不取无义之财，又要引导老百姓致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此。”（《论语·里仁》）有了这种坦荡荡的君子，是实现民富的保证。
三、富而济众——孔子致富的理想
孔子曾与子贡多次讨论人们致富后的作为问题。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又一次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富而无骄”“富而好礼”是人们致富后较低层次的作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才是人们致富后的至高境界，它超越了“礼”“仁”达到了“圣”的高度，即使尧舜做得也不够好。对一般人而言，做到“能近取譬”就不错了。即从身边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一件一件地做善事，扶危济困，资助贫弱，能做多少做多少。这样，孔子就把致富的理想和现实生活有机地统一起来。简言之，即是从现实出发，富后行善，富而守道，博施于民，推动社会一步步朝着富足康乐的目标迈进。
四、为富不仁——孔子憎恶的社会丑恶
在社会现实中，为政者多为富不仁，与孔子富后施财于民的愿望背道而驰。孔子对此十分憎恶，猛烈地加以抨击。如富甲兽国的季民要孔子的学生冉求为其增加对农民的租赋剥削，孔子知道后不仅采取了清理门户的断然措施，还号召弟子们对冉求“鸣鼓而击之”。（《论语·先进》）孔子反复告诫富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只要他们一味地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为富不仁，必然会扎招致人民的反对，此乃“患盗”的根源。对为富不仁，骄淫奢侈的人，孔子气愤地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如果人们富足后就骄淫奢侈，贫穷后则寒酸俭朴，与其让他们富足，还不如让他们仍然贫穷。孔子虽然不能从阶级本性上看清富人为富不仁的本质，但他对这种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却是真诚的。
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大胸怀和他对为富不仁者的憎恶，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尊敬，这就无怪乎他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人称他为“圣人”了。
作者简介：
王晴， 社科部政治工作教研室，讲师；
胡耀忠，社科部政治工作教研室，讲师；
张义成，社科部政治工作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