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是我第一本书的责任编辑，现在已是著名的出版家、中国出版协会副主席、全国第一个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董事长。陈昕在出版界有一个外号，叫“出版经济学家”。无论知和行，陈昕都足以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重彩浓墨的一笔。
　　1987年，我有意把发表在报刊上的一系列民俗史短文结集出版。好友黄安国把我介绍给学林出版社的青年编辑陈昕。尽管陈昕是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的复员军人，但他早在198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已令人刮目相看。1985年他和几个青年编辑策划的“青年学者丛书”更是一炮而红，一时间全国的青年学人纷纷聚集旗下，此时的陈昕已经崭露头角。他的这些作者今天都已成为中国的学术大师。经他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我的第一本小书《风物话源》出版了，我们也就此成为好友。

　　1987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由我负责创办一本大型社会科学杂志《思想家》。按照部领导的意见，要把这本杂志放在重建的上海三联书店。因此，我参与了上海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的组建工作，推荐刚担任学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的陈昕出任三联书店副总编辑。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思想家》没有办成，我却因陈昕的关系，几乎成了三联书店的兼职策划编辑，先后主编了《中华文明图库》和《中国当代思潮丛书》，还策划了一套名人语录体的丛书《新诸子百家》，王元化的名著《思辨短简》就是其中一本。想不到3年后，我离开宣传部，真的成了上海三联书店编辑、陈昕的部属。刚到三联书店上班，他和总编辑林耀琛不好意思给我分配工作，每天轮流陪着我聊天，同事们也对我分外热情。我只好主动请缨，他俩就让我在家做点编辑工作，每星期只需去编辑部参加一次例会。
　　1991年，我准备出国留学，陈昕也将奉调去香港三联书店出任总编辑。有一次去元化先生家聊天。他对我提及著名学者顾准有一部遗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70年代顾准与其弟陈敏之在通信中的学术讨论笔记。在那个年代，作者始终进行着独立而深入的思考，在哲学、历史、经济、政治等广泛领域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启迪良知的问题和观点。元化知道我在出版界人脉很广，想让我帮忙找出版社，我一口答允。急性子的元化先生当场打电话叫陈敏之带着书稿来见面。我回家后细读书稿，觉得全书笔锋犀利，激荡人心。从作者“冷冰冰的解剖刀”后面，可以感到炙人的满腔热情，而这一切记录着他“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趟过来”的足迹。我和陈昕商量，要他把顾准的这部书稿和元化书稿《思辨短简》带到香港三联书店去出版。陈昕看过书稿也拍案叫绝。我就把他介绍给元化先生，在元化家敲定了这两部书稿的出版。这就是后来国内掀起“顾准热”的滥觞。
　　1993年，我还在美国，陈昕来信说，想回上海发展。年底他果真离开香港三联书店，调回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后来又担任了出版局副局长。他对做官兴趣不大，还是忙于做事。除了撰写报告、起草提纲、主持会议、参加活动、出国考察，每天晚上拒绝一切应酬，坚持看书2小时，每年集团出版的一千多种新书几乎全部翻阅过。世纪出版集团的员工都说，陈昕是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
　　1994年夏，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准备去香港《亚洲周刊》工作。在上海和陈昕见面，请他介绍香港出版界和学术界的情况。陈昕说，他在香港组织了一个“青年经济学家沙龙”，成员都是在香港高等院校和金融界任职的“海归”。他主动给了我一份名单和联系方式。我到香港后按图索骥，很快就和他们建立了联系，如汪丁丁、赵海英、肖耿、朱小华等，其中有些人就此成为我的作者和友人。起初回上海时，我还经常和陈昕见面，他会带我去出版社书库挑选喜欢的书。后来他越来越忙，我去上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也就难得见面了，但彼此还经常会有对方的消息，心仍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