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半个多世纪后，这条曾经留下众多文化名人踪迹的胡同，已经变了原来的模样。住在胡同里的人们，眼看着故土渐渐成为孤岛，摇摇头说：“胡同变了。”
“来啦！”穿着橙色制服的清洁工走进胡同，朝澡堂前的鸟笼高喊了一声。
“来啦！”红嘴八哥尖着嗓子学了一句。
清洁工大笑说：“每天经过这里，我都会逗弄它一下。”说完，他骑上自行车，摇着车铃，消失在弯弯曲曲的胡同中。
红嘴八哥“家”的深处是一条宽敞的胡同。胡同斜斜地延伸700余米，贯穿大栅栏商业街和琉璃厂东街，是前门大栅栏地区的一条核心胡同，名为杨梅竹斜街。
相传，从前有一个姓杨的媒婆住在这里，故名为“杨媒婆斜街”，清朝时期谐音雅化为“杨梅竹斜街”，并一直沿用至今。站在斜街的高处，能望得见高高的前门楼子。用老北京话说，这里是正儿八经皇城根儿下的地儿。
1950年，《人民日报》将杨梅竹斜街作为旧城“文化遗产宝藏”的范例进行了报道。那时的胡同，地面坑洼不平，小巷里蚊蝇滋生，老旧的四合院建筑摇摇欲坠，一副破败衰落的景象。
半个多世纪后，这条曾经留下众多文化名人踪迹的胡同，已经变了原来的模样。空中纵横交织的电线消失了，违章建筑拆除了，新地砖铺设好了，“新街坊”搬进来了……一切看上去很美好。
住在胡同里的人们，眼看着家园慢慢变化，眼看着故土渐渐成为孤岛，他们摇摇头说：“胡同变了。”
胡同外，京城最初的模样早已面目全非。
两棵杨树
民国时期的杨梅竹斜街曾是著名的“出版一条街”。现在，居民们的“新街坊”是一群搞文化的年轻人。从2012年开始，配合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文化展示体验区”的定位，铃木食堂、米念、独奏者咖啡店等创意时尚店铺纷纷进驻杨梅竹斜街。
2013年10月19日，搞文化的年轻人在为“餐 电影”活动做准备。即将播放的电影是《乐士浮生录》，讲述的是一群古巴音乐人如何摆脱束缚，获邀进入美国音乐圣坛演奏的故事。
同一时刻，刚搬进杨梅竹斜街没几天的独奏者咖啡店门口，聚集了许多愤怒的居民。
事件是由51号院的两棵杨树引发的。杨树枝干粗壮且严重倾斜，对院内的居民生活造成了危险。居民向市园林局申请了两年，终于得到伐树的批复，却被“这帮搞文化的”年轻人以“绿色环保、保护景观”为由加以制止。
被伐了一半的杨树，斑驳的躯干上，隐约可以看见生锈的铁丝。那是前几年为了防止杨树倒塌栓上的，现在已经长到了树里。
51号院居民张爱国（化名）被树根堵得连家门都难以打开。他摇着头说：“这帮孩子太年轻，不懂得这个树。”两棵杨树易生虫，易招雷，树干已被虫蛀空，随时可能倒塌。
咖啡店前陆续有参加“餐 电影”的年轻人经过，他们穿着文艺，脸上写满或是好奇或是漠不关心的表情，但没有人为之停留。
居民与年轻人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一天形成的，也并非只与杨树有关。
51号院的邻居是刚搬进来的标准营造事务所。事务所正在做的是关于“微胡同”的创意，“探索在传统胡同局限的空间中，创造可供多人居住的超小型社会住宅的可能性”。
“这是‘标准营造’的第一个胡同项目，目前处于探索阶段。”年轻的工作人员张明明语气中带着憧憬和信心。
标准营造事务所的大门是用从居民手中购买的木板拼成的，从外面看，像是还没完工。张爱国指着门说：“原来挺好的门给拆了，弄一破木板，花了好几千，跟难民营似的，破坏中国形象。”
张爱国今年50岁，在杨梅竹斜街51号院住了5年。他用一句话总结“微胡同”：“理念有点超现实主义。”在他眼中，房屋的形态无法让人接受，“太超前了，不实惠。家具摆哪里？冰箱彩电摆哪里？”
短短两年，杨梅竹斜街分成两派，一派是原居民，一派是新街坊。
过去闲来无事，居民们总爱搬个板凳坐在胡同里唠嗑。现在，咖啡店门口不允许居民坐，因为那是收费的服务区。
米念店铺门口摆着一个艺术品，许多泥塑小人组成一个正方体，是店主根据“你是大多数吗”这一话题而做的。米念经营者嘉文说：“这个泥塑想表达人们如何在追逐个体需要的同时，又能跟群体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也许在杨梅竹斜街，他们能找到这个话题的答案。
老北京变了
长着两棵杨树的51号院，原来居住着十几户人家，腾退后，院子里只剩5户，关桂兰（化名）是其中之一。
旧时的老北京四合院非常讲究，院子里种树、养花，有的还置有金鱼缸、搭有葡萄架。现在，关桂兰所住的四合院已经被私搭乱建成大杂院，但她还是在有限的空间里种上了葫芦、丝瓜。植物结果的时候，够左邻右舍吃好长时间。
院子里很安静，听不到外面的喧闹声。她笑着说：“夏天如果不关窗户，都能听到对门的胖小伙打呼噜。”后来，胖小伙搬走了。再后来，胖小伙回来转了个弯，说后悔从这里搬出。
关桂兰的儿子在澳大利亚，她去过一次，语言不通，就回来了。她接地气惯了，不愿住楼房，独自一人住在十多平米的平房里。杨梅竹斜街的院子，平均户居面积22平米，每户2.5人。与其他居民相比，她住的是“大房子”。
关桂兰出生的1962年，正是梁思成和陈占祥为保存旧北京城奔走呼号的年代。她出生前不久的“大跃进”期间，北京的外城城墙基本已被拆除，内城的部分城墙也已被拆毁。她出生后不久，为修建地铁，北京城的内城城墙遭到彻底毁灭。她出生后的第十年，梁思成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留下最后一行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随后与世长辞。
关桂兰并不知道梁思成，但她一直守候的这块地儿，是梁思成竭力保护的旧城中，最后一片保持原生态的历史街区。
51号院子里，曾有一户外地人。刚搬进来没几天，外地人就因每到半夜把门摔得哐啷响，得罪了院子里其他四户居民。关桂兰说：“我们邻里都是客客气气，互相照应的。他们外地人不懂。” 事实上，杨梅竹斜街里的居民，大部分已经不是原住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制度开放，民营、外资企业蓬勃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北京。199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1991至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后仅过去两年，北京市人口就达到527万，比2010年人口目标多出82万。北京外来人口居住时间长，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常住人口。
这些外来人口，是杨梅竹斜街的第一拨“新街坊”。随着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居住时间越来越长，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也越来越少。北京，已经不是北京人的北京了。
当京韵大鼓的声音消失在胡同深处时，前门卖大碗茶的人也没了踪影。冰糖葫芦到处都有，可老北京人却说再也找不到那个味儿，连前门的箭楼和牌坊也不是原来那座了。
关桂兰说：“老北京变了。过去家里吃饭，上天安门去喊就能喊到家人。现在甭说喊了，用手扒拉也扒拉不出人。”
她看着新修的前门大街，摇头说再也没有以前的气氛，不愿意去逛。她更愿意搬个小板凳，与住了十多年的邻居一起在门口唠嗑。
“那时候，计划经济，一人就二两麻酱。我们拿着碗去买，回来边走边舔，还没到家就舔到碗底了。”说起往事，她砸吧砸吧嘴，回味麻酱的味道。
与关桂兰相比，胡同里的老头们生活更丰富些。
“那时候，我们在胡同里伺候花鸟、下棋、聊天、约着去听戏，充满了生活情趣。要做饭，发现没有调味品，直接上对门拿。有一种温情在胡同里面保留着。” 张金起说。
作家张金起在石头胡同住了30多年，那是杨梅竹斜街旁的一条小胡同。“那时候，两口人，住9平米的房子。”
他住在胡同，研究胡同，保护胡同。2010年，他在燕家胡同和朱茅胡同做了一个调查，发现100人中，愿意搬走、愿意留下和看情况的，各占三分之一。
张金起认为，改造后的胡同要保留部分原住民，还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原住民对居住地有感情，社会关系较多，有助于保留地区原来的文化形态。”
现在的张金起搬到了大兴，住在大院里。生活条件好了，可问题接踵而来：想买本书，却找不到书店；想谈谈和文化有关的事，却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他说：“我觉得我住的地方就像一个沙漠。”
腾退
漆影斑驳的木门，模糊难辨的对联，残缺不全的门梁，弯弯曲曲的过道，顽强生长的野草……是如今大部分四合院的写照。曾经温馨宁静的四合院，如今更多展现给人们的是拥挤、破落和贫困。
杨梅竹斜街里，小院子里住有五六户，大院子里有三十几户。除空间狭小外，大多数院子没有厕所和浴室，也没有上下水，直到2012年才开始煤改电供暖。
51号院子里，关桂兰的屋子没有后窗，不通风，屋里非常潮湿。墙面每隔两年就要重新粉刷，否则墙皮就会脱落。长期住在这里，关桂兰得了风湿病。
她说：“不要看表面的东西，要进院子，看看里边。北京人生活并不那么容易。”
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从2011年开始对杨梅竹斜街的居民开展腾退工作。公开的腾退标准是每平米补偿4.6万元，需要安置房的居民奖励20万元，不要房的奖励30万元。
对于一个居住面积只有十多平米的家庭来说，腾退后买房只是个奢望。此外，孩子的上学问题、老人的看病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从2012年开始，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要求凡是公房，整院一起腾退。
85号院的白冬兰（化名）说：“我们院子一共9户，只要1户不走，其他人都走不了。我妈70多岁了，这辈子就盼望能住个大房子。院子里还有一户人家，30岁的儿子就等着搬了家结婚。”
51号院子里，仅剩的5户在自家狭小的空间里拥挤着，而院子里却空空荡荡。那些腾退的空房破破烂烂，没有修缮，门上写有“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房屋资产”的封条清晰可见。
住在街东的郝卫国（化名）说：“我们不反对搞胡同经济和胡同文化，但首先要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杨梅竹斜街是驴屎蛋子，外头光鲜。”
郝卫国双腿不方便，便在家门口建了一个停放残疾车的“违章建筑”，后被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拆除。投资公司承诺给他再建一个停车的地方，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着落。而为了符合街道的文化氛围，郝卫国家换了三次门。
2012年杨梅竹斜街重修路面时，他亲眼看见施工方将20多公分厚的水泥板铺在地面上，以掩盖地下各种管道不符合规定的痕迹。原来设计的72瓦路灯，安装时变成了32瓦。他问：“政府投入的15个亿到哪里去了？”
采访结束时，张爱国的老伴大声说：“先甭管腾退什么的，能不能呼吁一下，把我们的厕所修好。”
今年年初，街西的厕所被拆除，如今大半年过去了，仍没有修好。现在，杨梅竹斜街仅有的女厕所在街东，街西的女人们需要穿过煤市街，去“别人家”的胡同方便。
“来啦！”穿着橙色制服的清洁工走进胡同，朝澡堂前的鸟笼高喊了一声。
“来啦！”红嘴八哥尖着嗓子学了一句。
清洁工大笑说：“每天经过这里，我都会逗弄它一下。”说完，他骑上自行车，摇着车铃，消失在弯弯曲曲的胡同中。
红嘴八哥“家”的深处是一条宽敞的胡同。胡同斜斜地延伸700余米，贯穿大栅栏商业街和琉璃厂东街，是前门大栅栏地区的一条核心胡同，名为杨梅竹斜街。
相传，从前有一个姓杨的媒婆住在这里，故名为“杨媒婆斜街”，清朝时期谐音雅化为“杨梅竹斜街”，并一直沿用至今。站在斜街的高处，能望得见高高的前门楼子。用老北京话说，这里是正儿八经皇城根儿下的地儿。
1950年，《人民日报》将杨梅竹斜街作为旧城“文化遗产宝藏”的范例进行了报道。那时的胡同，地面坑洼不平，小巷里蚊蝇滋生，老旧的四合院建筑摇摇欲坠，一副破败衰落的景象。
半个多世纪后，这条曾经留下众多文化名人踪迹的胡同，已经变了原来的模样。空中纵横交织的电线消失了，违章建筑拆除了，新地砖铺设好了，“新街坊”搬进来了……一切看上去很美好。
住在胡同里的人们，眼看着家园慢慢变化，眼看着故土渐渐成为孤岛，他们摇摇头说：“胡同变了。”
胡同外，京城最初的模样早已面目全非。
两棵杨树
民国时期的杨梅竹斜街曾是著名的“出版一条街”。现在，居民们的“新街坊”是一群搞文化的年轻人。从2012年开始，配合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文化展示体验区”的定位，铃木食堂、米念、独奏者咖啡店等创意时尚店铺纷纷进驻杨梅竹斜街。
2013年10月19日，搞文化的年轻人在为“餐 电影”活动做准备。即将播放的电影是《乐士浮生录》，讲述的是一群古巴音乐人如何摆脱束缚，获邀进入美国音乐圣坛演奏的故事。
同一时刻，刚搬进杨梅竹斜街没几天的独奏者咖啡店门口，聚集了许多愤怒的居民。
事件是由51号院的两棵杨树引发的。杨树枝干粗壮且严重倾斜，对院内的居民生活造成了危险。居民向市园林局申请了两年，终于得到伐树的批复，却被“这帮搞文化的”年轻人以“绿色环保、保护景观”为由加以制止。
被伐了一半的杨树，斑驳的躯干上，隐约可以看见生锈的铁丝。那是前几年为了防止杨树倒塌栓上的，现在已经长到了树里。
51号院居民张爱国（化名）被树根堵得连家门都难以打开。他摇着头说：“这帮孩子太年轻，不懂得这个树。”两棵杨树易生虫，易招雷，树干已被虫蛀空，随时可能倒塌。
咖啡店前陆续有参加“餐 电影”的年轻人经过，他们穿着文艺，脸上写满或是好奇或是漠不关心的表情，但没有人为之停留。
居民与年轻人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一天形成的，也并非只与杨树有关。
51号院的邻居是刚搬进来的标准营造事务所。事务所正在做的是关于“微胡同”的创意，“探索在传统胡同局限的空间中，创造可供多人居住的超小型社会住宅的可能性”。
“这是‘标准营造’的第一个胡同项目，目前处于探索阶段。”年轻的工作人员张明明语气中带着憧憬和信心。
标准营造事务所的大门是用从居民手中购买的木板拼成的，从外面看，像是还没完工。张爱国指着门说：“原来挺好的门给拆了，弄一破木板，花了好几千，跟难民营似的，破坏中国形象。”
张爱国今年50岁，在杨梅竹斜街51号院住了5年。他用一句话总结“微胡同”：“理念有点超现实主义。”在他眼中，房屋的形态无法让人接受，“太超前了，不实惠。家具摆哪里？冰箱彩电摆哪里？”
短短两年，杨梅竹斜街分成两派，一派是原居民，一派是新街坊。
过去闲来无事，居民们总爱搬个板凳坐在胡同里唠嗑。现在，咖啡店门口不允许居民坐，因为那是收费的服务区。
米念店铺门口摆着一个艺术品，许多泥塑小人组成一个正方体，是店主根据“你是大多数吗”这一话题而做的。米念经营者嘉文说：“这个泥塑想表达人们如何在追逐个体需要的同时，又能跟群体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也许在杨梅竹斜街，他们能找到这个话题的答案。
老北京变了
长着两棵杨树的51号院，原来居住着十几户人家，腾退后，院子里只剩5户，关桂兰（化名）是其中之一。
旧时的老北京四合院非常讲究，院子里种树、养花，有的还置有金鱼缸、搭有葡萄架。现在，关桂兰所住的四合院已经被私搭乱建成大杂院，但她还是在有限的空间里种上了葫芦、丝瓜。植物结果的时候，够左邻右舍吃好长时间。
院子里很安静，听不到外面的喧闹声。她笑着说：“夏天如果不关窗户，都能听到对门的胖小伙打呼噜。”后来，胖小伙搬走了。再后来，胖小伙回来转了个弯，说后悔从这里搬出。
关桂兰的儿子在澳大利亚，她去过一次，语言不通，就回来了。她接地气惯了，不愿住楼房，独自一人住在十多平米的平房里。杨梅竹斜街的院子，平均户居面积22平米，每户2.5人。与其他居民相比，她住的是“大房子”。
关桂兰出生的1962年，正是梁思成和陈占祥为保存旧北京城奔走呼号的年代。她出生前不久的“大跃进”期间，北京的外城城墙基本已被拆除，内城的部分城墙也已被拆毁。她出生后不久，为修建地铁，北京城的内城城墙遭到彻底毁灭。她出生后的第十年，梁思成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留下最后一行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随后与世长辞。
关桂兰并不知道梁思成，但她一直守候的这块地儿，是梁思成竭力保护的旧城中，最后一片保持原生态的历史街区。
51号院子里，曾有一户外地人。刚搬进来没几天，外地人就因每到半夜把门摔得哐啷响，得罪了院子里其他四户居民。关桂兰说：“我们邻里都是客客气气，互相照应的。他们外地人不懂。” 事实上，杨梅竹斜街里的居民，大部分已经不是原住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制度开放，民营、外资企业蓬勃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北京。199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1991至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后仅过去两年，北京市人口就达到527万，比2010年人口目标多出82万。北京外来人口居住时间长，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常住人口。
这些外来人口，是杨梅竹斜街的第一拨“新街坊”。随着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居住时间越来越长，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也越来越少。北京，已经不是北京人的北京了。
当京韵大鼓的声音消失在胡同深处时，前门卖大碗茶的人也没了踪影。冰糖葫芦到处都有，可老北京人却说再也找不到那个味儿，连前门的箭楼和牌坊也不是原来那座了。
关桂兰说：“老北京变了。过去家里吃饭，上天安门去喊就能喊到家人。现在甭说喊了，用手扒拉也扒拉不出人。”
她看着新修的前门大街，摇头说再也没有以前的气氛，不愿意去逛。她更愿意搬个小板凳，与住了十多年的邻居一起在门口唠嗑。
“那时候，计划经济，一人就二两麻酱。我们拿着碗去买，回来边走边舔，还没到家就舔到碗底了。”说起往事，她砸吧砸吧嘴，回味麻酱的味道。
与关桂兰相比，胡同里的老头们生活更丰富些。
“那时候，我们在胡同里伺候花鸟、下棋、聊天、约着去听戏，充满了生活情趣。要做饭，发现没有调味品，直接上对门拿。有一种温情在胡同里面保留着。” 张金起说。
作家张金起在石头胡同住了30多年，那是杨梅竹斜街旁的一条小胡同。“那时候，两口人，住9平米的房子。”
他住在胡同，研究胡同，保护胡同。2010年，他在燕家胡同和朱茅胡同做了一个调查，发现100人中，愿意搬走、愿意留下和看情况的，各占三分之一。
张金起认为，改造后的胡同要保留部分原住民，还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原住民对居住地有感情，社会关系较多，有助于保留地区原来的文化形态。”
现在的张金起搬到了大兴，住在大院里。生活条件好了，可问题接踵而来：想买本书，却找不到书店；想谈谈和文化有关的事，却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他说：“我觉得我住的地方就像一个沙漠。”
腾退
漆影斑驳的木门，模糊难辨的对联，残缺不全的门梁，弯弯曲曲的过道，顽强生长的野草……是如今大部分四合院的写照。曾经温馨宁静的四合院，如今更多展现给人们的是拥挤、破落和贫困。
杨梅竹斜街里，小院子里住有五六户，大院子里有三十几户。除空间狭小外，大多数院子没有厕所和浴室，也没有上下水，直到2012年才开始煤改电供暖。
51号院子里，关桂兰的屋子没有后窗，不通风，屋里非常潮湿。墙面每隔两年就要重新粉刷，否则墙皮就会脱落。长期住在这里，关桂兰得了风湿病。
她说：“不要看表面的东西，要进院子，看看里边。北京人生活并不那么容易。”
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从2011年开始对杨梅竹斜街的居民开展腾退工作。公开的腾退标准是每平米补偿4.6万元，需要安置房的居民奖励20万元，不要房的奖励30万元。
对于一个居住面积只有十多平米的家庭来说，腾退后买房只是个奢望。此外，孩子的上学问题、老人的看病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从2012年开始，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要求凡是公房，整院一起腾退。
85号院的白冬兰（化名）说：“我们院子一共9户，只要1户不走，其他人都走不了。我妈70多岁了，这辈子就盼望能住个大房子。院子里还有一户人家，30岁的儿子就等着搬了家结婚。”
51号院子里，仅剩的5户在自家狭小的空间里拥挤着，而院子里却空空荡荡。那些腾退的空房破破烂烂，没有修缮，门上写有“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房屋资产”的封条清晰可见。
住在街东的郝卫国（化名）说：“我们不反对搞胡同经济和胡同文化，但首先要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杨梅竹斜街是驴屎蛋子，外头光鲜。”
郝卫国双腿不方便，便在家门口建了一个停放残疾车的“违章建筑”，后被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拆除。投资公司承诺给他再建一个停车的地方，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着落。而为了符合街道的文化氛围，郝卫国家换了三次门。
2012年杨梅竹斜街重修路面时，他亲眼看见施工方将20多公分厚的水泥板铺在地面上，以掩盖地下各种管道不符合规定的痕迹。原来设计的72瓦路灯，安装时变成了32瓦。他问：“政府投入的15个亿到哪里去了？”
采访结束时，张爱国的老伴大声说：“先甭管腾退什么的，能不能呼吁一下，把我们的厕所修好。”
今年年初，街西的厕所被拆除，如今大半年过去了，仍没有修好。现在，杨梅竹斜街仅有的女厕所在街东，街西的女人们需要穿过煤市街，去“别人家”的胡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