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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梁启超的“革命家的拜伦”和苏曼殊的“艺术家的拜伦”不同，鲁迅对于拜伦的推崇在于其在以上两者的巨大张力之间发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拜伦。鲁迅视其为“精神界之战士”，在鲁迅的思想与作品中都可见到拜伦的摩罗精神的渗入与体现。
关键词：拜伦 鲁迅 梁启超 苏曼殊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早在1902年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就开始阅读日本学者木村鹰太郎的评传《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和一些拜伦作品的日译本。木村鹰太郎写拜伦评传，主要是出于不满当时日本文人腐败软弱的状况，着力把拜伦塑造成一个反抗庸俗大众、具有强大意志力的英雄，一个与压迫天才的平庸社会奋勇斗争的战士。这一形象正吻合了鲁迅反抗旧弊、谋求新生的主张。鲁迅的生活和战斗开始在中国还没有被民族革命的曙光所充分照耀的惺忪子夜，为了民族的觉醒和人民的真正解放，青年鲁迅毅然选择了文艺的武器，提出“非物质，重个人”的口号。鲁迅期待着“精神界之战士”，期待着“介绍新文化之士人”，使中国不至于永续其萧条。正是由于反抗异族侵凌、迫切希求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决心，以及否定封建主义统治观念、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令鲁迅在一开始就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就是在许多年之后，鲁迅仍能“记得怎样读了他（拜伦）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他也明白说明：“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是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鲁迅也未能避免这番感应。
在其第一篇文艺论文《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更是对拜伦大力介绍与推崇，将其视为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一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的宗主。拜伦出身于世系贵族，但他深受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憎恶上层社会的伪善，反对专制压迫。在他最能充分展示其“张撒旦而抗天帝”的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诗剧《该隐》中，鲁迅看出了拜伦的真价值：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为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重独立而爱自由”的拜伦又说过：“若为自由故，不必战于宗邦，则当为战于他国。”当意大利爆发了反抗奥地利侵略的战争时，拜伦秘密参加意大利炭烧党人的革命活动，捐助家资；当希腊受到土耳其蹂躏时，他义无反顾地为希腊民族独立而战斗，直至牺牲。在鲁迅看来，这种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的美，而是具有丰富的具体可感的历史内容：“故其平生，如狂涛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前顾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竭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已。”
鲁迅将拜伦笔下的人物形象归纳为既具有反抗挑战、尊侠尚义、扶弱抗强的特点，又染有孤军独战、厌世离群的情绪。《海盗》中的康拉德可以看作拜伦式英雄的典型。而拜伦本人则超越了他笔下人物，他的精神臻于最高境界。浪漫主义诗人强调激情、信仰和希望，在为真理而斗争的生命旅程中，他们引吭高歌，鼓舞大众“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鲁迅就特别赞赏拜伦“秉自由思想而探究”的精神。当时的英伦，“虚伪满于社会”，拜伦却说：“恶魔者，说真理者也！”为捍卫真理和自由，他“率真而行”，向一切虚伪和恶习勇猛挑战。难怪鲁迅称拜伦是一位“真人”，他捧出赤诚的心灵，以全部情感和意志来写诗，故而“凡一字一辞，无不即其人呼吸精神之形现”。
二
其实，欧洲大陆人心中的拜伦与英国人心目中的拜伦就有很大差异，更何况中国人心目中的拜伦与西欧的差别。如果再聚焦中国文人内部，从1902年梁启超最早译介拜伦的诗篇开风气之先，到苏曼殊系统翻译，再到鲁迅理论阐发，不同的人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文化趣味、个人性格及时代氛围，带给我们观察理解拜伦的不同角度。下面就简要地以梁启超、苏曼殊作为对照，更为立体地来看待鲁迅与拜伦的影响关系。
与提倡“三届革命”的动机一脉相承的是，梁启超是以较为实用的眼光来看待拜伦的。在梁启超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黄、李二人谈论拜伦的作品时说道：
“拜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到像有几分是为中国说法哩！”
虽最先申明拜伦“最爱自由主义”，但实际上，梁启超并不想在这上面多做文章。他更关心的是为了帮助弱小民族获得解放的英雄与战士的拜伦，而不是作为诗人的拜伦。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中国处于摇摇欲坠、图穷匕见的危急时刻，他不可能拥有从容不迫的心境，不可能提出形而上的玄思，他所关注的是可以操作的救国的方案，如何建构民族国家显然比如何“立人”更为重要。因此梁启超竭力塑造的拜伦的形象，是一位为群体利益牺牲个体生命的英雄，是一个抽空了内心深处世界而仅剩下作为国家民族主义表征的外壳的拜伦。他虽然能凭自己文学家的敏锐感受到拜伦的个性魅力，但在将拜伦放置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时，他会自觉放逐私人的拜伦而弘扬“公众”的拜伦。
苏曼殊在1906年翻译、1909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拜伦诗集《拜伦诗选》，并在《自序》中对拜伦生平作了介绍。在《潮音自序》中，苏曼殊更指出拜伦精神中热爱自由的层面，称拜伦是“自由的热情真诚的信奉者——敢于要求一切事物的自由——大的或小的，社会的或政治的，从不考虑自己怎样或何处走向了极端。”他也在两首七绝中写到了拜伦，并皆有以拜伦自况之意：一首称“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题拜伦集》），感叹两人漂泊他乡的共同遭遇；另一首称“丹顿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本事十章》），充满中国传统文人的孤高自许。苏曼殊向人们描绘的拜伦形象主要包括：拜伦慷慨悲歌的豪情，谋人家国、功成不居的侠骨；拜伦才高命薄、漂泊异乡的遭际；更为重要的是拜伦率性不羁、绝不中庸守常、宁求极端的浪漫气质。拜伦的一生，宁愿无立足之地，也不愿在世俗的微妙复杂关系中纠缠，无论在议院还是在感情纠葛中都是如此。对拜伦这种落拓不羁的个性，苏曼殊有着很深的情感认同，他自己也视名利若浮云，不为五斗米折腰。苏曼殊阅读拜伦，并不是要去客观地了解拜伦，他是在拜伦身上寻找自我。他爱的是拜伦与他的相像。如果说拜伦在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梁启超那里还只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是民族国家主义的个体；那么在重视心灵世界的苏曼殊这里，他发现的是艺术家的拜伦，是感性、审美的生命个体。回到鲁迅，他对拜伦的接受，一开始或许与梁启超是同一个角度，即引进拜伦这样的“他者”来建构新型的民族国家。但鲁迅的思考是更深一层的，他很快走出了他人思想的笼罩，既不同于梁启超那样力图书写宏大的民族进化与竞争史，也不同于苏曼殊那样致力于表现个人灵魂创伤和整合的历程，而是在两者的巨大张力之间发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拜伦。
拜伦是反抗的。鲁迅把拜伦看作是“精神界之战士”，这里的精神界，便是与具体实在的国家、民族观念迥异的思想文化领域。拜伦反抗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社群、民族压迫，更重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却更为残暴的所谓“历史”、“道德”等大词汇。拜伦的反抗，更多的是形而上的反抗。鲁迅将“反抗”、“复仇”作为思考的起点与终点，所谓“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颠仆有力之蠢愚，虽获罪于全群而无惧”，只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才能与“全群”构成对峙；又所谓“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这里的“独立自由人道”恰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的因素，纯粹是近代以来西方对“人”的重新发现后产生的理念。反抗成为了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成了生命的本体性存在，正是在这里，鲁迅显示了梁启超与苏曼殊所不具备的思想力度。
拜伦又是孤独的。“反抗（者）”必然走向“孤独（者）”。拜伦不容于英国，终放浪颠沛而死异域的悲剧命运深为鲁迅所同情。“恶魔者，说真理者也”，当“伪”属于多数群体时，言真理也就意味着选择孤独。对于虚伪者来说，孤独者是可怕的，因为他们身上蕴含着巨大的颠覆现存秩序的力量，“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孤独”是现代的情绪。拜伦的孤独与19世纪之前欧洲文人的孤独不同，也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孤独不同，它的产生和强化有“人的觉醒”为背景。鲁迅意识到“近世”是产生孤独的时代，并第一次将孤独者与大众并置，不能不说达到了一个罕见的高度。这与苏曼殊所发现的“内面世界”的爱有所不同。
最后，拜伦是“撄人心”的现代知识者，为人道和自由而奋斗的“精神界战士”，即现代意义上的、肩负启蒙使命的、具备独立人格的知识者。鲁迅所指的“诗人”拜伦，不单纯是文学家，更是精神上的启蒙者，诞生“完全的人”、“真的人”，就要靠这些“撄人心者”。写于和《摩罗诗力说》差不多同时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都申明了一个相同的主题：立人。在“人国”和“国人”这组概念中，鲁迅更看重“国人”，认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人”的国家才堪称“人国”，这比梁启超大大前进了一步。正如藤井省三论述所说：“鲁迅引进了由反抗而唤醒民族精神的诗人之声——文学的根本作用，从而扭转了民族与个人的位置。”
三
鲁迅精神中常被后人提及的对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对敌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韧性精神，最早都是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用来评价拜伦的。而在鲁迅的具体创作中，也不乏受拜伦影响的痕迹。陈鸣树就指出鲁迅在1903年所作的浪漫主义传奇《斯巴达之魂》，无论就所叙述内容和艺术构思来看，都无疑是拜伦风的作品。拜伦在长诗《唐璜》的第三章曾借一位希腊爱国者的歌唱，倾诉出他对古代斯巴达勇士的怀念，在其《哀希腊》中也有类似诗句。鲁迅自己记叙写作《斯巴达之魂》时的情况，说道：
“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可见当时整个文坛都感染着那种浪漫主义的风气。另外，鲁迅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舍身杀敌的希腊妇女的形象，与拜伦《查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所创造的一位萨拉哥拉女游击队员的形象遥相照应。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中不仅弥漫着拜伦式的浪漫主义激情，而且在以狂人形象作为小说主人公出现的艺术构思中，也不难找到拜伦作品所给予的影响。
鲁迅后期由于思想发生转变，很少再提到拜伦，但拜伦的摩罗精神却渗入到他的许多杂文、散文、小说中。例如：《复仇》中“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独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的斗士；《过客》中在荒蛮中孤独地寻找光明的过客；《淡淡的血痕》中欲使人类或者苏生或者灭尽的叛逆者；甚至《题辞》中在地下突奔、烧尽一切野草的烈火、《秋夜》中在暗夜里默默地直刺高空的枣树，所有这些形象都包含了拜伦式的孤独、韧性、挑战社会的精神。而在狂人、疯子、魏连殳、吕纬甫、涓生等人的身上，那种愤世嫉俗的怒吼，勇猛的反传统精神，强烈的复仇欲望，以及个性的挣扎与毁灭，冷漠、空虚和绝望的悲凉心境，都未尝没有拜伦个性精神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3] 藤井省三：《鲁迅的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 钱理群：《中国现代思想的历史形态——鲁迅思想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八十九），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6] 柳亚子编：《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 李蔚：《苏曼殊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8] 叶利斯特拉托娃：《拜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姚若冰，女，1973—，上海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拜伦 鲁迅 梁启超 苏曼殊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早在1902年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就开始阅读日本学者木村鹰太郎的评传《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和一些拜伦作品的日译本。木村鹰太郎写拜伦评传，主要是出于不满当时日本文人腐败软弱的状况，着力把拜伦塑造成一个反抗庸俗大众、具有强大意志力的英雄，一个与压迫天才的平庸社会奋勇斗争的战士。这一形象正吻合了鲁迅反抗旧弊、谋求新生的主张。鲁迅的生活和战斗开始在中国还没有被民族革命的曙光所充分照耀的惺忪子夜，为了民族的觉醒和人民的真正解放，青年鲁迅毅然选择了文艺的武器，提出“非物质，重个人”的口号。鲁迅期待着“精神界之战士”，期待着“介绍新文化之士人”，使中国不至于永续其萧条。正是由于反抗异族侵凌、迫切希求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决心，以及否定封建主义统治观念、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令鲁迅在一开始就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就是在许多年之后，鲁迅仍能“记得怎样读了他（拜伦）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他也明白说明：“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是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鲁迅也未能避免这番感应。
在其第一篇文艺论文《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更是对拜伦大力介绍与推崇，将其视为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一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的宗主。拜伦出身于世系贵族，但他深受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憎恶上层社会的伪善，反对专制压迫。在他最能充分展示其“张撒旦而抗天帝”的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诗剧《该隐》中，鲁迅看出了拜伦的真价值：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为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重独立而爱自由”的拜伦又说过：“若为自由故，不必战于宗邦，则当为战于他国。”当意大利爆发了反抗奥地利侵略的战争时，拜伦秘密参加意大利炭烧党人的革命活动，捐助家资；当希腊受到土耳其蹂躏时，他义无反顾地为希腊民族独立而战斗，直至牺牲。在鲁迅看来，这种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的美，而是具有丰富的具体可感的历史内容：“故其平生，如狂涛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前顾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竭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已。”
鲁迅将拜伦笔下的人物形象归纳为既具有反抗挑战、尊侠尚义、扶弱抗强的特点，又染有孤军独战、厌世离群的情绪。《海盗》中的康拉德可以看作拜伦式英雄的典型。而拜伦本人则超越了他笔下人物，他的精神臻于最高境界。浪漫主义诗人强调激情、信仰和希望，在为真理而斗争的生命旅程中，他们引吭高歌，鼓舞大众“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鲁迅就特别赞赏拜伦“秉自由思想而探究”的精神。当时的英伦，“虚伪满于社会”，拜伦却说：“恶魔者，说真理者也！”为捍卫真理和自由，他“率真而行”，向一切虚伪和恶习勇猛挑战。难怪鲁迅称拜伦是一位“真人”，他捧出赤诚的心灵，以全部情感和意志来写诗，故而“凡一字一辞，无不即其人呼吸精神之形现”。
二
其实，欧洲大陆人心中的拜伦与英国人心目中的拜伦就有很大差异，更何况中国人心目中的拜伦与西欧的差别。如果再聚焦中国文人内部，从1902年梁启超最早译介拜伦的诗篇开风气之先，到苏曼殊系统翻译，再到鲁迅理论阐发，不同的人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文化趣味、个人性格及时代氛围，带给我们观察理解拜伦的不同角度。下面就简要地以梁启超、苏曼殊作为对照，更为立体地来看待鲁迅与拜伦的影响关系。
与提倡“三届革命”的动机一脉相承的是，梁启超是以较为实用的眼光来看待拜伦的。在梁启超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黄、李二人谈论拜伦的作品时说道：
“拜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到像有几分是为中国说法哩！”
虽最先申明拜伦“最爱自由主义”，但实际上，梁启超并不想在这上面多做文章。他更关心的是为了帮助弱小民族获得解放的英雄与战士的拜伦，而不是作为诗人的拜伦。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中国处于摇摇欲坠、图穷匕见的危急时刻，他不可能拥有从容不迫的心境，不可能提出形而上的玄思，他所关注的是可以操作的救国的方案，如何建构民族国家显然比如何“立人”更为重要。因此梁启超竭力塑造的拜伦的形象，是一位为群体利益牺牲个体生命的英雄，是一个抽空了内心深处世界而仅剩下作为国家民族主义表征的外壳的拜伦。他虽然能凭自己文学家的敏锐感受到拜伦的个性魅力，但在将拜伦放置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时，他会自觉放逐私人的拜伦而弘扬“公众”的拜伦。
苏曼殊在1906年翻译、1909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拜伦诗集《拜伦诗选》，并在《自序》中对拜伦生平作了介绍。在《潮音自序》中，苏曼殊更指出拜伦精神中热爱自由的层面，称拜伦是“自由的热情真诚的信奉者——敢于要求一切事物的自由——大的或小的，社会的或政治的，从不考虑自己怎样或何处走向了极端。”他也在两首七绝中写到了拜伦，并皆有以拜伦自况之意：一首称“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题拜伦集》），感叹两人漂泊他乡的共同遭遇；另一首称“丹顿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本事十章》），充满中国传统文人的孤高自许。苏曼殊向人们描绘的拜伦形象主要包括：拜伦慷慨悲歌的豪情，谋人家国、功成不居的侠骨；拜伦才高命薄、漂泊异乡的遭际；更为重要的是拜伦率性不羁、绝不中庸守常、宁求极端的浪漫气质。拜伦的一生，宁愿无立足之地，也不愿在世俗的微妙复杂关系中纠缠，无论在议院还是在感情纠葛中都是如此。对拜伦这种落拓不羁的个性，苏曼殊有着很深的情感认同，他自己也视名利若浮云，不为五斗米折腰。苏曼殊阅读拜伦，并不是要去客观地了解拜伦，他是在拜伦身上寻找自我。他爱的是拜伦与他的相像。如果说拜伦在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梁启超那里还只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是民族国家主义的个体；那么在重视心灵世界的苏曼殊这里，他发现的是艺术家的拜伦，是感性、审美的生命个体。回到鲁迅，他对拜伦的接受，一开始或许与梁启超是同一个角度，即引进拜伦这样的“他者”来建构新型的民族国家。但鲁迅的思考是更深一层的，他很快走出了他人思想的笼罩，既不同于梁启超那样力图书写宏大的民族进化与竞争史，也不同于苏曼殊那样致力于表现个人灵魂创伤和整合的历程，而是在两者的巨大张力之间发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拜伦。
拜伦是反抗的。鲁迅把拜伦看作是“精神界之战士”，这里的精神界，便是与具体实在的国家、民族观念迥异的思想文化领域。拜伦反抗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社群、民族压迫，更重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却更为残暴的所谓“历史”、“道德”等大词汇。拜伦的反抗，更多的是形而上的反抗。鲁迅将“反抗”、“复仇”作为思考的起点与终点，所谓“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颠仆有力之蠢愚，虽获罪于全群而无惧”，只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才能与“全群”构成对峙；又所谓“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这里的“独立自由人道”恰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的因素，纯粹是近代以来西方对“人”的重新发现后产生的理念。反抗成为了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成了生命的本体性存在，正是在这里，鲁迅显示了梁启超与苏曼殊所不具备的思想力度。
拜伦又是孤独的。“反抗（者）”必然走向“孤独（者）”。拜伦不容于英国，终放浪颠沛而死异域的悲剧命运深为鲁迅所同情。“恶魔者，说真理者也”，当“伪”属于多数群体时，言真理也就意味着选择孤独。对于虚伪者来说，孤独者是可怕的，因为他们身上蕴含着巨大的颠覆现存秩序的力量，“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孤独”是现代的情绪。拜伦的孤独与19世纪之前欧洲文人的孤独不同，也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孤独不同，它的产生和强化有“人的觉醒”为背景。鲁迅意识到“近世”是产生孤独的时代，并第一次将孤独者与大众并置，不能不说达到了一个罕见的高度。这与苏曼殊所发现的“内面世界”的爱有所不同。
最后，拜伦是“撄人心”的现代知识者，为人道和自由而奋斗的“精神界战士”，即现代意义上的、肩负启蒙使命的、具备独立人格的知识者。鲁迅所指的“诗人”拜伦，不单纯是文学家，更是精神上的启蒙者，诞生“完全的人”、“真的人”，就要靠这些“撄人心者”。写于和《摩罗诗力说》差不多同时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都申明了一个相同的主题：立人。在“人国”和“国人”这组概念中，鲁迅更看重“国人”，认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人”的国家才堪称“人国”，这比梁启超大大前进了一步。正如藤井省三论述所说：“鲁迅引进了由反抗而唤醒民族精神的诗人之声——文学的根本作用，从而扭转了民族与个人的位置。”
三
鲁迅精神中常被后人提及的对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对敌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韧性精神，最早都是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用来评价拜伦的。而在鲁迅的具体创作中，也不乏受拜伦影响的痕迹。陈鸣树就指出鲁迅在1903年所作的浪漫主义传奇《斯巴达之魂》，无论就所叙述内容和艺术构思来看，都无疑是拜伦风的作品。拜伦在长诗《唐璜》的第三章曾借一位希腊爱国者的歌唱，倾诉出他对古代斯巴达勇士的怀念，在其《哀希腊》中也有类似诗句。鲁迅自己记叙写作《斯巴达之魂》时的情况，说道：
“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可见当时整个文坛都感染着那种浪漫主义的风气。另外，鲁迅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舍身杀敌的希腊妇女的形象，与拜伦《查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所创造的一位萨拉哥拉女游击队员的形象遥相照应。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中不仅弥漫着拜伦式的浪漫主义激情，而且在以狂人形象作为小说主人公出现的艺术构思中，也不难找到拜伦作品所给予的影响。
鲁迅后期由于思想发生转变，很少再提到拜伦，但拜伦的摩罗精神却渗入到他的许多杂文、散文、小说中。例如：《复仇》中“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独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的斗士；《过客》中在荒蛮中孤独地寻找光明的过客；《淡淡的血痕》中欲使人类或者苏生或者灭尽的叛逆者；甚至《题辞》中在地下突奔、烧尽一切野草的烈火、《秋夜》中在暗夜里默默地直刺高空的枣树，所有这些形象都包含了拜伦式的孤独、韧性、挑战社会的精神。而在狂人、疯子、魏连殳、吕纬甫、涓生等人的身上，那种愤世嫉俗的怒吼，勇猛的反传统精神，强烈的复仇欲望，以及个性的挣扎与毁灭，冷漠、空虚和绝望的悲凉心境，都未尝没有拜伦个性精神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3] 藤井省三：《鲁迅的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 钱理群：《中国现代思想的历史形态——鲁迅思想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八十九），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6] 柳亚子编：《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 李蔚：《苏曼殊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8] 叶利斯特拉托娃：《拜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姚若冰，女，1973—，上海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