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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琵琶艺术繁兴，是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上自宫廷，下至民众，它都是颇受喜爱的时兴乐器之一。在唐代的早、盛、中、晚等不同历史时期，琵琶在乐舞、唐诗吟唱中都有其艺术表现的身影，它是活跃于当时艺术实践的流行乐器之一，这与当时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需求密切相关。关于唐代诗词与琵琶音乐的研究，已有王昆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庄永平《唐乐琵琶古谱考辨与校译》、左汉林的《唐代乐府制度与诗歌研究》、刘洋的《唐代宫廷乐器组合研究》、余晓雪的《唐代琵琶诗研究》等大量成果。而唐代琵琶艺术的当代表现及其艺术手法特征，则是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本文的探讨也是基于上述文献和研究状况而再做的展开。唐代琵琶艺术发展至今仍具影响力，以现代的音乐形式而追念唐朝乃至更早时期的音响效果、演奏模式，是琵琶在当代发展的艺术手法之一。在新时代语境下，如何促进琵琶的发展，在乐舞、诗词中的现代音乐创编中展现其艺术表现力，也是当代音乐创编的手法之一。通过对唐朝相关史料的研究论证，本文重点探究了琵琶在宫廷燕乐和唐诗中的运用及历史意义，为今后琵琶的传承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燕乐是唐代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而琵琶正是宫廷宴飨乐中的重要乐器之一，其历史地位及其表现力在文献中多有显现。据《通典》记载：“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1]这一文献对当时琵琶在燕乐艺术实践地位的记述也在诗词等文学作品有之，如王建《宫词》中就记载：“琵琶先抹六么头，小管丁宁侧调愁，半夜美人双唱起，一声声出凤凰楼。”[2]不仅可知它在唐朝宫中歌舞伴奏中的应用情况，还可知其艺术表现力的具体形态。
西域音乐从周隋以来就行于宫中，其中的《西凉乐》《龟兹乐》是“时俗”之曲，如《通典·六乐》记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3]，这说明唐时期的器乐合奏，不分管弦曲还是歌舞乐，西凉乐或龟兹乐中的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在民间传播并得到了民众的接纳，是琵琶作为“胡乐”的音乐活动的重要参与角色之一，为其在唐代宫廷燕乐中发挥作用奠定基础。《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记载：“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自《破阵乐》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4]由此可见，无论是坐部伎还是立部伎几乎都采用龟兹乐，在当时作为主奏乐器的琵琶也是拥有相对重要的角色。
唐朝丝绸之路畅通，西域传来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以及原有的秦琵琶逐渐进入宫廷乐队编制中。据《通典·乐六》中的记载：“燕乐，武德初，未暇改作，每宴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5]记载唐初的乐府制度，主要延续隋朝所用。琵琶已成为燕乐大曲中龟兹乐的重要乐器之一，是九、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它对唐盛时期的歌舞艺术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唐早期琵琶因品位较少，演奏技法单一，常为伴奏形式存在。随着燕乐在唐朝的发展壮大，包括中盛唐时期外来音乐日益兴盛与本土音乐不断融合且文武百官、民间百姓的接纳程度有所提高，逐渐影响到琵琶，包括形制、演奏方式的改進及品位增加。《通典》《乐四》记载：“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旧弹琵琶，皆用木拨弹之，大唐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栩琵琶者是也。”[6]可知西域传来的五弦琵琶早期是用拨子演奏，在唐朝贞观年间开始出现指弹技法。用拨子来演奏这一方式与原本秦琵琶表现细腻沉静的音乐完全相反，其洪亮的声响打破了原有琵琶演奏的柔美。因而唐朝琵琶为符合当时人们音乐审美已逐渐转为指弹技法。以上一系列因素促使琵琶成为了“燕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为琵琶提供了尽情发挥的条件及平台，使得琵琶的艺术表现力在唐代得以快速发展和进步。
“燕乐”，乐队配置形式将雅乐、胡乐、俗乐三种风格特点音乐进行了结合与创新。当时形成的燕乐，主要成分是外来音乐，其成熟期十部乐中，就有《西凉乐》《龟兹乐》《高昌乐》《康国乐》《天竺乐》等九部源于周边少数民族音乐和外来音乐。在《西凉乐》和《龟兹乐》中琵琶都为重要角色。故《燕乐》乐曲亦应为十部伎之第一伎，所用乐器为“乐用玉磐一架，大方响一架，擂筝一，筑一，卧箜篌一，大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小琵琶一，大五弦琵琶一，小五弦琵琶一……。”[7]从文中乐队配置中可知当时琵琶占有一定比重。
唐代文化繁荣昌盛，音乐发展兴旺，各种外来音乐及乐器其中包含西域流传来的琵琶也在这种音乐文化氛围下不断参与音乐实践，并在交融、改良中逐渐广为流传，也促使符合琵琶在燕乐中演奏的各种风格、特点乐曲不断增多，留存于当时的琵琶谱及乐器就是其佐证。琵琶从传入中原到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融合中原与西域的音乐风格特色也使乐器的形制及其演奏不断演变，唐代宫廷燕乐中的艺术实践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唐朝宫廷燕乐的兴盛发展促进了琵琶的身份地位发生转变。
唐朝琵琶快速发展与唐诗兴盛及其在社会风尚中影响力有一定的关系。因唐诗吟诵常用琵琶作为伴奏或陪衬之用，将其代入到诗的创作中，产生了非常多的与琵琶相关的诗也为我们今后对琵琶的考证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线索。唐朝是诗的朝代，诗人描写琵琶的诗篇数不胜数，当时琵琶和琵琶音乐为诗人歌咏吟诵的对象，其中不乏描绘演奏琵琶时的种种形态、表情及展示演奏技法的绝妙诗句。唐朝很多诗人兼具音乐才华，如白居易、刘禹锡等。这当中，最著名的当数白居易的《琵琶行》，“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上述的诗句已成为唐诗中描写琵琶音乐演奏的典范之言。
在唐代音乐歌舞盛行，诗人创作常伴音乐助兴，因此当时琵琶也会为宴会歌舞伴奏，或是弹唱、或是独奏。因唐代诗人常用诗歌记载当时盛况，琵琶便会以较高频率出现。在唐朝士大夫之家就已拥有私人乐队，乐队编制中就已包含琵琶。其中弹奏琵琶乐手技法高超，张祜《观宋州于使君家乐琵琶》中写道：“历历四弦分，重来上界闻。玉盘飞夜雹，金磬入秋云。陇雾筋凝水，砂风雁咽群。不堪天塞恨，青冢是昭君。”[8]这首诗描写了当时四弦琵琶的演奏。在李群玉《索曲送酒》：“帘外春风正落梅，须求狂药解愁回。烦君玉指轻拢捻，慢拨鸾鸯送一杯。”[9]从这首诗中的“玉指轻拢捻”可知，琵琶在当时有使用右手指弹技法的情况，展现了琵琶在当时参与社会生活的功能，诗人要求演奏者再慢弹一曲《鸾鸯》，以此而来“送酒”。又如白居易《听琵琶劝殷协律酒》：“何堪翔塞胡关曲，又是秋天雨夜闻。青冢葬时沙莽莽，乌孙愁处雪纷纷。知君怕病推辞酒，故遣琵琶劝谏君。”[10]通过最后两句描写当时殷协律因病不愿多喝，白居易借琵琶来劝殷协律多喝几杯的生动情形。 琵琶为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原的乐器，因此在边塞胡乐之地非常盛行。在边塞军营之中，琵琶为常见乐器。当时边塞记载琵琶诗也有很多。王昌龄《从军行》描写军中琵琶音乐：“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下长城。”[11]诗中琵琶奏一曲新曲而引发舞蹈表演，而听琵琶诉说的远离故乡、亲人愁绪别情，哀怨的琴声掀起了军中将士心中的戍边愁苦。这首诗通过琵琶所表达出的意境可得出当时琵琶已发展相对成熟，演奏者可奏出凄凉哀怨之声，表达离情之绪，能够很好传达远离故乡、亲人的游子和戍边将士的愁怨心声。因唐代边塞诗歌大多用琵琶作为歌咏对象，来表现作者思乡报国、对朋友依依惜别之情和对长期羁旅行役的感叹。此时的琵琶已经不是一个具体意义上的乐器，而是成为唐诗中的某种特定意象，有了较为固定的意义：琵琶代表古代诗人的一种情怀和追求的表达方式。琵琶不仅出现在边塞诗歌中表现将士们报国思乡之情，还更多地出现在诗人的笔下以寄托对人生遭遇的咏叹，对人生际遇的深沉感怀和对青春无常的深刻反思。
唐朝中晚期，琵琶普及程度增大。因后期国力衰退，很多宫里乐工流向民间，琵琶也逐步大众化。琵琶还出现在了民间祭祀等宗教活动中，如张籍《蛮中》：“铜柱南边毒草春，行人几日到金麟。玉镮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12]，这首描写南方祭祀海神的仪式中的琵琶演奏，“玉锡穿耳”的女子自抱琵琶而来迎接海神的情形跃然纸上。通过这首诗的描写可知，唐朝晚期的琵琶表演在民间祭祀祈福的活动中出现过，它参与了民间的祭祀活动。
通过唐诗记载我们也可论证，琵琶在唐代为时兴乐器，从宫廷到民间，从中原到塞外边关，唐诗都记录了琵琶的存在及用途。唐诗可说是见证了琵琶在这一时期的革新与演变的过程，为我们后人对琵琶研究、考证提供了史料的参考。
琵琶本就兴盛于唐朝，与唐诗、宋词一起发展起来的乐器，现将琵琶重新融入古诗词吟唱中更为合适。相比于古琴的优雅沉稳，琵琶则多了几分俏皮与明亮感觉的音色。琵琶通过历朝历代不断地改良进步，时至今日已经可以配出很丰富的和声织体，可以处理各类情感，音域扩展，调式的丰富灵活，是现代琵琶的优势所在。琵琶一弦的明亮清透，二弦的柔美温和，三弦的平稳深沉，四弦的低沉浑厚，加上弹挑技法的弹跳性发音，轮指旋律线条发音，双弹、扫弦及划奏和声发音，给予了琵琶无限的可能性，更好服务于诗歌吟唱的各种伴奏，营造烘托情绪氛围。笔者参与排演的木兰书院《新春古韵吟唱》中，琵琶就是主奏乐器，它在表现唐宋诗词风格的作品中发挥了古风雅韵的特色，下面将主要以此为例证而展开唐代琵琶在当代艺术演绎中的特色展现问题。
以唐代的雅乐音阶而展现古风雅韵是古诗题材的手法之一，如《胡杨林之夜》此曲为琵琶常用调式D大调。诗歌描写了静谧荒漠的夜色。引子由低音羽音进入，琵琶演奏采用划音，从4弦至2弦一个分解和弦织体。四小节引子采用二弦音，以慢弹挑的入弦方式进行演奏，保证余音连贯、音色扎实浑厚。进入主歌，大漠茫茫夜未央，吟唱者主音出现，琵琶作为伴奏可用泛音，轻轻铺垫在吟唱者声音下渲染大漠幽静情景，夜未央的一个长音，琵琶可用三个颗粒感的短音铺在长音处，增加长音的层次感。
例1 《胡杨林之夜》的前奏与主歌部分
为加强对比，增加古韵的表现幅度，根据音乐发展而做演奏改变，是该曲副歌部分所要做的艺术显现。此处采用男女二重唱的形式，意在表现大漠孤烟的孤寂和柔美温和。因此，琵琶出现抒情旋律性的轮指，根据吟唱者的情感抒发，音的高低轮指强弱和密集度进行配合性调整。最后一个长的羽音，四拍长音做一个减弱。由此而营造了全诗收尾的归于平静之感，演奏中的尾音采用干净、轻柔处理，而左手的吟弦直到所有声音全部消失才收起，从而以吟揉之韵而表现唐风诗的音乐特色。曲中琵琶的伴奏以琵琶浑厚的低音为特色，加了泛音点缀进入主题，最后用了极富琵琶特色的轮指来调动整首吟唱歌曲的情绪。
例2 《胡杨林之夜》的副歌部分
唐宋的民风雅趣是吟唱曲《鹊桥仙》的艺术表现内容，在描写山青水绿、炊烟袅袅的自然风光中而展现唐宋风韵的悠闲自在。根據诗词表现出的情景，歌曲抒情性相对更强些。整首吟唱作品琵琶以明亮清脆的一弦弹挑而表现全曲。为表现旋律的稍快悠扬的感觉，琵琶在两拍长音处加入弹挑的颗粒性，以卡农式的支声填补而增加其情趣。在四拍长音处，琵琶演奏选择用和声扫弦由弱渐强将吟诵着情绪推向高潮。为增加余韵，琵琶在结束句还模仿人声旋律线条感，与人声进行齐奏，最后进行一个扫弦并以轮指紧接和弦分解而结束。以我的现场感受，琵琶在这首吟唱曲的表现中以更多地依附于每一小节的开头与结尾的处理效果较好些，在音乐起伏的幅度上也要控制得当，方能更好地显现民风雅趣的效果。
例3 《鹊桥仙》中的民风雅趣古韵
豪气与抒情是唐诗的风格之一，这也是男生独唱的《沁园春·华山》的艺术旨趣。其豪爽气质表现在旋律上，是由G调转至E调而增加表现幅度的，分别在转调前有小结引子和转调后四小节间奏，进行平稳过渡。这为琵琶所具有的灵活转换调性的优势提供了表现空间。从宏观处理上说，琵琶助奏要《沁园春·华山》大气磅礴的风格，以雄奇俊雅舒缓地进入而烘托吟唱。引子的前两个音是一个八度的跳跃加三连音，用厚实的三弦跳至明亮的一弦音响效果切换，紧接均匀的三连音，既有了华山巍峨的效果又塑造了舒展平稳的音乐感觉，加上最后一小节一个四拍长音用轮指缓缓引出吟唱的人声。
例4 《沁园春·华山》中的唐风豪爽气质显现
为表现主歌部分的抒情与叙事相间的风格，琵琶仅用单音点缀时值稍长的音符即可。到间奏处，再加入十六分音符三连音，将音乐情绪推向高潮，选用《十面埋伏》音乐中扫弦的处理手法，用急扫+单弹的演奏方式营造强劲有力、恢弘的气势。副歌演唱配合词中的千年胜境奇观，在长音处接扫弦，旋律在往高音区走时，再加上满轮的奏法。
例5 《沁园春·华山》的对比艺术手法显现
咏唱古镇是唐诗风格的当代创作的选题之一，《游瀛湖至流水古镇》即是这样一首温文尔雅、轻柔秀美描写南方山水的吟唱曲。我在处理中借鉴了《春江花月夜》的手法，烘托其曲调的进行，用琵琶的泛音滑音，保证全曲琵琶像小桥流水一样的背景音效，多用推拉吟揉左手效果进行余音的保留，尽量减少轮指的出现。此外，每个乐句结束的四拍长音，琵琶可用滚奏和泛音来拖长时值，营造一种南方烟雨江南雾气缭绕的音效。
例6 《游瀛湖至流水古镇》的唐诗吟诵风格显现
《留云亭》也是上述类似艺术风格的作品，但它还要增加一点豪迈悲壮的情绪。我在助奏中大胆地模仿了《霸王卸甲》中的手法，以此增加了音乐的情绪渲染幅度，也可为此而增加音乐的对比，为整场作品的对比表现增加情趣。具体的处理中，增加演奏技法的多变也是考虑之一。如：第一小节的铿锵有力气势要以单弹+扫弦再接强轮的奏法，紧接着反复一遍将悲壮豪迈的音乐情绪推出，在吟唱出来前的一小节处，四拍长音要以突弱而显现。在主歌的伴奏中，琵琶以长音而加入和声的伴奏织体，以四根弦的划奏、扫弦而予以伴奏，并保持这种模式直至最后，这样才能有效地展现唐宋风格的豪迈悲壮的情绪。
例7 《留云亭》豪迈悲壮风格的表现
此外，为增加余韵，也要注意细节。如：在《留云亭》的尾声部分，一个八度的两拍长音，琵琶用划奏的方式而从低音滑到高音，过程中不要断开而保证演奏过程中的余音。同样，全曲最后一小节的音乐，其三个八度的音程跨越，从低音、中音至高音均在一根弦上进行。从低把位到最高音的特殊滑奏，也使本曲伴奏的特色在高音处更有效果，宛如《霸王卸甲》中缴械投降兵器落地的处理效果，这是意在增加乐曲戏剧性张力的手法。
例8 《留云亭》中戏剧性张力的营造
近些年，各种古风民乐较为风行，这也为从古传至今天的唐代琵琶艺术找到了其艺术表现的窗口，在王安潮作曲、程学俭作古体诗词的专场吟唱音乐会中，笔者在琵琶伴奏中试图探索其古风雅韵的表现空间，为唐代琵琶的当代艺术特色显现增加特色。这既是琵琶用于古诗词伴奏中的艺术风格追求，也是对唐代琵琶遗风的旨趣追溯，是古诗词伴奏中的创新显现。
唐朝政治经济的繁荣昌盛成就其音乐的歌舞升平，琵琶是其中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它不仅广为流传，成为文人雅士、普通民众的喜好乐器之一，还在合奏、独奏、伴奏中大量使用，直至今天，其影响仍在，不仅有乐器实物存世，还有琵琶曲谱留存。今天的音乐史学家、作曲家、琵琶演奏家们根据现有文献，结合唐诗记载的唐代音乐风格特征以及唐代有关琵琶史料，再行创编的唐代风格的乐曲和歌曲，成为今天古典风格发展思潮中的重要分支，其中如琵琶大型独奏曲《新翻羽调绿腰》和本文所谈的专场音乐会中的10余首吟诵曲。
以唐代音乐文化为再创作源泉，杨洁明先生所作的琵琶独奏曲《绿腰》就是在唐代音乐及琵琶影响下的唐代琵琶曲。近年来琵琶在音乐中使用频繁，虽说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民乐的认知，但琵琶依旧代表着中国传统古典音乐。古诗词中采用琵琶伴奏也是对历史的追溯。琵琶伴奏更多是在营造历史情韵。再如《春江花月夜》，它频繁出现在各种古诗词朗诵的背景音乐中，分析为何大家会频繁选择，此曲首先在技法上极大回归到了琵琶只有指弹、拨弦的历史时期;其次在曲调上，以传统调式的平稳发展，并很好地扩展了它原来的音域。所以《春江花月夜》的音响效果符合唐诗宋词的历史情韵。因琵琶本为伴奏乐器，当时琵琶就以伴奏的主要乐器在乐队中使用，并且包括后期发展的琵琶弹唱，浔阳江头夜送客的描绘，琵琶伴奏都会频繁出现。此外，琵琶传统武曲還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它们是以同一题材在不同的角度对垓下之战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传统文曲有《浔阳月夜》《春江花月夜》《昭君出塞》等。这些古曲都是通过还原乐曲追溯着历史来营造历史清韵。
这种创新是借鉴了琵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诗词文化的高雅情趣，涵容今天大众对琵琶音乐文化的记忆，再将其用于古体的诗词歌赋中，进而描绘当代的审美意境。唐代琵琶发展至今，它所蕴含的唐代音乐的形态、风格和音韵，为今天的创作可以追溯回唐朝乃至更早时期琵琶最初的音响效果、演奏模式等，将提供史料之源、技法之态。王安潮先生的探索在琵琶发展传承中不断与时俱进，并追随时代脚步，其追溯历史文化、回归历史情韵的做法，给包括笔者在内的音乐诠释者提供了当代艺术呈现的空间与境界。
注釋：
[1]庄永平《琵琶手册》，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2]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十六，扬州诗局刻本（1706年）。
[3][唐]杜佑《通典》卷146，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18页。
[4][后晋]刘昫、赵莹《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59页。
[5][唐]杜佑《通典》卷146，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20页。
[6][唐]杜佑《通典》卷144“乐四”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679页。
[7][唐]杜佑《通典》卷146“乐六·坐立部伎”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21页。
[8]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百一十，扬州诗局刻本（1706年）。
[9]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百七十，扬州诗局刻本（1706年）。
[10]同上注。
[11]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扬州诗局刻本（1706年）。
[12]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六，扬州诗局刻本（1706年）。
一、唐代琵琶在宫廷燕乐中的艺术实践
燕乐是唐代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而琵琶正是宫廷宴飨乐中的重要乐器之一，其历史地位及其表现力在文献中多有显现。据《通典》记载：“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1]这一文献对当时琵琶在燕乐艺术实践地位的记述也在诗词等文学作品有之，如王建《宫词》中就记载：“琵琶先抹六么头，小管丁宁侧调愁，半夜美人双唱起，一声声出凤凰楼。”[2]不仅可知它在唐朝宫中歌舞伴奏中的应用情况，还可知其艺术表现力的具体形态。
西域音乐从周隋以来就行于宫中，其中的《西凉乐》《龟兹乐》是“时俗”之曲，如《通典·六乐》记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3]，这说明唐时期的器乐合奏，不分管弦曲还是歌舞乐，西凉乐或龟兹乐中的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在民间传播并得到了民众的接纳，是琵琶作为“胡乐”的音乐活动的重要参与角色之一，为其在唐代宫廷燕乐中发挥作用奠定基础。《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记载：“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自《破阵乐》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4]由此可见，无论是坐部伎还是立部伎几乎都采用龟兹乐，在当时作为主奏乐器的琵琶也是拥有相对重要的角色。
唐朝丝绸之路畅通，西域传来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以及原有的秦琵琶逐渐进入宫廷乐队编制中。据《通典·乐六》中的记载：“燕乐，武德初，未暇改作，每宴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5]记载唐初的乐府制度，主要延续隋朝所用。琵琶已成为燕乐大曲中龟兹乐的重要乐器之一，是九、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它对唐盛时期的歌舞艺术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唐早期琵琶因品位较少，演奏技法单一，常为伴奏形式存在。随着燕乐在唐朝的发展壮大，包括中盛唐时期外来音乐日益兴盛与本土音乐不断融合且文武百官、民间百姓的接纳程度有所提高，逐渐影响到琵琶，包括形制、演奏方式的改進及品位增加。《通典》《乐四》记载：“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旧弹琵琶，皆用木拨弹之，大唐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栩琵琶者是也。”[6]可知西域传来的五弦琵琶早期是用拨子演奏，在唐朝贞观年间开始出现指弹技法。用拨子来演奏这一方式与原本秦琵琶表现细腻沉静的音乐完全相反，其洪亮的声响打破了原有琵琶演奏的柔美。因而唐朝琵琶为符合当时人们音乐审美已逐渐转为指弹技法。以上一系列因素促使琵琶成为了“燕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为琵琶提供了尽情发挥的条件及平台，使得琵琶的艺术表现力在唐代得以快速发展和进步。
“燕乐”，乐队配置形式将雅乐、胡乐、俗乐三种风格特点音乐进行了结合与创新。当时形成的燕乐，主要成分是外来音乐，其成熟期十部乐中，就有《西凉乐》《龟兹乐》《高昌乐》《康国乐》《天竺乐》等九部源于周边少数民族音乐和外来音乐。在《西凉乐》和《龟兹乐》中琵琶都为重要角色。故《燕乐》乐曲亦应为十部伎之第一伎，所用乐器为“乐用玉磐一架，大方响一架，擂筝一，筑一，卧箜篌一，大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小琵琶一，大五弦琵琶一，小五弦琵琶一……。”[7]从文中乐队配置中可知当时琵琶占有一定比重。
唐代文化繁荣昌盛，音乐发展兴旺，各种外来音乐及乐器其中包含西域流传来的琵琶也在这种音乐文化氛围下不断参与音乐实践，并在交融、改良中逐渐广为流传，也促使符合琵琶在燕乐中演奏的各种风格、特点乐曲不断增多，留存于当时的琵琶谱及乐器就是其佐证。琵琶从传入中原到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融合中原与西域的音乐风格特色也使乐器的形制及其演奏不断演变，唐代宫廷燕乐中的艺术实践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唐朝宫廷燕乐的兴盛发展促进了琵琶的身份地位发生转变。
二、琵琶在唐诗中的艺术诠释
唐朝琵琶快速发展与唐诗兴盛及其在社会风尚中影响力有一定的关系。因唐诗吟诵常用琵琶作为伴奏或陪衬之用，将其代入到诗的创作中，产生了非常多的与琵琶相关的诗也为我们今后对琵琶的考证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线索。唐朝是诗的朝代，诗人描写琵琶的诗篇数不胜数，当时琵琶和琵琶音乐为诗人歌咏吟诵的对象，其中不乏描绘演奏琵琶时的种种形态、表情及展示演奏技法的绝妙诗句。唐朝很多诗人兼具音乐才华，如白居易、刘禹锡等。这当中，最著名的当数白居易的《琵琶行》，“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上述的诗句已成为唐诗中描写琵琶音乐演奏的典范之言。
在唐代音乐歌舞盛行，诗人创作常伴音乐助兴，因此当时琵琶也会为宴会歌舞伴奏，或是弹唱、或是独奏。因唐代诗人常用诗歌记载当时盛况，琵琶便会以较高频率出现。在唐朝士大夫之家就已拥有私人乐队，乐队编制中就已包含琵琶。其中弹奏琵琶乐手技法高超，张祜《观宋州于使君家乐琵琶》中写道：“历历四弦分，重来上界闻。玉盘飞夜雹，金磬入秋云。陇雾筋凝水，砂风雁咽群。不堪天塞恨，青冢是昭君。”[8]这首诗描写了当时四弦琵琶的演奏。在李群玉《索曲送酒》：“帘外春风正落梅，须求狂药解愁回。烦君玉指轻拢捻，慢拨鸾鸯送一杯。”[9]从这首诗中的“玉指轻拢捻”可知，琵琶在当时有使用右手指弹技法的情况，展现了琵琶在当时参与社会生活的功能，诗人要求演奏者再慢弹一曲《鸾鸯》，以此而来“送酒”。又如白居易《听琵琶劝殷协律酒》：“何堪翔塞胡关曲，又是秋天雨夜闻。青冢葬时沙莽莽，乌孙愁处雪纷纷。知君怕病推辞酒，故遣琵琶劝谏君。”[10]通过最后两句描写当时殷协律因病不愿多喝，白居易借琵琶来劝殷协律多喝几杯的生动情形。 琵琶为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原的乐器，因此在边塞胡乐之地非常盛行。在边塞军营之中，琵琶为常见乐器。当时边塞记载琵琶诗也有很多。王昌龄《从军行》描写军中琵琶音乐：“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下长城。”[11]诗中琵琶奏一曲新曲而引发舞蹈表演，而听琵琶诉说的远离故乡、亲人愁绪别情，哀怨的琴声掀起了军中将士心中的戍边愁苦。这首诗通过琵琶所表达出的意境可得出当时琵琶已发展相对成熟，演奏者可奏出凄凉哀怨之声，表达离情之绪，能够很好传达远离故乡、亲人的游子和戍边将士的愁怨心声。因唐代边塞诗歌大多用琵琶作为歌咏对象，来表现作者思乡报国、对朋友依依惜别之情和对长期羁旅行役的感叹。此时的琵琶已经不是一个具体意义上的乐器，而是成为唐诗中的某种特定意象，有了较为固定的意义：琵琶代表古代诗人的一种情怀和追求的表达方式。琵琶不仅出现在边塞诗歌中表现将士们报国思乡之情，还更多地出现在诗人的笔下以寄托对人生遭遇的咏叹，对人生际遇的深沉感怀和对青春无常的深刻反思。
唐朝中晚期，琵琶普及程度增大。因后期国力衰退，很多宫里乐工流向民间，琵琶也逐步大众化。琵琶还出现在了民间祭祀等宗教活动中，如张籍《蛮中》：“铜柱南边毒草春，行人几日到金麟。玉镮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12]，这首描写南方祭祀海神的仪式中的琵琶演奏，“玉锡穿耳”的女子自抱琵琶而来迎接海神的情形跃然纸上。通过这首诗的描写可知，唐朝晚期的琵琶表演在民间祭祀祈福的活动中出现过，它参与了民间的祭祀活动。
通过唐诗记载我们也可论证，琵琶在唐代为时兴乐器，从宫廷到民间，从中原到塞外边关，唐诗都记录了琵琶的存在及用途。唐诗可说是见证了琵琶在这一时期的革新与演变的过程，为我们后人对琵琶研究、考证提供了史料的参考。
三、琵琶在当代古诗词吟唱曲中的艺术显现
琵琶本就兴盛于唐朝，与唐诗、宋词一起发展起来的乐器，现将琵琶重新融入古诗词吟唱中更为合适。相比于古琴的优雅沉稳，琵琶则多了几分俏皮与明亮感觉的音色。琵琶通过历朝历代不断地改良进步，时至今日已经可以配出很丰富的和声织体，可以处理各类情感，音域扩展，调式的丰富灵活，是现代琵琶的优势所在。琵琶一弦的明亮清透，二弦的柔美温和，三弦的平稳深沉，四弦的低沉浑厚，加上弹挑技法的弹跳性发音，轮指旋律线条发音，双弹、扫弦及划奏和声发音，给予了琵琶无限的可能性，更好服务于诗歌吟唱的各种伴奏，营造烘托情绪氛围。笔者参与排演的木兰书院《新春古韵吟唱》中，琵琶就是主奏乐器，它在表现唐宋诗词风格的作品中发挥了古风雅韵的特色，下面将主要以此为例证而展开唐代琵琶在当代艺术演绎中的特色展现问题。
以唐代的雅乐音阶而展现古风雅韵是古诗题材的手法之一，如《胡杨林之夜》此曲为琵琶常用调式D大调。诗歌描写了静谧荒漠的夜色。引子由低音羽音进入，琵琶演奏采用划音，从4弦至2弦一个分解和弦织体。四小节引子采用二弦音，以慢弹挑的入弦方式进行演奏，保证余音连贯、音色扎实浑厚。进入主歌，大漠茫茫夜未央，吟唱者主音出现，琵琶作为伴奏可用泛音，轻轻铺垫在吟唱者声音下渲染大漠幽静情景，夜未央的一个长音，琵琶可用三个颗粒感的短音铺在长音处，增加长音的层次感。
为加强对比，增加古韵的表现幅度，根据音乐发展而做演奏改变，是该曲副歌部分所要做的艺术显现。此处采用男女二重唱的形式，意在表现大漠孤烟的孤寂和柔美温和。因此，琵琶出现抒情旋律性的轮指，根据吟唱者的情感抒发，音的高低轮指强弱和密集度进行配合性调整。最后一个长的羽音，四拍长音做一个减弱。由此而营造了全诗收尾的归于平静之感，演奏中的尾音采用干净、轻柔处理，而左手的吟弦直到所有声音全部消失才收起，从而以吟揉之韵而表现唐风诗的音乐特色。曲中琵琶的伴奏以琵琶浑厚的低音为特色，加了泛音点缀进入主题，最后用了极富琵琶特色的轮指来调动整首吟唱歌曲的情绪。
唐宋的民风雅趣是吟唱曲《鹊桥仙》的艺术表现内容，在描写山青水绿、炊烟袅袅的自然风光中而展现唐宋风韵的悠闲自在。根據诗词表现出的情景，歌曲抒情性相对更强些。整首吟唱作品琵琶以明亮清脆的一弦弹挑而表现全曲。为表现旋律的稍快悠扬的感觉，琵琶在两拍长音处加入弹挑的颗粒性，以卡农式的支声填补而增加其情趣。在四拍长音处，琵琶演奏选择用和声扫弦由弱渐强将吟诵着情绪推向高潮。为增加余韵，琵琶在结束句还模仿人声旋律线条感，与人声进行齐奏，最后进行一个扫弦并以轮指紧接和弦分解而结束。以我的现场感受，琵琶在这首吟唱曲的表现中以更多地依附于每一小节的开头与结尾的处理效果较好些，在音乐起伏的幅度上也要控制得当，方能更好地显现民风雅趣的效果。
豪气与抒情是唐诗的风格之一，这也是男生独唱的《沁园春·华山》的艺术旨趣。其豪爽气质表现在旋律上，是由G调转至E调而增加表现幅度的，分别在转调前有小结引子和转调后四小节间奏，进行平稳过渡。这为琵琶所具有的灵活转换调性的优势提供了表现空间。从宏观处理上说，琵琶助奏要《沁园春·华山》大气磅礴的风格，以雄奇俊雅舒缓地进入而烘托吟唱。引子的前两个音是一个八度的跳跃加三连音，用厚实的三弦跳至明亮的一弦音响效果切换，紧接均匀的三连音，既有了华山巍峨的效果又塑造了舒展平稳的音乐感觉，加上最后一小节一个四拍长音用轮指缓缓引出吟唱的人声。
为表现主歌部分的抒情与叙事相间的风格，琵琶仅用单音点缀时值稍长的音符即可。到间奏处，再加入十六分音符三连音，将音乐情绪推向高潮，选用《十面埋伏》音乐中扫弦的处理手法，用急扫+单弹的演奏方式营造强劲有力、恢弘的气势。副歌演唱配合词中的千年胜境奇观，在长音处接扫弦，旋律在往高音区走时，再加上满轮的奏法。
咏唱古镇是唐诗风格的当代创作的选题之一，《游瀛湖至流水古镇》即是这样一首温文尔雅、轻柔秀美描写南方山水的吟唱曲。我在处理中借鉴了《春江花月夜》的手法，烘托其曲调的进行，用琵琶的泛音滑音，保证全曲琵琶像小桥流水一样的背景音效，多用推拉吟揉左手效果进行余音的保留，尽量减少轮指的出现。此外，每个乐句结束的四拍长音，琵琶可用滚奏和泛音来拖长时值，营造一种南方烟雨江南雾气缭绕的音效。
《留云亭》也是上述类似艺术风格的作品，但它还要增加一点豪迈悲壮的情绪。我在助奏中大胆地模仿了《霸王卸甲》中的手法，以此增加了音乐的情绪渲染幅度，也可为此而增加音乐的对比，为整场作品的对比表现增加情趣。具体的处理中，增加演奏技法的多变也是考虑之一。如：第一小节的铿锵有力气势要以单弹+扫弦再接强轮的奏法，紧接着反复一遍将悲壮豪迈的音乐情绪推出，在吟唱出来前的一小节处，四拍长音要以突弱而显现。在主歌的伴奏中，琵琶以长音而加入和声的伴奏织体，以四根弦的划奏、扫弦而予以伴奏，并保持这种模式直至最后，这样才能有效地展现唐宋风格的豪迈悲壮的情绪。
此外，为增加余韵，也要注意细节。如：在《留云亭》的尾声部分，一个八度的两拍长音，琵琶用划奏的方式而从低音滑到高音，过程中不要断开而保证演奏过程中的余音。同样，全曲最后一小节的音乐，其三个八度的音程跨越，从低音、中音至高音均在一根弦上进行。从低把位到最高音的特殊滑奏，也使本曲伴奏的特色在高音处更有效果，宛如《霸王卸甲》中缴械投降兵器落地的处理效果，这是意在增加乐曲戏剧性张力的手法。
近些年，各种古风民乐较为风行，这也为从古传至今天的唐代琵琶艺术找到了其艺术表现的窗口，在王安潮作曲、程学俭作古体诗词的专场吟唱音乐会中，笔者在琵琶伴奏中试图探索其古风雅韵的表现空间，为唐代琵琶的当代艺术特色显现增加特色。这既是琵琶用于古诗词伴奏中的艺术风格追求，也是对唐代琵琶遗风的旨趣追溯，是古诗词伴奏中的创新显现。
四、唐代琵琶的历史情韵及文化价值
唐朝政治经济的繁荣昌盛成就其音乐的歌舞升平，琵琶是其中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它不仅广为流传，成为文人雅士、普通民众的喜好乐器之一，还在合奏、独奏、伴奏中大量使用，直至今天，其影响仍在，不仅有乐器实物存世，还有琵琶曲谱留存。今天的音乐史学家、作曲家、琵琶演奏家们根据现有文献，结合唐诗记载的唐代音乐风格特征以及唐代有关琵琶史料，再行创编的唐代风格的乐曲和歌曲，成为今天古典风格发展思潮中的重要分支，其中如琵琶大型独奏曲《新翻羽调绿腰》和本文所谈的专场音乐会中的10余首吟诵曲。
以唐代音乐文化为再创作源泉，杨洁明先生所作的琵琶独奏曲《绿腰》就是在唐代音乐及琵琶影响下的唐代琵琶曲。近年来琵琶在音乐中使用频繁，虽说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民乐的认知，但琵琶依旧代表着中国传统古典音乐。古诗词中采用琵琶伴奏也是对历史的追溯。琵琶伴奏更多是在营造历史情韵。再如《春江花月夜》，它频繁出现在各种古诗词朗诵的背景音乐中，分析为何大家会频繁选择，此曲首先在技法上极大回归到了琵琶只有指弹、拨弦的历史时期;其次在曲调上，以传统调式的平稳发展，并很好地扩展了它原来的音域。所以《春江花月夜》的音响效果符合唐诗宋词的历史情韵。因琵琶本为伴奏乐器，当时琵琶就以伴奏的主要乐器在乐队中使用，并且包括后期发展的琵琶弹唱，浔阳江头夜送客的描绘，琵琶伴奏都会频繁出现。此外，琵琶传统武曲還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它们是以同一题材在不同的角度对垓下之战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传统文曲有《浔阳月夜》《春江花月夜》《昭君出塞》等。这些古曲都是通过还原乐曲追溯着历史来营造历史清韵。
这种创新是借鉴了琵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诗词文化的高雅情趣，涵容今天大众对琵琶音乐文化的记忆，再将其用于古体的诗词歌赋中，进而描绘当代的审美意境。唐代琵琶发展至今，它所蕴含的唐代音乐的形态、风格和音韵，为今天的创作可以追溯回唐朝乃至更早时期琵琶最初的音响效果、演奏模式等，将提供史料之源、技法之态。王安潮先生的探索在琵琶发展传承中不断与时俱进，并追随时代脚步，其追溯历史文化、回归历史情韵的做法，给包括笔者在内的音乐诠释者提供了当代艺术呈现的空间与境界。
注釋：
[1]庄永平《琵琶手册》，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2]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十六，扬州诗局刻本（1706年）。
[3][唐]杜佑《通典》卷146，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18页。
[4][后晋]刘昫、赵莹《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59页。
[5][唐]杜佑《通典》卷146，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20页。
[6][唐]杜佑《通典》卷144“乐四”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679页。
[7][唐]杜佑《通典》卷146“乐六·坐立部伎”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21页。
[8]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百一十，扬州诗局刻本（1706年）。
[9]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百七十，扬州诗局刻本（1706年）。
[10]同上注。
[11]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扬州诗局刻本（1706年）。
[12]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六，扬州诗局刻本（17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