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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是按照中国法律登记，在中国境内创办的非官方、非盈利、定期、定址、基金化运作的国际会议组织，也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2001年，中国有关方面推荐我出任中方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首席代表，并承担东道国所有的硬件设施建设和各种服务的协调工作，落实中方对论坛的承诺，确保论坛正常运作。2008年，因为年龄和健康原因我要求辞去中方首席代表；6月，我将中国首席代表所承担的各项工作交给了接任的曾培炎同志。通过和各方人士的广泛接触和交流，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作为联系亚洲和世界的重要通道，对促进亚洲区域合作是大有作为的。
亚洲金融危机催生博鳌亚洲论坛
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东北亚和“四小龙”的快速发展，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赞扬，被一些国家和地区引为榜样。但是，到了上个世纪的后期，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亚洲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放弃维持了十多年的泰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改为自由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对美元的汇率暴跌17％，到年底泰铢贬值37.1％，由此导致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大幅下降，泰国股市下跌55.18％。泰国金融危机迅速扩展，波及亚洲其他国家，直至引发经济社会剧烈动荡，印尼盾年底贬值78.7％，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日本、韩国相继受到严重冲击，并迅速引发政坛震动。东亚、东南亚一些发展卓有成就的国家财富大幅缩水，经济迅速恶化，政府和居民都遭受了空前未有的损失。这种状况引起了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严重忧虑，日益担心本国和亚洲的前途。他们一边思考，一边研究寻找出路。他们从现实中认识到，这种由于资本市场过度开放和金融监管失控而导致的危机，主要是缺乏信息，缺乏对“热钱”流入的预警，短期信贷失控，以及缺乏应有的对策等等。亚洲应当学习欧美国家创办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经验，构造一个对话平台，广泛联系和组织亚洲各国的政界、商界、学界精英，交流信息，适时对话，集思广益，共商应对亚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计。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998年8月，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和中国的海南博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晓松在马尼拉会晤，酝酿和倡议成立“亚洲论坛”。这次会晤发表的《马尼拉宣言》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风险面前，亚洲国家需要加强区域经济协调与合作，以保障本地区的经济安全，维护和增进本地区的利益；相对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扩张的趋势，亚洲地区整体上缺乏组织性。“亚洲论坛”是一个非官方、非盈利、定期、定址、基金化运作的国际会议组织，旨在为亚洲各国官、商、学三方人士提供一个共商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环境等问题的高层次对话场所，以推进基于对话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
《马尼拉宣言》发表后，他们委托霍克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海南省省长汪啸风写信，正式建议成立“亚洲论坛”，并提出把论坛的会址设在海南省琼海市的博鳌镇。
中国政府表态支持创立博鳌亚洲论坛
经过有关方面历时一年零两个月的磋商准备，1999年10月，拉莫斯和霍克到北京，正式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亚洲论坛”的设想，希望中国政府支持，并请中国政府指派一位副总理级的领导人参加。胡锦涛副主席会见了他们，代表中国政府申明中国一贯支持区域经济合作，主张多层次、多领域对话，对成立博鳌亚洲论坛表示支持与合作。胡锦涛还建议，这件事涉及亚洲事务，应当征求亚洲各个国家的意见。接着，中方受委托向亚洲26个国家发出征求意见函，并派专人到部分国家当面听取意见，结果各国反响热烈，一致赞成成立“亚洲论坛”。论坛筹办工作由此正式启动。
2000年11月，博鳌亚洲论坛筹备机构在博鳌召开亚洲24国专家学者会议，讨论通过了《亚洲论坛宣言》（草案）等五个重要基础文件。
2001年1月，我应人民日报社的邀请，出席在海南三亚举行的一个国际论坛。在路过海口时，海南省省长汪啸风同志邀请我在三亚开会后顺路参观博鳌。在到达的当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海南省侨务外事办公室主任陈辞共同主持了一个汇报会，向我介绍专家会议的情况，并送了亚洲24个国家专家会议的全套文件。我还会见了他们请来准备提名担任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马来西亚人士辛格。当晚，我看了专家会议的所有文件，但不清楚他们找我的真实意图，也不知道同上次蒋晓松在北京邀请我参加论坛一事有什么联系。第二天一早，我约了傅莹、陈辞和海南省计划厅厅长刘琦面谈，讲了我对专家会议文件的看法，并郑重提问：你们向我汇报和送会议文件是怎么回事？对我有什么要求？如果要我参加论坛，我是像各国派出的代表那样只是参加论坛的会议，还是要我承担作为东道国的筹办工作任务？我请他们请示后告诉我。后来他们没有答复。直到2001年2月春节前夕，我才看到海南省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提出要我出任中方负责人。经外交部审核同意，李瑞环、钱其琛赞成，才算大体明确了我要担当的角色，就是出任中国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首席代表，并承担东道国所有的硬件设施建设和各种服务的协调工作，落实中方对论坛的承诺，确保论坛正常运作。后来我曾听说，当时酝酿中方参加论坛的领导人有三位人选，我是其中之一。经过各方磋商，最后确定了我。
新千年伊始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并发表宣言
2001年2月26日，由亚洲26个国家发起的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前有个筹委会，由陈锦华、拉莫斯、霍克和中曾根四人主持。参加成立大会的26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日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江泽民在大会上致词，代表中国政府祝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他指出：“博鳌亚洲论坛的诞生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各国希望对话、寻求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时代要求。”江泽民表示：“作为东道国，中国政府将继续为论坛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他还题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诗，表达对论坛成立的喜悦心情：“万泉气象新，水阔晚风纯。四海群贤聚，博鳌更喜人。”
成立大会通过了《博鳌亚洲论坛宣言》，内容有“前言”、“前景”、“使命”、“战略”几节。《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告：“新千年伊始，我们聚首海南省博鳌，审视亚洲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熔铸亚洲观点的重要性，进一步认识到为增进本地区的相互依存和经济整合而作出持续努力的重要性。”《宣言》指出：“坚信亚洲各国之间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亚洲内部、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加亚洲内部、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宣言》提出了七项战略，即：举办各种会议，讨论贸易、投资及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激发本地区其他机构的主动性，促进和强化各国政府与商业团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把握可能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全球和地区性经济发展趋势；甄别随时出现的、可能影响贸易和金融的各种问题并发布相关信息；独立并合作开展有助于实现论坛宗旨的各类活动；增进本地区商业团体间的联系；成立研究和培训中心。从论坛《宣言》提出的战略可以看出，亚洲各国十分重视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宣言》郑重宣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建立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海南省的博鳌是论坛的永久所在地。”
两年以后，即2003年1月24日，江泽民在会见拉莫斯和理事会成员的时候讲道：论坛的成立，表明亚洲人有信心把亚洲的事情做好。他还说：亚洲人民应该有雄心壮志，把亚洲建设好，论坛等各种合作机制可以为此作出贡献。他还表示：我本人对论坛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论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亚洲地区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这次会见时，我正在欧洲出席一个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国际会议，赶不回来。那年我将离开全国政协的工作岗位，江泽民对龙永图和外交部的同志讲，陈锦华虽然不再担任下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但还是继续出任中方首席代表，中方的事仍归他管，他够这个格。我在博鳌亚洲论坛的活动由此延续下来。
首届年会和会前的节外生枝
2002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举行。首届年会的主题是“新世纪、新挑战、新亚洲──亚洲经济发展与合作”。
在年会召开前，我正在广东开会，准备会后即去博鳌。我在主席台上和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坐在一起。电话不断从海南打来，催我马上去博鳌，说有急事要等我去决定。李长春问我是什么急事，我说是海南发来的“十二道金牌”。由此可以想象，第一届年会召开前的手忙脚乱状况。由于到会的人员失控，当时的接待能力不足1000人，邀请到会的多达1800至2000人，加上工作人员共计3000多人，硬件设施根本不能满足需要，加上会务组织工作混乱，引起到会人员的不满，其中又以香港代表反应最为强烈，对会务接待工作提了不少意见。
会议本身的主题、主旨演讲，特别是朱镕基总理的演讲，以及各个专题报告、发言都很好，得到会内会外的广泛称赞，认为有针对性，有较高的水平。朱镕基曾为接待工作的安排不当向与会人员表示歉意，并说明年的会议一定会比今年好。朱镕基在演讲中指出：“与欧洲和北美区域合作相比，亚洲区域合作相对落后。”接着，他就推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谈了几点看法：“第一，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步拓展全方位合作。”“第二，立足现有合作渠道，不断扩大合作范围。”“第三，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增强区域合作的基础。”“第四，实行开放式地区合作。”朱镕基最后说：“亚洲人民勤劳智慧、自强不息，这是亚洲过去取得辉煌成就和创造灿烂明天的重要法宝。中国愿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创新世纪亚洲的美好未来。”朱镕基的演讲和他的答问，成为本次年会的精彩亮点，得到会内会外的广泛好评。
博鳌亚洲论坛第一次年会以后，由我主持，召集中方有关部门、地方和企业的负责人开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会后，我以个人名义向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钱其琛写了报告，全面分析了博鳌亚洲论坛2002年年会的各项工作，讲了成绩、失误和今后的建议。对于东道国应做的工作和所发生的缺点、问题，我承担了责任。会后，我花了相当多的精力，督促和协调东屿岛的二期工程建设，抓好硬件设施建设和改进会议服务工作，争取以实际成效兑现朱镕基在会上的表态和承诺。
首届年会除了会务和接待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外，还发生了一件不小的周折。在年会筹备过程中，论坛秘书处拟了一个论坛的章程，并分送各有关国家的代表征求意见。据论坛秘书处告诉我，反馈的意见都表示同意。秘书处据此拟定了年会的日程，安排会员大会通过章程、选举理事会理事和理事长，请中国总理会见理事会全体成员等。这个日程已发给全体代表和到会的中外媒体。但是到了正式开会那天早上，拉莫斯、霍克提出要另组织一个委员会修改章程，两天后提交大会审议。这样的变动，将使原定大会无法如期召开，理事会也不能产生，会议议程将被完全打乱。论坛秘书处的负责人十分着急，连着找我，要求紧急磋商。我即于当日上午11点约见拉莫斯。我对拉莫斯说，论坛章程修改是论坛内部的事务，据我所知，对章程的分歧并不是原则问题，中国作为会员之一也表示同意，如有的会员仍有意见，可以在年会后继续讨论、修改。我强调说，中方作为东道国，关心的是会议如期召开，现在日程已发给到会人员及媒体，各方工作都在照此进行，如果打乱议程，中国总理将无法会见理事会成员，势必引起外界误解，影响太大，请他慎重考虑。我坚持会议必须如期举行，并据理力争，直到中午1点钟，我说我中午已定了宴请爱立信董事长，他已到我住地等我，下午3点还要开会员大会，时间紧迫，请他从速决定。最后他表示同意，并答应做霍克的工作。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风波终于消除，年会顺利进行。
天上掉下个东屿岛
海南省在地理上处于东亚、南亚、东南亚的中心位置，以海南为中心的3个小时内的飞行半径，可以覆盖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博鳌水城位于海南省的东海岸，在海口和三亚之间，是三江（万泉河、龙滚江、九曲江）汇合的入海处。水城的东边是一条被吉尼斯总部评为“吉尼斯之最”的状似玉带的沙滩，把海水与河水分开，一边是烟波浩渺的南海，一边是水光艳潋的万泉河。江、河、湖、海，冷热泉水与丘陵、山脉融为一体，热带丛林与农田村舍交相辉映，像一幅美丽的田园牧歌图，自然生态保护得近乎完美，被外国专家称为世界河流入海口自然环境保存得最完美的处女地。选择这里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永久会址，体现了人类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是亚洲自然风光与现代文明的天作之合。
为了适应论坛发展的需要，博鳌水城规划面积41.8平方公里，包括水域8.5平方公里，计划分为四期滚动建设。在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以前，这个规划面积一直没有最后审定。2001年夏天，应海南博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邀请，由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国专家会议，征求对博鳌水城规划的意见。会后，我同当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杜青林同志一起，找博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以及海南省的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规划问题，商谈后续工作。会上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海南金海岸罗顿集团董事长李维提出，当前最紧要的是把规划面积定下来。我感到他的意见说到点子上，此事不定，开发商不能投入，项目无从实施，当即表示赞成，并请杜青林书记同汪啸风省长商量尽快定下来。不久，由汪啸风主持，海南省政府正式批准博鳌水城为“特别规划区”，面积41.8平方公里。东屿岛是整个规划区里地势比较平坦的一个岛，博鳌水城的二期建设项目就集中在这个岛上。规划批准以后，二期工程正式启动。我在会上讲，从现在情况看，各方面的矛盾需要3年时间磨合，工作就可以大体上路。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的这个估计是恰当的。
在这以前的博鳌一期工程，建有金海岸温泉大酒店（五星级）、锦江温泉大酒店、蓝色海岸别墅，膜盖顶篷的敞开式会场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基本上满足了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的需要。
首届年会结束后的2003年，我4次到海南，同海南省委、省政府、中远集团、博鳌投资控股公司以及琼海市等一起，研究协调相关事宜。负责二期工程建设的海南省、中远集团及所有其他建设单位，春节都没有放假休息，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信守承诺、说到做到的负责精神。二期工程建设从2001年7月奠基开始，到2003年4月竣工，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国际会议中心、索菲特大酒店、高尔夫球场、会所、南线主干公路、三座大桥，以及配套的供电、供水、邮电通讯设施、污水处理厂和绿化带等就全部建成。二期工程集中的东屿岛，原是一片农田丛林，约有200户居民，从事捕鱼等生产活动，是一片基本上未开发的处女地。经过二期工程建设，东屿岛完全变样，成了一座现代化、功能完备的国际会议中心和旅游休闲胜地，设施齐全、环境优美。我先后参加过世界经济论坛、欧洲论坛、太平洋盆地论坛等，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论坛的硬件设施和生态环境达到博鳌亚洲论坛的总体水平，博鳌亚洲论坛在硬件和环境方面为亚洲各国创建了世界一流的对话平台。
博鳌水城从1996年1月一期工程正式动工兴建，到2003年4月二期工程竣工，前后历时8年，累计投资约30亿元，把地图上从未标出名字的一个渔村小镇，变成了在亚洲和世界上名声日益显赫的国际性论坛所在地，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同志曾经对我讲，2002年初，他陪印度议长访问上海，参观浦东陆家嘴，这位议长说几年前他到过上海，那时的浦东刚刚开发，还没有陆家嘴的金融区，现在一下子都起来了，真是“天上掉下个陆家嘴”！2003年4月，我在博鳌亚洲论坛中方有关单位检查二期工程竣工情况的协调会上讲，借用印度议长的话，这里也可以叫“天上掉下个东屿岛”！
博鳌亚洲论坛的硬件建设和配套的基础设施，早期由博鳌投资控股公司打下了初步基础，以后则主要是依靠海南省和中远集团挑起了建设重担，兑现中国政府作为东道国的承诺。中国有关部委、地方、企业都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主力军是海南省和中远集团，他们为论坛的成功运作提供了一年比一年好的优良服务，赢得了论坛理事会和到会各国、地区官、商、学界人士的广泛赞誉。我对他们的工作表示由衷地敬意。（待续）
（责任编辑 汪文庆）
亚洲金融危机催生博鳌亚洲论坛
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东北亚和“四小龙”的快速发展，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赞扬，被一些国家和地区引为榜样。但是，到了上个世纪的后期，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亚洲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放弃维持了十多年的泰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改为自由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对美元的汇率暴跌17％，到年底泰铢贬值37.1％，由此导致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大幅下降，泰国股市下跌55.18％。泰国金融危机迅速扩展，波及亚洲其他国家，直至引发经济社会剧烈动荡，印尼盾年底贬值78.7％，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日本、韩国相继受到严重冲击，并迅速引发政坛震动。东亚、东南亚一些发展卓有成就的国家财富大幅缩水，经济迅速恶化，政府和居民都遭受了空前未有的损失。这种状况引起了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严重忧虑，日益担心本国和亚洲的前途。他们一边思考，一边研究寻找出路。他们从现实中认识到，这种由于资本市场过度开放和金融监管失控而导致的危机，主要是缺乏信息，缺乏对“热钱”流入的预警，短期信贷失控，以及缺乏应有的对策等等。亚洲应当学习欧美国家创办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经验，构造一个对话平台，广泛联系和组织亚洲各国的政界、商界、学界精英，交流信息，适时对话，集思广益，共商应对亚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计。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998年8月，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和中国的海南博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晓松在马尼拉会晤，酝酿和倡议成立“亚洲论坛”。这次会晤发表的《马尼拉宣言》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风险面前，亚洲国家需要加强区域经济协调与合作，以保障本地区的经济安全，维护和增进本地区的利益；相对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扩张的趋势，亚洲地区整体上缺乏组织性。“亚洲论坛”是一个非官方、非盈利、定期、定址、基金化运作的国际会议组织，旨在为亚洲各国官、商、学三方人士提供一个共商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环境等问题的高层次对话场所，以推进基于对话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
《马尼拉宣言》发表后，他们委托霍克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海南省省长汪啸风写信，正式建议成立“亚洲论坛”，并提出把论坛的会址设在海南省琼海市的博鳌镇。
中国政府表态支持创立博鳌亚洲论坛
经过有关方面历时一年零两个月的磋商准备，1999年10月，拉莫斯和霍克到北京，正式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亚洲论坛”的设想，希望中国政府支持，并请中国政府指派一位副总理级的领导人参加。胡锦涛副主席会见了他们，代表中国政府申明中国一贯支持区域经济合作，主张多层次、多领域对话，对成立博鳌亚洲论坛表示支持与合作。胡锦涛还建议，这件事涉及亚洲事务，应当征求亚洲各个国家的意见。接着，中方受委托向亚洲26个国家发出征求意见函，并派专人到部分国家当面听取意见，结果各国反响热烈，一致赞成成立“亚洲论坛”。论坛筹办工作由此正式启动。
2000年11月，博鳌亚洲论坛筹备机构在博鳌召开亚洲24国专家学者会议，讨论通过了《亚洲论坛宣言》（草案）等五个重要基础文件。
2001年1月，我应人民日报社的邀请，出席在海南三亚举行的一个国际论坛。在路过海口时，海南省省长汪啸风同志邀请我在三亚开会后顺路参观博鳌。在到达的当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海南省侨务外事办公室主任陈辞共同主持了一个汇报会，向我介绍专家会议的情况，并送了亚洲24个国家专家会议的全套文件。我还会见了他们请来准备提名担任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马来西亚人士辛格。当晚，我看了专家会议的所有文件，但不清楚他们找我的真实意图，也不知道同上次蒋晓松在北京邀请我参加论坛一事有什么联系。第二天一早，我约了傅莹、陈辞和海南省计划厅厅长刘琦面谈，讲了我对专家会议文件的看法，并郑重提问：你们向我汇报和送会议文件是怎么回事？对我有什么要求？如果要我参加论坛，我是像各国派出的代表那样只是参加论坛的会议，还是要我承担作为东道国的筹办工作任务？我请他们请示后告诉我。后来他们没有答复。直到2001年2月春节前夕，我才看到海南省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提出要我出任中方负责人。经外交部审核同意，李瑞环、钱其琛赞成，才算大体明确了我要担当的角色，就是出任中国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首席代表，并承担东道国所有的硬件设施建设和各种服务的协调工作，落实中方对论坛的承诺，确保论坛正常运作。后来我曾听说，当时酝酿中方参加论坛的领导人有三位人选，我是其中之一。经过各方磋商，最后确定了我。
新千年伊始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并发表宣言
2001年2月26日，由亚洲26个国家发起的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前有个筹委会，由陈锦华、拉莫斯、霍克和中曾根四人主持。参加成立大会的26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日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江泽民在大会上致词，代表中国政府祝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他指出：“博鳌亚洲论坛的诞生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各国希望对话、寻求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时代要求。”江泽民表示：“作为东道国，中国政府将继续为论坛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他还题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诗，表达对论坛成立的喜悦心情：“万泉气象新，水阔晚风纯。四海群贤聚，博鳌更喜人。”
成立大会通过了《博鳌亚洲论坛宣言》，内容有“前言”、“前景”、“使命”、“战略”几节。《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告：“新千年伊始，我们聚首海南省博鳌，审视亚洲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熔铸亚洲观点的重要性，进一步认识到为增进本地区的相互依存和经济整合而作出持续努力的重要性。”《宣言》指出：“坚信亚洲各国之间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亚洲内部、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加亚洲内部、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宣言》提出了七项战略，即：举办各种会议，讨论贸易、投资及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激发本地区其他机构的主动性，促进和强化各国政府与商业团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把握可能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全球和地区性经济发展趋势；甄别随时出现的、可能影响贸易和金融的各种问题并发布相关信息；独立并合作开展有助于实现论坛宗旨的各类活动；增进本地区商业团体间的联系；成立研究和培训中心。从论坛《宣言》提出的战略可以看出，亚洲各国十分重视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宣言》郑重宣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建立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海南省的博鳌是论坛的永久所在地。”
两年以后，即2003年1月24日，江泽民在会见拉莫斯和理事会成员的时候讲道：论坛的成立，表明亚洲人有信心把亚洲的事情做好。他还说：亚洲人民应该有雄心壮志，把亚洲建设好，论坛等各种合作机制可以为此作出贡献。他还表示：我本人对论坛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论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亚洲地区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这次会见时，我正在欧洲出席一个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国际会议，赶不回来。那年我将离开全国政协的工作岗位，江泽民对龙永图和外交部的同志讲，陈锦华虽然不再担任下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但还是继续出任中方首席代表，中方的事仍归他管，他够这个格。我在博鳌亚洲论坛的活动由此延续下来。
首届年会和会前的节外生枝
2002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举行。首届年会的主题是“新世纪、新挑战、新亚洲──亚洲经济发展与合作”。
在年会召开前，我正在广东开会，准备会后即去博鳌。我在主席台上和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坐在一起。电话不断从海南打来，催我马上去博鳌，说有急事要等我去决定。李长春问我是什么急事，我说是海南发来的“十二道金牌”。由此可以想象，第一届年会召开前的手忙脚乱状况。由于到会的人员失控，当时的接待能力不足1000人，邀请到会的多达1800至2000人，加上工作人员共计3000多人，硬件设施根本不能满足需要，加上会务组织工作混乱，引起到会人员的不满，其中又以香港代表反应最为强烈，对会务接待工作提了不少意见。
会议本身的主题、主旨演讲，特别是朱镕基总理的演讲，以及各个专题报告、发言都很好，得到会内会外的广泛称赞，认为有针对性，有较高的水平。朱镕基曾为接待工作的安排不当向与会人员表示歉意，并说明年的会议一定会比今年好。朱镕基在演讲中指出：“与欧洲和北美区域合作相比，亚洲区域合作相对落后。”接着，他就推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谈了几点看法：“第一，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步拓展全方位合作。”“第二，立足现有合作渠道，不断扩大合作范围。”“第三，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增强区域合作的基础。”“第四，实行开放式地区合作。”朱镕基最后说：“亚洲人民勤劳智慧、自强不息，这是亚洲过去取得辉煌成就和创造灿烂明天的重要法宝。中国愿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创新世纪亚洲的美好未来。”朱镕基的演讲和他的答问，成为本次年会的精彩亮点，得到会内会外的广泛好评。
博鳌亚洲论坛第一次年会以后，由我主持，召集中方有关部门、地方和企业的负责人开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会后，我以个人名义向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钱其琛写了报告，全面分析了博鳌亚洲论坛2002年年会的各项工作，讲了成绩、失误和今后的建议。对于东道国应做的工作和所发生的缺点、问题，我承担了责任。会后，我花了相当多的精力，督促和协调东屿岛的二期工程建设，抓好硬件设施建设和改进会议服务工作，争取以实际成效兑现朱镕基在会上的表态和承诺。
首届年会除了会务和接待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外，还发生了一件不小的周折。在年会筹备过程中，论坛秘书处拟了一个论坛的章程，并分送各有关国家的代表征求意见。据论坛秘书处告诉我，反馈的意见都表示同意。秘书处据此拟定了年会的日程，安排会员大会通过章程、选举理事会理事和理事长，请中国总理会见理事会全体成员等。这个日程已发给全体代表和到会的中外媒体。但是到了正式开会那天早上，拉莫斯、霍克提出要另组织一个委员会修改章程，两天后提交大会审议。这样的变动，将使原定大会无法如期召开，理事会也不能产生，会议议程将被完全打乱。论坛秘书处的负责人十分着急，连着找我，要求紧急磋商。我即于当日上午11点约见拉莫斯。我对拉莫斯说，论坛章程修改是论坛内部的事务，据我所知，对章程的分歧并不是原则问题，中国作为会员之一也表示同意，如有的会员仍有意见，可以在年会后继续讨论、修改。我强调说，中方作为东道国，关心的是会议如期召开，现在日程已发给到会人员及媒体，各方工作都在照此进行，如果打乱议程，中国总理将无法会见理事会成员，势必引起外界误解，影响太大，请他慎重考虑。我坚持会议必须如期举行，并据理力争，直到中午1点钟，我说我中午已定了宴请爱立信董事长，他已到我住地等我，下午3点还要开会员大会，时间紧迫，请他从速决定。最后他表示同意，并答应做霍克的工作。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风波终于消除，年会顺利进行。
天上掉下个东屿岛
海南省在地理上处于东亚、南亚、东南亚的中心位置，以海南为中心的3个小时内的飞行半径，可以覆盖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博鳌水城位于海南省的东海岸，在海口和三亚之间，是三江（万泉河、龙滚江、九曲江）汇合的入海处。水城的东边是一条被吉尼斯总部评为“吉尼斯之最”的状似玉带的沙滩，把海水与河水分开，一边是烟波浩渺的南海，一边是水光艳潋的万泉河。江、河、湖、海，冷热泉水与丘陵、山脉融为一体，热带丛林与农田村舍交相辉映，像一幅美丽的田园牧歌图，自然生态保护得近乎完美，被外国专家称为世界河流入海口自然环境保存得最完美的处女地。选择这里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永久会址，体现了人类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是亚洲自然风光与现代文明的天作之合。
为了适应论坛发展的需要，博鳌水城规划面积41.8平方公里，包括水域8.5平方公里，计划分为四期滚动建设。在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以前，这个规划面积一直没有最后审定。2001年夏天，应海南博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邀请，由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国专家会议，征求对博鳌水城规划的意见。会后，我同当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杜青林同志一起，找博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以及海南省的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规划问题，商谈后续工作。会上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海南金海岸罗顿集团董事长李维提出，当前最紧要的是把规划面积定下来。我感到他的意见说到点子上，此事不定，开发商不能投入，项目无从实施，当即表示赞成，并请杜青林书记同汪啸风省长商量尽快定下来。不久，由汪啸风主持，海南省政府正式批准博鳌水城为“特别规划区”，面积41.8平方公里。东屿岛是整个规划区里地势比较平坦的一个岛，博鳌水城的二期建设项目就集中在这个岛上。规划批准以后，二期工程正式启动。我在会上讲，从现在情况看，各方面的矛盾需要3年时间磨合，工作就可以大体上路。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的这个估计是恰当的。
在这以前的博鳌一期工程，建有金海岸温泉大酒店（五星级）、锦江温泉大酒店、蓝色海岸别墅，膜盖顶篷的敞开式会场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基本上满足了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的需要。
首届年会结束后的2003年，我4次到海南，同海南省委、省政府、中远集团、博鳌投资控股公司以及琼海市等一起，研究协调相关事宜。负责二期工程建设的海南省、中远集团及所有其他建设单位，春节都没有放假休息，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信守承诺、说到做到的负责精神。二期工程建设从2001年7月奠基开始，到2003年4月竣工，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国际会议中心、索菲特大酒店、高尔夫球场、会所、南线主干公路、三座大桥，以及配套的供电、供水、邮电通讯设施、污水处理厂和绿化带等就全部建成。二期工程集中的东屿岛，原是一片农田丛林，约有200户居民，从事捕鱼等生产活动，是一片基本上未开发的处女地。经过二期工程建设，东屿岛完全变样，成了一座现代化、功能完备的国际会议中心和旅游休闲胜地，设施齐全、环境优美。我先后参加过世界经济论坛、欧洲论坛、太平洋盆地论坛等，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论坛的硬件设施和生态环境达到博鳌亚洲论坛的总体水平，博鳌亚洲论坛在硬件和环境方面为亚洲各国创建了世界一流的对话平台。
博鳌水城从1996年1月一期工程正式动工兴建，到2003年4月二期工程竣工，前后历时8年，累计投资约30亿元，把地图上从未标出名字的一个渔村小镇，变成了在亚洲和世界上名声日益显赫的国际性论坛所在地，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同志曾经对我讲，2002年初，他陪印度议长访问上海，参观浦东陆家嘴，这位议长说几年前他到过上海，那时的浦东刚刚开发，还没有陆家嘴的金融区，现在一下子都起来了，真是“天上掉下个陆家嘴”！2003年4月，我在博鳌亚洲论坛中方有关单位检查二期工程竣工情况的协调会上讲，借用印度议长的话，这里也可以叫“天上掉下个东屿岛”！
博鳌亚洲论坛的硬件建设和配套的基础设施，早期由博鳌投资控股公司打下了初步基础，以后则主要是依靠海南省和中远集团挑起了建设重担，兑现中国政府作为东道国的承诺。中国有关部委、地方、企业都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主力军是海南省和中远集团，他们为论坛的成功运作提供了一年比一年好的优良服务，赢得了论坛理事会和到会各国、地区官、商、学界人士的广泛赞誉。我对他们的工作表示由衷地敬意。（待续）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