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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华人女作家张翎近年来在文坛掀起了不小的旋风。长篇小说《望月》、《邮购新娘》等贯穿东西跨越世纪,纵横大气,以一个女子的纤笔托起来一份历史的沉重和沧桑。中短篇小说更是以其独到的语言风格和故事张力在当代华文文坛上独树一帜,引人注目,代表作品《尘世》、《羊》、《雁过藻溪》等都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作为“新移民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张翎的创作不可避免也遵循着“乡土记忆”或“寻根”的路径,她在描写“留学生”或“新移民”的精神指归上渐渐淡化了一般意义上的异质文化下的陌生、疏离和冲突,而是“在有限的篇幅之内,蕴含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终极的人文关怀。”(张翎荣获“首届袁惠松(加拿大)文学奖”的评委意见,见2005年5月12日《文汇报》。)
著名学者赵毅衡认为“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势态,是‘双单向道’——表面上有来有往,实际是两个单向:中国人去西方当学生,西方人到中国当老师。”(赵毅衡著:《对岸的诱惑·跋·双单向道:中国人的西方热和西方的中国热》,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这也几乎成为长久以来华文文学素材的重要表现形式,张翎的作品《羊》《尘世》等多多少少也都有此痕迹,尽管逐渐淡化了留学生和新移民挣扎适应的艰难。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张翎发表于2006年1月《收获》期刊上的《向北方》不能不说是一个别具一格的作品,它展示了新世纪背景下已经融入异文化主流社会语境的华人对多元文化的介入和调停,虽然也以“寻找”为主要线索,
但是却是一种没有了“乡愁”的寻找。而是对人性中相通相悖的灵魂归属的寻找。
(一) 扛着梦爬山
定居加拿大的儿童听力康复师陈中越出生在中国江南的一个小城,但从小被一首歌点燃了对北方的模糊向往。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是一头高大笨拙的熊,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江南精致而错综复杂的街景习俗人情中,举手投足间随时都可能碰碎他所遭遇的一切,不是他伤了人,就是人伤了他。”于是他更加渴望“北方的大。北方的宽阔。北方的简单明了。北方的漫不经心。北方的无所畏惧。”但是后来的生活轨迹一次次让他与“北方”擦肩而过。生活不断扔过来的新责任需要他一站一站跑过旅程。终于当他和妻子的异域婚姻生活遭遇困境和危机的时候,在他生命中的一些部分开始渐渐死去的时候,另一些部分却渐渐复苏过来。这些复苏过来的部分中包括对“北方”的向往,包括出走和寻找。于是陈中越来到了加拿大北部的苏屋瞭望台担任当地儿童的听力康复师。
雪儿达娃来自中国西藏,因为不到26岁就两次守寡的缘故,才带着奔赴异乡逃脱命运的期望来到异乡这个印第安部落。可是异域那个曾经让她寄寓期待,当作救命稻草的男人裘伊已经被酒精蛀蚀了精力和灵魂。儿子尼尔从出生开始就背负了一身的病,“一场又一场的病,像一座又一座的山,搁在达娃和尼尔中间。达娃要抓住儿子,只有不懈地去爬那一座又一座的山。”当大大小小的山都被他们母子渐渐甩在身后以后,尼尔的“失聪”就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上接天下连着地的几乎再也爬不过去的一座山。
陈中越和尼尔由敌人变成了相互信任的朋友。在帮助达娃母子实现交流的过程中他也不断获得自身的力量。但是事情却被裘伊的一声枪响终止,达娃最终魂断异域,陈中越决定收养尼尔这个失去了父母的孩子。
陈中越写给女儿小越的信在文本中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它不仅仅作为每一章节的引子出现,更是陈中越自我寻找灵魂归属的持续呈现。海德格尔说:“说是给自己的听”。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儿小越的耳朵充当的是陈中越自我内省的角色。“我亲爱的女儿。尼尔的不幸是人人都看得见的,可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尼尔的幸运。尼尔有一个把他的梦永远地扛在自己肩上的妈妈,而你的爸爸却不是这样的。你的爸爸却要卸下了自己的梦,才会来扛你的梦。”这段话是促使陈中越前往苏屋瞭望台的目的,也是他在和尼尔母子相处的过程中进一步孕育生长出来的寻找的坚决和不能回避。
尼尔的梦被母亲扛在肩上,雪儿达娃要扛着尼尔单纯地生存下去的梦爬无数的山。在这其中,雪儿达娃的梦却被搁置了或者说被尼尔的梦替换了。只是在和陈中越相处之中才重新勾起了她对往事和命运的思索,才使她生发出本能的对灵魂归属的终极叩问。陈中越的梦也许并不仅仅是“向北方”。那“北方”代表的只是一种异域他乡的呼唤,他在经历了人生众多平凡世界之后重新寻找的是属于生命深处的冲动的力量,一种开阔的自由的能感知内心的力量,那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是在爬山,表面上看来扛着自己的梦,其实又何尝不是和达娃一样扛着已经成为移民下一代的小越的部分梦呢?
张翎曾经说:“我一直在写,或者所要写的是一种状态,即‘寻找’……一个人的精神永远‘在路上’,是寻找一种理想的精神家园的状况。”(南航,David:《十年积累的喷发—张翎访谈录》,《文化交流》2007年04期。)
(二) 没有乡愁的寻乡路
在《向北方》文本中出现了两个孩子,一个是陈中越的没有出场的女儿小越,一个是雪儿达娃的儿子尼尔。恰恰正是这两个孩子让两个大人的寻找具有了意义。这是两个已经开始介入异文化的孩子,也许他们祖辈身上还存留着两种文化的相悖和冲突,但是在这两个孩子身上,这种痕迹将越来越淡,甚至看不见。他们几乎是在无意识中失去了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故乡”,也将再不能找回一条通往遥远“故乡”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和背景下,文本中对“根”的寻找才终于不得不跳出“乡愁”的苑囿,而进入更为深沉开阔的终极领域。
当陈中越遭遇婚姻人生的瓶颈时,小越这个异域长大的孩子已经很难进入属于本土孩子的思维世界,她对父母婚姻表现出来的冷漠和冷静不能不让陈中越感到一些恍惚的失重。而尼尔尽管身患“失聪”之症,但他却已经极其容易地融入了印第安文化之中。是达娃的“因为找不到一条回家的路”的歌声震动了他一直懵懂的世界,唤醒了他的灵魂。事实上正是尼尔和小越,在文本中充当了一种寻找的原动力,也才最终将陈中越单纯意义上对“北方”的向往打开了一个更加深入和广阔的天地。所以,在文本结尾处,陈中越在积雪覆盖下错误刨开的墓碑并不是偶然和无意义的,那墓碑上所写的“通往天堂的路是孩子引领的”让《向北方》的文本寻找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对“乡愁”的寻找。
陈中越曾经试图用他身上积淀的儒家文化规劝达娃或者说是帮助,但是达娃有自身对归属和命运的理解和信仰,她身上有藏文化轮回宿命的强韧影响。所以“大千世界,他和她在这样空旷的北方相遇。她有她的伤,他有他的伤。他治不了她的,她也治不了他的。他看着她紧紧攀援在一片行将朽烂的木头上,朝着渺无边际的深渊飘去,却救不了她。”这其中,不能不说是陈中越个人的幻想。就如当他劝达娃离开这里回到中国时候,达娃回答的,哪里还能容下尼尔这样一个孩子?如果说陈中越身上代表的更多是汉文化中儒家道德,雪儿达娃身上积淀着藏文化的宿命轮回。那么尼尔身上融合的却是藏文化和印第安双重文化。这样的一个孩子,从“身份认同”上说注定了无处“寻根”,他的简单的梦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母亲可以帮他扛梦,陈中越可以帮助他触摸这个世界,但是他们都无法帮他打开另外一条寻找的路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生活在异乡世界里介入了不同文化重构的人开始在寻找的已经不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的“乡愁”,而是人类意义上的终极归宿。就像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张翎带着她的小说走的是一条没有乡愁的寻乡路。”(李蓉:《张翎小说与海外移民文学的新开拓》,《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这一条寻乡的路无疑是漫长和艰难的,可贵的是张翎抓住的是人性的相通相悖处,而不是多元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她将不同文化背景的寻找协调到了同一个层面上。小说中三个人物遭遇在汉族儒家文化、藏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广阔背景下,让他们互相扶助依靠信任的一方面是各个文化内部自生的大度的接纳,更主要的是人性深处的悲悯和渴望。说到底,裘伊不是拯救达娃的救命稻草,“北方”也不是陈中越追求的那个终极。但正是在这种没有谁可以拯救谁的现实中,彼此都在双方的背景和寻找的努力里汲取了力量。表面上看,似乎是陈中越照顾着这对同故乡有着血脉联系的母子,但深层上,达娃和尼尔传递给陈中越的力量也许更多。在这条没有乡愁的寻乡路上,三个身影踯躅的人奔赴的也许是同一个远方,那个方向代表着灵魂的苏醒,相容的可能和生存的愉悦。这样,文本才最终具有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寻找灵魂归宿的大气派,作品的终极关怀也正在于此。
在总结自己创作时,张翎曾经说自己“总是试图用一种较为古旧的语言来叙述一些其实很现实的现代故事,用最地道的中国小说手法来描述一些非常西方的故事。”她的小说语言一向古朴典雅,以韵味和情调见长。难能可贵的是,《向北方》文本中兼具了印第安生存环境中的粗砺和热烈,风格浓墨重彩又极尽温婉,从而让作品风情万种摇荡生姿。这种融合了中国母语写作优势和西方文化资源的创作无疑是当代华文文学的可喜成就。
著名学者赵毅衡认为“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势态,是‘双单向道’——表面上有来有往,实际是两个单向:中国人去西方当学生,西方人到中国当老师。”(赵毅衡著:《对岸的诱惑·跋·双单向道:中国人的西方热和西方的中国热》,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这也几乎成为长久以来华文文学素材的重要表现形式,张翎的作品《羊》《尘世》等多多少少也都有此痕迹,尽管逐渐淡化了留学生和新移民挣扎适应的艰难。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张翎发表于2006年1月《收获》期刊上的《向北方》不能不说是一个别具一格的作品,它展示了新世纪背景下已经融入异文化主流社会语境的华人对多元文化的介入和调停,虽然也以“寻找”为主要线索,
但是却是一种没有了“乡愁”的寻找。而是对人性中相通相悖的灵魂归属的寻找。
(一) 扛着梦爬山
定居加拿大的儿童听力康复师陈中越出生在中国江南的一个小城,但从小被一首歌点燃了对北方的模糊向往。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是一头高大笨拙的熊,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江南精致而错综复杂的街景习俗人情中,举手投足间随时都可能碰碎他所遭遇的一切,不是他伤了人,就是人伤了他。”于是他更加渴望“北方的大。北方的宽阔。北方的简单明了。北方的漫不经心。北方的无所畏惧。”但是后来的生活轨迹一次次让他与“北方”擦肩而过。生活不断扔过来的新责任需要他一站一站跑过旅程。终于当他和妻子的异域婚姻生活遭遇困境和危机的时候,在他生命中的一些部分开始渐渐死去的时候,另一些部分却渐渐复苏过来。这些复苏过来的部分中包括对“北方”的向往,包括出走和寻找。于是陈中越来到了加拿大北部的苏屋瞭望台担任当地儿童的听力康复师。
雪儿达娃来自中国西藏,因为不到26岁就两次守寡的缘故,才带着奔赴异乡逃脱命运的期望来到异乡这个印第安部落。可是异域那个曾经让她寄寓期待,当作救命稻草的男人裘伊已经被酒精蛀蚀了精力和灵魂。儿子尼尔从出生开始就背负了一身的病,“一场又一场的病,像一座又一座的山,搁在达娃和尼尔中间。达娃要抓住儿子,只有不懈地去爬那一座又一座的山。”当大大小小的山都被他们母子渐渐甩在身后以后,尼尔的“失聪”就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上接天下连着地的几乎再也爬不过去的一座山。
陈中越和尼尔由敌人变成了相互信任的朋友。在帮助达娃母子实现交流的过程中他也不断获得自身的力量。但是事情却被裘伊的一声枪响终止,达娃最终魂断异域,陈中越决定收养尼尔这个失去了父母的孩子。
陈中越写给女儿小越的信在文本中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它不仅仅作为每一章节的引子出现,更是陈中越自我寻找灵魂归属的持续呈现。海德格尔说:“说是给自己的听”。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儿小越的耳朵充当的是陈中越自我内省的角色。“我亲爱的女儿。尼尔的不幸是人人都看得见的,可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尼尔的幸运。尼尔有一个把他的梦永远地扛在自己肩上的妈妈,而你的爸爸却不是这样的。你的爸爸却要卸下了自己的梦,才会来扛你的梦。”这段话是促使陈中越前往苏屋瞭望台的目的,也是他在和尼尔母子相处的过程中进一步孕育生长出来的寻找的坚决和不能回避。
尼尔的梦被母亲扛在肩上,雪儿达娃要扛着尼尔单纯地生存下去的梦爬无数的山。在这其中,雪儿达娃的梦却被搁置了或者说被尼尔的梦替换了。只是在和陈中越相处之中才重新勾起了她对往事和命运的思索,才使她生发出本能的对灵魂归属的终极叩问。陈中越的梦也许并不仅仅是“向北方”。那“北方”代表的只是一种异域他乡的呼唤,他在经历了人生众多平凡世界之后重新寻找的是属于生命深处的冲动的力量,一种开阔的自由的能感知内心的力量,那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是在爬山,表面上看来扛着自己的梦,其实又何尝不是和达娃一样扛着已经成为移民下一代的小越的部分梦呢?
张翎曾经说:“我一直在写,或者所要写的是一种状态,即‘寻找’……一个人的精神永远‘在路上’,是寻找一种理想的精神家园的状况。”(南航,David:《十年积累的喷发—张翎访谈录》,《文化交流》2007年04期。)
(二) 没有乡愁的寻乡路
在《向北方》文本中出现了两个孩子,一个是陈中越的没有出场的女儿小越,一个是雪儿达娃的儿子尼尔。恰恰正是这两个孩子让两个大人的寻找具有了意义。这是两个已经开始介入异文化的孩子,也许他们祖辈身上还存留着两种文化的相悖和冲突,但是在这两个孩子身上,这种痕迹将越来越淡,甚至看不见。他们几乎是在无意识中失去了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故乡”,也将再不能找回一条通往遥远“故乡”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和背景下,文本中对“根”的寻找才终于不得不跳出“乡愁”的苑囿,而进入更为深沉开阔的终极领域。
当陈中越遭遇婚姻人生的瓶颈时,小越这个异域长大的孩子已经很难进入属于本土孩子的思维世界,她对父母婚姻表现出来的冷漠和冷静不能不让陈中越感到一些恍惚的失重。而尼尔尽管身患“失聪”之症,但他却已经极其容易地融入了印第安文化之中。是达娃的“因为找不到一条回家的路”的歌声震动了他一直懵懂的世界,唤醒了他的灵魂。事实上正是尼尔和小越,在文本中充当了一种寻找的原动力,也才最终将陈中越单纯意义上对“北方”的向往打开了一个更加深入和广阔的天地。所以,在文本结尾处,陈中越在积雪覆盖下错误刨开的墓碑并不是偶然和无意义的,那墓碑上所写的“通往天堂的路是孩子引领的”让《向北方》的文本寻找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对“乡愁”的寻找。
陈中越曾经试图用他身上积淀的儒家文化规劝达娃或者说是帮助,但是达娃有自身对归属和命运的理解和信仰,她身上有藏文化轮回宿命的强韧影响。所以“大千世界,他和她在这样空旷的北方相遇。她有她的伤,他有他的伤。他治不了她的,她也治不了他的。他看着她紧紧攀援在一片行将朽烂的木头上,朝着渺无边际的深渊飘去,却救不了她。”这其中,不能不说是陈中越个人的幻想。就如当他劝达娃离开这里回到中国时候,达娃回答的,哪里还能容下尼尔这样一个孩子?如果说陈中越身上代表的更多是汉文化中儒家道德,雪儿达娃身上积淀着藏文化的宿命轮回。那么尼尔身上融合的却是藏文化和印第安双重文化。这样的一个孩子,从“身份认同”上说注定了无处“寻根”,他的简单的梦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母亲可以帮他扛梦,陈中越可以帮助他触摸这个世界,但是他们都无法帮他打开另外一条寻找的路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生活在异乡世界里介入了不同文化重构的人开始在寻找的已经不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的“乡愁”,而是人类意义上的终极归宿。就像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张翎带着她的小说走的是一条没有乡愁的寻乡路。”(李蓉:《张翎小说与海外移民文学的新开拓》,《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这一条寻乡的路无疑是漫长和艰难的,可贵的是张翎抓住的是人性的相通相悖处,而不是多元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她将不同文化背景的寻找协调到了同一个层面上。小说中三个人物遭遇在汉族儒家文化、藏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广阔背景下,让他们互相扶助依靠信任的一方面是各个文化内部自生的大度的接纳,更主要的是人性深处的悲悯和渴望。说到底,裘伊不是拯救达娃的救命稻草,“北方”也不是陈中越追求的那个终极。但正是在这种没有谁可以拯救谁的现实中,彼此都在双方的背景和寻找的努力里汲取了力量。表面上看,似乎是陈中越照顾着这对同故乡有着血脉联系的母子,但深层上,达娃和尼尔传递给陈中越的力量也许更多。在这条没有乡愁的寻乡路上,三个身影踯躅的人奔赴的也许是同一个远方,那个方向代表着灵魂的苏醒,相容的可能和生存的愉悦。这样,文本才最终具有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寻找灵魂归宿的大气派,作品的终极关怀也正在于此。
在总结自己创作时,张翎曾经说自己“总是试图用一种较为古旧的语言来叙述一些其实很现实的现代故事,用最地道的中国小说手法来描述一些非常西方的故事。”她的小说语言一向古朴典雅,以韵味和情调见长。难能可贵的是,《向北方》文本中兼具了印第安生存环境中的粗砺和热烈,风格浓墨重彩又极尽温婉,从而让作品风情万种摇荡生姿。这种融合了中国母语写作优势和西方文化资源的创作无疑是当代华文文学的可喜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