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廖沙，中文名刘维宁，1955年出生于莫斯科，系刘少奇长孙。阿廖沙的父亲刘允斌14岁时前往俄罗斯求学，结识俄罗斯姑娘玛拉并结婚，育有女儿索尼娅和儿子阿廖沙。阿廖沙曾在苏联航空航天局工作。200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2007年定居广州，2010年创办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下文是作者据阿廖沙的口述整理。
　　父亲的信仰
　　 接到祖父刘少奇的来信时，父亲刚刚获得莫斯科大学核物理专业副博士学位。祖父在信中说，国家需要留学生们回来服务，希望父亲早日归来，用所学回报祖国和人民。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父亲舍不得这个温馨的四口之家，可他曾立志绝不辜负人民的培养。学有所成，报效国家，这是他人生的意义。
　　 父亲回国时我才2岁，所以我对父亲的记忆，大多是通过照片、信件还有母亲的讲述拼凑的。
　　 父亲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他常常把工资换成卢布寄给母亲，补贴家中开销，并写信到莫斯科，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意。
　　 这些信件我都完整保留着。信的内容大多数是父亲讲自己回国后的日常生活，某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很琐碎但很温暖。在问候母亲之后，他一定会询问我们的学习和成长。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对我们说，和取得个人成就相比，能为国家和民族奉献自身才是最大的幸福。长大后，我才明白，这应该就是他的信仰。
　　 在长期的分离中，父亲和母亲不得不决定结束婚姻关系。随着两国关系的變化，父亲与我们的书信往来也被迫中断，一家人从此失去了联系。
　　艰难的时刻
　　 1960年，中苏关系公开交恶。就在此时，年幼的阿廖沙见到了为缓和中苏关系而专程来访的祖父刘少奇。
　　 一天傍晚，家门前来了一辆气派的黑色轿车，母亲说要带我们去见一位长辈。车子把我们接到一栋建筑里，在那儿我见到了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老人。母亲说，这就是我的祖父。祖父见到我很高兴，搂住我，亲了亲我的脸颊。
　　 祖父给我带来了玩具和糖果，也给外公外婆带了礼物——一套印着中国山水画的烟具和一幅绣着老虎的丝绸画。他还对母亲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时，可以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寻求帮助。”没想到，这会是我和祖父唯一一次亲近的见面。
　　 1979年，我开始在苏联航空航天局任职，那正是苏联航天发展的好时期。我参与了人类首个可长期居住的空间研究中心——“和平号”空间站的发射工作。后来我成为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
　　 1987年，姑姑刘爱琴费了很大工夫，从她的莫斯科同学那里打听到我们的下落，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联系上了。也是在此时，我们从中国朋友那里听说父亲早在1967年就去世了。
　　 上世纪60年代，父亲在内蒙古包头的二○二厂工作，并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热核材料研究室。当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时，父亲带领科研人员自力更生，践行着他为国奉献的信念。然而，随着“文革”的开展，他在痛苦和彷徨中选择了自杀。现在越了解历史，越知道父亲是个先行者，他坚信自己的信仰和方向是正确的。他的死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站在中国的土地上
　　 1998年祖父刘少奇100周年诞辰时，王光美奶奶委托中方向我发出了邀请函，希望我可以参加。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我的同事们得知后都非常惊讶，相关部门也找我谈话，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因为我当时是在职军官，出国前要走复杂的审批流程，最终我遗憾地错过了这次纪念活动。但这件事情过后，我内心有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那就是一定要去中国看看祖父生活的地方，一定要亲手给父亲扫墓。
　　 为了能早日去中国，我申请了提前退役。按照规定，退役5年后才能自由出行。这段时间里，我和妻子冬妮娅做足了功课，试图从各个方面了解中国。我还在莫斯科找了一位中文老师，认真学习中文。
　　 2003年，我终于来到中国。在北京，我见到了王光美奶奶。刚一见面，她就给了我一个拥抱，尽管当时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但还是感受到了来自长辈的温暖。
　　 在后续的旅程里，我去了中国很多城市。在湖南宁乡，我拜访了祖父的故居，那里也是父亲度过10年童年时光的地方。在南京雨花台，我为父亲的生母何宝珍奶奶敬献了花圈。
　　 此后几年间，我来中国的次数越来越多，发现最喜欢的城市是广州。于是，我们一家人决定在广州定居生活。
　　 曾经有人问阿廖沙，中国和俄罗斯到底哪个是你的家？阿廖沙的回答是：“其实，俄罗斯和中国都是我的祖国。在俄罗斯居住时，我没觉得自己离开了中国，如今在中国生活，我也不认为我离开了俄罗斯。俄罗斯是母亲，中国是父亲，不管何时何地，它们都是我的家。”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