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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看守所里，面对着犯罪嫌疑人，我第一次感到不知道该怎样开始我们的谈话。他是个少年犯，要不是起诉书上写明他有16岁，看那个头儿和长相顶多只有13岁。而且他还是个哑巴，苗族哑巴。
聋哑学校的郑老师是专门请来的翻译，尽管他已经跟哑巴比划了半天，可哑巴还是不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他把头扭在一边，一副不愿意合作的样子。
“胡律师，你别介意。像这样的孩子，很难跟他说清规则之类的东西，也正因为不懂得规则，所以他们很容易触犯法律。他又是个苗族孩子，从来没学过正规的手语，沟通起来会有一些障碍。好在从侦察阶段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在当翻译，他已经很信任我了。”
我点点头，“班国强，蛮好听的名字嘛，他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郑老师勾下头，跟哑巴耐心地比划着，哑巴终于拿起笔，在会见笔录上歪歪扭扭地写下“班国强”三个字。写完了就低下头，不断地扭胸前的一颗扣子。那是一件说不出颜色的旧西装，穿在他身上又长又大，还散发出一股馊臭味。
我经常做法律援助的案子，接触过很多少年犯，但跟一个聋哑少年犯打交道，这还是第一次。我甚至很担心，苗族的哑语跟汉族的哑语是不是相通的。
好在案子本身并不复杂。班国强，别名班崽，今年16岁，经常伙同盗窃团伙扒火车，偷盗铁路运输物资。这一次六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而且是班国强带路抓获的。
“请你相信我，我是律师。律师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我跟警察和法官不是一起的，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希望你配合我，要说实话，否则我无法帮助你。”
通过郑老师的翻译，班国强终于露出了轻松的笑脸。那张笑脸很单纯，那双眼睛流露出痴憨的神情。
但是，这个犯罪集团的性质是非常恶劣的，他们长期在铁路沿线偷盗货物，盗窃总额高达20多万元！这一次，他们盗窃的是一批高科技电子设备，这伙人不知道如何销赃，竟将这些价值十几万的设备砸烂了卖给废品收购站，每人仅分了不到一百元。
班国强说，他把分得的钱给他弟弟妹妹交学费了。
我的心像触了电一般。
班国强家住的那个地方我是听说过的。据说那个叫摆浪的寨子穷得连电都用不起，可是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几乎家家都有，不过他们是这样使用的：冰箱当碗柜，电视机当板凳，洗衣机当米柜。凡是铁路上运的东西，他们的家里都会有。
班国强在案件中充当的是通风报信和放哨的角色。他趴在铁轨上，用脸一贴，通过铁轨振动的频率就能判断开过来的是客车还是货车。班国强的眼睛和嗅觉也非常灵敏，他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清火车的信号灯；货车从他面前一过，他就能闻出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决不会把香烟弄成啤酒。
他有一个旧手机，调到振动状态，腰间一振动，一看手机上的号码，就知道今晚会有什么行动。
会见完毕摁手印的时候，班国强显得很老练，他伸出右手大拇指，在印泥盒里蘸一下，认真地摁在他的名字下面，笔录上有涂改的地方用不着指点也知道摁一下，真是个机灵的少年。
我跟郑老师说：“我肯定还要来一两次，还得麻烦你当翻译。说实话，这孩子还是有让人同情的地方。”
“谈不上麻烦，保证随叫随到。你觉得这孩子有可能判缓刑吗？”
“他符合一些法定从轻判处的情节，比如刚满16岁，又是残疾人，还带着公安抓获了其他五个犯罪嫌疑人，这是有立功表现的。但问题是，他们盗窃的数额巨大，而且是多次，情节比较严重，更主要的是，他在这里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哦……”郑老师显得有些失望。
“不过我会尽量想办法的。”我安慰郑老师。看来，与班国强几个月的相处，郑老师已经对他产生了感情。我知道，聋哑学校的老师对聋哑儿都情不自禁地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何况是这么机灵的孩子，尽管他已经犯了罪。
二
再一次来到看守所的时候，班国强已经主动对我微笑了。郑老师笑着向他竖了一下大拇指，对他这种有礼貌的行为表示鼓励。
我从包里取出一件T恤，抖开来亮给他看，“喜不喜欢？是我给你买的。”
郑老师给他一比划，他连连摆手，拉了拉自己的衣服，意思是，不要，我有衣服穿。
我说：“看守所吃得不太好吧，本来是想给你带些吃的，可是按规定不准带，所以就只给你买了件换洗衣服。”
班国强比划着，郑老师翻译说：“这里吃得太好了，有时候还可以吃到包子，是肉馅的。我妈最喜欢吃肉包子了，可惜她吃不到了。”
“为什么？”我问。
郑老师又赶紧将哑巴的手势翻译过来：“我妈是个傻子，她每天都闹着要吃肉包子，要我去街上给她买，一个来回要走十几里的山路，不买回来她就不吃饭。”
“你妈妈喜欢吃肉包子？那你们怎么不给她包？”
“我们小孩子哪儿会包，也没有肉。我们要过年才杀猪。”
“你爸爸呢？”
“爸爸死了，是扒火车死的。他死了，妈妈就傻了。”
“哦。”我的心又被触动了一下，“那你扒火车就不怕摔死吗？”
“我会跳车，比他们几个都跳得好。”
我打开记录本，跟郑老师说：“请你跟他讲清楚，今天我要核实几个问题，希望他如实回答，要是不能回答，就最好摇头，不能撒谎。”
郑老师用手势向班国强强调着，他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说：“我要向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小小年纪，为什么要经常参与盗窃，你知不知道这是犯罪？”
“知道，村里也有人这样做被抓去关起来了。”他做了一个关门的手势，“但是，爸爸死了，妈妈天天闹着要吃肉包子，弟弟妹妹要上学，我是哥哥，总得想想办法。”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盗窃的？”
“我爸爸死了以后。”
“现在，我向你提第二个问题：你们每次盗窃销赃以后，得到的钱是怎么分的？你得了钱以后拿去干什么用了？”
“每次把东西卖了以后我们就把钱平分了。然后，我拿钱给妈妈买肉包子，剩下的钱我从来不敢乱花，要留给弟弟妹妹上学。”
“你有几个弟弟妹妹？”
“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大妹妹在家干活，弟弟和小妹妹在上学。”
“你们最后一次盗窃，你分了多少钱，把钱拿去干什么了？”
“我分了85块钱，给弟弟交学费了，还差学校8块钱。”
“有谁可以证明？”
“学校校长，我还给他写了一张欠条，欠条在他手里。”
我跟郑老师交换了一下目光，又继续问：“现在问你第三个问题：你被抓以后，为什么要带警察去抓另外的五个人？”
“他们分给我的钱分少了。原来一直都是平分的，最后那次他们几个都分了95块钱，却只分给我85块，害我连交学费都不够，我想不通，所以让警察把他们统统抓了。”
“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哪一年几月几日出生的？”
班国强看看郑老师的手势，对着我摇头。
“你上过学没有？”
他看了看郑老师的翻译，又摇头。
“有没有谁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出生的？”
他弄明白了以后依然摇头。
我一边示意他摁手印一边跟郑老师说：“看来我得抓紧时间在开庭之前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他的年龄问题，二是他给校长打的那个欠条。”
郑老师眼睛亮了一下，“要是搞清楚这两个问题他就有救了？”
“是的，最关键的还是年龄问题。卷宗和起诉书上说他是1989年3月9日出生的，而最后一次作案的时间是2005年3月21日，所以他刚刚才满16岁。农村记生日习惯都是用阴历，如果哑巴是1989年阴历的三月初九出生的话，那他在2005年3月21日那天就肯定还没有满16岁，因为阴历和阳历至少要相差一个月，那么由此推理……”
郑老师兴奋地叫起来：“我懂了，盗窃罪，必须要满16岁才负刑事责任，要是他不满16岁的话，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对啦……但是问题想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简单。”
“为什么？”郑老师又紧张起来。
“你看，班国强的父亲已经死了，母亲脑筋不管事，弟弟妹妹还小，他又从来没有上过学，肯定没有学籍档案，又有谁去证明他的生日使用的是阴历呢？”
“这可真要考倒人了。”郑老师说，“那么，那张欠条能起什么作用呢？”郑老师又问。
“我刚才忽略了一个问题。班国强说不定根本不会写什么欠条，那张欠条要是存在的话，多半也是校长写的，要是哑巴没在上面签字或者按手印的话，这张欠条什么作用也没有。”
“那么要是真有这张欠条呢？”郑老师追问道。
“作用也不是太大，仅仅能证明哑巴是被生活所迫才进行犯罪的，他的动机和目的不恶劣，但是这对量刑起不了关键性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年龄。要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能免于起诉了，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郑老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三
离开庭的时间只剩下四天了，我把时间掐头去尾一算，勉强还可以跑一趟，于是动身去了那个叫摆浪的苗寨。先坐火车，在县城住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换汽车，然后换摩托车，再走上一里多山路，终于到了摆浪寨。
当时正是中午，我以为一进寨门，就会有很多寨民像看怪物一样围着我。可是没有，到处都很清静。幽暗的山谷，幽暗的寨子，幽暗的吊脚楼，一切都散发着幽暗的光。这里到底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到目前为止，对于我来说是个谜。
一路走过去，根本就没有看见什么人。走到最里面的一个院子，终于看见了几个老人小孩。见来了生客，孩子们停止了游戏，木呆呆地望着我；一个老头蜷缩在院子中央，一边晒太阳，一边晒谷子。他懒懒地瞟了我一眼，继续盯着他的谷子不动。环视一圈，寨子里所有的景观便尽收眼底。这就是苗寨？一点也没有电视上演的那种载歌载舞、欢声笑语的痕迹。时间仿佛一下子停止了流淌，或许在这里过上一天，外面的世界便会过去一年。
我问一个孩子，这里有没有村干部一类的负责人，他就跑开了，不一会儿，带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她自我介绍说，是管大队陈列室钥匙的。我跟她寒暄了几句，然后突然话锋一转，“你们这个寨子姓班的人挺多吧？”“是啊，我也姓班。”“你认识一个叫班国强的人吗？他的小名叫班崽，是个哑巴。”
“你是说哑巴啊，认识认识。你找他有事？”
我问：“他在不在家？他家住在哪里？”
“他都被抓走好几个月了，他家住在后面那个院坝里。”
“他怎么被抓的？”
“还不是被那两条铁轨迷的。他一天到晚都在铁轨上飘。他爸爸都被火车轧死了，他还在那里飘。”
“‘飘’？”
“就是偷铁路……算了，不说了，都是一个寨子的，说了不好。”她好像觉得一下跟一个陌生人说得太多了，赶紧收住了口。
“哑巴的妈妈是不是有精神病？”
“你怎么知道的？”
“哦，也是别人告诉我的。”听我这么一说，她也就没再追问了。
“我想去你家喝口水行吗？然后再麻烦你带我去哑巴家。”
她有些为难的样子，但还是同意了，“实在不好意思，家里连个坐处也没有。”其实我是想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拿彩电当板凳坐。
一进门，一桶还在冒热气的猪食放在门口，看来刚才那个男孩叫她的时候，她正准备喂猪。猪圈就挨着她家的堂屋，猪屎和猪食的味道混和在一起，很难闻。也许，这就是她的为难之处。堂屋是木质结构，空间很高，窗户开得也很大，都是木格窗，上面用塑料布蒙起来，权当是玻璃，这样，屋子里就又昏暗又闷热。堂屋中间有一个坑，里面有些燃过的灰烬，那是他们冬天取暖用的火塘。
屋里到处堆着装粮食的麻袋，最值钱的家什应该是那台旧缝纫机，还有桌子上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插头是插上的，羊角天线也是撑开的，应该能用。我没有看见他们拿电视机当板凳，更没有发现她家有电冰箱和洗衣机之类的物件。看来，那些传说太夸张了。
在寨子里呆了一个下午，得到的全部收获仅仅是：哑巴的妈妈果然是个只会成天闹着要吃肉包子的傻子，我已经见到了；校长也见到了，他说哑巴当时是要打欠条给他的，可是哑巴不会写字，就指着天发了一个誓，表示要是不还学校8块钱的话，走到铁轨上就让火车撞死；至于哑巴的年龄，谁也无法说清楚，只是说谁家的孩子跟他一样大，要让他们精确到某月某日，是阴历还是阳历，全都支支吾吾，不敢确定。当地派出所区是无法去了，那里离摆浪寨至少还有大半天的路程，只能放弃了。
四
调查这么一圈下来，我已经跟那位姓班的苗家妇女很熟了，我叫她“班姐”。我付给班姐一些钱，在她家吃晚饭。班姐很不好意思地收了钱就到厨房忙活去了。于是，厨房里开始响起哔哔剥剥的声音，让我想起小时候奶奶家的柴灶。
趁天还没有完全黑，我出去逛了一圈。寨子里的好多人都知道我了，却又不好意思跟我接近，只是好奇地远远望着。我想用照相机给小孩子们拍些照片，可他们却都像受了惊吓的鸟，一下就跑开了，跑出一定的距离后，又都扭过身子朝我看，等我再试着接近，他们又跑。
班姐在家门口远远地叫我吃饭，她把声音拖得很悠长，将热情、真切还有一丝的过意不去全包含在了里头。家里只有三个人吃饭，班姐、我和班姐的婆婆。班姐的丈夫和公公都在外面打工，孩子上外婆家去了。菜很香，一盘老腊肉，一盘凉拌野葱，一盘干辣椒炒南瓜藤，还有一大碗丝瓜汤外加自己做的豆腐乳，简直太勾引食欲了。班姐见我吃得很香，快活地笑着。老婆婆却一直都不说话。班姐说她耳朵不好，又不会说汉话，所以不爱讲话。
在这样的寨子里，夜晚的日子是比较难打发的。电视屏幕总在那里跳，电灯忽亮忽暗没精打采的，老像是在打瞌睡。想给朋友打电话又没有信号。
班姐看出了我的无聊。她眼睛一亮，“走，我们下河洗澡去。”尽管没带游泳衣，我也一下子来了精神，今晚的月亮这么圆，夜色下的河滩该会有多美啊。既来之则安之吧，反正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明天一早才能回去。
银色的月光如水般均匀地泻下来，居然将远远的河水染成了海一般壮丽的效果。
没想到，河边会这么热闹，一大群妇女都在这里洗澡！而且没有一个人穿游泳衣！太神奇了。我好奇地说：“你们不怕遇到男人？”班姐说：“不会的，他们的地盘在那边很远的地方，再说晚上也看不见。”班姐跟那些人用苗语咿咿呀呀交流着，彼此都很兴奋。她们差不多都是半蹲在河里，只露出脖子和脑袋。几个年轻妇女在给她们的孩子搓背，搓得他们咿哇乱叫。班国强的妈妈当年也这样给他洗澡吗？
唉，要是只有这条河而没有那条铁路该多好！
班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泡在河里去了。她鼓动我：“快下来呀！凉快死了！”
我也学着她们下了河。清凉的水缓缓漫过我的身体，好舒服！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怎么会呢，白天一直都没有信号的。我赶紧披上衣服，手机铃声依然很有耐心地没有断。
居然是远在北京的一个好朋友：“你在干什么？老也不接电话。”我说：“我在苗寨，摆浪寨，我在河里洗澡。”“洗澡？是游泳吧？怎么这么晚了还在河里游泳？”我纠正她说：“不是游泳，是洗澡。什么时候你也来，保证这种感觉你从来没有体会过……”
只是，这么好的月色，这么清的河水，班国强暂时无法享受了，他会想到他家乡的这条河吗？如此的单纯和自由。
五
开庭的那天，我没有忘记给班国强买肉包子。
待审的被告都被关在一个像集装箱一样的铁笼子里，全封闭的，只在上端留了一条缝，可以看见里面一双双黑黝黝的眼睛。我在挤成一堆的六双眼睛中找到了班国强的眼睛，那双眼睛流露着某种期盼。我拎起包子在哑巴前面晃了晃，那双眼睛在笑。他个头不够高，在铁笼子里面一定使劲踮起了脚尖，眼睛一会儿能露出来，一会儿又不能露出来，既兴奋又急切的样子。
我跟法警交涉，请他将班国强暂时放出来，让他吃点东西，法警同意了。
班国强很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然后开始吃包子。我想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可不知道该怎么比划，郑老师这时候还没有到。我试着跟他说那条河，我将手指并在一起，做了一个波浪的手势，他没看懂，疑惑地望着我，我又做了个游泳的姿势，他使劲点着头，天真地笑了。
一切准备就绪，九点钟正式开庭。
班国强在法庭上很开心，其他几个被告都没有律师，班国强又有翻译又有律师，所以很是得意。他就那么乐呵呵地笑着，像看热闹一样。我觉得这样的表情会使法官对他产生不好的印象，就请郑老师示意他注意控制情绪，千万不能得意忘形。他这才老实下来。
其实，班国强差不多只要看着郑老师点头或者摇头就行了。这时候，他的头点得很认真，摇得也很果断，没有一点拖泥带水，他如此默契的配合使我非常满意。
当法官问到是不是他带警察去抓另外五个人的时候，班国强情绪异常高涨，他走过去一把抓住那个绰号叫长毛的家伙的后领，向法官示意他当时就是这样帮警察抓住长毛的。
虽然他的年龄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但我在发表辩护词的时候已经留好了退路。
“关于班国强的年龄问题我必须表明自己的意见，第一，苗寨的生活习惯都是使用阴历的，所以他们的生日使用的也是阴历，而到了派出所那里，都没有将阴历换算成阳历，就直接进行了登记。照此推算的话，班国强的出生日期不应该是1989年3月9日，而应该是阴历的三月初九，如果换成阳历的话，他就是1989年4月14日出生的。换句话说，在2005年3月21日他们作案的时候，班国强其实还没有满16岁。”
“第二，就算是班国强的年龄没有搞错，那么他在2005年3月21日以前的若干次犯罪，都不应该累计计算，他只能对2005年3月21日这一次犯罪事实承担责任，而起诉书的指控没有将这一点划分清楚……”
法官只采纳了我的第二条意见。然后，法官让每一个被告作最后陈述。那五个被告都耷拉着头，表示一定要悔过自新。轮到班国强时，他显得很茫然，一副懵懂无知的模样。
我有些替他着急，但又不好直接明示，突然灵机一动：“你还记得你家乡的那条河吗？”
郑老师愣了一下，我说，你就这样给他翻译。班国强看懂了，眼里开始闪着泪水，他不停地比划了一大堆，情绪十分激动。
郑老师帮他翻译过来：“我错了，我再也不这么干了。我要回家，我要去打工，靠自己的力量挣钱给我弟弟妹妹交学费。我还要回家看我妈妈，她不会做饭，只想吃肉包子……”
法官显然也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他跟两位陪审员耳语了一阵，宣布休庭，待合议庭合议之后另行宣判。
我扭过头去看班国强，天已经很热了，他还是穿着那件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旧西装，纯真的脸上一片茫然。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的样子，就像一棵野生的树，顽强地生长在旷野里，却无人来修剪枝叶。一种强烈的感情猛地击中了我的心，我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热辣辣的泪水。
在看守所里，面对着犯罪嫌疑人，我第一次感到不知道该怎样开始我们的谈话。他是个少年犯，要不是起诉书上写明他有16岁，看那个头儿和长相顶多只有13岁。而且他还是个哑巴，苗族哑巴。
聋哑学校的郑老师是专门请来的翻译，尽管他已经跟哑巴比划了半天，可哑巴还是不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他把头扭在一边，一副不愿意合作的样子。
“胡律师，你别介意。像这样的孩子，很难跟他说清规则之类的东西，也正因为不懂得规则，所以他们很容易触犯法律。他又是个苗族孩子，从来没学过正规的手语，沟通起来会有一些障碍。好在从侦察阶段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在当翻译，他已经很信任我了。”
我点点头，“班国强，蛮好听的名字嘛，他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郑老师勾下头，跟哑巴耐心地比划着，哑巴终于拿起笔，在会见笔录上歪歪扭扭地写下“班国强”三个字。写完了就低下头，不断地扭胸前的一颗扣子。那是一件说不出颜色的旧西装，穿在他身上又长又大，还散发出一股馊臭味。
我经常做法律援助的案子，接触过很多少年犯，但跟一个聋哑少年犯打交道，这还是第一次。我甚至很担心，苗族的哑语跟汉族的哑语是不是相通的。
好在案子本身并不复杂。班国强，别名班崽，今年16岁，经常伙同盗窃团伙扒火车，偷盗铁路运输物资。这一次六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而且是班国强带路抓获的。
“请你相信我，我是律师。律师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我跟警察和法官不是一起的，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希望你配合我，要说实话，否则我无法帮助你。”
通过郑老师的翻译，班国强终于露出了轻松的笑脸。那张笑脸很单纯，那双眼睛流露出痴憨的神情。
但是，这个犯罪集团的性质是非常恶劣的，他们长期在铁路沿线偷盗货物，盗窃总额高达20多万元！这一次，他们盗窃的是一批高科技电子设备，这伙人不知道如何销赃，竟将这些价值十几万的设备砸烂了卖给废品收购站，每人仅分了不到一百元。
班国强说，他把分得的钱给他弟弟妹妹交学费了。
我的心像触了电一般。
班国强家住的那个地方我是听说过的。据说那个叫摆浪的寨子穷得连电都用不起，可是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几乎家家都有，不过他们是这样使用的：冰箱当碗柜，电视机当板凳，洗衣机当米柜。凡是铁路上运的东西，他们的家里都会有。
班国强在案件中充当的是通风报信和放哨的角色。他趴在铁轨上，用脸一贴，通过铁轨振动的频率就能判断开过来的是客车还是货车。班国强的眼睛和嗅觉也非常灵敏，他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清火车的信号灯；货车从他面前一过，他就能闻出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决不会把香烟弄成啤酒。
他有一个旧手机，调到振动状态，腰间一振动，一看手机上的号码，就知道今晚会有什么行动。
会见完毕摁手印的时候，班国强显得很老练，他伸出右手大拇指，在印泥盒里蘸一下，认真地摁在他的名字下面，笔录上有涂改的地方用不着指点也知道摁一下，真是个机灵的少年。
我跟郑老师说：“我肯定还要来一两次，还得麻烦你当翻译。说实话，这孩子还是有让人同情的地方。”
“谈不上麻烦，保证随叫随到。你觉得这孩子有可能判缓刑吗？”
“他符合一些法定从轻判处的情节，比如刚满16岁，又是残疾人，还带着公安抓获了其他五个犯罪嫌疑人，这是有立功表现的。但问题是，他们盗窃的数额巨大，而且是多次，情节比较严重，更主要的是，他在这里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哦……”郑老师显得有些失望。
“不过我会尽量想办法的。”我安慰郑老师。看来，与班国强几个月的相处，郑老师已经对他产生了感情。我知道，聋哑学校的老师对聋哑儿都情不自禁地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何况是这么机灵的孩子，尽管他已经犯了罪。
二
再一次来到看守所的时候，班国强已经主动对我微笑了。郑老师笑着向他竖了一下大拇指，对他这种有礼貌的行为表示鼓励。
我从包里取出一件T恤，抖开来亮给他看，“喜不喜欢？是我给你买的。”
郑老师给他一比划，他连连摆手，拉了拉自己的衣服，意思是，不要，我有衣服穿。
我说：“看守所吃得不太好吧，本来是想给你带些吃的，可是按规定不准带，所以就只给你买了件换洗衣服。”
班国强比划着，郑老师翻译说：“这里吃得太好了，有时候还可以吃到包子，是肉馅的。我妈最喜欢吃肉包子了，可惜她吃不到了。”
“为什么？”我问。
郑老师又赶紧将哑巴的手势翻译过来：“我妈是个傻子，她每天都闹着要吃肉包子，要我去街上给她买，一个来回要走十几里的山路，不买回来她就不吃饭。”
“你妈妈喜欢吃肉包子？那你们怎么不给她包？”
“我们小孩子哪儿会包，也没有肉。我们要过年才杀猪。”
“你爸爸呢？”
“爸爸死了，是扒火车死的。他死了，妈妈就傻了。”
“哦。”我的心又被触动了一下，“那你扒火车就不怕摔死吗？”
“我会跳车，比他们几个都跳得好。”
我打开记录本，跟郑老师说：“请你跟他讲清楚，今天我要核实几个问题，希望他如实回答，要是不能回答，就最好摇头，不能撒谎。”
郑老师用手势向班国强强调着，他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说：“我要向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小小年纪，为什么要经常参与盗窃，你知不知道这是犯罪？”
“知道，村里也有人这样做被抓去关起来了。”他做了一个关门的手势，“但是，爸爸死了，妈妈天天闹着要吃肉包子，弟弟妹妹要上学，我是哥哥，总得想想办法。”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盗窃的？”
“我爸爸死了以后。”
“现在，我向你提第二个问题：你们每次盗窃销赃以后，得到的钱是怎么分的？你得了钱以后拿去干什么用了？”
“每次把东西卖了以后我们就把钱平分了。然后，我拿钱给妈妈买肉包子，剩下的钱我从来不敢乱花，要留给弟弟妹妹上学。”
“你有几个弟弟妹妹？”
“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大妹妹在家干活，弟弟和小妹妹在上学。”
“你们最后一次盗窃，你分了多少钱，把钱拿去干什么了？”
“我分了85块钱，给弟弟交学费了，还差学校8块钱。”
“有谁可以证明？”
“学校校长，我还给他写了一张欠条，欠条在他手里。”
我跟郑老师交换了一下目光，又继续问：“现在问你第三个问题：你被抓以后，为什么要带警察去抓另外的五个人？”
“他们分给我的钱分少了。原来一直都是平分的，最后那次他们几个都分了95块钱，却只分给我85块，害我连交学费都不够，我想不通，所以让警察把他们统统抓了。”
“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哪一年几月几日出生的？”
班国强看看郑老师的手势，对着我摇头。
“你上过学没有？”
他看了看郑老师的翻译，又摇头。
“有没有谁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出生的？”
他弄明白了以后依然摇头。
我一边示意他摁手印一边跟郑老师说：“看来我得抓紧时间在开庭之前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他的年龄问题，二是他给校长打的那个欠条。”
郑老师眼睛亮了一下，“要是搞清楚这两个问题他就有救了？”
“是的，最关键的还是年龄问题。卷宗和起诉书上说他是1989年3月9日出生的，而最后一次作案的时间是2005年3月21日，所以他刚刚才满16岁。农村记生日习惯都是用阴历，如果哑巴是1989年阴历的三月初九出生的话，那他在2005年3月21日那天就肯定还没有满16岁，因为阴历和阳历至少要相差一个月，那么由此推理……”
郑老师兴奋地叫起来：“我懂了，盗窃罪，必须要满16岁才负刑事责任，要是他不满16岁的话，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
“对啦……但是问题想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简单。”
“为什么？”郑老师又紧张起来。
“你看，班国强的父亲已经死了，母亲脑筋不管事，弟弟妹妹还小，他又从来没有上过学，肯定没有学籍档案，又有谁去证明他的生日使用的是阴历呢？”
“这可真要考倒人了。”郑老师说，“那么，那张欠条能起什么作用呢？”郑老师又问。
“我刚才忽略了一个问题。班国强说不定根本不会写什么欠条，那张欠条要是存在的话，多半也是校长写的，要是哑巴没在上面签字或者按手印的话，这张欠条什么作用也没有。”
“那么要是真有这张欠条呢？”郑老师追问道。
“作用也不是太大，仅仅能证明哑巴是被生活所迫才进行犯罪的，他的动机和目的不恶劣，但是这对量刑起不了关键性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年龄。要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能免于起诉了，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郑老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三
离开庭的时间只剩下四天了，我把时间掐头去尾一算，勉强还可以跑一趟，于是动身去了那个叫摆浪的苗寨。先坐火车，在县城住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换汽车，然后换摩托车，再走上一里多山路，终于到了摆浪寨。
当时正是中午，我以为一进寨门，就会有很多寨民像看怪物一样围着我。可是没有，到处都很清静。幽暗的山谷，幽暗的寨子，幽暗的吊脚楼，一切都散发着幽暗的光。这里到底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到目前为止，对于我来说是个谜。
一路走过去，根本就没有看见什么人。走到最里面的一个院子，终于看见了几个老人小孩。见来了生客，孩子们停止了游戏，木呆呆地望着我；一个老头蜷缩在院子中央，一边晒太阳，一边晒谷子。他懒懒地瞟了我一眼，继续盯着他的谷子不动。环视一圈，寨子里所有的景观便尽收眼底。这就是苗寨？一点也没有电视上演的那种载歌载舞、欢声笑语的痕迹。时间仿佛一下子停止了流淌，或许在这里过上一天，外面的世界便会过去一年。
我问一个孩子，这里有没有村干部一类的负责人，他就跑开了，不一会儿，带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她自我介绍说，是管大队陈列室钥匙的。我跟她寒暄了几句，然后突然话锋一转，“你们这个寨子姓班的人挺多吧？”“是啊，我也姓班。”“你认识一个叫班国强的人吗？他的小名叫班崽，是个哑巴。”
“你是说哑巴啊，认识认识。你找他有事？”
我问：“他在不在家？他家住在哪里？”
“他都被抓走好几个月了，他家住在后面那个院坝里。”
“他怎么被抓的？”
“还不是被那两条铁轨迷的。他一天到晚都在铁轨上飘。他爸爸都被火车轧死了，他还在那里飘。”
“‘飘’？”
“就是偷铁路……算了，不说了，都是一个寨子的，说了不好。”她好像觉得一下跟一个陌生人说得太多了，赶紧收住了口。
“哑巴的妈妈是不是有精神病？”
“你怎么知道的？”
“哦，也是别人告诉我的。”听我这么一说，她也就没再追问了。
“我想去你家喝口水行吗？然后再麻烦你带我去哑巴家。”
她有些为难的样子，但还是同意了，“实在不好意思，家里连个坐处也没有。”其实我是想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拿彩电当板凳坐。
一进门，一桶还在冒热气的猪食放在门口，看来刚才那个男孩叫她的时候，她正准备喂猪。猪圈就挨着她家的堂屋，猪屎和猪食的味道混和在一起，很难闻。也许，这就是她的为难之处。堂屋是木质结构，空间很高，窗户开得也很大，都是木格窗，上面用塑料布蒙起来，权当是玻璃，这样，屋子里就又昏暗又闷热。堂屋中间有一个坑，里面有些燃过的灰烬，那是他们冬天取暖用的火塘。
屋里到处堆着装粮食的麻袋，最值钱的家什应该是那台旧缝纫机，还有桌子上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插头是插上的，羊角天线也是撑开的，应该能用。我没有看见他们拿电视机当板凳，更没有发现她家有电冰箱和洗衣机之类的物件。看来，那些传说太夸张了。
在寨子里呆了一个下午，得到的全部收获仅仅是：哑巴的妈妈果然是个只会成天闹着要吃肉包子的傻子，我已经见到了；校长也见到了，他说哑巴当时是要打欠条给他的，可是哑巴不会写字，就指着天发了一个誓，表示要是不还学校8块钱的话，走到铁轨上就让火车撞死；至于哑巴的年龄，谁也无法说清楚，只是说谁家的孩子跟他一样大，要让他们精确到某月某日，是阴历还是阳历，全都支支吾吾，不敢确定。当地派出所区是无法去了，那里离摆浪寨至少还有大半天的路程，只能放弃了。
四
调查这么一圈下来，我已经跟那位姓班的苗家妇女很熟了，我叫她“班姐”。我付给班姐一些钱，在她家吃晚饭。班姐很不好意思地收了钱就到厨房忙活去了。于是，厨房里开始响起哔哔剥剥的声音，让我想起小时候奶奶家的柴灶。
趁天还没有完全黑，我出去逛了一圈。寨子里的好多人都知道我了，却又不好意思跟我接近，只是好奇地远远望着。我想用照相机给小孩子们拍些照片，可他们却都像受了惊吓的鸟，一下就跑开了，跑出一定的距离后，又都扭过身子朝我看，等我再试着接近，他们又跑。
班姐在家门口远远地叫我吃饭，她把声音拖得很悠长，将热情、真切还有一丝的过意不去全包含在了里头。家里只有三个人吃饭，班姐、我和班姐的婆婆。班姐的丈夫和公公都在外面打工，孩子上外婆家去了。菜很香，一盘老腊肉，一盘凉拌野葱，一盘干辣椒炒南瓜藤，还有一大碗丝瓜汤外加自己做的豆腐乳，简直太勾引食欲了。班姐见我吃得很香，快活地笑着。老婆婆却一直都不说话。班姐说她耳朵不好，又不会说汉话，所以不爱讲话。
在这样的寨子里，夜晚的日子是比较难打发的。电视屏幕总在那里跳，电灯忽亮忽暗没精打采的，老像是在打瞌睡。想给朋友打电话又没有信号。
班姐看出了我的无聊。她眼睛一亮，“走，我们下河洗澡去。”尽管没带游泳衣，我也一下子来了精神，今晚的月亮这么圆，夜色下的河滩该会有多美啊。既来之则安之吧，反正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明天一早才能回去。
银色的月光如水般均匀地泻下来，居然将远远的河水染成了海一般壮丽的效果。
没想到，河边会这么热闹，一大群妇女都在这里洗澡！而且没有一个人穿游泳衣！太神奇了。我好奇地说：“你们不怕遇到男人？”班姐说：“不会的，他们的地盘在那边很远的地方，再说晚上也看不见。”班姐跟那些人用苗语咿咿呀呀交流着，彼此都很兴奋。她们差不多都是半蹲在河里，只露出脖子和脑袋。几个年轻妇女在给她们的孩子搓背，搓得他们咿哇乱叫。班国强的妈妈当年也这样给他洗澡吗？
唉，要是只有这条河而没有那条铁路该多好！
班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泡在河里去了。她鼓动我：“快下来呀！凉快死了！”
我也学着她们下了河。清凉的水缓缓漫过我的身体，好舒服！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怎么会呢，白天一直都没有信号的。我赶紧披上衣服，手机铃声依然很有耐心地没有断。
居然是远在北京的一个好朋友：“你在干什么？老也不接电话。”我说：“我在苗寨，摆浪寨，我在河里洗澡。”“洗澡？是游泳吧？怎么这么晚了还在河里游泳？”我纠正她说：“不是游泳，是洗澡。什么时候你也来，保证这种感觉你从来没有体会过……”
只是，这么好的月色，这么清的河水，班国强暂时无法享受了，他会想到他家乡的这条河吗？如此的单纯和自由。
五
开庭的那天，我没有忘记给班国强买肉包子。
待审的被告都被关在一个像集装箱一样的铁笼子里，全封闭的，只在上端留了一条缝，可以看见里面一双双黑黝黝的眼睛。我在挤成一堆的六双眼睛中找到了班国强的眼睛，那双眼睛流露着某种期盼。我拎起包子在哑巴前面晃了晃，那双眼睛在笑。他个头不够高，在铁笼子里面一定使劲踮起了脚尖，眼睛一会儿能露出来，一会儿又不能露出来，既兴奋又急切的样子。
我跟法警交涉，请他将班国强暂时放出来，让他吃点东西，法警同意了。
班国强很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然后开始吃包子。我想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可不知道该怎么比划，郑老师这时候还没有到。我试着跟他说那条河，我将手指并在一起，做了一个波浪的手势，他没看懂，疑惑地望着我，我又做了个游泳的姿势，他使劲点着头，天真地笑了。
一切准备就绪，九点钟正式开庭。
班国强在法庭上很开心，其他几个被告都没有律师，班国强又有翻译又有律师，所以很是得意。他就那么乐呵呵地笑着，像看热闹一样。我觉得这样的表情会使法官对他产生不好的印象，就请郑老师示意他注意控制情绪，千万不能得意忘形。他这才老实下来。
其实，班国强差不多只要看着郑老师点头或者摇头就行了。这时候，他的头点得很认真，摇得也很果断，没有一点拖泥带水，他如此默契的配合使我非常满意。
当法官问到是不是他带警察去抓另外五个人的时候，班国强情绪异常高涨，他走过去一把抓住那个绰号叫长毛的家伙的后领，向法官示意他当时就是这样帮警察抓住长毛的。
虽然他的年龄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但我在发表辩护词的时候已经留好了退路。
“关于班国强的年龄问题我必须表明自己的意见，第一，苗寨的生活习惯都是使用阴历的，所以他们的生日使用的也是阴历，而到了派出所那里，都没有将阴历换算成阳历，就直接进行了登记。照此推算的话，班国强的出生日期不应该是1989年3月9日，而应该是阴历的三月初九，如果换成阳历的话，他就是1989年4月14日出生的。换句话说，在2005年3月21日他们作案的时候，班国强其实还没有满16岁。”
“第二，就算是班国强的年龄没有搞错，那么他在2005年3月21日以前的若干次犯罪，都不应该累计计算，他只能对2005年3月21日这一次犯罪事实承担责任，而起诉书的指控没有将这一点划分清楚……”
法官只采纳了我的第二条意见。然后，法官让每一个被告作最后陈述。那五个被告都耷拉着头，表示一定要悔过自新。轮到班国强时，他显得很茫然，一副懵懂无知的模样。
我有些替他着急，但又不好直接明示，突然灵机一动：“你还记得你家乡的那条河吗？”
郑老师愣了一下，我说，你就这样给他翻译。班国强看懂了，眼里开始闪着泪水，他不停地比划了一大堆，情绪十分激动。
郑老师帮他翻译过来：“我错了，我再也不这么干了。我要回家，我要去打工，靠自己的力量挣钱给我弟弟妹妹交学费。我还要回家看我妈妈，她不会做饭，只想吃肉包子……”
法官显然也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他跟两位陪审员耳语了一阵，宣布休庭，待合议庭合议之后另行宣判。
我扭过头去看班国强，天已经很热了，他还是穿着那件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旧西装，纯真的脸上一片茫然。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的样子，就像一棵野生的树，顽强地生长在旷野里，却无人来修剪枝叶。一种强烈的感情猛地击中了我的心，我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热辣辣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