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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和毛泽东主席朝夕相处达10年之久，但他很少向人提起这段在别人看来最值得炫耀的特殊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逝，那些尘封在他心底深处的记忆，似乎变得更加清晰，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昨天……
这是一个初秋的上午，我们如约来到了高智老人的家里。
今年已经78岁高龄的高老看上去精神很好，他的书房陈设简单，墙上悬挂着当年毛主席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的照片。“我们过去在主席身边当秘书的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高老的目光在照片上游走着，好像在寻找着久远的记忆。
“帮”主席做事
“那时我在中南海机要室，说实话当时是常想见主席的，但组织上找我谈话让去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又不敢去。主要是因为我说陕北话，主席说湖南话，怕听不懂，误事。”说起当时被调到主席身边的事儿，高智老人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1952年夏日的一天上午，高智到丰泽园去报到，主席的另一位机要秘书罗光禄领他去见主席。快到主席卧室门口的时候，他竟然紧张的满头是汗。
“主席穿着睡衣，背靠在床头。我不由自主地快步走到主席跟前说：‘主席，您好！’毛主席缓缓起身，与我紧紧握手，说‘欢迎，欢迎。’接着便很亲切地和我谈话，问我在哪里上过学？爱人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高智告诉主席，他完小毕业后考入绥德师范只学习了一年多就调到延安，主席高兴地说：“噢！绥德师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陕北很有名的一座学校嘛。这么说，你还是我身边工作的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接着主席对他说：“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好不好？”
高智告诉记者，那时主席对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常说是“帮”他做事。主席的卧室很简朴，书多，没什么家具摆设。睡的是大木板床，床上左边多一半放着书报，床头右边是一个约二尺多见方的小藤桌，铺一块干净的白布，上面放着主席要看的文件和一些削好的铅笔，一个普通的烟灰缸，几支香烟装在一个折叠起来的普通纸烟盒里。床下放有一双陈旧的拖鞋和一双半旧不新的布鞋。挂在衣架一旁的一件睡衣，已打着好多补丁。
高智说，主席还有个仓库，里面除了延安时期用过的东西，孩子们的衣服等物品，也没有其它什么东西，主席的生活一直很俭朴。
在高智的记忆里，自从到北京后，经常有人从家乡来看主席，开始的时候不通知就来了，后来要经主席同意了才能来，一是因为人太多，二是主席可能不在北京，见不上。家乡人来京的费用都是主席出的，需要添置什么物品，都是主席出钱，可主席每个月四百零几块的工资根本不够用，一部分就从稿费中支出。“主席总是尽力去帮助那些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及生活上有困难的人，却从未给自己的任何一个亲戚解决过工作。”
高智在主席身边一直工作到1962年5月7日，其间除到河南和江西学习、调研一段时间之外，几乎与主席形影不离。“当时我和罗光禄担任主席的机要秘书，主要负责为主席筛选和呈送文件，办理主席交办的一切事项，如处理部分信件、接待客人、安排主席会客、召开会议等，平时更多的是关心主席的饮食起居。”高智说。
到农村调研
“毛主席一直很关心农村、关心群众的生活。”高智说，“196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67岁生辰。他叫叶子龙、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封耀松和我六人，同他老人家一起吃饭。平时主席吃饭就很简单，这顿生日便饭，因在困难年月，所以更简单。记得只有一个荤菜和几个素菜，一盘辣子，一个汤，主食是米饭，李师傅特地又擀了一点面条。”
这次吃饭，让高智做出了到基层调研的决定。
原来，在吃饭的时候，主席强调要常下去，搞调研，去锻炼，不能老浮在上面，还说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然后，主席问他们谁愿意下去？高智坐在毛主席的右边，就向毛主席报名说：“我愿意下去。”
“好！”主席伸出大姆指，接着又问：“你们谁还愿意下去？”接着大家都表了态，主席很高兴。
高智这次调研去了河南和江西等地。临走前，主席对他们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集体吃食堂到底行不行？群众有什么意见，如实反映上来。一定要讲真话。你们下去以后，既要了解当前农村存在的实际问题，也要向群众学习一些生产知识。”
高智到基层以后，发现群众对集体吃食堂确实有一些意见，而且，他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回到北京后，他将发现的问题向主席如实地作了汇报。主席还在颐年堂与他们合影。这张合影，高智40多年来一直珍贵地保存着。
难忘的离别时刻
1962年4月19日下午，毛主席在颐年堂约高智谈话。他老人家一边吸着香烟，一边亲切地让高智坐在他的旁边，对他说：“高智，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都很好，我很满意。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离开？继续在我身边工作也可以，如果想离开到其他什么地方也可以，谈谈你的意见。”
其实，在毛主席找高智谈话前，他就已经知道李银桥他们都要走了，自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而且，他心里一直记着主席说过的话，不能老浮在上面，要到基层去，才能了解真实情况，也才能锻炼自己。于是，他对主席说：“主席，说心里话，我不舍得离开您，愿意在您身边工作一辈子。可是，您又多次对我们说：一个人不能老浮在上面，经过去河南和江西，我更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愿意到下面去工作，去锻炼。”
毛主席问高智想去哪里，高智说他是陕西人，想回陕西。“那好，你就到西安，回自己的家乡。你先走，打前站，我随后就来。你回到陕西，要把农业、工业、财贸、文教都搞搞……”主席还对高智说：“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你都要继续为我做点事情。你走之前，订一个学习计划交给我。”
高智告诉记者，离别前夕，他听了主席那番话，两眼充满了热泪，除了连连点头作答，什么话也说不来。主席看到这神情，眼睛也湿润了，沉默良久，吸了一口烟，又对他说：“高智，你要是走的话，也不要急着走，等你爱人生了孩子，住段时间再说。”
当时，高智爱人的预产期就要到了。但高智想，如果在北京生孩子，至少还要耽搁两、三个月的时间。而到西安生孩子，就能早日投入新的工作，利用工作之余，照顾家庭。高智把这种想法告诉主席后，主席也再没说什么。
高智起身与主席告别时，主席突然又把高智叫住，说：“我和你一起照个像好不好？”
想起当时的情景，高智感觉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我搀扶毛主席从沙发上慢慢起来，随他走出颐年堂，就在颐年堂门口，由吕厚民同志，给我和毛主席合了影。”
离开主席前，高智把自己订好的学习计划交给了主席，又把主席办公室和卧室的文件整理了一遍，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交代。
1962年5月7日，高智离开中南海回到了陕西。
心中的愿望
高智回到陕西后，先后在省委政研室、省外办和延安、洛川等地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省上个别的领导外，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在主席身边工作了10年之久。他也很少跟别人谈起这段历史。高老一直盼望着主席能早日来到陕西，他要陪着主席沿黄河走一趟，他还想再和主席说说话。但是，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高老告诉记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使他学到了如何做人处事，这些让他受用一生。
现在，高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笔耕不辍，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他想把当年在主席身边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告诉世人一个伟大而真实的毛泽东。
记者结束采访的时候，高老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放满了烟蒂。他和主席一样，都有很大的烟瘾，不知道这是不是受了主席的影响。
当得知我们要采访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走长征路的元勋子女时，高老非常感慨，欣然提笔为我们题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祝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圆满成功”。
高智，生于1928年，陕西佳县人。1944年入绥德师范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调入延安中央机要科，1947年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西柏坡。1952年起任毛主席机要秘书。1962年回陕西工作。
这是一个初秋的上午，我们如约来到了高智老人的家里。
今年已经78岁高龄的高老看上去精神很好，他的书房陈设简单，墙上悬挂着当年毛主席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的照片。“我们过去在主席身边当秘书的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高老的目光在照片上游走着，好像在寻找着久远的记忆。
“帮”主席做事
“那时我在中南海机要室，说实话当时是常想见主席的，但组织上找我谈话让去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又不敢去。主要是因为我说陕北话，主席说湖南话，怕听不懂，误事。”说起当时被调到主席身边的事儿，高智老人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1952年夏日的一天上午，高智到丰泽园去报到，主席的另一位机要秘书罗光禄领他去见主席。快到主席卧室门口的时候，他竟然紧张的满头是汗。
“主席穿着睡衣，背靠在床头。我不由自主地快步走到主席跟前说：‘主席，您好！’毛主席缓缓起身，与我紧紧握手，说‘欢迎，欢迎。’接着便很亲切地和我谈话，问我在哪里上过学？爱人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高智告诉主席，他完小毕业后考入绥德师范只学习了一年多就调到延安，主席高兴地说：“噢！绥德师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陕北很有名的一座学校嘛。这么说，你还是我身边工作的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接着主席对他说：“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好不好？”
高智告诉记者，那时主席对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常说是“帮”他做事。主席的卧室很简朴，书多，没什么家具摆设。睡的是大木板床，床上左边多一半放着书报，床头右边是一个约二尺多见方的小藤桌，铺一块干净的白布，上面放着主席要看的文件和一些削好的铅笔，一个普通的烟灰缸，几支香烟装在一个折叠起来的普通纸烟盒里。床下放有一双陈旧的拖鞋和一双半旧不新的布鞋。挂在衣架一旁的一件睡衣，已打着好多补丁。
高智说，主席还有个仓库，里面除了延安时期用过的东西，孩子们的衣服等物品，也没有其它什么东西，主席的生活一直很俭朴。
在高智的记忆里，自从到北京后，经常有人从家乡来看主席，开始的时候不通知就来了，后来要经主席同意了才能来，一是因为人太多，二是主席可能不在北京，见不上。家乡人来京的费用都是主席出的，需要添置什么物品，都是主席出钱，可主席每个月四百零几块的工资根本不够用，一部分就从稿费中支出。“主席总是尽力去帮助那些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及生活上有困难的人，却从未给自己的任何一个亲戚解决过工作。”
高智在主席身边一直工作到1962年5月7日，其间除到河南和江西学习、调研一段时间之外，几乎与主席形影不离。“当时我和罗光禄担任主席的机要秘书，主要负责为主席筛选和呈送文件，办理主席交办的一切事项，如处理部分信件、接待客人、安排主席会客、召开会议等，平时更多的是关心主席的饮食起居。”高智说。
到农村调研
“毛主席一直很关心农村、关心群众的生活。”高智说，“196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67岁生辰。他叫叶子龙、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封耀松和我六人，同他老人家一起吃饭。平时主席吃饭就很简单，这顿生日便饭，因在困难年月，所以更简单。记得只有一个荤菜和几个素菜，一盘辣子，一个汤，主食是米饭，李师傅特地又擀了一点面条。”
这次吃饭，让高智做出了到基层调研的决定。
原来，在吃饭的时候，主席强调要常下去，搞调研，去锻炼，不能老浮在上面，还说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然后，主席问他们谁愿意下去？高智坐在毛主席的右边，就向毛主席报名说：“我愿意下去。”
“好！”主席伸出大姆指，接着又问：“你们谁还愿意下去？”接着大家都表了态，主席很高兴。
高智这次调研去了河南和江西等地。临走前，主席对他们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集体吃食堂到底行不行？群众有什么意见，如实反映上来。一定要讲真话。你们下去以后，既要了解当前农村存在的实际问题，也要向群众学习一些生产知识。”
高智到基层以后，发现群众对集体吃食堂确实有一些意见，而且，他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回到北京后，他将发现的问题向主席如实地作了汇报。主席还在颐年堂与他们合影。这张合影，高智40多年来一直珍贵地保存着。
难忘的离别时刻
1962年4月19日下午，毛主席在颐年堂约高智谈话。他老人家一边吸着香烟，一边亲切地让高智坐在他的旁边，对他说：“高智，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都很好，我很满意。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离开？继续在我身边工作也可以，如果想离开到其他什么地方也可以，谈谈你的意见。”
其实，在毛主席找高智谈话前，他就已经知道李银桥他们都要走了，自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而且，他心里一直记着主席说过的话，不能老浮在上面，要到基层去，才能了解真实情况，也才能锻炼自己。于是，他对主席说：“主席，说心里话，我不舍得离开您，愿意在您身边工作一辈子。可是，您又多次对我们说：一个人不能老浮在上面，经过去河南和江西，我更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愿意到下面去工作，去锻炼。”
毛主席问高智想去哪里，高智说他是陕西人，想回陕西。“那好，你就到西安，回自己的家乡。你先走，打前站，我随后就来。你回到陕西，要把农业、工业、财贸、文教都搞搞……”主席还对高智说：“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你都要继续为我做点事情。你走之前，订一个学习计划交给我。”
高智告诉记者，离别前夕，他听了主席那番话，两眼充满了热泪，除了连连点头作答，什么话也说不来。主席看到这神情，眼睛也湿润了，沉默良久，吸了一口烟，又对他说：“高智，你要是走的话，也不要急着走，等你爱人生了孩子，住段时间再说。”
当时，高智爱人的预产期就要到了。但高智想，如果在北京生孩子，至少还要耽搁两、三个月的时间。而到西安生孩子，就能早日投入新的工作，利用工作之余，照顾家庭。高智把这种想法告诉主席后，主席也再没说什么。
高智起身与主席告别时，主席突然又把高智叫住，说：“我和你一起照个像好不好？”
想起当时的情景，高智感觉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我搀扶毛主席从沙发上慢慢起来，随他走出颐年堂，就在颐年堂门口，由吕厚民同志，给我和毛主席合了影。”
离开主席前，高智把自己订好的学习计划交给了主席，又把主席办公室和卧室的文件整理了一遍，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交代。
1962年5月7日，高智离开中南海回到了陕西。
心中的愿望
高智回到陕西后，先后在省委政研室、省外办和延安、洛川等地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省上个别的领导外，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在主席身边工作了10年之久。他也很少跟别人谈起这段历史。高老一直盼望着主席能早日来到陕西，他要陪着主席沿黄河走一趟，他还想再和主席说说话。但是，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高老告诉记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使他学到了如何做人处事，这些让他受用一生。
现在，高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笔耕不辍，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他想把当年在主席身边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告诉世人一个伟大而真实的毛泽东。
记者结束采访的时候，高老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放满了烟蒂。他和主席一样，都有很大的烟瘾，不知道这是不是受了主席的影响。
当得知我们要采访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走长征路的元勋子女时，高老非常感慨，欣然提笔为我们题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祝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圆满成功”。
高智，生于1928年，陕西佳县人。1944年入绥德师范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调入延安中央机要科，1947年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西柏坡。1952年起任毛主席机要秘书。1962年回陕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