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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一篇报道的题目。刊登于今年6月11日《四川青年报》的这篇报道说:内江市财贸学校16岁的女生蒋小利,因去年曾拿过寝室同学放在枕头底下的60元钱,受到校方行政警告处分。今年5月初,该寝室另一名女生100元钱失窃,校方及同学均怀疑乃蒋小利所为。蒋“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逃避众人怀疑的目光”而自杀。
100元钱与一条生命,无论如何也难以划上等号。校方“情况汇报”中这样分析蒋小利的死因:“……蒋小利总以为别人在怀疑她、议论她,思想负担十分沉重。这以后的几天里,蒋小利在和寝室同学相处的过程中,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总以为同学对她冷若冰霜,同学看她时眼光都是冷漠无情的、甚至是仇视的。自己把自己和同学对立起来,精神上的高度压抑致使思维变得狭隘、思维空间变小、心态变形,是导致蒋小利最后死亡的根本原因。”
按照这种“分析”,蒋小利的自杀完全是“咎由自取”、“自绝于同学”。至于校方,更是与整个事件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面对重大突发事故,有关责任者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推卸责任,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对承担责任的后果的恐惧往往压倒了责任者的良知,压倒责任者在此时本应油然而生的忏悔之心。
可叹的是,这种对承担责任后果的恐惧感,如果是产生在悲剧发生之前,而不是悲剧发生之后,也许这悲剧根本就不会发生。
该校保卫处长对记者说:“要说学校有责任,那就是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够。不过良好的心理素质不是一朝一夕能养成的。蒋小利的心理脆弱,与其长期生活的环境和教育背景有关,不能指望在我们学校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得到完全矫正。”
问题是,学校对蒋小利这种心理“矫正”过没有?是“矫正”了还是使它更加“脆弱”了?抑或是把这种“脆弱心理”给彻底摧垮了?
该保卫处长介绍说:蒋所在的寝室在不到两学期的时间里,曾三次丢钱:第一次是蒋小利拿了别人的钱,被校方施以处分;第二次是蒋小利丢钱,校方不了了之;第三次,另一名同学放在箱子里的100元钱不翼而飞,“这次,学校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且看该校是如何“细致调查”的:“先是让全班每个同学写这几天的时间安排(人人过关,人人自危);5月10日晚,由保卫干事找三名同学(其中包括蒋小利)谈经济开支情况;然后,保卫处长又单独找蒋小利谈话。但直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谁偷了别人的钱。”
由全班人到三个人、再到一个人,怀疑(莫须有的怀疑)的范围迅速收缩成一把利剑,直刺孤立无助的蒋小利——由此可见,使蒋小利背上“十分沉重的思想负担”的,并不仅是校方所言的蒋的同学们。
中国人对偷窃行为历来痛恨。我们在大大小小的超市、书店里就常看到“偷一罚十”之类的警告牌。很少有人觉得这种以义愤代替理智、以私刑代替法律的“警告”有什么不妥。内江财贸学校的校方及同学对蒋小利倒没有“抓住一次当十次罚”,然而却是“抓住一次当十次怀疑”,它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比起前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小利在给家长的遗书中写道:“我忍受不了同学们怀疑的眼光、同学们有时找不到东西的冷嘲热讽,所以我走了……女儿最害怕的就是面对一张张冷漠的面孔。为什么她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我不理不睬呢?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改正了,别人还是不信呢?就因为犯过同样的错,就认定第二次也是同一个人吗?”
我们对他人的痛苦往往麻木不仁,特别是被我们看作曾有“污点”的人,我们很少想到过他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蒋小利自杀前,收到一张辱骂她的纸条:“蒋小利你混蛋,祝你早死永不投胎。”)。学校本该是春风化雨的地方,却变成了风霜刀剑严相逼的场所,蒋小利,她可有持久的勇气支撑下去、生活下去?
我们姑且假定:这一次,蒋未因校方及同学的无端怀疑而走上绝路,但当下一次失窃事件发生时,她能逃脱新一轮怀疑、诬陷、冷漠、仇视的包围吗?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呢?包羞忍耻而自杀的蒋小利无疑是“心理脆弱”的,但恕我不敬,如果说这脆弱的心理使蒋小利往自杀的道路上走了99步,那么校方及同学的行为则最后推了蒋一把,使她彻底香消玉殒。
100元钱是小事,一条人命是关天大事。100元钱失窃了,方方面面如临大敌;一条人命夭折了,方方面面猛气全消——我们看到的是校方及同学争相洗脱自己、争说“与我无干”。如此,我们能肯定该校不会再发生类似的命案吗?我们能指望蒋小利那些活着的同学们,他们的心灵都能健康成长、不再“脆弱”吗?
近年来,关于学校教材改革、关于考试制度改革的议论日渐多起来。同时,我们也不断听到些学生自杀的新闻、听到一些校园里仿效黑社会组织、拉帮结派的新闻,听到了老师命全班人打一名同学耳光的新闻,甚至听到了一群学生杀一个学生来“练胆”的新闻——当然,这些现象并非普遍,普遍的是如我们所讲的这个案例中,校方与同学、同学与同学之间所表现出的隔膜、冷漠、猜疑乃至敌视。
因此,我认为,与教材的改革相比,与考试制度的改革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校园氛围:是充满了博爱还是充满了自私?是相互的沟通、理解、团结还是相互的对立、嫉恨、陷害?是人性的自由舒展还是把它“矫正”得不成样子?
学校乃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教书”与“育人”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这个道理,想必人人都会明白。当然,“教书”与“育人”也不可截然分割开来。但我们多年来的教育体制、教学思想及方法,实质上却是将这两者分割开来,倚重“教书”,而倚轻“育人”,甚至有些具备“教书”资格的“老师”,根本就不配作“育人”的“园丁”,还有些学校只以“强调教学进度”、“全面保证升学率”来塞责,却对学生的心灵能否健康发展不闻不问,或肆意“矫正”,使得相当一部分知识越学越多的孩子们,心灵却日趋畸形。
今年美国校园里5个月8起枪击案,引起了上至总统、下至学生家长的震惊和惶恐,全社会都在讨论如何使孩子远离暴力?如何使校园里不再听到枪声?我们绝不能因为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枪支泛滥、中国孩子不像美国孩子那样崇尚暴力,因此中国的校园问题不像美国那样触目惊心,而视若无睹,任其蔓延。否则,终有一天,它也会酿成一个大大的苦果,这苦果,要由我们全社会来吞咽。□
(本栏编辑:秦彤)
100元钱与一条生命,无论如何也难以划上等号。校方“情况汇报”中这样分析蒋小利的死因:“……蒋小利总以为别人在怀疑她、议论她,思想负担十分沉重。这以后的几天里,蒋小利在和寝室同学相处的过程中,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总以为同学对她冷若冰霜,同学看她时眼光都是冷漠无情的、甚至是仇视的。自己把自己和同学对立起来,精神上的高度压抑致使思维变得狭隘、思维空间变小、心态变形,是导致蒋小利最后死亡的根本原因。”
按照这种“分析”,蒋小利的自杀完全是“咎由自取”、“自绝于同学”。至于校方,更是与整个事件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面对重大突发事故,有关责任者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推卸责任,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对承担责任的后果的恐惧往往压倒了责任者的良知,压倒责任者在此时本应油然而生的忏悔之心。
可叹的是,这种对承担责任后果的恐惧感,如果是产生在悲剧发生之前,而不是悲剧发生之后,也许这悲剧根本就不会发生。
该校保卫处长对记者说:“要说学校有责任,那就是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够。不过良好的心理素质不是一朝一夕能养成的。蒋小利的心理脆弱,与其长期生活的环境和教育背景有关,不能指望在我们学校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得到完全矫正。”
问题是,学校对蒋小利这种心理“矫正”过没有?是“矫正”了还是使它更加“脆弱”了?抑或是把这种“脆弱心理”给彻底摧垮了?
该保卫处长介绍说:蒋所在的寝室在不到两学期的时间里,曾三次丢钱:第一次是蒋小利拿了别人的钱,被校方施以处分;第二次是蒋小利丢钱,校方不了了之;第三次,另一名同学放在箱子里的100元钱不翼而飞,“这次,学校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且看该校是如何“细致调查”的:“先是让全班每个同学写这几天的时间安排(人人过关,人人自危);5月10日晚,由保卫干事找三名同学(其中包括蒋小利)谈经济开支情况;然后,保卫处长又单独找蒋小利谈话。但直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谁偷了别人的钱。”
由全班人到三个人、再到一个人,怀疑(莫须有的怀疑)的范围迅速收缩成一把利剑,直刺孤立无助的蒋小利——由此可见,使蒋小利背上“十分沉重的思想负担”的,并不仅是校方所言的蒋的同学们。
中国人对偷窃行为历来痛恨。我们在大大小小的超市、书店里就常看到“偷一罚十”之类的警告牌。很少有人觉得这种以义愤代替理智、以私刑代替法律的“警告”有什么不妥。内江财贸学校的校方及同学对蒋小利倒没有“抓住一次当十次罚”,然而却是“抓住一次当十次怀疑”,它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比起前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小利在给家长的遗书中写道:“我忍受不了同学们怀疑的眼光、同学们有时找不到东西的冷嘲热讽,所以我走了……女儿最害怕的就是面对一张张冷漠的面孔。为什么她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我不理不睬呢?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改正了,别人还是不信呢?就因为犯过同样的错,就认定第二次也是同一个人吗?”
我们对他人的痛苦往往麻木不仁,特别是被我们看作曾有“污点”的人,我们很少想到过他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蒋小利自杀前,收到一张辱骂她的纸条:“蒋小利你混蛋,祝你早死永不投胎。”)。学校本该是春风化雨的地方,却变成了风霜刀剑严相逼的场所,蒋小利,她可有持久的勇气支撑下去、生活下去?
我们姑且假定:这一次,蒋未因校方及同学的无端怀疑而走上绝路,但当下一次失窃事件发生时,她能逃脱新一轮怀疑、诬陷、冷漠、仇视的包围吗?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呢?包羞忍耻而自杀的蒋小利无疑是“心理脆弱”的,但恕我不敬,如果说这脆弱的心理使蒋小利往自杀的道路上走了99步,那么校方及同学的行为则最后推了蒋一把,使她彻底香消玉殒。
100元钱是小事,一条人命是关天大事。100元钱失窃了,方方面面如临大敌;一条人命夭折了,方方面面猛气全消——我们看到的是校方及同学争相洗脱自己、争说“与我无干”。如此,我们能肯定该校不会再发生类似的命案吗?我们能指望蒋小利那些活着的同学们,他们的心灵都能健康成长、不再“脆弱”吗?
近年来,关于学校教材改革、关于考试制度改革的议论日渐多起来。同时,我们也不断听到些学生自杀的新闻、听到一些校园里仿效黑社会组织、拉帮结派的新闻,听到了老师命全班人打一名同学耳光的新闻,甚至听到了一群学生杀一个学生来“练胆”的新闻——当然,这些现象并非普遍,普遍的是如我们所讲的这个案例中,校方与同学、同学与同学之间所表现出的隔膜、冷漠、猜疑乃至敌视。
因此,我认为,与教材的改革相比,与考试制度的改革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校园氛围:是充满了博爱还是充满了自私?是相互的沟通、理解、团结还是相互的对立、嫉恨、陷害?是人性的自由舒展还是把它“矫正”得不成样子?
学校乃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教书”与“育人”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这个道理,想必人人都会明白。当然,“教书”与“育人”也不可截然分割开来。但我们多年来的教育体制、教学思想及方法,实质上却是将这两者分割开来,倚重“教书”,而倚轻“育人”,甚至有些具备“教书”资格的“老师”,根本就不配作“育人”的“园丁”,还有些学校只以“强调教学进度”、“全面保证升学率”来塞责,却对学生的心灵能否健康发展不闻不问,或肆意“矫正”,使得相当一部分知识越学越多的孩子们,心灵却日趋畸形。
今年美国校园里5个月8起枪击案,引起了上至总统、下至学生家长的震惊和惶恐,全社会都在讨论如何使孩子远离暴力?如何使校园里不再听到枪声?我们绝不能因为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枪支泛滥、中国孩子不像美国孩子那样崇尚暴力,因此中国的校园问题不像美国那样触目惊心,而视若无睹,任其蔓延。否则,终有一天,它也会酿成一个大大的苦果,这苦果,要由我们全社会来吞咽。□
(本栏编辑:秦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