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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西欧·巴卡洛（Lucio Baccaro）与仲纳斯·彭图逊（Jonas Pontusson）在 《政治与社会》杂志2016年第2期发表题为《反思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个增长模式的视角》的文章。他们在文中重新挖掘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 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增长模式为切入点，正面挑战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 以企业为分析单位的静态分类和功能分析为特点的主流研究范式，力主把各种增长模式背后的政治联盟之间的冲突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并以1994～2007年英国、德国、瑞典和意大利的经济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四种不同增长模式的特点和利弊。[1]这篇论文的发表，不仅在西方比较政治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大辩论，也预示着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正在出现。
沃夫冈·斯特里克 （Wolfgang Streeck）指出，巴卡洛与彭图逊对卡莱斯基的再发现，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凸显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冲突的意义。这种冲突，不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主流观点所注重的技术官僚们在关于什么是最佳协调形式方面的分歧，而是一国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切实的政治冲突。在斯特里克看来，增长模式这一分析框架的长处在于它不是功能的，而是历史的——因为支持特定增长模式的政治联盟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当一个现有的增长模式失灵，摸索新增长模式和建立支持新增长模式的政治联盟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这个以增长模式的政治经济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抓住了冲突这一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它有潜力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版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制度学派。[2]
巴卡洛与彭图逊的文章对中国而言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国际环境严重恶化以及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增长模式似乎都已经走向极限的今天，巴卡洛与彭图逊对卡莱斯基以实际工资上升为基础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再发现以及对欧洲四国增长模式利弊的比较分析，为我们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将首先介绍巴卡洛与彭图逊对卡莱斯基的再发现和他们对欧洲四国的比较分析，继而讨论这一研究对中国的意义。本文将指出，这次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凸显中国既有增长模式面临的极限。本文主张以实际工资上升为基础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最佳选择。虽然贸易战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次严重的挑战，但是它也为中国提供了彻底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政治条件。
米哈尔·卡莱斯基的增长理论
米哈尔·卡莱斯基（1899～1970）出生于波兰，在经济学界他被认为是一个将新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结合的经济学家。卡莱斯基的理论诞生在20世纪30～40年代——上一轮全球化的全面逆转期。此前曾经蓬勃发展的自由贸易当时正在经历一个严冬，在应对世界性经济危机过程中诞生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德意日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和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卡莱斯基以一个相对封闭的视角来看待一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从全球化的周期看，当时的国际环境恰恰与目前贸易战和保护主义崛起的今天有相似之处。卡莱斯基与凯恩斯一样认为可以通过刺激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他本人认为基于预算赤字的政府支出，受低利率和特定减税政策支持的私人投资以及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是三个刺激总需求的主要方法。
新卡莱斯基学派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实际工资上升，除了导致消费需求增加而刺激经济增长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刺激经济增长的机制——即促使企业在消费需求增加时为追求利润进行新的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新卡莱斯基学派首先认为工资在分配中比例的增加会导致更多的消费并扩大企业对产能的利用。这一观点基于两个假设：第一，当工人与资本家在消费和储蓄倾向没有不同时，工资在GDP中的占比增加对消费的影响是中性的;第二，经济中存在剩余生产能力，因此企业回应需求增长时是增加生产，而不是提高产品价格。因为如果不存在剩余生产能力，消费需求的增长将导致通货膨胀。
在过去的一般看法中，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工资的增长率将等于利润的下降率，增加工资与投资是对立的，前者的上升会导致后者的下降。如果假设资本积累与预期的利润是正相关，投资水平应该随着分配向工人倾斜而下降。
新卡萊斯基学派则认为当总需求增加时，企业投资也会增加。这一学派认为工资在GDP中的占比增加对投资有何种影响，取决于它是对利润的负面影响还是对消费的正面影响占主导地位。当对消费的正面影响为主时，工资上升既可以增加消费，也可以增加资本积累;而在对利润的负面影响为主时，将会出现消费增加投资下降的局面。
新卡莱斯基学派最核心的观点，也是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征最明显的部分，是强调收入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分配的变化直接影响有效需求。这一学派假设低收入家庭比高收入家庭更有可能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从而增加新的总需求。在实际工资增加而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把实际工资增加部分都分配给富人，其对有效需求的影响可以基本忽略不计。换言之，工资占GDP比率的增加或减少对一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该国采取何种增长模式，更取决于该国如何分配工资增减的部分。卡莱斯基不仅重视实际工资上涨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且特别强调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再分配向穷人倾斜是一个创造总需求和实现充分就业的可靠途径。
卡莱斯基始终认为，权力与冲突是理解宏观经济关系与结果的关键。虽然卡莱斯基与凯恩斯都强调充分就业的重要性，但是他与后者的一大不同在于他认为充分就业的政策将受到资本和食利阶层政治联盟的反对。资本担心充分就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会加强工会的谈判实力，食利阶层则担心政府为制造有效需求而产生的预算赤字和债务会引发通货膨胀，稀释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正是由于卡莱斯基直接把权力和冲突引进他的经济学分析，他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才被政治学界认为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学。[3] 四种增长模式
卡莱斯基总结了三种制造总需求的途径：即依靠预算赤字的政府支出，依靠低利率和特定减税政策刺激的私人投资以及依靠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收入再分配来刺激家庭的消费支出。巴卡洛与彭图逊则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四种增长模式：第一种是出口驱动;[4]第二种是凯恩斯式的公共财政驱动;第三种是私人投资驱动;第四种是在信用扩张支撑下的消费驱动。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德国是以出口驱动为主的代表，英国是一个以消费驱动为主的代表，瑞典则是一个以出口和消费同时驱动的代表，而意大利则是一个既不能刺激出口也不能刺激内需的失败代表。
巴卡洛与彭图逊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四个国家都采取了福特主义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即工会与资方通过强有力谈判，提高工人工资，带动国内消费与投资的增长。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工会的力量在1970年以后不断下降，这四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自发展出完全不同的增长模式。
德国是出口驱动增长模式的代表，它依靠压制工资和国内消费来保证出口产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在1994～2007年期间，德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7%。但是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却是7.7%，为四国中最快。然而与此同时，德国的家庭消费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9%，为四国中最慢。而德国的出口之所以能够替代家庭消费变成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最明显的原因是其出口产品对价格的敏感;在1994～2007年期间德国在任何一个收入段的不平等发展都比其他三个国家严重。
英国的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家庭消费，支撑它的是一定的实际工资上涨和家庭债务。在1994～2007年期间，英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3%，与瑞典一样是发展最快的。它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2%，不如德国和瑞典，但是比意大利要快一个百分点。然而英国的家庭消费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6%，为四国中最快。由于英国的出口集中在以金融代表的高端服务业（1996年至2007年间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由34%上升到66%），对价格不太敏感;与德国相比，英国的不平等在高端收入段内也有较大发展，但是在低端收入段內却要少很多。
瑞典是出口与家庭消费双极驱动 。在1994～2007年期间，瑞典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与英国一样为3.3%。它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7.3%，仅次于德国的7.7%，但是快于英国的5.2%和意大利的4.2%;瑞典的家庭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2.7%，在四国中仅次于英国的3.6%，但是远高于意大利的1.6%和德国的0.9%。瑞典之所以可以实现出口与家庭消费并举，是因为它的出口追求高附加价值的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在1996～2007年期间瑞典出口中的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由20%上升到37%。与此相应的实际工资上升提高了国内消费的需求，这种需求包括对低收入人口提供的服务。这使得瑞典在各个收入段内控制不平等的表现均好于德国和英国。
意大利则是这四个国家表现最差的。在1994～2007年期间，它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是四国中最慢的。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4.2%，也是四国中最慢。其家庭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6%，仅高于德国的0.9%。意大利的出口始终没有实现升级换代，因此对价格极为敏感;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产业没有实现升级换代，不平等问题倒是四国最轻的。[5]
国际环境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巴卡洛与彭图逊的研究对思考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转型有重大意义：第一，导致四国原有的福特主义增长模式崩溃并把四国推向不同发展方向的全球化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40年里变化的主要推动力;第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他们指出的四种增长模式中的三种在中国先后出现，并且目前都已经基本走到极限。虽然巴卡洛与彭图逊把中国视为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代表，但像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在过去20多年里经常是几种增长模式同时存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赶上了席卷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大潮。从20世纪80年代初对外开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一直以出口驱动为主。这种增长模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依靠国际市场。2007年，中国GDP贸易依存度高达66.2%。与东亚古典发展主义的日本和韩国重视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依靠国内创新体系发展有完整知识产权和商标的产品不同， 中国从一开始就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积极参加全球生产体系的分工，通过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依附发展不同，虽然中国积极向外国资本和商品开放国内市场，但是在其教育体系和科研能力的支撑下，中国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却支撑了产业升级换代。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早在2004年就得出结论，由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比较优势这一西方经济学贸易理论中200年前确立的核心概念已经无法帮助我们理解21世纪的世界经济。[6]
2003年人民币开始面对的升值压力是中国从出口驱动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2004年，北京大学路风教授关于汽车产业的研究报告在“两会”上掀起了对汽车产业缺乏自主创新批评的浪潮。同年6月，政府出台了第二份汽车产业政策，明确提出要发展自主品牌。同年7月，央视放映的关于运十下马的纪录片引发全国讨论，最终导致中国政府在2006年决定上马大飞机项目。同年铁道部放弃自主发展的中华之星全面引进外国高铁技术引发的辩论，导致2006年铁道部与科技部联合立项，发展中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标准动车组。2005年，中央文件正式宣布要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2008年广东省政府正式提出“腾笼换鸟”，全面推动产业升级换代。中国自2004年以来逐渐推动的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在过去几年里带动了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强势发展。这个增长模式既重新挖掘了毛时代独立自主的传统，也具有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的鲜明特征。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虽然以房地产为特征的投资驱动和各级政府兴建基础设施为特征的财政驱动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2008年之后，这二者才变成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出口驱动增长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以后，各个经济特区和沿海沿边以及内陆中心城市为吸引外资纷纷大力兴建基础设施。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应对经济下滑。基础设施建设开始成为凯恩斯式有效需求管理的重要政策手段，既为中国加入WTO后迎来新一轮的外资流入，而且，也成为中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重要参考。以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推动的房地产开发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但也是在2008年以后中国向内需驱动转变才真正在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上出现高峰。在过去的10年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迅速发展的确使中国经济由出口驱动转向了内需驱动。中国GDP的贸易依存度从2007年的66.2%下降到2017年33.6%。
最近的贸易战和保护主义兴起，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环境中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不仅如此，在未来的5～10年内国际环境进一步变坏的几率要大于变好的几率。首先，从经济周期看，美国经济已经经历了战后最长的扩张期。即使没有贸易战，美联储加息早晚也会导致美国经济减速。2018年10月10～11日两天之内美国股市大跌1300点，很可能预示着转折点即将到来。在美国失业率只有3.7%的时候，特朗普政权仍然把贸易问题归结为外国的错误，与多国同时打贸易战。不难想象，如果经济萧条导致失业率上升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进一步发酵对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影响。其次，在经历了1970年代末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近30年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后，全球化的周期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已经开始从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发达国家率先出现许多逆全球化趋势的征兆：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国的影响迅速上升，反移民和反自由贸易的运动此起彼伏。这一切显示全球化即使不全面逆转，也会从过去40年的发展程度大幅度收缩。国际环境的变化与保护社会的政治诉求结合必然迫使各国对自身的增长模式进行深入调整。
现有增长模式的极限
每一个既有增长模式都曾经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任何一个增长模式都是历史的产物，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选择，并且每一个选择都有其相应的代价。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凸显了中国既有增长模式的困境，并进一步加剧了它们的不可持续性。
中国既有增长模式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第一，中国有出口驱动，但是与德国的出口驱动相比，中国出口产品对价格更为敏感。第二，中国有投资驱动，但是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投资驱动的核心产业是房地产（当然2004年以后创新也开始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第三，中国有凯恩斯式的财政驱动，但是政府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
在现有的几种增长模式中，以创新为标志的投资驱动部分在未来无疑最有发展潜力。在数据成为生产资料的新经济中，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革命正在不断地为中国经济带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新经济的发展将不仅使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取代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帮助中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将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内各项基本制度带来极大的冲击。如果成功地应对数字革命的挑战，中国将有可能实现在发展道路上的弯道超车，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7]
出口驱动增长模式早在本次贸易战爆发之前就已经疲态尽显，而贸易战更是凸显其脆弱性。中国的出口由于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对价格要比德国产品更为敏感，在抑制国内出口部门工资上涨方面比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农民工一直是中国加工贸易生产部门的主力，但他们的实际工资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除去个别年份基本没有怎么上涨。而且与德国相似，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双层结构：一边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門，另一边是城市地区的国有企业和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年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双层结构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工资比例持续下降，它是中国不平等程度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8]
2008年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吸纳能力下降，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中国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处于转型之中。在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国际环境中，这一模式的空间会更加缩小。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长期化，跨国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势必会将产业链向其他国家转移。中国固然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开拓其他市场并争取和其他国家签订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然而，正像美国欧盟和日本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的联合声明以及美墨加最近签署的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表明的那样，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发达国家一定会在WTO的规则方面更多地制衡中国的出口驱动增长模式。如果考虑到中美贸易战还有可能向汇率领域延伸，未来的国际环境对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将更为不利。
2008年以后以房地产为特征的投资驱动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财政驱动发展模式也很难持续发展。
中国的投资驱动在2008年以后集中在房地产。从20世纪90年代末房改至今，中国81.4%的城镇家庭已经拥有至少一套住房。虽然城镇居民中不靠借款买房的家庭比例高达61.5%，房地产开销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却高达9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家庭把他们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投资房地产。虽然目前城镇有房家庭中只有四分之一是靠借钱买的房，但他们在房地产投资上的杠杆率却高达213%以上。据上海财经大学的研究，2017年中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经高达107.2%，超过美国当前水平，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家庭债务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已经持续多年，其标志之一就是消费增速自2011年开始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从2011年的20%下滑到2018年6月的9%，实际增速掉到7%。[9] 以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驱动正在绑架中国经济的未来。首先，供应总量严重过剩与供求关系不平衡同时存在。在北京，一方面由于高收入阶层把房产作为保值投资而出现了90万套空置房，另一方面却是租金快速上升，导致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刚刚进入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付不起房租。收入不平等导致的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房地产产业问题的关键。如果不从如何解决空置房源的利用入手，而是一味地发放土地，将造成用地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其次，中国的出口本来就对价格敏感，高房价下工资上升的压力会迅速增加出口部门的运营成本，使得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衰竭。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像华为这样的企业都不得不把研发部门迁出深圳。第三，高房价造成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房贷负担已经严重挤占其他消费;而且，这也成为年轻家庭不敢生二胎的重要原因，在中长期形成对劳动力供应的严重束缚。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民营企业在近年来纷纷以抵押股权的形式加杠杆投资房地产，“去杠杆”导致其资金流中断，而债权人强迫清盘使得这些企业陷入困境。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财政驱动增长模式是导致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后果是公共服务投入过小，间接增加民间储蓄压力，加重企业和民间的税收负担，既限制了企业的活力也限制了消费的发展。这一增长模式造成的更大麻烦是推动政府债务逐年攀升。
政府债务包括负有偿还责任的直接债务以及政府承担的或有债务（负有担保责任、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2015年，政府债务中仅负有偿还责任债务部分，中央、地方、全国政府债务规模分别达到12.96万亿元、16万亿元和28.96万亿元。虽然债务风险指标总体上处在控制标准参考值范围内，但是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很小。另外，由于中国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较大，也相应承担着范围极大、种类颇多的或有债务，而且这一部分规模巨大。考虑泛或有债务口径，中央政府或有债务达8.36万亿元，占其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比例64.5%，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为39.54万亿元，则是其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2.5倍。加入或有债务后更新的负债率、债务率指标，都明显超出了控制参考标准值。
中国的政府债务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政府债务风险不仅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且处在积累攀升的过程中。一般来说稳定状态下债务长期可持续的必要条件是债务实际增长率低于GDP增速。近年来GDP增长减速和政府靠债务驱动发展地方经济的做法对政府债务风险和财政可持续性提出严峻的挑战;第二，政府债务风险是全方位的。不仅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风险较高，中央政府债务规模也不容小觑。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增强管控，对中央政府举债加杠杆的要求明显增加;第三，中国政府或有负债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上，地方政府或有负债规模大概比中央的大近5倍。这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长期空缺带来的债务恶性膨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支出责任不断扩大的客观现实。[10]
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政府和家庭负债隐含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1）如果出口订单大幅度下滑导致企业破产员工失业，在目前家庭债务已经进入危险区域的条件下，必然导致大量房贷违约进而导致银行系统的危机。（2）现在不少评论认为中美贸易战的走向不排除贸易战演变成金融战的可能。如果美元极度走强推动大量的资本外流，也会引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房价急跌、房不抵债导致的违约不仅会导致银行系统的危机，而且还会将已经负债累累的地方陷入更大的困境。
休生养息与强筋健骨：提高实际工资与实现消费驱动
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保护主义浪潮和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要求中国必须思考在最坏情形下的生存之道。因此，中国在选择新增长模式时不妨持一种“贸易归零”的基本假设，重点考虑如何利用国内要素驱动，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立足于内部循环的基础上。贸易归零的假设并不是要放弃国际贸易，而是把中国现有的巨大贸易量完全视为额外的安全赘余。这样，即使贸易战长期化，甚至出现全球化全面逆转，中国经济也不至于遭遇灭顶之灾。立足于内部循环的新增长模式不仅不会导致闭关锁国，恰恰相反， 它可以有效地对冲贸易战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会为中国出口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 虽然许多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悲观，笔者倒是认为中美贸易战更有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型，推動中国在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收入分配以及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等各个方面向发达国家看齐，经过一场凤凰涅槃，二十年后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在巴卡洛与彭图逊的分析中，瑞典的出口与消费双极驱动是四个发展模式中最理想的。把它延伸到关于中国的讨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模式也可以是双极驱动：一方面是创新支撑的投资驱动，另一方面是实际工资上升支撑的消费驱动——笔者将其概括为“强筋健骨”与“休生养息”。在本文中，笔者将聚焦于“休生养息”。
首先，向消费驱动转变不仅可以稳住现有外资和吸引新外资，而且还可以对冲贸易战，更是变成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
目前，为什么许多外资面对高关税的威胁还选择留在中国？第一，许多企业会认为贸易战不会持续太久;第二，许多产品只有中国能生产，其他国家只能从中国进口;第三，中国完整的产业链无法被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轻易取代。但是如果贸易战长期化，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长期征收高关税，跨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就必须考虑转移产业链。从长期的视角看，中国对外资最大的吸引力只能是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规模。
向消费驱动增长模式转变，是中国对冲贸易战和保护主义的有效手段。
一个国家消费市场的规模与该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博弈的实力有直接的正相关。美国正因为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它有资本与许多国家同时打贸易战。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有研究表明中国消费总额在2017年已经追上甚至超过美国。如果假设目前两国消费总额大致相等，而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那么中国国内人均消费总额只相当于美国的25%。目前，中国GDP总量是美国GDP总量的60%以上，如果把中国人均消费额从目前相当于美国的25%上升到60%，中国国内消费总量应该相当于美国的240%。与其天天算中国何时可以赶上美国的GDP总量，不如算何时中国国内消费总额与美国之比能达到两国GDP之比。只要中国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不仅跨国公司不敢轻易把产业链转出中国，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面对不断扩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西方各国根本无法结成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联盟。 向消费驱动增长模式转变，也是中国变成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
国际贸易主要有企业内贸易（intra-firm trade）、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与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三种形态。如果贸易战长期化或全球化全面逆转，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方式中的企业内贸易将严重缩小，国际贸易将以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为主。迄今为止，中国出口驱动主打的加工贸易一直以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内贸易的形式进行。这种贸易形式本身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也是贸易战的政治根源之一。传统的产业间贸易指各国按比较优势生产不同的产品然后彼此进行交换。随着中国劳动成本不断上升，除非成功地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否则中国也很难再长期大规模依靠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指各国生产同类产品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它是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重要形式。他们之所以进行产业内贸易，并不只是为了产品的多样性，更本质的原因是彼此都有发达的消费市场，相互开放市场是贸易利益的交换。
当前，无论是基于中国的GDP总量、贸易总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总量，还是国际上普遍预期中国早晚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体，再指望他国继续把中国当作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殊待遇是不现实的。在后全球化时代，管理贸易（即特朗普强调的公平原则）可能会大行其道。在这种国际环境中，要想进入对方的市场，就必须向对方提供市场。中国只有不断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才会有在国际贸易中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只有当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国内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中国才可以在企业间贸易被大面积破坏的条件下仍然可以掩护出口结构中低端产品的产业间贸易的国际市场，并为产业升级换代后的高附加价值产品打开产业内贸易的国际市场。
其次，增长模式从重视出口、生产和投资向重视进口、分配和消费转变，不仅仅是解决过去40年来发展的欠债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转变使中国向发达国家的标准迈进，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增加实际工资向消费驱动转型首先是弥补过去40年为经济发展付出的各种代价。
巴卡洛与彭图逊的研究显示，即使是像德国这种有强大的技术和质量优势的出口驱动增长模式，也仍然没有逃脱抑制国内工资和消费的命运。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德国要严重得多。中国出口驱动增长模式的内在逻辑是把国内的分配问题拿到国际市场上去解决。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维持国际竞争力的名义下被长期压低。每当外国人用乘法来计算中国的综合国力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外部需求时，我们总是用除法来强调各项人均发展指标的低下。一方面对外宣传中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成绩（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另一方面却坚持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里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可维系的。
过去为了集中资源发展经济，政府的财政驱动向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倾斜，而把医疗、教育、住房和退休金等多方面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其结果是“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政府的占比偏高，居民偏低。政府占有了大量的国民收入，但是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医疗教育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非常清晰的推理是宏观税负高，政府的收入占比高，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建收入和财政供养”。[11]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虽然中国有比发达国家还先进的基础设施，但是在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收入分配和生活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巨大的差距。以房地产为特征的投资驱动虽然为大部分城镇居民提供了住房也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基本吸光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增加实际工资，向消费驱动转型是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的2.0阶段，它是中国变成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中国政府已经提出在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把中国建成世界强国的目标。世界强国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GDP总量，强大的军队，创新和技术支撑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固然是世界强国应有的指标;但国内消费在驱动经济增长时的作用，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收入分配方面的相对平等，既是所有发达国家共同享有的特征，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理应追求的重点目标。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实际工资加强消费，这绝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向发达国家经济转变的一个切实的步骤。现在离中国政府提出的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强国的目标只剩30年。这些目标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必须从现在起就作为行动纲领。“两个一百年”讲的绝不仅仅是GDP总量，而是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质量。当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时，高质量的日常生活必须不能仅限于少数富人，而是体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中国必须从“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的阶段转变。
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也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对建设世界命运共同体应该作出的贡献。在过去40年里中国采用的出口驱动模式依靠的是国际市场为本国制造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在全球生产方式中，发达国家的消費需求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在使本国迈向发达国家的同时也用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这是一个真正能够双赢的选择。
最后，向注重实际工资的消费驱动转变，增加公共服务和强化社会保障也是为应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冲击做好准备。
新经济的迅速崛起将从根本上改变支撑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在西方的语境里讨论人工智能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当机器人可以大规模取代人的劳动时，资本出于利润驱动的原则将会大幅度削减就业人数。当劳动力失去参与生产过程的机会，他们将以何种形式参与未来的分配？他们的生计将以何种形式得以维持？因此与其再等20年，面对智能生产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时再开始头疼医头式的改革，不如利用这次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机会，筹建中国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挑战的制度。 中国由于各种结构和制度的原因，在发展以数据为生产资料的新经济时，有希望实现弯道超车。其中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规模对发展数据经济十分重要。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很有可能早于其他国家遭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生产程中广泛应用对社会造成的严峻影响。因此中国也必须尽早就开始制定政策，把扩大公共服务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到优先的议事日程上来——分配，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是应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冲击的核心问题。目前已经有一些发达国家在讨论设立普适最低工资的制度。中国现在如果再不解决过去40年发展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欠债问题，当这些问题与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造成的失业问题叠加爆发，就将为时过晚。
增长模式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巴卡洛与彭图逊对卡莱斯基的再发现的另一大意义是他们重视分析增长模式背后的政治联盟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卡莱斯基十分重视利益冲突与增长模式转换的关系。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模式都有附着之上的利益格局。这些利益格局通过增长模式中的机制和制度来获得和维护相应社会阶层的利益。既得利益者从来就不愿意轻易改变增长模式，他们永远是改革在政治上的阻力。由于每种增长模式都有强大的惰性，在任何增长模式较大的转型过程中，危机经常是打破政治力量均衡的最好时机。
中国过去40年所处的国际环境从来也没有为中国提供向真正的发达国家迈进的机会——只要出口驱动还可以利用，就连德国也没有能够从压低国内工资和消费的怪圈中走出来，中国更不可能彻底脱离吃廉价劳动力老本的惰性。这次中美贸易战的烈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国内增长模式转型以及对增长模式进行选择的政治环境。美国政府在贸易战中的强硬立场既部分地构成限制中国选择增长模式时的外部环境，也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国国内反对增长模式转型反对变革的政治力量。
在中国面临经济下滑的挑战时，各种利益群体必然都在争取让政府的资源向自己倾斜。为了理解增长模式转型在政治上的难度和复杂性，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增长模式转型要求的政策对各个利益群体的影响。
要增加实际工资，向消费驱动转型必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从哪里找钱来？过去的出口驱动是靠外部需求，投资驱动和财政驱动都靠债务。如今这三种模式都走向极限，要提高实际工资推动消费驱动只能靠以下的办法：
（一）减少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这要求政府减少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无效率的投资，真正摆脱GDP主义的影响，不再不择手段地维持特定的增长率。它也要求政府进行深水区的改革，切实减少财政供养的规模。
（二）集中资源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虽然这些不能直接导致实际工资的增加，却可以通过替代民间储蓄来间接增加民间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消费。
（三）降低企业税。中国的企业交税负担过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然而，目前中国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防止经济严重下滑，也要推动结构改革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为兼顾这两个目标，并以后一个为主，企业减税虽然应该是普适的，但是也应该用来鼓励企业参与供给侧改革和向消费驱动转型。创新投资是供给侧改革，应该允许抵税。为防止由于工资上升造成企业投资减少对总需求带来的抵消作用，也应该允许企业把为员工涨工资的支出用来抵税。
（四）调节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政策上进一步向增加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倾斜，因为这部分群体实际工资的增加部分更有可能用于消费从而增加新的总需求。政府最近的政策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同时政府要加强征税能力。像最近演艺界查税反映出的那样，政府用不着非要通过为富人加税来开源，只要确保能收来该收的税就会增加税收。
（五）控制通货膨胀，防止房价进一步上涨，加大加快廉租房和公共房屋租赁制度的建设。由于房价对企业运营成本和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巨大影响，必须从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增长模式转型的视角来审视房地产政策。
主流经济话语目前强调市场配置资源。市场配置资源的本意是当有需求时就会有供给。离开增加消费需求，强调市场配置资源只能是一句空话。现在市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消费降级、需求下降。没有实际工资的上涨，就没有消费需求的增加。即使给企业减税，即使让市场配置资源，企业能在没有需求的条件下增加投资吗？为了增加实际工资和消费需求，政府必须要通过公共政策有所作为，而不是把转型的任务交给市场。
对政府而言最大的挑战是要认识到目前手里的资源可能是最后的资源： 由于其生产机制在未来可能难以为继，必须把它用在能真正救命的地方。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手中资源的主要来源是靠超量发行的货币支撑的。货币超发一方面来自出口驱动带来的贸易顺差以及由于外汇管制衍生的外汇占款，另一方面来自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基石之一 ——土地财政。在中美竞争长期化的前景下，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应该是大概率大事件，中国增发货币的机制将被严重削弱;在地方政府和家庭债务都已经接近极限的条件下，土地财政必将失去发展的动力。当提供充沛资源的条件正在迅速恶化时，如果政府仍然延续过去的思维惯性，把资源集中用在一时救急的刺激增长上，其前提是这种策略必须有效。一旦失败，再出现重大危机时，政府将没有再进行补救的资源。这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期间留下的惨痛教训。
结 语
全球化的钟摆运动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轮回。七八十年前卡莱斯基在上一轮全球化逆转时发展出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对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受方向完全相反的两个作用力的驱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卡莱斯基理论的提出，正值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范式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之际。他主张增加工资在分配中的比例，特别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工资，以实际工资的上升实现消费驱动，从而创造新的总需求。这正是在保护社会政策范式下的经济增长模式。目前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趋势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范式正在又一次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型，中国政府现阶段的施策也应该反映这一历史的同时代性。
卡莱斯基的政策主张直接代表着当时发达国家公共政策范式保护社会的时代特征。巴卡洛与彭图逊揭示的歐洲四国的增长模式则是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范式从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之后，因此他们分析的案例提供的都是相对市场化的解决方案——即使瑞典这样的国家也是通过产业升级换代在国际贸易中实现实际工资的上升。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巴卡洛与彭图逊不仅仅是重新发现了卡莱斯基的理论，也有其当代意义——产业升级换代对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间接正面影响。
本文以巴卡洛与彭图逊提出的四种增长模式为出发点讨论中国未来的增长模式。本文虽然从“贸易归零”的基本假设出发主张中国要把资源相对集中在以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上，但它并不是彻底否认出口、财政和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放眼中国未来改革开放大方向中的增长模式，出口和投资将以“一带一路”和创新为重点，而本文主张的消费驱动在很多方面也需要财政的配合，即通过提高公共服务和加强社会保障体制来增加实际工资，并积极解决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十年前的大调整帮助中国基本实现了由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型，以房地产为核心的投资驱动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财政驱动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硬件方面的大幅度跃升。这次调整最重要的使命是实现内需驱动向消费的转型，其重点应该是通过一系列有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在保护社会的同时大幅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迈出变为世界强国的实质性步伐。
沃夫冈·斯特里克 （Wolfgang Streeck）指出，巴卡洛与彭图逊对卡莱斯基的再发现，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凸显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冲突的意义。这种冲突，不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主流观点所注重的技术官僚们在关于什么是最佳协调形式方面的分歧，而是一国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切实的政治冲突。在斯特里克看来，增长模式这一分析框架的长处在于它不是功能的，而是历史的——因为支持特定增长模式的政治联盟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当一个现有的增长模式失灵，摸索新增长模式和建立支持新增长模式的政治联盟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这个以增长模式的政治经济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抓住了冲突这一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它有潜力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版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制度学派。[2]
巴卡洛与彭图逊的文章对中国而言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国际环境严重恶化以及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增长模式似乎都已经走向极限的今天，巴卡洛与彭图逊对卡莱斯基以实际工资上升为基础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再发现以及对欧洲四国增长模式利弊的比较分析，为我们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将首先介绍巴卡洛与彭图逊对卡莱斯基的再发现和他们对欧洲四国的比较分析，继而讨论这一研究对中国的意义。本文将指出，这次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凸显中国既有增长模式面临的极限。本文主张以实际工资上升为基础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最佳选择。虽然贸易战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次严重的挑战，但是它也为中国提供了彻底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政治条件。
米哈尔·卡莱斯基的增长理论
米哈尔·卡莱斯基（1899～1970）出生于波兰，在经济学界他被认为是一个将新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结合的经济学家。卡莱斯基的理论诞生在20世纪30～40年代——上一轮全球化的全面逆转期。此前曾经蓬勃发展的自由贸易当时正在经历一个严冬，在应对世界性经济危机过程中诞生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德意日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和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卡莱斯基以一个相对封闭的视角来看待一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从全球化的周期看，当时的国际环境恰恰与目前贸易战和保护主义崛起的今天有相似之处。卡莱斯基与凯恩斯一样认为可以通过刺激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他本人认为基于预算赤字的政府支出，受低利率和特定减税政策支持的私人投资以及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是三个刺激总需求的主要方法。
新卡莱斯基学派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实际工资上升，除了导致消费需求增加而刺激经济增长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刺激经济增长的机制——即促使企业在消费需求增加时为追求利润进行新的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新卡莱斯基学派首先认为工资在分配中比例的增加会导致更多的消费并扩大企业对产能的利用。这一观点基于两个假设：第一，当工人与资本家在消费和储蓄倾向没有不同时，工资在GDP中的占比增加对消费的影响是中性的;第二，经济中存在剩余生产能力，因此企业回应需求增长时是增加生产，而不是提高产品价格。因为如果不存在剩余生产能力，消费需求的增长将导致通货膨胀。
在过去的一般看法中，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工资的增长率将等于利润的下降率，增加工资与投资是对立的，前者的上升会导致后者的下降。如果假设资本积累与预期的利润是正相关，投资水平应该随着分配向工人倾斜而下降。
新卡萊斯基学派则认为当总需求增加时，企业投资也会增加。这一学派认为工资在GDP中的占比增加对投资有何种影响，取决于它是对利润的负面影响还是对消费的正面影响占主导地位。当对消费的正面影响为主时，工资上升既可以增加消费，也可以增加资本积累;而在对利润的负面影响为主时，将会出现消费增加投资下降的局面。
新卡莱斯基学派最核心的观点，也是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征最明显的部分，是强调收入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分配的变化直接影响有效需求。这一学派假设低收入家庭比高收入家庭更有可能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从而增加新的总需求。在实际工资增加而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把实际工资增加部分都分配给富人，其对有效需求的影响可以基本忽略不计。换言之，工资占GDP比率的增加或减少对一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该国采取何种增长模式，更取决于该国如何分配工资增减的部分。卡莱斯基不仅重视实际工资上涨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且特别强调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再分配向穷人倾斜是一个创造总需求和实现充分就业的可靠途径。
卡莱斯基始终认为，权力与冲突是理解宏观经济关系与结果的关键。虽然卡莱斯基与凯恩斯都强调充分就业的重要性，但是他与后者的一大不同在于他认为充分就业的政策将受到资本和食利阶层政治联盟的反对。资本担心充分就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会加强工会的谈判实力，食利阶层则担心政府为制造有效需求而产生的预算赤字和债务会引发通货膨胀，稀释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正是由于卡莱斯基直接把权力和冲突引进他的经济学分析，他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才被政治学界认为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学。[3] 四种增长模式
卡莱斯基总结了三种制造总需求的途径：即依靠预算赤字的政府支出，依靠低利率和特定减税政策刺激的私人投资以及依靠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收入再分配来刺激家庭的消费支出。巴卡洛与彭图逊则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四种增长模式：第一种是出口驱动;[4]第二种是凯恩斯式的公共财政驱动;第三种是私人投资驱动;第四种是在信用扩张支撑下的消费驱动。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德国是以出口驱动为主的代表，英国是一个以消费驱动为主的代表，瑞典则是一个以出口和消费同时驱动的代表，而意大利则是一个既不能刺激出口也不能刺激内需的失败代表。
巴卡洛与彭图逊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四个国家都采取了福特主义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即工会与资方通过强有力谈判，提高工人工资，带动国内消费与投资的增长。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工会的力量在1970年以后不断下降，这四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自发展出完全不同的增长模式。
德国是出口驱动增长模式的代表，它依靠压制工资和国内消费来保证出口产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在1994～2007年期间，德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7%。但是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却是7.7%，为四国中最快。然而与此同时，德国的家庭消费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9%，为四国中最慢。而德国的出口之所以能够替代家庭消费变成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最明显的原因是其出口产品对价格的敏感;在1994～2007年期间德国在任何一个收入段的不平等发展都比其他三个国家严重。
英国的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家庭消费，支撑它的是一定的实际工资上涨和家庭债务。在1994～2007年期间，英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3%，与瑞典一样是发展最快的。它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2%，不如德国和瑞典，但是比意大利要快一个百分点。然而英国的家庭消费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6%，为四国中最快。由于英国的出口集中在以金融代表的高端服务业（1996年至2007年间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由34%上升到66%），对价格不太敏感;与德国相比，英国的不平等在高端收入段内也有较大发展，但是在低端收入段內却要少很多。
瑞典是出口与家庭消费双极驱动 。在1994～2007年期间，瑞典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与英国一样为3.3%。它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7.3%，仅次于德国的7.7%，但是快于英国的5.2%和意大利的4.2%;瑞典的家庭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2.7%，在四国中仅次于英国的3.6%，但是远高于意大利的1.6%和德国的0.9%。瑞典之所以可以实现出口与家庭消费并举，是因为它的出口追求高附加价值的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在1996～2007年期间瑞典出口中的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由20%上升到37%。与此相应的实际工资上升提高了国内消费的需求，这种需求包括对低收入人口提供的服务。这使得瑞典在各个收入段内控制不平等的表现均好于德国和英国。
意大利则是这四个国家表现最差的。在1994～2007年期间，它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是四国中最慢的。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4.2%，也是四国中最慢。其家庭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6%，仅高于德国的0.9%。意大利的出口始终没有实现升级换代，因此对价格极为敏感;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产业没有实现升级换代，不平等问题倒是四国最轻的。[5]
国际环境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巴卡洛与彭图逊的研究对思考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转型有重大意义：第一，导致四国原有的福特主义增长模式崩溃并把四国推向不同发展方向的全球化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40年里变化的主要推动力;第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他们指出的四种增长模式中的三种在中国先后出现，并且目前都已经基本走到极限。虽然巴卡洛与彭图逊把中国视为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代表，但像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在过去20多年里经常是几种增长模式同时存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赶上了席卷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大潮。从20世纪80年代初对外开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一直以出口驱动为主。这种增长模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依靠国际市场。2007年，中国GDP贸易依存度高达66.2%。与东亚古典发展主义的日本和韩国重视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依靠国内创新体系发展有完整知识产权和商标的产品不同， 中国从一开始就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积极参加全球生产体系的分工，通过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依附发展不同，虽然中国积极向外国资本和商品开放国内市场，但是在其教育体系和科研能力的支撑下，中国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却支撑了产业升级换代。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早在2004年就得出结论，由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比较优势这一西方经济学贸易理论中200年前确立的核心概念已经无法帮助我们理解21世纪的世界经济。[6]
2003年人民币开始面对的升值压力是中国从出口驱动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2004年，北京大学路风教授关于汽车产业的研究报告在“两会”上掀起了对汽车产业缺乏自主创新批评的浪潮。同年6月，政府出台了第二份汽车产业政策，明确提出要发展自主品牌。同年7月，央视放映的关于运十下马的纪录片引发全国讨论，最终导致中国政府在2006年决定上马大飞机项目。同年铁道部放弃自主发展的中华之星全面引进外国高铁技术引发的辩论，导致2006年铁道部与科技部联合立项，发展中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标准动车组。2005年，中央文件正式宣布要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2008年广东省政府正式提出“腾笼换鸟”，全面推动产业升级换代。中国自2004年以来逐渐推动的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在过去几年里带动了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强势发展。这个增长模式既重新挖掘了毛时代独立自主的传统，也具有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的鲜明特征。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虽然以房地产为特征的投资驱动和各级政府兴建基础设施为特征的财政驱动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2008年之后，这二者才变成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出口驱动增长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以后，各个经济特区和沿海沿边以及内陆中心城市为吸引外资纷纷大力兴建基础设施。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应对经济下滑。基础设施建设开始成为凯恩斯式有效需求管理的重要政策手段，既为中国加入WTO后迎来新一轮的外资流入，而且，也成为中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重要参考。以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推动的房地产开发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但也是在2008年以后中国向内需驱动转变才真正在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上出现高峰。在过去的10年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迅速发展的确使中国经济由出口驱动转向了内需驱动。中国GDP的贸易依存度从2007年的66.2%下降到2017年33.6%。
最近的贸易战和保护主义兴起，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环境中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不仅如此，在未来的5～10年内国际环境进一步变坏的几率要大于变好的几率。首先，从经济周期看，美国经济已经经历了战后最长的扩张期。即使没有贸易战，美联储加息早晚也会导致美国经济减速。2018年10月10～11日两天之内美国股市大跌1300点，很可能预示着转折点即将到来。在美国失业率只有3.7%的时候，特朗普政权仍然把贸易问题归结为外国的错误，与多国同时打贸易战。不难想象，如果经济萧条导致失业率上升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进一步发酵对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影响。其次，在经历了1970年代末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近30年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后，全球化的周期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已经开始从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发达国家率先出现许多逆全球化趋势的征兆：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国的影响迅速上升，反移民和反自由贸易的运动此起彼伏。这一切显示全球化即使不全面逆转，也会从过去40年的发展程度大幅度收缩。国际环境的变化与保护社会的政治诉求结合必然迫使各国对自身的增长模式进行深入调整。
现有增长模式的极限
每一个既有增长模式都曾经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任何一个增长模式都是历史的产物，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选择，并且每一个选择都有其相应的代价。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凸显了中国既有增长模式的困境，并进一步加剧了它们的不可持续性。
中国既有增长模式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第一，中国有出口驱动，但是与德国的出口驱动相比，中国出口产品对价格更为敏感。第二，中国有投资驱动，但是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投资驱动的核心产业是房地产（当然2004年以后创新也开始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第三，中国有凯恩斯式的财政驱动，但是政府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
在现有的几种增长模式中，以创新为标志的投资驱动部分在未来无疑最有发展潜力。在数据成为生产资料的新经济中，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革命正在不断地为中国经济带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新经济的发展将不仅使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取代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帮助中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将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内各项基本制度带来极大的冲击。如果成功地应对数字革命的挑战，中国将有可能实现在发展道路上的弯道超车，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7]
出口驱动增长模式早在本次贸易战爆发之前就已经疲态尽显，而贸易战更是凸显其脆弱性。中国的出口由于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对价格要比德国产品更为敏感，在抑制国内出口部门工资上涨方面比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农民工一直是中国加工贸易生产部门的主力，但他们的实际工资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除去个别年份基本没有怎么上涨。而且与德国相似，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双层结构：一边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門，另一边是城市地区的国有企业和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年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双层结构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工资比例持续下降，它是中国不平等程度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8]
2008年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吸纳能力下降，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中国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处于转型之中。在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国际环境中，这一模式的空间会更加缩小。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长期化，跨国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势必会将产业链向其他国家转移。中国固然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开拓其他市场并争取和其他国家签订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然而，正像美国欧盟和日本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的联合声明以及美墨加最近签署的贸易协定中的“毒丸条款”表明的那样，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发达国家一定会在WTO的规则方面更多地制衡中国的出口驱动增长模式。如果考虑到中美贸易战还有可能向汇率领域延伸，未来的国际环境对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将更为不利。
2008年以后以房地产为特征的投资驱动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财政驱动发展模式也很难持续发展。
中国的投资驱动在2008年以后集中在房地产。从20世纪90年代末房改至今，中国81.4%的城镇家庭已经拥有至少一套住房。虽然城镇居民中不靠借款买房的家庭比例高达61.5%，房地产开销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却高达9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家庭把他们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投资房地产。虽然目前城镇有房家庭中只有四分之一是靠借钱买的房，但他们在房地产投资上的杠杆率却高达213%以上。据上海财经大学的研究，2017年中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经高达107.2%，超过美国当前水平，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家庭债务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已经持续多年，其标志之一就是消费增速自2011年开始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从2011年的20%下滑到2018年6月的9%，实际增速掉到7%。[9] 以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驱动正在绑架中国经济的未来。首先，供应总量严重过剩与供求关系不平衡同时存在。在北京，一方面由于高收入阶层把房产作为保值投资而出现了90万套空置房，另一方面却是租金快速上升，导致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刚刚进入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付不起房租。收入不平等导致的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房地产产业问题的关键。如果不从如何解决空置房源的利用入手，而是一味地发放土地，将造成用地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其次，中国的出口本来就对价格敏感，高房价下工资上升的压力会迅速增加出口部门的运营成本，使得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衰竭。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像华为这样的企业都不得不把研发部门迁出深圳。第三，高房价造成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房贷负担已经严重挤占其他消费;而且，这也成为年轻家庭不敢生二胎的重要原因，在中长期形成对劳动力供应的严重束缚。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民营企业在近年来纷纷以抵押股权的形式加杠杆投资房地产，“去杠杆”导致其资金流中断，而债权人强迫清盘使得这些企业陷入困境。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财政驱动增长模式是导致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后果是公共服务投入过小，间接增加民间储蓄压力，加重企业和民间的税收负担，既限制了企业的活力也限制了消费的发展。这一增长模式造成的更大麻烦是推动政府债务逐年攀升。
政府债务包括负有偿还责任的直接债务以及政府承担的或有债务（负有担保责任、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2015年，政府债务中仅负有偿还责任债务部分，中央、地方、全国政府债务规模分别达到12.96万亿元、16万亿元和28.96万亿元。虽然债务风险指标总体上处在控制标准参考值范围内，但是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很小。另外，由于中国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较大，也相应承担着范围极大、种类颇多的或有债务，而且这一部分规模巨大。考虑泛或有债务口径，中央政府或有债务达8.36万亿元，占其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比例64.5%，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为39.54万亿元，则是其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2.5倍。加入或有债务后更新的负债率、债务率指标，都明显超出了控制参考标准值。
中国的政府债务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政府债务风险不仅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且处在积累攀升的过程中。一般来说稳定状态下债务长期可持续的必要条件是债务实际增长率低于GDP增速。近年来GDP增长减速和政府靠债务驱动发展地方经济的做法对政府债务风险和财政可持续性提出严峻的挑战;第二，政府债务风险是全方位的。不仅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风险较高，中央政府债务规模也不容小觑。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增强管控，对中央政府举债加杠杆的要求明显增加;第三，中国政府或有负债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上，地方政府或有负债规模大概比中央的大近5倍。这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长期空缺带来的债务恶性膨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支出责任不断扩大的客观现实。[10]
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政府和家庭负债隐含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1）如果出口订单大幅度下滑导致企业破产员工失业，在目前家庭债务已经进入危险区域的条件下，必然导致大量房贷违约进而导致银行系统的危机。（2）现在不少评论认为中美贸易战的走向不排除贸易战演变成金融战的可能。如果美元极度走强推动大量的资本外流，也会引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房价急跌、房不抵债导致的违约不仅会导致银行系统的危机，而且还会将已经负债累累的地方陷入更大的困境。
休生养息与强筋健骨：提高实际工资与实现消费驱动
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保护主义浪潮和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要求中国必须思考在最坏情形下的生存之道。因此，中国在选择新增长模式时不妨持一种“贸易归零”的基本假设，重点考虑如何利用国内要素驱动，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立足于内部循环的基础上。贸易归零的假设并不是要放弃国际贸易，而是把中国现有的巨大贸易量完全视为额外的安全赘余。这样，即使贸易战长期化，甚至出现全球化全面逆转，中国经济也不至于遭遇灭顶之灾。立足于内部循环的新增长模式不仅不会导致闭关锁国，恰恰相反， 它可以有效地对冲贸易战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会为中国出口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 虽然许多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悲观，笔者倒是认为中美贸易战更有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型，推動中国在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收入分配以及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等各个方面向发达国家看齐，经过一场凤凰涅槃，二十年后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在巴卡洛与彭图逊的分析中，瑞典的出口与消费双极驱动是四个发展模式中最理想的。把它延伸到关于中国的讨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模式也可以是双极驱动：一方面是创新支撑的投资驱动，另一方面是实际工资上升支撑的消费驱动——笔者将其概括为“强筋健骨”与“休生养息”。在本文中，笔者将聚焦于“休生养息”。
首先，向消费驱动转变不仅可以稳住现有外资和吸引新外资，而且还可以对冲贸易战，更是变成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
目前，为什么许多外资面对高关税的威胁还选择留在中国？第一，许多企业会认为贸易战不会持续太久;第二，许多产品只有中国能生产，其他国家只能从中国进口;第三，中国完整的产业链无法被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轻易取代。但是如果贸易战长期化，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长期征收高关税，跨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就必须考虑转移产业链。从长期的视角看，中国对外资最大的吸引力只能是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规模。
向消费驱动增长模式转变，是中国对冲贸易战和保护主义的有效手段。
一个国家消费市场的规模与该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博弈的实力有直接的正相关。美国正因为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它有资本与许多国家同时打贸易战。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有研究表明中国消费总额在2017年已经追上甚至超过美国。如果假设目前两国消费总额大致相等，而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那么中国国内人均消费总额只相当于美国的25%。目前，中国GDP总量是美国GDP总量的60%以上，如果把中国人均消费额从目前相当于美国的25%上升到60%，中国国内消费总量应该相当于美国的240%。与其天天算中国何时可以赶上美国的GDP总量，不如算何时中国国内消费总额与美国之比能达到两国GDP之比。只要中国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不仅跨国公司不敢轻易把产业链转出中国，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面对不断扩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西方各国根本无法结成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联盟。 向消费驱动增长模式转变，也是中国变成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
国际贸易主要有企业内贸易（intra-firm trade）、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与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三种形态。如果贸易战长期化或全球化全面逆转，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方式中的企业内贸易将严重缩小，国际贸易将以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为主。迄今为止，中国出口驱动主打的加工贸易一直以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内贸易的形式进行。这种贸易形式本身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也是贸易战的政治根源之一。传统的产业间贸易指各国按比较优势生产不同的产品然后彼此进行交换。随着中国劳动成本不断上升，除非成功地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否则中国也很难再长期大规模依靠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指各国生产同类产品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它是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重要形式。他们之所以进行产业内贸易，并不只是为了产品的多样性，更本质的原因是彼此都有发达的消费市场，相互开放市场是贸易利益的交换。
当前，无论是基于中国的GDP总量、贸易总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总量，还是国际上普遍预期中国早晚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体，再指望他国继续把中国当作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殊待遇是不现实的。在后全球化时代，管理贸易（即特朗普强调的公平原则）可能会大行其道。在这种国际环境中，要想进入对方的市场，就必须向对方提供市场。中国只有不断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才会有在国际贸易中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只有当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国内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中国才可以在企业间贸易被大面积破坏的条件下仍然可以掩护出口结构中低端产品的产业间贸易的国际市场，并为产业升级换代后的高附加价值产品打开产业内贸易的国际市场。
其次，增长模式从重视出口、生产和投资向重视进口、分配和消费转变，不仅仅是解决过去40年来发展的欠债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转变使中国向发达国家的标准迈进，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增加实际工资向消费驱动转型首先是弥补过去40年为经济发展付出的各种代价。
巴卡洛与彭图逊的研究显示，即使是像德国这种有强大的技术和质量优势的出口驱动增长模式，也仍然没有逃脱抑制国内工资和消费的命运。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德国要严重得多。中国出口驱动增长模式的内在逻辑是把国内的分配问题拿到国际市场上去解决。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维持国际竞争力的名义下被长期压低。每当外国人用乘法来计算中国的综合国力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外部需求时，我们总是用除法来强调各项人均发展指标的低下。一方面对外宣传中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成绩（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另一方面却坚持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里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可维系的。
过去为了集中资源发展经济，政府的财政驱动向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倾斜，而把医疗、教育、住房和退休金等多方面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其结果是“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政府的占比偏高，居民偏低。政府占有了大量的国民收入，但是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医疗教育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非常清晰的推理是宏观税负高，政府的收入占比高，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建收入和财政供养”。[11]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虽然中国有比发达国家还先进的基础设施，但是在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收入分配和生活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巨大的差距。以房地产为特征的投资驱动虽然为大部分城镇居民提供了住房也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基本吸光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增加实际工资，向消费驱动转型是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的2.0阶段，它是中国变成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中国政府已经提出在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把中国建成世界强国的目标。世界强国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GDP总量，强大的军队，创新和技术支撑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固然是世界强国应有的指标;但国内消费在驱动经济增长时的作用，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收入分配方面的相对平等，既是所有发达国家共同享有的特征，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理应追求的重点目标。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实际工资加强消费，这绝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向发达国家经济转变的一个切实的步骤。现在离中国政府提出的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强国的目标只剩30年。这些目标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必须从现在起就作为行动纲领。“两个一百年”讲的绝不仅仅是GDP总量，而是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质量。当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时，高质量的日常生活必须不能仅限于少数富人，而是体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中国必须从“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的阶段转变。
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也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对建设世界命运共同体应该作出的贡献。在过去40年里中国采用的出口驱动模式依靠的是国际市场为本国制造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在全球生产方式中，发达国家的消費需求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在使本国迈向发达国家的同时也用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这是一个真正能够双赢的选择。
最后，向注重实际工资的消费驱动转变，增加公共服务和强化社会保障也是为应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冲击做好准备。
新经济的迅速崛起将从根本上改变支撑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在西方的语境里讨论人工智能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当机器人可以大规模取代人的劳动时，资本出于利润驱动的原则将会大幅度削减就业人数。当劳动力失去参与生产过程的机会，他们将以何种形式参与未来的分配？他们的生计将以何种形式得以维持？因此与其再等20年，面对智能生产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时再开始头疼医头式的改革，不如利用这次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机会，筹建中国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挑战的制度。 中国由于各种结构和制度的原因，在发展以数据为生产资料的新经济时，有希望实现弯道超车。其中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规模对发展数据经济十分重要。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很有可能早于其他国家遭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生产程中广泛应用对社会造成的严峻影响。因此中国也必须尽早就开始制定政策，把扩大公共服务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到优先的议事日程上来——分配，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是应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冲击的核心问题。目前已经有一些发达国家在讨论设立普适最低工资的制度。中国现在如果再不解决过去40年发展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欠债问题，当这些问题与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造成的失业问题叠加爆发，就将为时过晚。
增长模式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巴卡洛与彭图逊对卡莱斯基的再发现的另一大意义是他们重视分析增长模式背后的政治联盟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卡莱斯基十分重视利益冲突与增长模式转换的关系。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模式都有附着之上的利益格局。这些利益格局通过增长模式中的机制和制度来获得和维护相应社会阶层的利益。既得利益者从来就不愿意轻易改变增长模式，他们永远是改革在政治上的阻力。由于每种增长模式都有强大的惰性，在任何增长模式较大的转型过程中，危机经常是打破政治力量均衡的最好时机。
中国过去40年所处的国际环境从来也没有为中国提供向真正的发达国家迈进的机会——只要出口驱动还可以利用，就连德国也没有能够从压低国内工资和消费的怪圈中走出来，中国更不可能彻底脱离吃廉价劳动力老本的惰性。这次中美贸易战的烈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国内增长模式转型以及对增长模式进行选择的政治环境。美国政府在贸易战中的强硬立场既部分地构成限制中国选择增长模式时的外部环境，也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国国内反对增长模式转型反对变革的政治力量。
在中国面临经济下滑的挑战时，各种利益群体必然都在争取让政府的资源向自己倾斜。为了理解增长模式转型在政治上的难度和复杂性，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增长模式转型要求的政策对各个利益群体的影响。
要增加实际工资，向消费驱动转型必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从哪里找钱来？过去的出口驱动是靠外部需求，投资驱动和财政驱动都靠债务。如今这三种模式都走向极限，要提高实际工资推动消费驱动只能靠以下的办法：
（一）减少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这要求政府减少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无效率的投资，真正摆脱GDP主义的影响，不再不择手段地维持特定的增长率。它也要求政府进行深水区的改革，切实减少财政供养的规模。
（二）集中资源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虽然这些不能直接导致实际工资的增加，却可以通过替代民间储蓄来间接增加民间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消费。
（三）降低企业税。中国的企业交税负担过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然而，目前中国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防止经济严重下滑，也要推动结构改革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为兼顾这两个目标，并以后一个为主，企业减税虽然应该是普适的，但是也应该用来鼓励企业参与供给侧改革和向消费驱动转型。创新投资是供给侧改革，应该允许抵税。为防止由于工资上升造成企业投资减少对总需求带来的抵消作用，也应该允许企业把为员工涨工资的支出用来抵税。
（四）调节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政策上进一步向增加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倾斜，因为这部分群体实际工资的增加部分更有可能用于消费从而增加新的总需求。政府最近的政策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同时政府要加强征税能力。像最近演艺界查税反映出的那样，政府用不着非要通过为富人加税来开源，只要确保能收来该收的税就会增加税收。
（五）控制通货膨胀，防止房价进一步上涨，加大加快廉租房和公共房屋租赁制度的建设。由于房价对企业运营成本和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巨大影响，必须从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增长模式转型的视角来审视房地产政策。
主流经济话语目前强调市场配置资源。市场配置资源的本意是当有需求时就会有供给。离开增加消费需求，强调市场配置资源只能是一句空话。现在市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消费降级、需求下降。没有实际工资的上涨，就没有消费需求的增加。即使给企业减税，即使让市场配置资源，企业能在没有需求的条件下增加投资吗？为了增加实际工资和消费需求，政府必须要通过公共政策有所作为，而不是把转型的任务交给市场。
对政府而言最大的挑战是要认识到目前手里的资源可能是最后的资源： 由于其生产机制在未来可能难以为继，必须把它用在能真正救命的地方。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手中资源的主要来源是靠超量发行的货币支撑的。货币超发一方面来自出口驱动带来的贸易顺差以及由于外汇管制衍生的外汇占款，另一方面来自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基石之一 ——土地财政。在中美竞争长期化的前景下，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应该是大概率大事件，中国增发货币的机制将被严重削弱;在地方政府和家庭债务都已经接近极限的条件下，土地财政必将失去发展的动力。当提供充沛资源的条件正在迅速恶化时，如果政府仍然延续过去的思维惯性，把资源集中用在一时救急的刺激增长上，其前提是这种策略必须有效。一旦失败，再出现重大危机时，政府将没有再进行补救的资源。这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期间留下的惨痛教训。
结 语
全球化的钟摆运动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轮回。七八十年前卡莱斯基在上一轮全球化逆转时发展出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对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受方向完全相反的两个作用力的驱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卡莱斯基理论的提出，正值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范式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之际。他主张增加工资在分配中的比例，特别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工资，以实际工资的上升实现消费驱动，从而创造新的总需求。这正是在保护社会政策范式下的经济增长模式。目前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趋势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范式正在又一次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型，中国政府现阶段的施策也应该反映这一历史的同时代性。
卡莱斯基的政策主张直接代表着当时发达国家公共政策范式保护社会的时代特征。巴卡洛与彭图逊揭示的歐洲四国的增长模式则是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范式从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之后，因此他们分析的案例提供的都是相对市场化的解决方案——即使瑞典这样的国家也是通过产业升级换代在国际贸易中实现实际工资的上升。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巴卡洛与彭图逊不仅仅是重新发现了卡莱斯基的理论，也有其当代意义——产业升级换代对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间接正面影响。
本文以巴卡洛与彭图逊提出的四种增长模式为出发点讨论中国未来的增长模式。本文虽然从“贸易归零”的基本假设出发主张中国要把资源相对集中在以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上，但它并不是彻底否认出口、财政和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放眼中国未来改革开放大方向中的增长模式，出口和投资将以“一带一路”和创新为重点，而本文主张的消费驱动在很多方面也需要财政的配合，即通过提高公共服务和加强社会保障体制来增加实际工资，并积极解决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十年前的大调整帮助中国基本实现了由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型，以房地产为核心的投资驱动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财政驱动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硬件方面的大幅度跃升。这次调整最重要的使命是实现内需驱动向消费的转型，其重点应该是通过一系列有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在保护社会的同时大幅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迈出变为世界强国的实质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