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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尤其二战之后，后进地区为了现代化、为了发展经济，无可避免必须向西方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然而，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这样的学习不仅牵涉到对西方知识的实质掌握，更涉及运用它来理解并推动自身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并同时建立本地的学术社群，更甚者，可能涉及建立属于自身的学问，或以自身研究成果对世界知识群体作出贡献。
战后数十年来，台湾已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优异的经济发展成绩在后进地区名列前茅。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逐步学习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只是学习的绩效如何？如何评估？到了21世纪的今日，应可以对台湾地区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与状态作一评估及反思。在此将主要针对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我较为熟悉的台湾地区经济学界的情况作评估。而台湾地区的情况与其他东亚地区高度相仿，也与中国大陆发展趋势有近似之处，应有可参考之处。
如今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确实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要如何评价其成效？评估的标准为何？在现实上，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多年来逐步建立的标准体系如下：第一，SSCI论文，[1]即刊登于国际期刊（主要是美国期刊）的论文，以被SSCI等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为主，并进一步给国际期刊分等级；第二，收录于台湾地区本地数据库TSSCI的核心期刊论文，（这也意味着专书甚难进入此评价系统[2]）；第三，这两个可依论文数目及各种权数来计算的量化指标，已成为衡量学校排行及“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而且这也已是全球趋势；第四，更重要的是，在实质上，本地学术界同侪评审的标准，多以“是否掌握了西方的方法”来作衡量，而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更是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如此的评价体系必然会高度引导学界的研究成果，这部分下文将较详细地讨论。
然而，在讨论之前，先提出我个人认为评估一个后进学术社群较为合理的标准：（1）对自身社会的理解是否有所精进；（2）是否能依此改善社会；（3）藉此生产出的知识能否对全球相关知识整体作出贡献。简言之，至今为止，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水平已大幅提升，大幅缩短了与西方学界的距离，然而，与此同时，因为学界以上述评价体系为准则，即以西方学界的问题意识决定研究方向，因此可预期地忽略对本土议题的研究，对于自身的发展经验缺乏研究，也未能对相关政策提供支持性研究，亦即基本上以追随西方为目标，甚至曾被认为是“为西方做学术代工”。因此，至今本地学界的成果可以说与我所提出的目标有相当的差距。
在进行检讨之前，先讨论一下这一评价体系的由来。
目标与评价体系的由来
历史性地来看，如台湾这样的后进学界，会有如此的评价体系可以说是其来有自。后进地区都是在西方优势压力下被迫进行现代化，并且是以西方为典范进行现代化，而不是在自身既有的发展轨迹上前进，因此要学好西方社会科学，必然会是件必要但高难度的事情。确实，战后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就是走过了一个漫长的、逐步学习的过程，数十年下来才走到今天的规模与水平。学习西方学问应该是困难的，因为这学问深植于他们的历史文化中，并且是与他们现代社会数百年的发展一起进行的。而后进地区则是在极度压缩的过程中急速现代化工业化，缺乏了解这些学问以及自身社会变化的基础。
然而，我近年来读到一些清末民初杰出学者的著作，如章太炎与杨度等，才发现，对西方学问的理解程度与反思性而言，近百年后我们这些战后受西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却是远远不及这些先辈的。他们有中国传统学问及其伴随的自主性为基础，因而能有较高的视野，能够为不同的文化与学问“归位”。他们虽认识到在西方船坚炮利威胁下必须设法自强，因而推动西方式现代化势在必行，但他们也清楚地认为这是为现实所迫而为之，并不是因为西方文明在各方面优于中国，或带来了更高的理想。
现今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成员主要多是战后在台湾出生，接受国民政府西化教育的一代。而国府因被中共击败退守台湾，故常讳言其在大陆时期的历史，并将当时诸多文化作品列为禁书，同时因政治上依靠美国，故在文化上高度受到美国影响。因此台湾地区战后新生代在此种教育环境下，不但未能承继前辈在此方面的累积，更因此高度缺乏文化的自主性。影响所及，在战后台湾，西方学问就被当作是唯一的真理，即使要批判主流理论，也是追随西方批判理论而为之。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战后新生代菁英即以留学美国为目标，“第一学府”台湾大学的毕业生高比例出外留学，其中八九成留学美国。今日虽不再完全如此——留学与留美比例皆大幅降低，而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技艺水平也已逐步提升，掌握了更多的西方知识，但主要成员多是从美国取得学位回来的，已将那一套移植过来了、内化了。
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多重来源。最重要的是，西方学问（尤其是其当下的学问）被当作是唯一的典范，在研究方法、学问体系、问题意识上，都是我们学习及模仿的对象。同时，社会科学被視为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日新月异的“科学”，其所流行的论述都是必须追随的知识“进步”。
这其中涉及多项因素与多重决定，值得进一步分别说明。首先，后进者要追赶学习西方学问是大背景，既然是唯一典范，“学得像”就成为基本准则。将社会科学视为如同自然科学一般，既源自现今欧美社会科学界主流的自我认识，也符合学得像的准则；既然如此，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就不是合宜的问题意识。同时，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本身（尤其是经济学）即自认是普世性的理论，是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与社会，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理论。并且它带有“进步观”，即认为知识界是在不断累积人类的学问、推进人类的知识前沿，后进者只需学习存量，然后一起加入推动前沿的工作。
在这脉络下，所谓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就不易成为一个问题，或说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意识，亦即“普世”理论应该就只有一种，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本土化”可能最多只意味着运用本地数据来检验、或更多是证实这个所谓的普世理论。 与此相配合的时代背景，还包括全球化风潮下，所谓国家竞争力的竞赛。学术生产不仅是普世化、全球化，更被纳入各地经济指标评比之中，高等教育在产业化之后，更进一步进入国际竞争的行列，进而加强了知识生产普世化的趋势。
同时，在前述多重因素导致采取追随西方为准则之后，这些准则进而成为后进学界内部互相竞争的标准，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上有“本土化”的演变。一般而言，由于后进地区学界仍较为缺乏对内容的自主评价能力，而与“形式与方法”相关的部分，较不易有争议、最容易的“客观”衡量，因此就成为评鉴中比内容更为重要的部分。例如，台湾地区TSSCI核心期刊收录评量标准中，除了内容部分依据同侪审查外，另有重要的关于形式指标的审查，其中关于出版格式与论文撰写格式（如是否有中英文摘要，参考文献是否齐全且前后一致等）是否符合规范的评分，即占到总评分的46%，其他则涉及编辑与刊行作业（如是否准时出刊、匿名评审等）是否合乎规定。由于缺乏对内容评价上的自主能力与共识而高度重视形式性质的规范要求，应可说是后进地区学界的特色。
简言之，以往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评鉴准则，就是依据“后进者追赶先进普世理论生产”的理路。以下进一步来检讨具体评鉴标准的意涵。
评鉴标准的意涵
近年来，以SSCI作为核心指标的共识，已经成为东亚包括台湾地区的人文社会学科的评鉴方式与标准，此变革对研究成果的影响也逐步显现。
在引进此套西方学术体系之时，一般认为既有的学术传统不仅不足以帮助后进地区现代化，同时既有成规也显得封闭迂腐，常呈现门派化与自我繁衍的现象。因此在引进西方学术的同时，也应引入其学术规范，如采用同侪匿名评审制度及避免留用本系学生等做法。在现今台湾地区，在形式上这部分接轨可说已施行有年，且有了初步成果——在建立程序规范上可以说已有成效，但要有理想的学术生产成果，却是件更为复杂的事。
因为学术评鉴标准多依赖西方准则，并以得到国际认可为目标，且因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故倾向于运用可量化、方便管理的指标。因此至今，数量标准以及SSCI的标准越来越被采用，被其收录的论文篇数已成为大学及研究机构各层级自我评估必备的内容。例如，台湾大学校长曾在2003年的募款信函中，对该校教师研究成果的描述，就用了当年教师们所发表的SCI及SSCI的论文篇数来表达。虽说近年来，如此以论文篇数为基准的做法被批过于简化，因而不再被列于正式的评鉴指南上，然而在实质上仍继续被采用。近年来的趋势是将这指标进一步细致化，在理工科系除了重视SCI收录的论文篇数之外，也开始注重影响指数（impact factor），各学科也普遍对期刊分出等级以便加权计分。某些机构（包括上海交大）在进行全球性学术单位研究绩效比较时，也是采用这样的数量标准来为各地大学作排行。
以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以被SSCI收录的论文篇数来衡量研究成果，这其中所强调的价值，主要是“参与国际学术生产圈的能力”，包括英文写作能力。近年来，有些以中文为主的本土期刊也成功地加入SSCI等国际数据库，因而需要额外提供题目、摘要与参考文献等之英文翻译。国际数据库公司也藉此将业务扩大，推动学术市场的“全球化”。同时，中文本土期刊的努力目标，除了争取被本土TSSCI数据库收录之外，也开始以能够被国际数据库收录为目标。
照理说SSCI及其类似的数据库，只是西方各种坊间商业性经营的学术数据库之一，将被其收录与否视为一种质量的标准，虽说有些荒谬，或也可说是“本土化的西方标准”。然而在现实上，却已成为后进地区在追赶西方过程中普遍的行为，甚至回过头来影响西方学界的行为。不过，在此要强调的是，这标准所着重的是“参与国际的能力”。在早期，后进地区既然执意要向西方取经，则具有参与国际生产的能力，显然是一种能力的提升。
但问题是“能力”的提升是否竟成为终极或唯一的目标，是否能满足本地知识生产的其他目标？如“服务在地社会需要”这功能目的？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目的也可以在如SSCI国际刊物中实现，但在现实情况下，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无可避免的，国际期刊所关切的问题及其问题意识，是由欧美（更精确些是美国）学术圈所主导，不一定和台湾或其他地区的本地关切议题有太多的重叠。不过，这里所提的“服务在地社会需要”，是指广义的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当然不是指狭义的服务特定利益的需要。这也涉及本地学术社群能否产生聚集效应，有本地的学术空间来讨论本地的议题。近年来，在政府主管机构不断推动投稿国际期刊之余，台湾地区本土中文期刊开始面临稿源不足的困境。
再则，就长期来看，后进地区的学术社群要能够在国际学术社群中作出特殊的贡献，“优势”必然会是和自身经验有关的研究，将在地社会独特的经验，以先进的、能够与国际社会沟通的理论语言，将成果呈现进而对世界作出贡献。我们的“优势”应该不是在于追随欧美的问题意识——针对他们问题之研究，我们为什么会比他们做得好？
这也牵涉到后进地区稀少資源分配的问题。后进地区的高等研究人力必然是稀少资源，这资源若主要用来研究本身的经验，应比较符合在地社会的需要，或说（对社会而言）投资报酬率比较高。不过，在台湾学术界的运作机制中，“服务在地社会需要”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目的，因此在建立评鉴标准过程中，并没有被严肃地对待。
此外，近来教育体系的“全球竞争力”也成为考核目标。而上述的量化评鉴指标体系也与之配合，除了鼓励提高SSCI论文篇数之外，大学的教学用英语、吸引外籍生也成为目标，即教育被当作商品且要在全球市场竞争，而SSCI论文的数目，也成为商品化大学教育的竞争力指标。然而，本地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否要完全商品化、是否要在全球市场进行竞争，其对服务本地教育需要的目标是否有冲突，则仍是亟待充分讨论的政策议题。对于尚不具有全球性优势文化的后进地区而言，如何使自己国民具有全球化竞争的能力，与将本地教育变成具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商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目前盲目的追求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目标，并可能使得前一基本目标也无法达成。 这其中牵涉到一个吊诡的关系。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如果只是一味地跟随西方领导者，并不能带来竞争力。反而是必须建立自身特色，自身的主体性，才能掌握优势、建立竞争力，要做到这目标，则必须要面向世界的在地化才行。
评鉴制度的影响：以台湾经济学科为例
在此以我较熟悉的台湾地区经济学科为例，来讨论前述评鉴制度的成果。经济学在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学科中发展较早，留美博士数目最多，被认为是向西方学习成果最好的一门社会学科。如果以刊登于SSCI数据库的论文篇数计算，经济学科也领先台湾地区其他社会科学学科。
同时，经济学科的共识程度也最高，多数人都接受国际期刊相对于本土刊物的优越性，并且早已进一步发展了学术期刊的等级排行。1999年起台湾地区负责管理科研的机构（先是“国科会”，后升格为“科技部”）就开始不定期对经济学国际期刊作分等排比，目的当是为了建立数量化的评鉴标准。同时，学界领导机构“中研院”经济学研究所本身，也随之建立国际经济学期刊分等名单，并据此来计算点数，作为研究人员升等续聘的依据，其中台湾地区本土前三名的经济期刊，则被列在第三等。在学界之中，公认的最高标准，即是在国际最好的几个经济期刊发表文章。大家见面很少会互相询问“你在做什么研究”，但是会问“你升等点数够了没”，更会传颂某人在某顶级国际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而不管内容是什么、贡献是什么。
若参考台湾“科技部”所委托的经济学科学术单位绩效评估报告，会发现即使是经济学科，以英文在国际期刊发表，在台湾还是少数人参与的事情。先以2002年评估报告为例，[3]该报告评比台湾各经济学术单位的研究绩效，包括22个单位，315位专任人员，以他们发表论文之中被收录于国际经济学数据库EconLit的篇数为绩效标准，在1995～2000年间总篇数为228.65篇。每人每年均值低于1，并且这些论文分布高度集中，由少数单位与个人囊括大部分。再以2014年同性质的评估报告为例，此次调查包括31个经济学术单位，447位专任人员，在2008～2012年间，他们发表论文之中被收录于另一个国际经济学数据库的篇数为234.66篇。[4]因数据库不同且范围缩小，难与前次直接比较，不过报告发现，近十多年来，发表于国际期刊的文章数量显著成长，然则成果依旧是高度集中于少数单位与个人。
再则，在最顶级的国际经济期刊发表论文的成绩如何？根据一项2002年的统计，在国际前七大经济期刊中，台湾地区学者发表的篇数，1981～1990年为7篇，1991～2000年为8篇，20年间未有显著上升的趋势，因此该文作者认为这显示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尚难影响国际学术主流”。[5]再引用前述2014年的报告， 2008年～2012年这五年间，在顶级六大国际经济期刊上台湾地区学者发表的总篇数为3.17篇，[6]若与前述1981～2000年数据比较，虽说范围稍有改变，但并未有显著上升的趋势，且仍是极少数人参与的事情。
这表示无论是依据哪一个国际学术数据库，实际上只涵盖到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少部分的学者。然而，这一评鉴标准的影响当然是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标杆，是从顶端来整体性地界定了阶层性的评价体系。台湾地区绝大多数的经济学者的主要发表园地，不是上述国际期刊，而是台湾地区发行的本土刊物。这部分评鉴在具体做法上，则主要依据论文是否刊登于TSSCI（台湾地区版SSCI）为标准，这是量化评鉴标准的第二层。然而在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上，清楚地是以前述评鉴体系为标杆的。
台湾地区经济学者也对台湾经济问题做过不少实证研究。如果以经济学会年会中提交的论文来看，一般大约有近三分之二是有实证内容的论文。因此，与台湾地区有关的实证论文并不在少数，且多在本土刊物（主要以中文）发表。然而，大致而言，学界整体成果并未呈现出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的特色。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在于实证论文中的“问题意识”：其问题多追随美国经济学界，以效率检验为主题者占绝大多数，而不重视动态成长以及结构变迁的问题，至于以政策关怀为出发点的相关研究则更在少数。换言之，即使是对不在国际期刊发表的研究者而言，SSCI的影响仍然存在。研究者多将台湾地区当作已开发地区来对待，所有的问题都放在和美国等同的框架中衡量，并且不将问题当作是“经济发展”的问题。确实，不论是用中文还是英文写作，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多在追随美国经济学界的“偏好”，因而本土的经济发展、经济史及经济政策相关研究，就都成了不受重视的边缘领域了。
如果从建立特色、利用自身优势来看，台湾地区经济学界的成绩并不好。国际间对东亚经济发展兴趣甚高，尤其是其他后进地区，皆会希望能够学习台湾地区成功经验，从中攫取有用的教训。无论是对相关经济理论的检验，或是可参考的经济政策，都是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可以从自身发展经验进行研究作出贡献之处，但在这方面成果非常有限。
再从“服务本土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则台湾地区经济学界的成绩也并不算好。例如，台湾地区近年来发生诸多重大結构变革，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本地市场自由化、全球化、两岸关系、财税危机、民主化之影响等，这些重要议题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与政策意涵，但是学界研究很少，虽智库进行部分数据累积工作，但其学术衍生意义则多尚待开发。
刘遵义院士在多年前，曾于“中研院”经济所发表演讲， 题目为“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a World-Class Economics Capabil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他认为台湾地区优异的经济发展成绩值得研究，更是台湾地区经济学者的优势，应进行跨地区比较研究，从中推演出普遍性理论意涵，藉此建立世界级的经济研究与在地特色。他建议长期计划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建立数据库，策略性地选定发展领域及培育相关人力等，对外有吸引力且对内有交代。然而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并未遵循刘院士所指出的道路，因为学界主流共识并不认同刘院士所提出的视野、价值与愿景，以及他所界定的台湾地区经济学界优势。 总之，台湾地区经济学界所走的道路，是个别人员各自参与世界分工的路径，然后以各自在国际期刊发表的成绩加总作为整体的成果，着重在论文刊登的期刊之地位以及论文篇数。这是学界的主流共识，因此诱因奖惩机制多奠基于此标准上。对于不在国外期刊发表的大多数研究者而言，竞争标准则是在本地复制SSCI的问题意识与竞争逻辑。而这高度一元化的标准，不可避免压抑了其他类型的研究工作。
一元化标准压抑其他类型的工作
如上述，以SSCI为标准的奖励只适用于少数人，而多数人难以参与。然而，在这单一的标准下，其他类型的成果就被认为价值较低。同时，这一奖惩体制对于其他多数学者来说，只能获得负面的讯息，而不能提供正面的诱因，来鼓励他们进行其他有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在经济学界中还有许多不同的研究工作。包括费时费力的数据收集与整理，数据库的长期维持，除了量化数据外，本地与其他地区相关的制度变迁，历史性的分析，长期与短期经济政策的研究等，这些工作都很必要，皆有其价值，甚至可以说和能够登上SSCI的研究工作有不同的价值。虽说目前公认最理想的情况，是研究者自行进行数据收集与整理，然后进行严谨分析将研究成果刊登于国际期刊。但是，国际期刊自有他们各自关切的议题。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如果没有做到最后那一步（登上SSCI），前面的研究工作就被认为没有价值，对于上述这些其他工作其实没有提供任何动力。即在目前的制度中，评鉴标准及奖励缺乏复杂度及多元性，无法对多数不在SSCI发表、进行上述这些其他工作的学者，提供制度上的鼓励。
依据客观条件以及理想设想，对自身做出合理适当的定位，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功课，然后评鉴标准之设定随之。这一制度设计的逻辑，适用于后进地区学术生产在全球学界的定位，适用于后进地区内部不同研究机构的各自定位，适用于后进地区不同研究学者的各自定位。确定的是，台湾地区与东亚目前的、以SSCI的单一标准适用一切的情况，是错误的设计，不符合上述制度设计的理性逻辑。
历史化、问题化自身的现代化
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现实的评鉴标准以追随西方为目标，因而引发各种问题，然而合宜的做法为何？前文已陈述了我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评估标准：第一，对自身社会的理解是否有所精进；第二，是否能依此改善社会；第三，藉此生产出的知识能否对全球相关知识整体作出贡献。此外，我也认为我们后进学界在学习之后，经过反思而有进一步精进，不仅是可想也是可能的，因此想提出一个“学习阶段论”，即：学习初期为模仿；参与国际分工证明自身水平；反思并修正理论使其适合自身社会，并进而有所贡献。
历史性地来看，后进地区必须向西方学习并推动现代化，在开始学习时，以西方为唯一典范实难以避免。然而，在学习之后，修改、适应与创新成为可能，但首先必须“历史化、问题化”地看待我们自身的现代化进展与状态。
因缺乏文化的自主性，台湾地区战后新生代在开始学习西方学问时，并未将自身的学习历史化地看待，而是将西方学问当作普世理论、唯一的真理，以自身与西方理想模式的距离为衡量自身“进步”的量尺，并且在问题意识与价值目标上紧密跟随。在这体系中，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缺乏位置，即使以“对自身经验的探讨”作为研究课题，也是以西方模式为典范的一种高度规范性的探讨，而非以真正理解自身为目的。
其实，若以较长期的历史视野来看，若能脱离将西方典范规范化的立场，则应能认识到后进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挑战，是如何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使其能与自身传统文化与价值“调和”。亨廷顿对此的说法甚为清晰，他认为西方文明不可能是普世的，因为不同文明的人对于人与神、个人与群体、公民与国家、家庭伦理、平等与阶层、各种责任义务等，皆持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这差异是长期历史的产物，不会轻易消失。若后进地区菁英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强推西方普世现代化，而忽视“调和传统”的面向，在日后必会造成问题。[7]
此外，还涉及战后当后进地区学者去学习西方理论时，西方学界自身的发展进程的问题。若检视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社会科学界的发展，可清楚看到，在战后初期的承平时期，尚未出现严峻的现实挑战，学术市场的运行机制导致数学化与计量化的趋势日渐加深，研究与现实的距离日远。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先进国家所产生的严重现实危机，对社会科学界带来了实质挑战，因而才促使一向强势的经济学界终于进行了局部的反思，并将数十年前为了因应经济大恐慌而产生的凯恩斯理论再次挖掘出来，然则随着危机缓解，反省力量也随之减弱。[8]简言之，若忽视“西方历史现实发展”与“学术市场运行机制”这两个因素对西方理论发展的影响，并将其视为必然“不断进步”的典范，则会严重影响后进地区学界向西方学习的效益。
然而至今，即使我们不积极主动进行反省，全球情势也已逐渐展现出新的局面，告诉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认识与作为。西方开始没落，东方逐步复兴，同时西方没落的过程中展示出其模式的各种弱点。这也是其他后進地区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性（而非普世性）的时机，是我们必须反思处理自身发展途径的时机，进而探讨我们现代化道路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换言之，一则西方模式已非唯一典范，我们必须进行反思；二来我们向来一昧模仿西方，然而西方模式是在自身文明的基础上为之，而无疑我们自身的文化与西方有相当不同。因此，实际上现代化进行至今，我们社会各方面的状态与西方有实质整体性的差异。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于用甚为形式化的、高度规范性的“到底离西方理想还有多远”这一视野来看待自身的现代化，因而掩盖了较为接近现实的另一视野。
追随当然是比较容易的路途，进行反思、理解自身并自行摸索途径却是较为困难的。
近年来，我开始整理自己作为一个立身于后进地区、研究后进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体验，就如何理解现代化、自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性等进行反思，目前所得仍很简略，应该会是一个持续性的计划。先在此提出以下想法，望能引发进一步的讨论。[9] 首先，我认为，若能脱离“西方为唯一典范”的价值观，则会有海阔天空之感，同时反思亦能成为可能。再则，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至今仍深刻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之中，我们其实是从自身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西方现代化，来进行模仿，因而现代化的成果与西方典范必然有差异，唯有将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与状态“问题化”，将其当作研究理解的对象，才能对自身有所理解，进而试图改进。
五四运动全面否定中国传统，认为那是落后的，进而高举理性、科学、民主。在“五四”的影响下，提到传统似乎变得只有“回归”或“扬弃”两种选择，而为了进步当只有后者——这是我们前辈推动现代化的论述，是高度规范性的论述，也是推动现代化运动的论述。
然而，今日在此提出的检讨应是历史化的，而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传统。其实在现实上我们学习西方现代化无可避免，若将争论简化为西化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是去历史化、走回头路的提法，既没有生产性，也没有现实意义。
在此拟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要“历史化、问题化”自身的现代化。因为我们无法如自己所期待的完全扬弃传统文化，而是在其基础上现代化，即是在既有的文明基础上试图移植我们所认识的西方模式。因此必须要把自身现代化的状态“问题化”，将我们“如何地现代化”作为研究的问题意识，如此才能理解自身、并据此寻求解决自己社会问题之道——这不是寻求特殊化，而是理解自身，也只有理解自身才能改进、设法建立较好的现代社会，这是每个地区能为人类作出贡献的道路。通常一提到传统文化，就会被归类于回归传统的怀旧派，但我并非此意，而是认为必须面对“自身无形中承继了传统文化”的现实。
如前述，以往是以“衡量与西方的距离”这一规范性问题意识，来主导社会科学对自身社会的研究。在此要提出的另一种问题意识，即是研究“我们如何进行了现代化”——要直接面对现象，要“问题化”自身的状态，“问题化”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与状态。同时，进一步认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将学习来的理论加以修改，进而创新理论，来适应、解释我们自身的经验。引入与学习西方学问是必须的，至今我们做研究的技能得以提升，而下一步应是设法将其转化为己用并进而创新。
例如在形式上，现代工业化似乎显示“现代化”的“划一性”，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而已。为了做到这样的工业化，后进地区的人、组织、制度与价值都改变了，都在某种程度建立了新的版本。表面上后进者都以西方为典范，以自己与西方典范的距离作为达到现代化程度的指标。实际上，每个后进地区不仅在现代化的路径上不同于西方，在所建立的现代化社会上也必然不同，因此重新认识自身文明，是开始认识“现在的”自己的开始，是自我反省的基础，也是改善自身“现代化”的基础。
此外，也要将西方视为一个现代化特殊案例，当各地都能成功在自身文明基础上建立各自的现代社会，这一整体才能构成“普遍性”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将自身重新“历史化”，而不是将现代化或西化当作道德选择；并对这一过程进行具体的整理与分析，探讨我们如何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为何，我们所依据的说法、所追求的价值为何。
换言之，实际上我们是以自以为义的西方现代化概念与价值，来作为自身社会竞争的准则，在此竞逐过程下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社会，到底与西方的异同为何？如此的追随式竞逐能否合乎我们自身的理想与追求？我们社会科学界所要达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也包括反思自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性。
如何建立不同于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其实，若将自身现代化过程予以历史化、问题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则会发现一片广阔的天地。数十年来，台湾社会经历了如此划时代的巨变，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者到底记录了多少？在各方各面，如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相关行政组织的形成与变化，各种制度历史性的演变，至今我们捕捉得极为有限，因为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甚少将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演变过程来研究。更多的是以去历史化的、规范性的，以离西方典范距离为标尺的问题意识来研究，并以通行的量化研究方法替代历史研究。因此，可以说基本忽略了记录自身历史性的变化。
社会科学该如何发展
以上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挑战性的难题。后进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该如何发展？回归传统并不是选项，向西方学习不是问题，而是如何学习，如何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来进行学习，如何落实在地化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若要能在这方面对人类作出贡献，必然是要奠基于我们自身经验的研究成果之上，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是真正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当然更不用说，在地的人文社会科学原本就应该是要服务于在地社会的需要。我们其实已有长足的进步，应有条件脱离一味依靠西方肯定的阶段，一味依赖绝对化数量化标准的阶段。
在此从以上讨论就社会科学可以如何进行改善，先陈述初步的想法：
1. 历史性及阶段性地来看学术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学阀式的学术生产方式，目前确已初步建立客观标准、建立匿名評审制度，提升学术水平，但应考虑如何进一步提升。
2. 应持续公开讨论以下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为何？学术评鉴的标准与制度该为何？以SSCI为最高及唯一标准后，至今已产生着重论文篇数、一味追随西方问题意识等问题，应公开讨论这是否为终极目标，若否，则该如何改变。
3. 应不再将SSCI论文篇数等指标，当作个别机构与国家竞争力的标杆。
4. 应确认人文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各地学术社群的比较优势，应在于从对自身经验研究中作出贡献。应讨论如何能在制度设计上促进这类研究为目标，展开如何设计可提升研究质量的评鉴标准与制度之讨论。
5. 建立不同于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将自身现代化过程予以历史化、问题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逐步建立“对自身经验研究”所必须的基础建设，除了既有的基本经济数据统计外，更包括对于相关行政组织、制度与政策的基本历史数据收集和整理，数据库的长期维持，产业与企业变迁研究，历史性分析，长短期经济政策研究等。 6. 应根据上述架构，鼓励多种不同性质的研究工作，让评鉴标准以及奖励方式多元化。
7. 应对期刊的质量认定标准设低标于“有无匿名评审制度”，并取消量化等级标准及计点制度。将评鉴工作回归同侪对于“实质贡献”的评述。
上述台湾地区学习西方社会科学时所遭遇的问题，在东亚地区也是普遍现象，而中国大陆因为后发，追赶得更为急切，西方学界的问题意识也随着占据了高位。[10]因此，前述的问题无论是东亚或其他后进地区，都是甚为真实且必须面对的课题。
（作者单位：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注释：
[1] 其实还有诸多其他数据库，如下引美国经济学学会建立的EconLit等，为简化起见在此用SSCI为社会科学学界国际数据库的代表。现在在大家口语表述中，这些被简称为”i”及”i化”。
[2] 台湾地区的人文学科界原本较为强调以专书为研究成果，然而近年来也受到社会科学界短期化、量化评鉴的影响，也开始着重论文发表，如“中研院”人文各所也不再将出版专书作为升等要求。
[3] 曹添旺、赖景昌、张峰嘉：《台湾经济学术单位在EconLit数据库的学术表现》，载《经济论文》2002年第30期。EconLit是美国经济学学会所建立的数据库，于2001年收录约有650种刊物，包括台湾地区本地两本期刊，但此处呈现的数字排除了这两本发表篇数。论文篇数是以合写人数加权计算。
[4] 此次评估以收录于Journal of Citation Report经济学界之279种西文期刊为范围。曹添旺、王泓仁、吴俊彦、黄粲尧：《台湾经济学术单位近五年学术绩效评估》，载《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14年第26期。这数值仍排除收录于数据库中的两本本地中文期刊篇数。
[5] 巫和懋：《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载《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期。该文中的七大期刊是指AER， JPE， QJE， RES， RE&S， Econometrica， EJ.
[6] 曹添旺、王泓仁、林明仁、陈宜廷、张俊仁、黄粲尧：《经济学门学术期刊评比更新》，载《经济论文》2013年第41期。此次清单中顶级刊物为AER， JPE， QJE， RES，JF， Econometrica.
[7] Huntington， S.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1993）. 他认为忽略“调和”问题的后进国，很可能会成为撕裂的国家（the torn country），如土耳其等。
[8] 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凸显出欧美金融治理的失误，以及经济理论本身的危机，因其未能预见及防范如此重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不过，近年来法国、英国剑桥以及哈佛等校经济系学生，陆续发表宣言，要求学界改革教学，与现实联结，广纳多元取向，并反对不知节制运用数理与计量模型。主流经济学虽宣扬利伯维尔场，但如这些研究生所指责，现今经济学其实取向甚为单一。参照World Economics Association的网页中，Student groups working for the reform of economics education， https：//www.worldeconomicsassociation.org/students/.
[9] 瞿宛文：《如何评估战后台湾社会科学界的进展：现代化与普世性》，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02期，2016年3月。
[10] 例如，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走向为何的提问方式，曾经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学术吗？”这是现就职于北大新结构经济学中心的王勇教授，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所写文章的题目。王勇：《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学术吗？》，载《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3期。
战后数十年来，台湾已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优异的经济发展成绩在后进地区名列前茅。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逐步学习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只是学习的绩效如何？如何评估？到了21世纪的今日，应可以对台湾地区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与状态作一评估及反思。在此将主要针对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我较为熟悉的台湾地区经济学界的情况作评估。而台湾地区的情况与其他东亚地区高度相仿，也与中国大陆发展趋势有近似之处，应有可参考之处。
如今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确实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要如何评价其成效？评估的标准为何？在现实上，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多年来逐步建立的标准体系如下：第一，SSCI论文，[1]即刊登于国际期刊（主要是美国期刊）的论文，以被SSCI等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为主，并进一步给国际期刊分等级；第二，收录于台湾地区本地数据库TSSCI的核心期刊论文，（这也意味着专书甚难进入此评价系统[2]）；第三，这两个可依论文数目及各种权数来计算的量化指标，已成为衡量学校排行及“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而且这也已是全球趋势；第四，更重要的是，在实质上，本地学术界同侪评审的标准，多以“是否掌握了西方的方法”来作衡量，而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更是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如此的评价体系必然会高度引导学界的研究成果，这部分下文将较详细地讨论。
然而，在讨论之前，先提出我个人认为评估一个后进学术社群较为合理的标准：（1）对自身社会的理解是否有所精进；（2）是否能依此改善社会；（3）藉此生产出的知识能否对全球相关知识整体作出贡献。简言之，至今为止，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水平已大幅提升，大幅缩短了与西方学界的距离，然而，与此同时，因为学界以上述评价体系为准则，即以西方学界的问题意识决定研究方向，因此可预期地忽略对本土议题的研究，对于自身的发展经验缺乏研究，也未能对相关政策提供支持性研究，亦即基本上以追随西方为目标，甚至曾被认为是“为西方做学术代工”。因此，至今本地学界的成果可以说与我所提出的目标有相当的差距。
在进行检讨之前，先讨论一下这一评价体系的由来。
目标与评价体系的由来
历史性地来看，如台湾这样的后进学界，会有如此的评价体系可以说是其来有自。后进地区都是在西方优势压力下被迫进行现代化，并且是以西方为典范进行现代化，而不是在自身既有的发展轨迹上前进，因此要学好西方社会科学，必然会是件必要但高难度的事情。确实，战后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就是走过了一个漫长的、逐步学习的过程，数十年下来才走到今天的规模与水平。学习西方学问应该是困难的，因为这学问深植于他们的历史文化中，并且是与他们现代社会数百年的发展一起进行的。而后进地区则是在极度压缩的过程中急速现代化工业化，缺乏了解这些学问以及自身社会变化的基础。
然而，我近年来读到一些清末民初杰出学者的著作，如章太炎与杨度等，才发现，对西方学问的理解程度与反思性而言，近百年后我们这些战后受西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却是远远不及这些先辈的。他们有中国传统学问及其伴随的自主性为基础，因而能有较高的视野，能够为不同的文化与学问“归位”。他们虽认识到在西方船坚炮利威胁下必须设法自强，因而推动西方式现代化势在必行，但他们也清楚地认为这是为现实所迫而为之，并不是因为西方文明在各方面优于中国，或带来了更高的理想。
现今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成员主要多是战后在台湾出生，接受国民政府西化教育的一代。而国府因被中共击败退守台湾，故常讳言其在大陆时期的历史，并将当时诸多文化作品列为禁书，同时因政治上依靠美国，故在文化上高度受到美国影响。因此台湾地区战后新生代在此种教育环境下，不但未能承继前辈在此方面的累积，更因此高度缺乏文化的自主性。影响所及，在战后台湾，西方学问就被当作是唯一的真理，即使要批判主流理论，也是追随西方批判理论而为之。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战后新生代菁英即以留学美国为目标，“第一学府”台湾大学的毕业生高比例出外留学，其中八九成留学美国。今日虽不再完全如此——留学与留美比例皆大幅降低，而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技艺水平也已逐步提升，掌握了更多的西方知识，但主要成员多是从美国取得学位回来的，已将那一套移植过来了、内化了。
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多重来源。最重要的是，西方学问（尤其是其当下的学问）被当作是唯一的典范，在研究方法、学问体系、问题意识上，都是我们学习及模仿的对象。同时，社会科学被視为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日新月异的“科学”，其所流行的论述都是必须追随的知识“进步”。
这其中涉及多项因素与多重决定，值得进一步分别说明。首先，后进者要追赶学习西方学问是大背景，既然是唯一典范，“学得像”就成为基本准则。将社会科学视为如同自然科学一般，既源自现今欧美社会科学界主流的自我认识，也符合学得像的准则；既然如此，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就不是合宜的问题意识。同时，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本身（尤其是经济学）即自认是普世性的理论，是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与社会，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理论。并且它带有“进步观”，即认为知识界是在不断累积人类的学问、推进人类的知识前沿，后进者只需学习存量，然后一起加入推动前沿的工作。
在这脉络下，所谓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就不易成为一个问题，或说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意识，亦即“普世”理论应该就只有一种，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本土化”可能最多只意味着运用本地数据来检验、或更多是证实这个所谓的普世理论。 与此相配合的时代背景，还包括全球化风潮下，所谓国家竞争力的竞赛。学术生产不仅是普世化、全球化，更被纳入各地经济指标评比之中，高等教育在产业化之后，更进一步进入国际竞争的行列，进而加强了知识生产普世化的趋势。
同时，在前述多重因素导致采取追随西方为准则之后，这些准则进而成为后进学界内部互相竞争的标准，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上有“本土化”的演变。一般而言，由于后进地区学界仍较为缺乏对内容的自主评价能力，而与“形式与方法”相关的部分，较不易有争议、最容易的“客观”衡量，因此就成为评鉴中比内容更为重要的部分。例如，台湾地区TSSCI核心期刊收录评量标准中，除了内容部分依据同侪审查外，另有重要的关于形式指标的审查，其中关于出版格式与论文撰写格式（如是否有中英文摘要，参考文献是否齐全且前后一致等）是否符合规范的评分，即占到总评分的46%，其他则涉及编辑与刊行作业（如是否准时出刊、匿名评审等）是否合乎规定。由于缺乏对内容评价上的自主能力与共识而高度重视形式性质的规范要求，应可说是后进地区学界的特色。
简言之，以往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评鉴准则，就是依据“后进者追赶先进普世理论生产”的理路。以下进一步来检讨具体评鉴标准的意涵。
评鉴标准的意涵
近年来，以SSCI作为核心指标的共识，已经成为东亚包括台湾地区的人文社会学科的评鉴方式与标准，此变革对研究成果的影响也逐步显现。
在引进此套西方学术体系之时，一般认为既有的学术传统不仅不足以帮助后进地区现代化，同时既有成规也显得封闭迂腐，常呈现门派化与自我繁衍的现象。因此在引进西方学术的同时，也应引入其学术规范，如采用同侪匿名评审制度及避免留用本系学生等做法。在现今台湾地区，在形式上这部分接轨可说已施行有年，且有了初步成果——在建立程序规范上可以说已有成效，但要有理想的学术生产成果，却是件更为复杂的事。
因为学术评鉴标准多依赖西方准则，并以得到国际认可为目标，且因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故倾向于运用可量化、方便管理的指标。因此至今，数量标准以及SSCI的标准越来越被采用，被其收录的论文篇数已成为大学及研究机构各层级自我评估必备的内容。例如，台湾大学校长曾在2003年的募款信函中，对该校教师研究成果的描述，就用了当年教师们所发表的SCI及SSCI的论文篇数来表达。虽说近年来，如此以论文篇数为基准的做法被批过于简化，因而不再被列于正式的评鉴指南上，然而在实质上仍继续被采用。近年来的趋势是将这指标进一步细致化，在理工科系除了重视SCI收录的论文篇数之外，也开始注重影响指数（impact factor），各学科也普遍对期刊分出等级以便加权计分。某些机构（包括上海交大）在进行全球性学术单位研究绩效比较时，也是采用这样的数量标准来为各地大学作排行。
以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以被SSCI收录的论文篇数来衡量研究成果，这其中所强调的价值，主要是“参与国际学术生产圈的能力”，包括英文写作能力。近年来，有些以中文为主的本土期刊也成功地加入SSCI等国际数据库，因而需要额外提供题目、摘要与参考文献等之英文翻译。国际数据库公司也藉此将业务扩大，推动学术市场的“全球化”。同时，中文本土期刊的努力目标，除了争取被本土TSSCI数据库收录之外，也开始以能够被国际数据库收录为目标。
照理说SSCI及其类似的数据库，只是西方各种坊间商业性经营的学术数据库之一，将被其收录与否视为一种质量的标准，虽说有些荒谬，或也可说是“本土化的西方标准”。然而在现实上，却已成为后进地区在追赶西方过程中普遍的行为，甚至回过头来影响西方学界的行为。不过，在此要强调的是，这标准所着重的是“参与国际的能力”。在早期，后进地区既然执意要向西方取经，则具有参与国际生产的能力，显然是一种能力的提升。
但问题是“能力”的提升是否竟成为终极或唯一的目标，是否能满足本地知识生产的其他目标？如“服务在地社会需要”这功能目的？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目的也可以在如SSCI国际刊物中实现，但在现实情况下，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无可避免的，国际期刊所关切的问题及其问题意识，是由欧美（更精确些是美国）学术圈所主导，不一定和台湾或其他地区的本地关切议题有太多的重叠。不过，这里所提的“服务在地社会需要”，是指广义的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当然不是指狭义的服务特定利益的需要。这也涉及本地学术社群能否产生聚集效应，有本地的学术空间来讨论本地的议题。近年来，在政府主管机构不断推动投稿国际期刊之余，台湾地区本土中文期刊开始面临稿源不足的困境。
再则，就长期来看，后进地区的学术社群要能够在国际学术社群中作出特殊的贡献，“优势”必然会是和自身经验有关的研究，将在地社会独特的经验，以先进的、能够与国际社会沟通的理论语言，将成果呈现进而对世界作出贡献。我们的“优势”应该不是在于追随欧美的问题意识——针对他们问题之研究，我们为什么会比他们做得好？
这也牵涉到后进地区稀少資源分配的问题。后进地区的高等研究人力必然是稀少资源，这资源若主要用来研究本身的经验，应比较符合在地社会的需要，或说（对社会而言）投资报酬率比较高。不过，在台湾学术界的运作机制中，“服务在地社会需要”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目的，因此在建立评鉴标准过程中，并没有被严肃地对待。
此外，近来教育体系的“全球竞争力”也成为考核目标。而上述的量化评鉴指标体系也与之配合，除了鼓励提高SSCI论文篇数之外，大学的教学用英语、吸引外籍生也成为目标，即教育被当作商品且要在全球市场竞争，而SSCI论文的数目，也成为商品化大学教育的竞争力指标。然而，本地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否要完全商品化、是否要在全球市场进行竞争，其对服务本地教育需要的目标是否有冲突，则仍是亟待充分讨论的政策议题。对于尚不具有全球性优势文化的后进地区而言，如何使自己国民具有全球化竞争的能力，与将本地教育变成具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商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目前盲目的追求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目标，并可能使得前一基本目标也无法达成。 这其中牵涉到一个吊诡的关系。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如果只是一味地跟随西方领导者，并不能带来竞争力。反而是必须建立自身特色，自身的主体性，才能掌握优势、建立竞争力，要做到这目标，则必须要面向世界的在地化才行。
评鉴制度的影响：以台湾经济学科为例
在此以我较熟悉的台湾地区经济学科为例，来讨论前述评鉴制度的成果。经济学在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学科中发展较早，留美博士数目最多，被认为是向西方学习成果最好的一门社会学科。如果以刊登于SSCI数据库的论文篇数计算，经济学科也领先台湾地区其他社会科学学科。
同时，经济学科的共识程度也最高，多数人都接受国际期刊相对于本土刊物的优越性，并且早已进一步发展了学术期刊的等级排行。1999年起台湾地区负责管理科研的机构（先是“国科会”，后升格为“科技部”）就开始不定期对经济学国际期刊作分等排比，目的当是为了建立数量化的评鉴标准。同时，学界领导机构“中研院”经济学研究所本身，也随之建立国际经济学期刊分等名单，并据此来计算点数，作为研究人员升等续聘的依据，其中台湾地区本土前三名的经济期刊，则被列在第三等。在学界之中，公认的最高标准，即是在国际最好的几个经济期刊发表文章。大家见面很少会互相询问“你在做什么研究”，但是会问“你升等点数够了没”，更会传颂某人在某顶级国际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而不管内容是什么、贡献是什么。
若参考台湾“科技部”所委托的经济学科学术单位绩效评估报告，会发现即使是经济学科，以英文在国际期刊发表，在台湾还是少数人参与的事情。先以2002年评估报告为例，[3]该报告评比台湾各经济学术单位的研究绩效，包括22个单位，315位专任人员，以他们发表论文之中被收录于国际经济学数据库EconLit的篇数为绩效标准，在1995～2000年间总篇数为228.65篇。每人每年均值低于1，并且这些论文分布高度集中，由少数单位与个人囊括大部分。再以2014年同性质的评估报告为例，此次调查包括31个经济学术单位，447位专任人员，在2008～2012年间，他们发表论文之中被收录于另一个国际经济学数据库的篇数为234.66篇。[4]因数据库不同且范围缩小，难与前次直接比较，不过报告发现，近十多年来，发表于国际期刊的文章数量显著成长，然则成果依旧是高度集中于少数单位与个人。
再则，在最顶级的国际经济期刊发表论文的成绩如何？根据一项2002年的统计，在国际前七大经济期刊中，台湾地区学者发表的篇数，1981～1990年为7篇，1991～2000年为8篇，20年间未有显著上升的趋势，因此该文作者认为这显示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尚难影响国际学术主流”。[5]再引用前述2014年的报告， 2008年～2012年这五年间，在顶级六大国际经济期刊上台湾地区学者发表的总篇数为3.17篇，[6]若与前述1981～2000年数据比较，虽说范围稍有改变，但并未有显著上升的趋势，且仍是极少数人参与的事情。
这表示无论是依据哪一个国际学术数据库，实际上只涵盖到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少部分的学者。然而，这一评鉴标准的影响当然是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标杆，是从顶端来整体性地界定了阶层性的评价体系。台湾地区绝大多数的经济学者的主要发表园地，不是上述国际期刊，而是台湾地区发行的本土刊物。这部分评鉴在具体做法上，则主要依据论文是否刊登于TSSCI（台湾地区版SSCI）为标准，这是量化评鉴标准的第二层。然而在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上，清楚地是以前述评鉴体系为标杆的。
台湾地区经济学者也对台湾经济问题做过不少实证研究。如果以经济学会年会中提交的论文来看，一般大约有近三分之二是有实证内容的论文。因此，与台湾地区有关的实证论文并不在少数，且多在本土刊物（主要以中文）发表。然而，大致而言，学界整体成果并未呈现出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的特色。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在于实证论文中的“问题意识”：其问题多追随美国经济学界，以效率检验为主题者占绝大多数，而不重视动态成长以及结构变迁的问题，至于以政策关怀为出发点的相关研究则更在少数。换言之，即使是对不在国际期刊发表的研究者而言，SSCI的影响仍然存在。研究者多将台湾地区当作已开发地区来对待，所有的问题都放在和美国等同的框架中衡量，并且不将问题当作是“经济发展”的问题。确实，不论是用中文还是英文写作，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多在追随美国经济学界的“偏好”，因而本土的经济发展、经济史及经济政策相关研究，就都成了不受重视的边缘领域了。
如果从建立特色、利用自身优势来看，台湾地区经济学界的成绩并不好。国际间对东亚经济发展兴趣甚高，尤其是其他后进地区，皆会希望能够学习台湾地区成功经验，从中攫取有用的教训。无论是对相关经济理论的检验，或是可参考的经济政策，都是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可以从自身发展经验进行研究作出贡献之处，但在这方面成果非常有限。
再从“服务本土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则台湾地区经济学界的成绩也并不算好。例如，台湾地区近年来发生诸多重大結构变革，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本地市场自由化、全球化、两岸关系、财税危机、民主化之影响等，这些重要议题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与政策意涵，但是学界研究很少，虽智库进行部分数据累积工作，但其学术衍生意义则多尚待开发。
刘遵义院士在多年前，曾于“中研院”经济所发表演讲， 题目为“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a World-Class Economics Capabil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他认为台湾地区优异的经济发展成绩值得研究，更是台湾地区经济学者的优势，应进行跨地区比较研究，从中推演出普遍性理论意涵，藉此建立世界级的经济研究与在地特色。他建议长期计划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建立数据库，策略性地选定发展领域及培育相关人力等，对外有吸引力且对内有交代。然而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并未遵循刘院士所指出的道路，因为学界主流共识并不认同刘院士所提出的视野、价值与愿景，以及他所界定的台湾地区经济学界优势。 总之，台湾地区经济学界所走的道路，是个别人员各自参与世界分工的路径，然后以各自在国际期刊发表的成绩加总作为整体的成果，着重在论文刊登的期刊之地位以及论文篇数。这是学界的主流共识，因此诱因奖惩机制多奠基于此标准上。对于不在国外期刊发表的大多数研究者而言，竞争标准则是在本地复制SSCI的问题意识与竞争逻辑。而这高度一元化的标准，不可避免压抑了其他类型的研究工作。
一元化标准压抑其他类型的工作
如上述，以SSCI为标准的奖励只适用于少数人，而多数人难以参与。然而，在这单一的标准下，其他类型的成果就被认为价值较低。同时，这一奖惩体制对于其他多数学者来说，只能获得负面的讯息，而不能提供正面的诱因，来鼓励他们进行其他有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在经济学界中还有许多不同的研究工作。包括费时费力的数据收集与整理，数据库的长期维持，除了量化数据外，本地与其他地区相关的制度变迁，历史性的分析，长期与短期经济政策的研究等，这些工作都很必要，皆有其价值，甚至可以说和能够登上SSCI的研究工作有不同的价值。虽说目前公认最理想的情况，是研究者自行进行数据收集与整理，然后进行严谨分析将研究成果刊登于国际期刊。但是，国际期刊自有他们各自关切的议题。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如果没有做到最后那一步（登上SSCI），前面的研究工作就被认为没有价值，对于上述这些其他工作其实没有提供任何动力。即在目前的制度中，评鉴标准及奖励缺乏复杂度及多元性，无法对多数不在SSCI发表、进行上述这些其他工作的学者，提供制度上的鼓励。
依据客观条件以及理想设想，对自身做出合理适当的定位，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功课，然后评鉴标准之设定随之。这一制度设计的逻辑，适用于后进地区学术生产在全球学界的定位，适用于后进地区内部不同研究机构的各自定位，适用于后进地区不同研究学者的各自定位。确定的是，台湾地区与东亚目前的、以SSCI的单一标准适用一切的情况，是错误的设计，不符合上述制度设计的理性逻辑。
历史化、问题化自身的现代化
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现实的评鉴标准以追随西方为目标，因而引发各种问题，然而合宜的做法为何？前文已陈述了我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评估标准：第一，对自身社会的理解是否有所精进；第二，是否能依此改善社会；第三，藉此生产出的知识能否对全球相关知识整体作出贡献。此外，我也认为我们后进学界在学习之后，经过反思而有进一步精进，不仅是可想也是可能的，因此想提出一个“学习阶段论”，即：学习初期为模仿；参与国际分工证明自身水平；反思并修正理论使其适合自身社会，并进而有所贡献。
历史性地来看，后进地区必须向西方学习并推动现代化，在开始学习时，以西方为唯一典范实难以避免。然而，在学习之后，修改、适应与创新成为可能，但首先必须“历史化、问题化”地看待我们自身的现代化进展与状态。
因缺乏文化的自主性，台湾地区战后新生代在开始学习西方学问时，并未将自身的学习历史化地看待，而是将西方学问当作普世理论、唯一的真理，以自身与西方理想模式的距离为衡量自身“进步”的量尺，并且在问题意识与价值目标上紧密跟随。在这体系中，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缺乏位置，即使以“对自身经验的探讨”作为研究课题，也是以西方模式为典范的一种高度规范性的探讨，而非以真正理解自身为目的。
其实，若以较长期的历史视野来看，若能脱离将西方典范规范化的立场，则应能认识到后进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挑战，是如何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使其能与自身传统文化与价值“调和”。亨廷顿对此的说法甚为清晰，他认为西方文明不可能是普世的，因为不同文明的人对于人与神、个人与群体、公民与国家、家庭伦理、平等与阶层、各种责任义务等，皆持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这差异是长期历史的产物，不会轻易消失。若后进地区菁英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强推西方普世现代化，而忽视“调和传统”的面向，在日后必会造成问题。[7]
此外，还涉及战后当后进地区学者去学习西方理论时，西方学界自身的发展进程的问题。若检视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社会科学界的发展，可清楚看到，在战后初期的承平时期，尚未出现严峻的现实挑战，学术市场的运行机制导致数学化与计量化的趋势日渐加深，研究与现实的距离日远。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先进国家所产生的严重现实危机，对社会科学界带来了实质挑战，因而才促使一向强势的经济学界终于进行了局部的反思，并将数十年前为了因应经济大恐慌而产生的凯恩斯理论再次挖掘出来，然则随着危机缓解，反省力量也随之减弱。[8]简言之，若忽视“西方历史现实发展”与“学术市场运行机制”这两个因素对西方理论发展的影响，并将其视为必然“不断进步”的典范，则会严重影响后进地区学界向西方学习的效益。
然而至今，即使我们不积极主动进行反省，全球情势也已逐渐展现出新的局面，告诉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认识与作为。西方开始没落，东方逐步复兴，同时西方没落的过程中展示出其模式的各种弱点。这也是其他后進地区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性（而非普世性）的时机，是我们必须反思处理自身发展途径的时机，进而探讨我们现代化道路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换言之，一则西方模式已非唯一典范，我们必须进行反思；二来我们向来一昧模仿西方，然而西方模式是在自身文明的基础上为之，而无疑我们自身的文化与西方有相当不同。因此，实际上现代化进行至今，我们社会各方面的状态与西方有实质整体性的差异。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于用甚为形式化的、高度规范性的“到底离西方理想还有多远”这一视野来看待自身的现代化，因而掩盖了较为接近现实的另一视野。
追随当然是比较容易的路途，进行反思、理解自身并自行摸索途径却是较为困难的。
近年来，我开始整理自己作为一个立身于后进地区、研究后进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体验，就如何理解现代化、自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性等进行反思，目前所得仍很简略，应该会是一个持续性的计划。先在此提出以下想法，望能引发进一步的讨论。[9] 首先，我认为，若能脱离“西方为唯一典范”的价值观，则会有海阔天空之感，同时反思亦能成为可能。再则，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至今仍深刻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之中，我们其实是从自身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西方现代化，来进行模仿，因而现代化的成果与西方典范必然有差异，唯有将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与状态“问题化”，将其当作研究理解的对象，才能对自身有所理解，进而试图改进。
五四运动全面否定中国传统，认为那是落后的，进而高举理性、科学、民主。在“五四”的影响下，提到传统似乎变得只有“回归”或“扬弃”两种选择，而为了进步当只有后者——这是我们前辈推动现代化的论述，是高度规范性的论述，也是推动现代化运动的论述。
然而，今日在此提出的检讨应是历史化的，而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传统。其实在现实上我们学习西方现代化无可避免，若将争论简化为西化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是去历史化、走回头路的提法，既没有生产性，也没有现实意义。
在此拟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要“历史化、问题化”自身的现代化。因为我们无法如自己所期待的完全扬弃传统文化，而是在其基础上现代化，即是在既有的文明基础上试图移植我们所认识的西方模式。因此必须要把自身现代化的状态“问题化”，将我们“如何地现代化”作为研究的问题意识，如此才能理解自身、并据此寻求解决自己社会问题之道——这不是寻求特殊化，而是理解自身，也只有理解自身才能改进、设法建立较好的现代社会，这是每个地区能为人类作出贡献的道路。通常一提到传统文化，就会被归类于回归传统的怀旧派，但我并非此意，而是认为必须面对“自身无形中承继了传统文化”的现实。
如前述，以往是以“衡量与西方的距离”这一规范性问题意识，来主导社会科学对自身社会的研究。在此要提出的另一种问题意识，即是研究“我们如何进行了现代化”——要直接面对现象，要“问题化”自身的状态，“问题化”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与状态。同时，进一步认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将学习来的理论加以修改，进而创新理论，来适应、解释我们自身的经验。引入与学习西方学问是必须的，至今我们做研究的技能得以提升，而下一步应是设法将其转化为己用并进而创新。
例如在形式上，现代工业化似乎显示“现代化”的“划一性”，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而已。为了做到这样的工业化，后进地区的人、组织、制度与价值都改变了，都在某种程度建立了新的版本。表面上后进者都以西方为典范，以自己与西方典范的距离作为达到现代化程度的指标。实际上，每个后进地区不仅在现代化的路径上不同于西方，在所建立的现代化社会上也必然不同，因此重新认识自身文明，是开始认识“现在的”自己的开始，是自我反省的基础，也是改善自身“现代化”的基础。
此外，也要将西方视为一个现代化特殊案例，当各地都能成功在自身文明基础上建立各自的现代社会，这一整体才能构成“普遍性”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将自身重新“历史化”，而不是将现代化或西化当作道德选择；并对这一过程进行具体的整理与分析，探讨我们如何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为何，我们所依据的说法、所追求的价值为何。
换言之，实际上我们是以自以为义的西方现代化概念与价值，来作为自身社会竞争的准则，在此竞逐过程下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社会，到底与西方的异同为何？如此的追随式竞逐能否合乎我们自身的理想与追求？我们社会科学界所要达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也包括反思自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性。
如何建立不同于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其实，若将自身现代化过程予以历史化、问题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则会发现一片广阔的天地。数十年来，台湾社会经历了如此划时代的巨变，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者到底记录了多少？在各方各面，如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相关行政组织的形成与变化，各种制度历史性的演变，至今我们捕捉得极为有限，因为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甚少将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演变过程来研究。更多的是以去历史化的、规范性的，以离西方典范距离为标尺的问题意识来研究，并以通行的量化研究方法替代历史研究。因此，可以说基本忽略了记录自身历史性的变化。
社会科学该如何发展
以上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挑战性的难题。后进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该如何发展？回归传统并不是选项，向西方学习不是问题，而是如何学习，如何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来进行学习，如何落实在地化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若要能在这方面对人类作出贡献，必然是要奠基于我们自身经验的研究成果之上，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是真正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当然更不用说，在地的人文社会科学原本就应该是要服务于在地社会的需要。我们其实已有长足的进步，应有条件脱离一味依靠西方肯定的阶段，一味依赖绝对化数量化标准的阶段。
在此从以上讨论就社会科学可以如何进行改善，先陈述初步的想法：
1. 历史性及阶段性地来看学术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学阀式的学术生产方式，目前确已初步建立客观标准、建立匿名評审制度，提升学术水平，但应考虑如何进一步提升。
2. 应持续公开讨论以下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为何？学术评鉴的标准与制度该为何？以SSCI为最高及唯一标准后，至今已产生着重论文篇数、一味追随西方问题意识等问题，应公开讨论这是否为终极目标，若否，则该如何改变。
3. 应不再将SSCI论文篇数等指标，当作个别机构与国家竞争力的标杆。
4. 应确认人文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各地学术社群的比较优势，应在于从对自身经验研究中作出贡献。应讨论如何能在制度设计上促进这类研究为目标，展开如何设计可提升研究质量的评鉴标准与制度之讨论。
5. 建立不同于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将自身现代化过程予以历史化、问题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逐步建立“对自身经验研究”所必须的基础建设，除了既有的基本经济数据统计外，更包括对于相关行政组织、制度与政策的基本历史数据收集和整理，数据库的长期维持，产业与企业变迁研究，历史性分析，长短期经济政策研究等。 6. 应根据上述架构，鼓励多种不同性质的研究工作，让评鉴标准以及奖励方式多元化。
7. 应对期刊的质量认定标准设低标于“有无匿名评审制度”，并取消量化等级标准及计点制度。将评鉴工作回归同侪对于“实质贡献”的评述。
上述台湾地区学习西方社会科学时所遭遇的问题，在东亚地区也是普遍现象，而中国大陆因为后发，追赶得更为急切，西方学界的问题意识也随着占据了高位。[10]因此，前述的问题无论是东亚或其他后进地区，都是甚为真实且必须面对的课题。
（作者单位：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注释：
[1] 其实还有诸多其他数据库，如下引美国经济学学会建立的EconLit等，为简化起见在此用SSCI为社会科学学界国际数据库的代表。现在在大家口语表述中，这些被简称为”i”及”i化”。
[2] 台湾地区的人文学科界原本较为强调以专书为研究成果，然而近年来也受到社会科学界短期化、量化评鉴的影响，也开始着重论文发表，如“中研院”人文各所也不再将出版专书作为升等要求。
[3] 曹添旺、赖景昌、张峰嘉：《台湾经济学术单位在EconLit数据库的学术表现》，载《经济论文》2002年第30期。EconLit是美国经济学学会所建立的数据库，于2001年收录约有650种刊物，包括台湾地区本地两本期刊，但此处呈现的数字排除了这两本发表篇数。论文篇数是以合写人数加权计算。
[4] 此次评估以收录于Journal of Citation Report经济学界之279种西文期刊为范围。曹添旺、王泓仁、吴俊彦、黄粲尧：《台湾经济学术单位近五年学术绩效评估》，载《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14年第26期。这数值仍排除收录于数据库中的两本本地中文期刊篇数。
[5] 巫和懋：《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载《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期。该文中的七大期刊是指AER， JPE， QJE， RES， RE&S， Econometrica， EJ.
[6] 曹添旺、王泓仁、林明仁、陈宜廷、张俊仁、黄粲尧：《经济学门学术期刊评比更新》，载《经济论文》2013年第41期。此次清单中顶级刊物为AER， JPE， QJE， RES，JF， Econometrica.
[7] Huntington， S.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1993）. 他认为忽略“调和”问题的后进国，很可能会成为撕裂的国家（the torn country），如土耳其等。
[8] 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凸显出欧美金融治理的失误，以及经济理论本身的危机，因其未能预见及防范如此重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不过，近年来法国、英国剑桥以及哈佛等校经济系学生，陆续发表宣言，要求学界改革教学，与现实联结，广纳多元取向，并反对不知节制运用数理与计量模型。主流经济学虽宣扬利伯维尔场，但如这些研究生所指责，现今经济学其实取向甚为单一。参照World Economics Association的网页中，Student groups working for the reform of economics education， https：//www.worldeconomicsassociation.org/students/.
[9] 瞿宛文：《如何评估战后台湾社会科学界的进展：现代化与普世性》，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02期，2016年3月。
[10] 例如，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走向为何的提问方式，曾经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学术吗？”这是现就职于北大新结构经济学中心的王勇教授，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所写文章的题目。王勇：《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学术吗？》，载《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