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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刊行，作为作者，有义务配合出版社“广而告之”。但与其云里雾里自我吹嘘，不如摘抄书中几段要紧的话，呈现大致立场，然后再加以渲染与铺排，展示自家研究思路之由来。至于功过得失，全靠读者评定;作者只能在不断“倒带”的过程中，略为自我辩解。
第一段话摘自附录一《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我坚信，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我理解的‘表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文学家的表述，还有学者的表述。……我们不仅已经改变了观念与思想，而且改变了思维习惯;不仅改变了学问的内容，而且改变了讨论的方式。”②
第二段话见附录二《如何“述学”，什么“文体”》：“作为‘述学文章’，第一要务是解决学术史上关键性的难题，既要求‘独创性’，也体现‘困难度’，最好还能在论证方式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这对作者的学识、修养、洞见、才情乃至‘智慧’，有很高的要求。……撰述中之‘腾挪趋避’，既为了学术思路的推进，也是文章趣味的体现。”③
第三段话是从《前言》抄录的：“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传统中国的文体学、目录学以及西方的修辞学等有关系，但又不全然是。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④
写作时间，第一段2006年，第二段2012年，第三段2019年，十多年间，从关注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学者的表述”，到强调如何兼及“学术思路的推进”与“文章趣味的体现”，再到讨论“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其中的九曲十八弯，自然是本书着重探究的对象。
本书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刊行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以及2011年初刊、2016年增订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合成我的“学术史三部曲”。2020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开“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制度与文体——陈平原‘学术史三部曲’研读会”，我做主旨发言，其中提及：“我的学术史三部曲，并非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而是边走边看，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才调整成探讨现代中国学术的精神、制度及文体。这种调整，既是学以救弊，也是不断与时代对话的结果。”⑤不仅作为整体的“三部曲”之间的结构是后设的，作为收官之作，“述学文体”内部的肌理也是逐渐生长出来的。如此从个案出发，脚踏实地，步步为营，虽避免了僵硬与蹈空，但也留下不少遗憾，最明显的莫过于整体意识薄弱，必须依赖经验丰富的读者的引申、推理与完型，才能真正呈现其意义。贴着时代的脉搏思考，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可以给人不少启迪，但不是完美的作品，这就是我对“学术史三部曲”的自我评价。
从“学人精神”到“学科体制”再到“述学文体”，如此三级跳，其基本框架属于学术史。但学术史视野中的“文体”与修辞学视野中的“述学”，二者构成某种有趣的张力。前者是明线，飞扬跋扈，后者是暗线，深藏不露——借用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承认叙事模式、艺术风格以及述学文体，都蕴藏着一时代之意识形态及审美趣味，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巧问题。从1988年刊行《中國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到2004年出版《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三联书店），再到2020年《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问世，中间转了好几个弯，但对“表达方式”的特别强调，这点始终没变。也就是说，不管谈论小说、散文还是论著，都在关注“说什么”的同时，更加关注“怎么说”。
小说家或散文家的“文体”及“风格”备受关注，这点古今中外皆然。我的特点在于将若干成功的“学问家”作为“文体家”来阅读。而这，基于我长期以来沟通文/学的强烈愿望。20世纪90年代，我曾撰写以下三则短文，先是谈论“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的“《读书》文体”，希望“在知性与感性、思想与情怀、文学与学术、厚重与轻灵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⑥。接下来讨论为何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者较好地接续了千年文脉，“世纪末回眸，周氏兄弟文章的轴心地位日益凸显，而其摒弃唐宋、偏爱六朝的趣味，在接续传统的同时，也为现代中国散文开出一条新路”⑧。第三则是针对晚清以降专业化趋势，导致文章与学问的彻底分离：“谈论古代中国，或许还会提及《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的文学意味;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一般不会涉及已被划归‘学术’的专业著作”;“假如有一天有人向我提问，20世纪中国的述学文字，你最喜欢哪几部，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出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至于理由，很简单，因其较好地实现了‘文’与‘学’的沟通。”⑨
这种文章与著述合一的思路，使得我谈论明清散文时，一反常态，特别表彰清人的“学者之文”。2001年2月至7月，我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学楼204教室，为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研究”专题课。课刚开讲，反应很好，三联书店的朋友听说了，提议出版讲课记录稿，于是有了三联书店2004年版《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一开始没经验，有的课（归有光、王思任）没录上，有的（龚自珍）则换带子时缺了一大截;还有三讲（徐弘祖、刘侗、傅山）整理出初稿后，感觉不满意，自己压下来了。至于李渔、袁枚、章学诚三家，已做好准备，但没来得及开讲。这样七折八扣，原先设想的十八家，就剩下眼下的九讲了。其实我特别看重章学诚这一讲，很想因此再讲一次“明清散文研究”，补齐后面九家——因为，在我看来，《文史通义》不仅是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神定气足的好文章。
刻意表彰“有学之文”与“有文之学”，同时再三提及“尚友古人”的诀窍，不仅在“道德”，更包括“文章”。这点我受史学家钱穆的启发。1960年5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畅谈述学文字，提醒其认真研读与自己精神气质及学术趣味相近的学者，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并称揣摩这些“绝大文字”，“于弟此后治学术思想史行文，必有绝大帮助”⑩。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讲，梁启超论述清初史学之建立，也曾专门表彰全祖望的性情与文章：“若问我对于古今人文集最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为第一部了！”11依然健在的史学家中，能兼及考据与论述，撰写酣畅淋漓的大文章者，为数实在不多;而余英时名列其间，当之无愧。有感于此，我认定：“对比梁启超‘笔锋常带情感’的评传，以及条理贯通、见识高迈的学术史，当能明白任公先生与全谢山的学问文章颇多渊源。而钱穆、余英时师徒撰写史论时之追求‘绝大文字’，似乎也与梁启超、全祖望血脉相连。”12 十多年前，我撰写《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学问中不仅有‘人’，学问中还要有‘文’。超越学科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超越文章与学问之间的鸿沟。……第三个，学问中要有精神，有趣味。”13约略与此同时，我在北大讲授“现代中国学术”专题课，“开场白”中刻意强调：发给大家的“阅读文选”，既是历史文献，也是学术文章;其中好些可以作为范文来追摹。希望大家阅读时，兼及“学问”和“文章”两个不同的维度。总共挑了15人，每人就选3篇——请注意，我提供的，不仅仅是历史文献，而是兼有文献价值的“学术文”。
关注“学术文”，且将“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这是老北大的传统。谈论这个话题的《“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其中第五节“学术文章的经营”称：“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确立？唐人刘知几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选题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14
也正是从2006年起，我接受北大中文系学术委员会的指令，每年为研究生开设“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专题课，至今已十六轮。每年轮换三分之一内容，希望兼及境界、纪律与技术，其中最难讲的就是“述学文体”。学术论文到底该怎么写，如何展开思路、结构文章，怎样驾驭材料、推进命题，对于研究者来说，并非自然天成，而是需要长期的学习与训练。当然，长时间阅读前人相关著述，耳濡目染，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无师自通的;但若有师长点拨，入门岂不更容易，起码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多年前读任继愈《谈学术文章的写作》，看他评点朱谦之、冯友兰、朱光潜、熊十力、汤用彤的文章风格及写作状态，表面上云淡风轻，实则入木三分。我尤其赞同他认真经营，兼及“学术”与“文章”的看法：“学术文章风格因人而异，好比人的性格不能强求一律。所谓‘文如其人’，即指文章风格，也指人的品格。写文章离不开技巧，要有基本训练。”15
这么说来，研习“学术文”应成为中文系的必修课，且是重中之重。可实际上，“绝知此事要躬行”，若不是职务所在，谁愿意花那么多时间传授经验并指导写作？当初我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百篇作文”实践申报全国教学成果奖撰写推荐信，称所谓“因材施教”，没有比教授认真批改学生作文更能落实、有效的了。如今中国各大学中文系，大都将训练、指导的责任推给了中学语文教师，或期待学生自己去摸索;这就难怪，很多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写作能力欠佳。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勇敢地直面此困境，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杀出一条血路来”，且形成常规化的制度，持之以恒，坚持不怠，实在令人钦佩。16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大学中文系开设“各体文写作”课程;五六十年代更设立了专门的写作教研室。可80年代以后，各大学中文系的写作教研室逐渐消亡，写作课也日渐没落。决定此大趋势的，并非“写作课”值不值得教，而是在“论文至上”的时代，若专教这门课，必定吃力不讨好。意识到此中奥秘，近年清华、北大开始另起炉灶，招聘专门教授写作的老师，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记得是2012年，我又一次开讲“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在“开场白”中称：“要求研究生们仔细阅读若干好书好文，不只关心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更努力领略其论证方式、写作技巧，乃至文章的气势与韵味等——如此琢磨，有利于自家文章趣味的养成。至于能否从此登堂入室，逐渐由追摹走向创新，还得看个人造化。”17那个学期学生作业完成得很好，我选了14篇，指导其修改定稿后，交《文史知识》连载（2012年第11期至2014年第2期）。这12篇小论文，谈论的对象包括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顾颉刚、陈垣、赵元任、陈寅恪、朱光潜、浦江清、周作人、刘半农、洪业、范文澜、陈贻焮（依刊出时间为序）。虽读书不多，且学力有限，但研究生们从述學文体入手，也都能谈出若干新鲜见解。当然，这得感谢《文史知识》杂志社宽容大度，愿意提供这么多篇幅给某课程的学期作业，可见其扶持年轻人的良苦用心。
为配合演出，我撰写了此系列文章的结束语，题为《学会写文章》，其中言及：“博士刚毕业那阵子，偶然被老先生夸奖，说我会写文章。人家是好意，我却觉得挺委屈，难道我就只会‘写文章’？比起‘思想深刻’‘理论新颖’或‘史料丰富’来，这‘会学文章’算什么呀？顶多是雕虫小技。”教了几十年书，我终于明白了，“作为学者，会不会写文章，确实是个‘事’——而且是不小的事”18。
对于今天的学生或学者来说，单讲认真读书还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一般认为，“治学”之得失成败，关键在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专业知识以及时代风潮;至于“述学文体”，似乎无关紧要。可在我看来，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现代中国学者亟须锤炼的基本功。某种意义上，内在于“文体”的学问，还值得人文学者认真琢磨。
当然，我的论述思路不是修辞学或文体学：“我所关注的‘述学文体’，牵涉整个现代学术生产机制，比如，什么才叫‘论文’、为何需要‘专著’、‘教科书’意义何在、‘演说’能否成为文章、‘引文’的功能及边界、‘报章之文’与‘学者之文’如何协调、能否‘面对公众’而又不失‘专业水准’等，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牵涉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若再说开去，则是全球化视野、西学东渐大潮、话语权争夺等在现代中国学界的自然投射。而这些，并不是一两句‘学术独立’或‘博学深思’就能解决的。”19可即便如此，我对如何经营好自家的述学文体，准确且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思考与探索，让学问变得可敬且可爱（而不是冷冰冰或硬邦邦），依旧抱有浓厚的兴致。
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90年代初，我与友人合作创办民间学刊《学人》，率先提倡学术规范，目的是收拾过于浪漫的心情与笔墨;如今则痛感“专业主义”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对各种“奇思妙想”造成极大的压抑，于是更倾心于“有情怀的专业研究”20，以及“有温度的文章笔墨”。关于后者，我有两个小小的补充，一是不薄随笔，二是怀念小书。 有感于“今日中国学刊，注释越来越规范，但八股气日浓”，几年前，我撰《与人论刊书》，谈及：“传统中国谈文论艺，很少正襟危坐，大都采用札记、序跋、书评、随感、对话等体裁。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影响，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此趋势，我是认可的，且曾积极鼓吹。但回过头来，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学问’，抹杀一切短论杂说，实在有点遗憾。”21《文艺争鸣》从善如流，因此开设“随笔体”专栏，每期收录若干笔墨洒脱、见解独特、不衫不履的好文章，且以我那几段话作为挡箭牌。
至于“怀念小书”，则是有感于像费孝通《乡土中国》那样高屋建瓴而又不卑不亢的小书越来越难寻觅。“在我看来，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222008年起，我为香港三联书店主编“三联人文书系”，在丛书《总序》中断言：“对于一个成熟的学者来说，三五篇代表性论文，确能体现其学术上的志趣与风貌;而对于读者来说，经由十万字左右的文章，进入某一专业课题，看高手如何‘翻云覆雨’，也是一种乐趣。”此书系出版后反应很好，已刊30多种，目前仍在继续，且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大潮汹涌，撰写长篇论文或构建皇皇巨著，确实成了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我们不能因此断言，那些“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小书23，或者那些藏学问于随笔的论述（比如周作人对明清散文充满睿智的发掘与阐释），就没有存在价值。恰恰相反，我之所以用知识考古的眼光，面对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前世今生，不是为了追求形式及笔墨的一统天下，而是期待百家争鸣以及众声喧哗局面的真正形成。
2020年12月6日整理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注释】
①此乃作者根据2020年9月26日在北京中间美术馆的演讲《再谈如何“述学”，什么“文体”》改写而成。
②③④1219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322、343-344、7、231、338页。
⑤参见陈平原《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
⑥参见陈平原《关于“学术文化随笔”》，《文汇报》1996 年9月21日。
⑦参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上海：同文书店，1934），此外，胡适、曾朴、朱自清、周作人也有类似的说法，这里不展开。
⑧参见陈平原：《千年文脉的接续》，《人民论坛》1998年第12期。
⑨陈平原：《作为“文章”的“著述”》，《书摘》1999年第11期。
⑩参见《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载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書局，1991，第254-255页。
11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198页。
13陈平原：《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4陈平原：《“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75页。此文初刊《云梦学刊》2007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5期转载。
15任继愈：《谈学术文章的写作》，《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日;又见《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第266页。
16参见陈平原《学问之外的教授》，《中华读书报》2020年2月5日。
17陈平原：《如何“述学”，什么“文体”》，《文史知识》2012年第11期。
18参见陈平原《学会写文章——写在“规范与方法”结尾之后》，《文史知识》2014年第2期。
20参见陈平原《有情怀的专业研究》，《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30日。
21陈平原：《与人论刊书》，《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
22参见陈平原《怀念“小书”》，《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39期（10月23日）。
23参见中书君（钱锺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第4卷第4期，1932年11月。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
第一段话摘自附录一《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我坚信，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我理解的‘表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文学家的表述，还有学者的表述。……我们不仅已经改变了观念与思想，而且改变了思维习惯;不仅改变了学问的内容，而且改变了讨论的方式。”②
第二段话见附录二《如何“述学”，什么“文体”》：“作为‘述学文章’，第一要务是解决学术史上关键性的难题，既要求‘独创性’，也体现‘困难度’，最好还能在论证方式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这对作者的学识、修养、洞见、才情乃至‘智慧’，有很高的要求。……撰述中之‘腾挪趋避’，既为了学术思路的推进，也是文章趣味的体现。”③
第三段话是从《前言》抄录的：“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传统中国的文体学、目录学以及西方的修辞学等有关系，但又不全然是。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④
写作时间，第一段2006年，第二段2012年，第三段2019年，十多年间，从关注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学者的表述”，到强调如何兼及“学术思路的推进”与“文章趣味的体现”，再到讨论“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其中的九曲十八弯，自然是本书着重探究的对象。
本书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刊行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以及2011年初刊、2016年增订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合成我的“学术史三部曲”。2020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开“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制度与文体——陈平原‘学术史三部曲’研读会”，我做主旨发言，其中提及：“我的学术史三部曲，并非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而是边走边看，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才调整成探讨现代中国学术的精神、制度及文体。这种调整，既是学以救弊，也是不断与时代对话的结果。”⑤不仅作为整体的“三部曲”之间的结构是后设的，作为收官之作，“述学文体”内部的肌理也是逐渐生长出来的。如此从个案出发，脚踏实地，步步为营，虽避免了僵硬与蹈空，但也留下不少遗憾，最明显的莫过于整体意识薄弱，必须依赖经验丰富的读者的引申、推理与完型，才能真正呈现其意义。贴着时代的脉搏思考，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可以给人不少启迪，但不是完美的作品，这就是我对“学术史三部曲”的自我评价。
从“学人精神”到“学科体制”再到“述学文体”，如此三级跳，其基本框架属于学术史。但学术史视野中的“文体”与修辞学视野中的“述学”，二者构成某种有趣的张力。前者是明线，飞扬跋扈，后者是暗线，深藏不露——借用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承认叙事模式、艺术风格以及述学文体，都蕴藏着一时代之意识形态及审美趣味，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巧问题。从1988年刊行《中國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到2004年出版《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三联书店），再到2020年《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问世，中间转了好几个弯，但对“表达方式”的特别强调，这点始终没变。也就是说，不管谈论小说、散文还是论著，都在关注“说什么”的同时，更加关注“怎么说”。
小说家或散文家的“文体”及“风格”备受关注，这点古今中外皆然。我的特点在于将若干成功的“学问家”作为“文体家”来阅读。而这，基于我长期以来沟通文/学的强烈愿望。20世纪90年代，我曾撰写以下三则短文，先是谈论“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的“《读书》文体”，希望“在知性与感性、思想与情怀、文学与学术、厚重与轻灵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⑥。接下来讨论为何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者较好地接续了千年文脉，“世纪末回眸，周氏兄弟文章的轴心地位日益凸显，而其摒弃唐宋、偏爱六朝的趣味，在接续传统的同时，也为现代中国散文开出一条新路”⑧。第三则是针对晚清以降专业化趋势，导致文章与学问的彻底分离：“谈论古代中国，或许还会提及《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的文学意味;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一般不会涉及已被划归‘学术’的专业著作”;“假如有一天有人向我提问，20世纪中国的述学文字，你最喜欢哪几部，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出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至于理由，很简单，因其较好地实现了‘文’与‘学’的沟通。”⑨
这种文章与著述合一的思路，使得我谈论明清散文时，一反常态，特别表彰清人的“学者之文”。2001年2月至7月，我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学楼204教室，为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研究”专题课。课刚开讲，反应很好，三联书店的朋友听说了，提议出版讲课记录稿，于是有了三联书店2004年版《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一开始没经验，有的课（归有光、王思任）没录上，有的（龚自珍）则换带子时缺了一大截;还有三讲（徐弘祖、刘侗、傅山）整理出初稿后，感觉不满意，自己压下来了。至于李渔、袁枚、章学诚三家，已做好准备，但没来得及开讲。这样七折八扣，原先设想的十八家，就剩下眼下的九讲了。其实我特别看重章学诚这一讲，很想因此再讲一次“明清散文研究”，补齐后面九家——因为，在我看来，《文史通义》不仅是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神定气足的好文章。
刻意表彰“有学之文”与“有文之学”，同时再三提及“尚友古人”的诀窍，不仅在“道德”，更包括“文章”。这点我受史学家钱穆的启发。1960年5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畅谈述学文字，提醒其认真研读与自己精神气质及学术趣味相近的学者，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并称揣摩这些“绝大文字”，“于弟此后治学术思想史行文，必有绝大帮助”⑩。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讲，梁启超论述清初史学之建立，也曾专门表彰全祖望的性情与文章：“若问我对于古今人文集最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为第一部了！”11依然健在的史学家中，能兼及考据与论述，撰写酣畅淋漓的大文章者，为数实在不多;而余英时名列其间，当之无愧。有感于此，我认定：“对比梁启超‘笔锋常带情感’的评传，以及条理贯通、见识高迈的学术史，当能明白任公先生与全谢山的学问文章颇多渊源。而钱穆、余英时师徒撰写史论时之追求‘绝大文字’，似乎也与梁启超、全祖望血脉相连。”12 十多年前，我撰写《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学问中不仅有‘人’，学问中还要有‘文’。超越学科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超越文章与学问之间的鸿沟。……第三个，学问中要有精神，有趣味。”13约略与此同时，我在北大讲授“现代中国学术”专题课，“开场白”中刻意强调：发给大家的“阅读文选”，既是历史文献，也是学术文章;其中好些可以作为范文来追摹。希望大家阅读时，兼及“学问”和“文章”两个不同的维度。总共挑了15人，每人就选3篇——请注意，我提供的，不仅仅是历史文献，而是兼有文献价值的“学术文”。
关注“学术文”，且将“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这是老北大的传统。谈论这个话题的《“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其中第五节“学术文章的经营”称：“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确立？唐人刘知几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选题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14
也正是从2006年起，我接受北大中文系学术委员会的指令，每年为研究生开设“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专题课，至今已十六轮。每年轮换三分之一内容，希望兼及境界、纪律与技术，其中最难讲的就是“述学文体”。学术论文到底该怎么写，如何展开思路、结构文章，怎样驾驭材料、推进命题，对于研究者来说，并非自然天成，而是需要长期的学习与训练。当然，长时间阅读前人相关著述，耳濡目染，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无师自通的;但若有师长点拨，入门岂不更容易，起码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多年前读任继愈《谈学术文章的写作》，看他评点朱谦之、冯友兰、朱光潜、熊十力、汤用彤的文章风格及写作状态，表面上云淡风轻，实则入木三分。我尤其赞同他认真经营，兼及“学术”与“文章”的看法：“学术文章风格因人而异，好比人的性格不能强求一律。所谓‘文如其人’，即指文章风格，也指人的品格。写文章离不开技巧，要有基本训练。”15
这么说来，研习“学术文”应成为中文系的必修课，且是重中之重。可实际上，“绝知此事要躬行”，若不是职务所在，谁愿意花那么多时间传授经验并指导写作？当初我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百篇作文”实践申报全国教学成果奖撰写推荐信，称所谓“因材施教”，没有比教授认真批改学生作文更能落实、有效的了。如今中国各大学中文系，大都将训练、指导的责任推给了中学语文教师，或期待学生自己去摸索;这就难怪，很多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写作能力欠佳。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勇敢地直面此困境，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杀出一条血路来”，且形成常规化的制度，持之以恒，坚持不怠，实在令人钦佩。16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大学中文系开设“各体文写作”课程;五六十年代更设立了专门的写作教研室。可80年代以后，各大学中文系的写作教研室逐渐消亡，写作课也日渐没落。决定此大趋势的，并非“写作课”值不值得教，而是在“论文至上”的时代，若专教这门课，必定吃力不讨好。意识到此中奥秘，近年清华、北大开始另起炉灶，招聘专门教授写作的老师，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记得是2012年，我又一次开讲“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在“开场白”中称：“要求研究生们仔细阅读若干好书好文，不只关心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更努力领略其论证方式、写作技巧，乃至文章的气势与韵味等——如此琢磨，有利于自家文章趣味的养成。至于能否从此登堂入室，逐渐由追摹走向创新，还得看个人造化。”17那个学期学生作业完成得很好，我选了14篇，指导其修改定稿后，交《文史知识》连载（2012年第11期至2014年第2期）。这12篇小论文，谈论的对象包括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顾颉刚、陈垣、赵元任、陈寅恪、朱光潜、浦江清、周作人、刘半农、洪业、范文澜、陈贻焮（依刊出时间为序）。虽读书不多，且学力有限，但研究生们从述學文体入手，也都能谈出若干新鲜见解。当然，这得感谢《文史知识》杂志社宽容大度，愿意提供这么多篇幅给某课程的学期作业，可见其扶持年轻人的良苦用心。
为配合演出，我撰写了此系列文章的结束语，题为《学会写文章》，其中言及：“博士刚毕业那阵子，偶然被老先生夸奖，说我会写文章。人家是好意，我却觉得挺委屈，难道我就只会‘写文章’？比起‘思想深刻’‘理论新颖’或‘史料丰富’来，这‘会学文章’算什么呀？顶多是雕虫小技。”教了几十年书，我终于明白了，“作为学者，会不会写文章，确实是个‘事’——而且是不小的事”18。
对于今天的学生或学者来说，单讲认真读书还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一般认为，“治学”之得失成败，关键在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专业知识以及时代风潮;至于“述学文体”，似乎无关紧要。可在我看来，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现代中国学者亟须锤炼的基本功。某种意义上，内在于“文体”的学问，还值得人文学者认真琢磨。
当然，我的论述思路不是修辞学或文体学：“我所关注的‘述学文体’，牵涉整个现代学术生产机制，比如，什么才叫‘论文’、为何需要‘专著’、‘教科书’意义何在、‘演说’能否成为文章、‘引文’的功能及边界、‘报章之文’与‘学者之文’如何协调、能否‘面对公众’而又不失‘专业水准’等，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牵涉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若再说开去，则是全球化视野、西学东渐大潮、话语权争夺等在现代中国学界的自然投射。而这些，并不是一两句‘学术独立’或‘博学深思’就能解决的。”19可即便如此，我对如何经营好自家的述学文体，准确且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思考与探索，让学问变得可敬且可爱（而不是冷冰冰或硬邦邦），依旧抱有浓厚的兴致。
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90年代初，我与友人合作创办民间学刊《学人》，率先提倡学术规范，目的是收拾过于浪漫的心情与笔墨;如今则痛感“专业主义”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对各种“奇思妙想”造成极大的压抑，于是更倾心于“有情怀的专业研究”20，以及“有温度的文章笔墨”。关于后者，我有两个小小的补充，一是不薄随笔，二是怀念小书。 有感于“今日中国学刊，注释越来越规范，但八股气日浓”，几年前，我撰《与人论刊书》，谈及：“传统中国谈文论艺，很少正襟危坐，大都采用札记、序跋、书评、随感、对话等体裁。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影响，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此趋势，我是认可的，且曾积极鼓吹。但回过头来，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学问’，抹杀一切短论杂说，实在有点遗憾。”21《文艺争鸣》从善如流，因此开设“随笔体”专栏，每期收录若干笔墨洒脱、见解独特、不衫不履的好文章，且以我那几段话作为挡箭牌。
至于“怀念小书”，则是有感于像费孝通《乡土中国》那样高屋建瓴而又不卑不亢的小书越来越难寻觅。“在我看来，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222008年起，我为香港三联书店主编“三联人文书系”，在丛书《总序》中断言：“对于一个成熟的学者来说，三五篇代表性论文，确能体现其学术上的志趣与风貌;而对于读者来说，经由十万字左右的文章，进入某一专业课题，看高手如何‘翻云覆雨’，也是一种乐趣。”此书系出版后反应很好，已刊30多种，目前仍在继续，且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大潮汹涌，撰写长篇论文或构建皇皇巨著，确实成了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我们不能因此断言，那些“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小书23，或者那些藏学问于随笔的论述（比如周作人对明清散文充满睿智的发掘与阐释），就没有存在价值。恰恰相反，我之所以用知识考古的眼光，面对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前世今生，不是为了追求形式及笔墨的一统天下，而是期待百家争鸣以及众声喧哗局面的真正形成。
2020年12月6日整理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注释】
①此乃作者根据2020年9月26日在北京中间美术馆的演讲《再谈如何“述学”，什么“文体”》改写而成。
②③④1219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322、343-344、7、231、338页。
⑤参见陈平原《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
⑥参见陈平原《关于“学术文化随笔”》，《文汇报》1996 年9月21日。
⑦参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上海：同文书店，1934），此外，胡适、曾朴、朱自清、周作人也有类似的说法，这里不展开。
⑧参见陈平原：《千年文脉的接续》，《人民论坛》1998年第12期。
⑨陈平原：《作为“文章”的“著述”》，《书摘》1999年第11期。
⑩参见《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载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書局，1991，第254-255页。
11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198页。
13陈平原：《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4陈平原：《“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75页。此文初刊《云梦学刊》2007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5期转载。
15任继愈：《谈学术文章的写作》，《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日;又见《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第266页。
16参见陈平原《学问之外的教授》，《中华读书报》2020年2月5日。
17陈平原：《如何“述学”，什么“文体”》，《文史知识》2012年第11期。
18参见陈平原《学会写文章——写在“规范与方法”结尾之后》，《文史知识》2014年第2期。
20参见陈平原《有情怀的专业研究》，《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30日。
21陈平原：《与人论刊书》，《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
22参见陈平原《怀念“小书”》，《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39期（10月23日）。
23参见中书君（钱锺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第4卷第4期，1932年11月。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