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莫言的作品中，无论是《生死疲劳》《小说九段》，抑或是《木匠与狗》，均以一以贯之的魔幻现实主义笔法，借助怪诞的动物意象，将人性以一种诡异奇崛的手法一刀一刀剖开，揭示人类生存的极端阴暗面。依照原型批评理论，“人化动物”是一种神话原型，它的“反复出现”具备约定的语义联想，本文将以“动物意象”为切入点，探讨莫言短篇小说《狼》文本背后的意义。
　　关键词：动物意象 人性 隐喻 荒诞
　　一、怪诞情节
　　《狼》选自于莫言2004年在《上海文学》上刊登的短篇《小说九段》，属于“寓言式”的短篇小说。就其题目而言，“九段”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围棋术语，棋手定段位“九段制”。围棋手的等级称之为“棋品”，因受人品、言品、书品“九段制”的影响，故棋品也设“九品制”。“九品”名称最早见于张拟的《棋经·品格篇》：“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日入神，二日坐照，三日具体，四日通幽，五日用智，六日小巧，七日斗力，八日若愚，九日手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文人向来有以棋品寓人品的传统。例如阿城的《棋王》，王一生对于棋的追求“无为而无不为”，这也是王一生的人生哲学。笔者以为《小说九段》同样是以棋品来比喻人品，其中各篇均是借助寓言式的故事在向读者传递着独特的生命体验。
　　《狼》中借助各种动物意象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荒诞的情节，营造了一种阴森怪诞的氛围。故事于“我”在照相馆围堵“狼”时，“我”与“狼”以及营业员的三方对峙时达到了高潮。此时，“狼”不再是以它恐怖邪恶的动物本相出现，而是伪装成了人类。作者在文章中对其形象刻画很细致，种种细节都暗示出他很像一个中学数学老师。在此笔者引入“晕轮效应”的概念，这是由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提出的。他认为，人们对于人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只是从局部出发，以知觉到的特征泛化推及到未知觉到的特征，从局部的信息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莫言对这位中年男子的描写简单却别有意味：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白脸”的定义，通常是柔弱无威胁的;紧接着“中年”即“沉稳”性格的暗示。“中山服”则是一种正统的服饰，款式朴实干练，同样给人一种庄重的精神暗示，并且作者在“中山服”前面加上了定语“洗的发了白的蓝色”，又一次加深了其“朴素”“老实”的形象。最后“衣袖上还沾着一些粉笔末子”的细节描写则是将男子的身份彻底落实。
　　对于第一次见到该男子的营业员来说，男子的身份确认无疑：“一个中学数学老师”，营业员完全被假象所蒙蔽。当我的狗冲上去咬他，“我”将胶卷夺回来时，柜台后的营业员则质问我：“你这4-A，怎么这样霸道？…‘我”与之争辩：“他是狼！”然而，“狼”依然无懈可击地伪装着，加深了营业员对于“我”的误解以及对于“狼”的同情。看似荒诞的情节，却传递出了当今非常普遍的现象：自以为“正义”，殊不知颠倒黑白，助纣为虐。无厘头荒诞设置的背后饱含着对当下现实的谴责与无奈。就像鲁迅《狂人日记》所发出的呐喊：到底是“狂人”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荒诞的不仅是文本本身，还有文本所映照的现实世界。
　　二、吊诡意象
　　莫言借助于他所熟悉的动物形象，并辅之以福克纳和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将人“动物化”，借动物性来隐喻人性。荒诞文本的背后是物质资料急速膨胀下人性的丧失以及信仰坍塌。文本中出现的动物意象有“狼”“肥猪”“狗”以及在文本结尾处一句话带过的“肠胃出了问题的马”。在“狼”偷拍了“我家的肥猪”的照片后，“我”和“狼”对于“肥猪”所属权和控制权的争夺便开始了。“肥猪”是对于权力和欲望的一种隐喻，而“我”和“狼”之间则是一种竞争关系，抑或说，是一种权力上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文本的结局：“等我到家的时候，那头肥猪已经被狼开了膛”即意味着“我”对于“权力”争夺的失败。在这场“权力”“欲望”的争夺战中，竞争双方的形态不同：“我”作为人出现，另一方则是“狼”。换言之，并不是“狼”伪装成了人，而是人在权力欲望的诱惑下发生了异化，由“人”变为“狼”。
　　以“变形”来揭示人的异化是从卡夫卡开始的，并逐渐形成一种特定的表达方式。无论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贾平凹的《怀念狼》，或者是莫言的《生死疲劳》，尽管这些作品的发生背景时间各有不同，但其根源是相同的：“异化现象”的出现。异化指“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资料的大量积累，人类的实践活动及产物慢慢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并且逐渐走向人类的对立面，最终导致现代人的“物化”。《怀念狼》便是贾平凹在20世纪末“有关人类精神危机的论争”的背景下为找回业已失落的自我和精神家园所做的努力。
　　无独有偶，莫言的创作同样有着相应的社会背景：21世纪初，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席卷下，淳朴善良的人类本性被扭曲，精神文明之塔被摧毁，道德人性被弃如敝屣。文本中，偷拍行为即人类在觊觎权力、为得到权力的不择手段;以中年数学教师朴实的表象与其贪婪的本质的鲜明对比给读者以冲击。从“我家的猪被狼开了膛”这一有象征意义的结尾中可以看出“狼”对于“我家的肥猪”即“权钱利欲”的态度变化：由最开始的偷拍，到直接把它开了膛。转变的过程映射了在当今的普遍现象：在权力、欲望、利益的诱惑之下，人逐渐异化，人性逐渐消失，兽性逐渐显现。
　　文本中除了“我”与“狼”的冲突外，还有另外两对矛盾：“我”和“营业员”的对立关系;“我”与“我的狗”之间的不和谐。对于第一组矛盾中：“我”深知“狼”的本来面目以及它对于“我家肥猪”的不怀好意，然而营业员却被它伪装成的“中年数学教师”的形象所迷惑，认定“我”在欺负一个老实人。在营业员的推波助澜之下，“狼”顺利逃跑并且最终导致“我家肥猪”被“狼”开膛破肚。《狼》中再现了《狂人日记》对麻木不仁的国民性的批判，并且与当下的社会相贴近。没有阻止别人作恶的行为也是作恶的一种：“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莫言认为“鲁迅说出了很多我们心里有，但不知该怎么说的话”，“病马”意象突兀出现于结尾的设置与鲁迅先生《祝福》中祥林嫂与老女人们之间的“看与被看”模式并无本质区别。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却通过“看或者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老女人正是在鉴赏他人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并从中得到某种自我满足。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借着“自以为是的正义”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莫言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透过莫言笔下的“营业员”我们竟然也看到了当今国民依然存在的“劣根性”。我们的部分国民依然是“在病中”，即莫言所谓的“肠胃出了问题的马”，同时莫言指出“喂一升炒麸皮就会好……”找出根源对症下药，从而让兽性异化的“人”和“麻木不仁的人”向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回归。
　　有关“我”与“我家的狗”，作者同样在文中留下可供挖掘的细节：“我”和“老黑”一起在照相馆等待“狼”的到来。通常，狗是一种对于主人极其忠诚的动物，但是文本中的“老黑”却出现了一些反常行为。“我”对“老黑”下命令，但是“老黑”并不听;“我揪着它的耳朵往外拖它，它却在我的裤子上咬了一口”。事出极反必有妖，结尾明确表述“我的狗受了重伤”，无疑“老黑”是因为和“狼”的斗争中受的伤，由此可知“老黑”和“我”是同一阵线的。那么“老黑”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弗洛伊德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他的人格系统理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主要部分构成。本我是一个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完全隐没在无意识之中，它主要是由性冲动构成，是基本欲望的体现者，它没有道德观念，甚至缺乏逻辑推理，遵循“快乐原则”;自我是社会的产物，是理性的，也是本我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它协调并指导本我与超我的关系以促进人格的协调发展。“老黑”即“我”的本我人格;本我出于对权力欲望的追求，放弃了道德。“我”即社会性的“自我”，受到一系列社会道德的制约，比如在被营业员误会之后只得无力地解释与争辩，致使“狼”脱逃。最终，自我战胜了本我，但这并不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老黑”受伤的实质并非社会文明对本我的壓抑，而是权钱利欲对人自然本性的压抑。自此，莫言在继承鲁迅批判精神的历史传统的同时又立足当下，从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转移到对文化多元情况下所出现的价值观混乱以及人类精神园地被摧毁的现状的揭示与质询。
　　三、结语
　　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却使国家的文化状况陷入困境。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文化生态的恶劣：人性萎缩、道德扭曲、思维固化、文学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无论是卡夫卡的甲虫，贾平凹的狼人，抑或是莫言《狼》的书写都是作家在拿着锋利的笔尖直刺人类被物质所侵蚀污染的内心，企图使现代人流尽脓血，成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