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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出土文献对文字研究至关重要。本文从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汉字使用、古文字的释读等方面，阐述出土文献对文字研究的作用。
关键词：出土 文献 文字 研究
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通常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凡是发掘出土的文字材料诸如：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石刻等等都可以称作“出土文献”。狭义上讲，出土文献即出土的书籍，主要指上个世纪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本文所做讨论采用广义的出土文献概念。至于文字研究，这里专指汉字研究，包括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汉字的使用以及古文字的释读等等。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汉字研究的集大成者，奠定了汉字研究的基础，对后代文字研究影响深远。不过，《说文》收录文字以篆书为主，古文和籀文并不是很多，这对汉字的深入研究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大量的出土文献。
一、出土文献与汉字的起源与发展研究
从目前来看，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关键在于出土先秦文字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面。每一次出土文献的重大发现，都能极大推动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研究。近代出土的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文字系统，单字总数接近5千，这些文字仅是占卜纪实的文字，全部的数量应该远远超过5千。甲骨文结构从独体趋向合体，基本具备了“六书”的构造法则。个别字形极为简省，高度抽象。这些情况足以说明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了。从文字萌芽到成为成熟的文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此可以推断汉字的起源时间会早出殷商时代很多。甲骨文的形体图画性较强，尤其与人或动物相关名词的文字，描绘得既形象又逼真。分析和研究甲骨文字形，既可找到与周代文字以及篆书的联系和演变规律，又可以向前推测更早时期文字可能的形态。可以肯定地说，早期的文字图画性更强。汉字起源于图画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对汉字起源与发展研究有价值的出土文献还有陶文。原始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出土的不少，比较重要的有半坡陶文、姜寨陶文、良渚陶文、城子崖陶文和二里头陶文等。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的陶器刻符距今约六七千年。符号一般刻在彩陶钵口外面的边缘上。一般一个器物上只有一个符号。目前学界对这些符号的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是早期的文字，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对汉字产生有一定影响的符号。山东莒县发现的属于大汶口晚期文化的陶尊，距今约四五千年，在陶尊表面刻划有符号。多位文字学家认为是早期的文字，并对其进行了释读。裘锡圭研究后认为“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1]总之，陶文的发现对文字研究至关重要，今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其一，要对汉字起源有更清楚的了解，还要期待更多数量陶文的发现。其二，要研究陶文的外形特征，进而判断其性质，释读其内容。其三，根据陶文信息，推断汉字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以及起源的较准确时间，进而揭示汉字起源以及演变过程。
二、出土文献与用字研究
用字研究概括地说就是对汉字具体使用情况的研究。汉字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实实在在存在着或存在过的符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书写材料、工具以及不同的功用都是造成汉字差异的因素。不同时代的文字如商代文字、西周文字、春秋文字和战国文字有明显的区别。同一时代不同地域如春秋、战国时诸侯各国使用文字并不完全一致。书写材料方面有甲骨、钟鼎、简帛、玺印、货币、陶文等，由于材料不同、书写功用不同，造成文字形态也不尽相同。要深入研究汉字就要对汉字使用情况做全面系统的研究。
系统的汉字使用情况研究需要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尤其先前时期的用字研究，更需要依赖大量的出土文献。拿《说文》中的“古文”和“籀文”来说，《说文·序》曰：“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2]许慎认为，古文早于籀文，孔子、左丘明书写时代虽然晚，但他们是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对这种观点，吴大瀓、王国维等人早就提出了质疑。现在看来更不是问题，与大量的出土的文字资料比较，《说文》所收古文与甲骨文、西周金文差距甚远，与六国文字却很相似，属于东方六国文字应该没有问题。至于《说文》所收籀文，人们认为是西周晚年的文字，近代王国维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通用的文字，唐兰认为是春秋战国之际使用的文字。到目前学界对籀文的认识还不统一，各家的说法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针对这一问题，裘锡圭说：“有些籀文的字形在较早的古文字资料里尚未发现。但是我们目前掌握的古文字资料有限，不能因为现有的较早的资料里看不到这些字，就断定它们在当时还不存在。”[3]裘先生的态度是严谨的，同时也说明文献资料对汉字研究的重要作用。
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释读
古文字释读是文字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释读有密切关系。首先，出土文献中的文字资料本身就是释读的对象，整理出土古文献资料离不开文字的释读。其次，用文字学理论以及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字相对比进行释读是非常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出土文字又自成体系，具有字形结构的规律性，通过比较研究，掌握其规律，据以释读疑难古字，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目前出土文献资料已经不算少了，可是对于整个历史长河中的文献资料来说，仍是沧海一粟。从释读的技术手段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论。目前还有很多出土文字未被释读，这有待于发掘更多的出土文字资料，有待于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出土文献对古文字分析也有重要意义。《说文解字》是一本说解字形，探究本义的文字学专著。由于许慎在他生活的时代还没有见过更多的古文字（小篆以前的文字）材料，他的一些说解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后代的学者利用出土古文字资料就发现了不少问题。《说文》：“行，人之步趋也。从彳，从亍。”[4]罗振玉认为“（字形）像四达之衢，人之所行也。”甲骨文“行”的字形如通向四方的道路，本义应为“道路”，“步趋”是引申义，“从彳，从亍”的结构分析也是不对的。《诗经·豳风·七月》里“女执懿筐，遵彼微行。”即是用其本义。《说文》：“乘，覆也，从入、桀。”[5]从甲骨文字形上看，像人在木上，本义应为“登、升”。《汉书·陈汤传》里“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即用本义。《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帛，幅半异。所以趣民，故遽称勿勿。”[6]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勿”的字形，其实“勿”是一个从“刀”的字，裘锡圭认为本义应该是“分割、切断”，也就是“刎”，是非常有道理的。当然也不仅仅是许慎，由于缺乏资料，古代其他文字学家的差错也不乏其例。
（本文为榆林市科技局项目“陕北出土古文字考释与研究”[项目编号：2014-cxy-1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J].中国语文，1978，（3）.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314.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0.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44.
[5]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114.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196.
（寇延年 陕西榆林 榆林学院文学院 719000）
关键词：出土 文献 文字 研究
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通常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凡是发掘出土的文字材料诸如：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石刻等等都可以称作“出土文献”。狭义上讲，出土文献即出土的书籍，主要指上个世纪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本文所做讨论采用广义的出土文献概念。至于文字研究，这里专指汉字研究，包括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汉字的使用以及古文字的释读等等。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汉字研究的集大成者，奠定了汉字研究的基础，对后代文字研究影响深远。不过，《说文》收录文字以篆书为主，古文和籀文并不是很多，这对汉字的深入研究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大量的出土文献。
一、出土文献与汉字的起源与发展研究
从目前来看，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关键在于出土先秦文字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面。每一次出土文献的重大发现，都能极大推动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研究。近代出土的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文字系统，单字总数接近5千，这些文字仅是占卜纪实的文字，全部的数量应该远远超过5千。甲骨文结构从独体趋向合体，基本具备了“六书”的构造法则。个别字形极为简省，高度抽象。这些情况足以说明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了。从文字萌芽到成为成熟的文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此可以推断汉字的起源时间会早出殷商时代很多。甲骨文的形体图画性较强，尤其与人或动物相关名词的文字，描绘得既形象又逼真。分析和研究甲骨文字形，既可找到与周代文字以及篆书的联系和演变规律，又可以向前推测更早时期文字可能的形态。可以肯定地说，早期的文字图画性更强。汉字起源于图画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对汉字起源与发展研究有价值的出土文献还有陶文。原始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出土的不少，比较重要的有半坡陶文、姜寨陶文、良渚陶文、城子崖陶文和二里头陶文等。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的陶器刻符距今约六七千年。符号一般刻在彩陶钵口外面的边缘上。一般一个器物上只有一个符号。目前学界对这些符号的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是早期的文字，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对汉字产生有一定影响的符号。山东莒县发现的属于大汶口晚期文化的陶尊，距今约四五千年，在陶尊表面刻划有符号。多位文字学家认为是早期的文字，并对其进行了释读。裘锡圭研究后认为“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1]总之，陶文的发现对文字研究至关重要，今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其一，要对汉字起源有更清楚的了解，还要期待更多数量陶文的发现。其二，要研究陶文的外形特征，进而判断其性质，释读其内容。其三，根据陶文信息，推断汉字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以及起源的较准确时间，进而揭示汉字起源以及演变过程。
二、出土文献与用字研究
用字研究概括地说就是对汉字具体使用情况的研究。汉字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实实在在存在着或存在过的符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书写材料、工具以及不同的功用都是造成汉字差异的因素。不同时代的文字如商代文字、西周文字、春秋文字和战国文字有明显的区别。同一时代不同地域如春秋、战国时诸侯各国使用文字并不完全一致。书写材料方面有甲骨、钟鼎、简帛、玺印、货币、陶文等，由于材料不同、书写功用不同，造成文字形态也不尽相同。要深入研究汉字就要对汉字使用情况做全面系统的研究。
系统的汉字使用情况研究需要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尤其先前时期的用字研究，更需要依赖大量的出土文献。拿《说文》中的“古文”和“籀文”来说，《说文·序》曰：“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2]许慎认为，古文早于籀文，孔子、左丘明书写时代虽然晚，但他们是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对这种观点，吴大瀓、王国维等人早就提出了质疑。现在看来更不是问题，与大量的出土的文字资料比较，《说文》所收古文与甲骨文、西周金文差距甚远，与六国文字却很相似，属于东方六国文字应该没有问题。至于《说文》所收籀文，人们认为是西周晚年的文字，近代王国维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通用的文字，唐兰认为是春秋战国之际使用的文字。到目前学界对籀文的认识还不统一，各家的说法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针对这一问题，裘锡圭说：“有些籀文的字形在较早的古文字资料里尚未发现。但是我们目前掌握的古文字资料有限，不能因为现有的较早的资料里看不到这些字，就断定它们在当时还不存在。”[3]裘先生的态度是严谨的，同时也说明文献资料对汉字研究的重要作用。
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释读
古文字释读是文字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释读有密切关系。首先，出土文献中的文字资料本身就是释读的对象，整理出土古文献资料离不开文字的释读。其次，用文字学理论以及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字相对比进行释读是非常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出土文字又自成体系，具有字形结构的规律性，通过比较研究，掌握其规律，据以释读疑难古字，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目前出土文献资料已经不算少了，可是对于整个历史长河中的文献资料来说，仍是沧海一粟。从释读的技术手段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论。目前还有很多出土文字未被释读，这有待于发掘更多的出土文字资料，有待于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出土文献对古文字分析也有重要意义。《说文解字》是一本说解字形，探究本义的文字学专著。由于许慎在他生活的时代还没有见过更多的古文字（小篆以前的文字）材料，他的一些说解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后代的学者利用出土古文字资料就发现了不少问题。《说文》：“行，人之步趋也。从彳，从亍。”[4]罗振玉认为“（字形）像四达之衢，人之所行也。”甲骨文“行”的字形如通向四方的道路，本义应为“道路”，“步趋”是引申义，“从彳，从亍”的结构分析也是不对的。《诗经·豳风·七月》里“女执懿筐，遵彼微行。”即是用其本义。《说文》：“乘，覆也，从入、桀。”[5]从甲骨文字形上看，像人在木上，本义应为“登、升”。《汉书·陈汤传》里“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即用本义。《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帛，幅半异。所以趣民，故遽称勿勿。”[6]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勿”的字形，其实“勿”是一个从“刀”的字，裘锡圭认为本义应该是“分割、切断”，也就是“刎”，是非常有道理的。当然也不仅仅是许慎，由于缺乏资料，古代其他文字学家的差错也不乏其例。
（本文为榆林市科技局项目“陕北出土古文字考释与研究”[项目编号：2014-cxy-1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J].中国语文，1978，（3）.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314.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0.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44.
[5]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114.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196.
（寇延年 陕西榆林 榆林学院文学院 71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