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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北京 100872）
尚钺（1902—1982年）,河南罗山县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师从鲁迅，从事文学创作。1927年在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朝鲜革命领袖金日成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一生主要从事革命宣传教育工作。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编写百万字的《中国通史》讲义，出版有《中国历史纲要》。自1959年起，因他的主要学术观点，即“魏晋封建论”和“明代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说，与毛泽东的“周秦以来”封建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迟缓的说法相左，被长期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更遭残酷迫害。“文革”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尚钺出任历史系主任，迎来他教学和科研的春天。1982年，尚钺与世长辞。
尚钺自1952 年开始，即担任《历史教学》杂志编委，为《历史教学》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尚钺诞辰100周年之际，本刊特发表尚钺女儿尚晓援在中国人民大学纪念尚钺诞辰100 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以表示我们对《历史教学》老一辈、特别是尚钺先生的纪念和缅怀之情。 此文发表前，编辑部稍做删节和改动。
今年是父亲尚钺诞辰一百周年。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在跨越了二十年的历史间隔，在我们的社会经过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翻天换地”的变迁之后，重新审视和回顾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学者和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父亲的一生，思考父亲的榜样对于我们生活的真正意义，重新审视和回顾我们和历史的关系，是我们对前辈、对自己和对后人所负有的某种根本性的责任……
父亲的一生总是和悲剧联系在一起的：父亲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改朝换代，政治压迫，社会动乱。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具体化为无数个人和家庭的悲剧。作为学者的个人悲剧，最惨痛者，莫过于在他最富于创造性的二十年，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学术著作的权利。作为人生的悲剧，最惨痛者，莫过于失怙、丧妻和失子。
对父亲的回忆，总是同安全感和强有力的保护者联系在一起：同父亲在一起，就感到心里有了主心骨。哪怕他已经是缠绵病榻的老人，这种感觉也不曾改变。我们长大了才理解，父亲为我们提供的保护是多么可贵。当时的政治压迫和社会动乱，已远远超出了个人可以控制的范围。父亲从未以人格做交易来换取安全，他能够为我们提供的保护，其实只赖于他的精神不堕。
有什么能帮助父亲在经历了所有的人生悲剧之后，仍然能够直面历史、社会和人生，维持他的精神不堕？我相信，那一定是父亲的历史观。
父亲的历史观是发展的。
父亲曾经说过，历史学家看问题的眼光与众不同。他总是能看到历史过程。存在的、流行的，都是暂时的，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无论什么样的不可一世，什么样的大喜大悲，都会成为历史，存在的只有历史本身。
历史学家的存在也是短暂的。虽然历史学家能够看到悲剧性历史时期的暂时性和过渡性，但他却无法使自己置身于历史之外。因此，在我们的童年时代，虽然父亲看得到大事件的短暂，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判断，但却无法使自己和家庭避免现实的悲剧。1968年底，母亲阮季和哥哥嘉齐被迫害致死,父亲一周之内连接两个噩耗，那种打击的巨大是可想而知的。母亲和父亲之间，有过那么多的恩爱与默契，她用妻子的温柔、体贴和理解，抚慰父亲创伤累累的心灵。专政队却只给父亲短短三个小时，在监视之下和她作最后的诀别。和父亲一起住牛棚的胡华叔叔说，白天，父亲仍旧沉默不语，夜里却在床上殷殷啜泣。父亲自1960年起写成的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研究手稿，摞起来有半人多高，也被付之一炬。那时，父亲的生活中到处都是伤口，所有伤口都在流血。
父亲临终前，曾用“身心交瘁、家破人亡”八个字，来概括他所感受的个人和家庭的悲剧。父亲去世后，我们在家中曾经找到过一封遗书，是父亲在“文革”中准备自戕时写下的。其中提到，他相信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历史终究会证明一切。
所幸的是，父亲终于没有那样做，他凭着一个学者深刻的历史感，一个坚强的人对生活根深蒂固的爱，还有一个慈父对儿女的关爱，战胜了黑暗对内心的侵蚀，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而我们每每回想起这些，总禁不住热泪盈眶。历史学家的眼光和胸襟，帮助父亲在政治压迫和社会动乱时期幸存下来。
父亲的历史观是进步的。
父亲的历史观不是循环的、重复的。父亲的历史观是进步的：人类社会总是在改善自己，并发展到更为进步的状态。父亲形成他的历史观时，中国尚未进入一种理论一统天下的年代，人们可以自由接触各种理论，做出自己的选择。当时父亲年龄尚轻，忧国忧民，在痛苦的彷徨和探索的过程之中，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并对“五种社会形态”献出了全部热情。这种历史观帮助人们从积极的角度看历史、看社会、看人生。选择什么样的理论看历史，其实也是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对待人生。父亲生于忧患时代，却总是能够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人生，这与他相信历史进步的理论不无关系。他所以能够在悲剧时代幸存，靠的也是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父亲的人生，与他的历史观是一致的。
父亲是真正的学者。他30多岁投身于历史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他常说自己研究历史有两件法宝，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爱国主义。父亲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各种观点都进行慎重地反复推敲、比较；一旦经过深思熟虑得出自己的结论，父亲就一定要把它坚持到底，不会作违心之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绝不拿原则作交易。在二三十年的政治风云变幻中，父亲这种忠于科学、忠于真理的精神，为许多正直的人们所称赞。我们也深深理解和尊重父亲对信仰始终不逾的忠诚。
父亲呕心沥血地工作，父亲的生命和父亲的事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父亲的一生中，长期保持着每天工作13个小时以上的习惯。父亲窗口的灯光总是不分节假日地亮到深夜。父亲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历史研究与教学中，我们竟少有和父亲亲近的机会。直到疾病使父亲不能读书写字之后，每天早上七点半钟，父亲还必定要端坐在书桌旁边；我们知道，书桌是父亲耕耘的土地，搏斗的战场，父亲坐在那里，渴望着伏案工作的幸福。
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使父亲珍视生命，长期保持着每天清晨锻炼的习惯。父亲年逾六旬还带我们去游泳，这成了生活中能和爸爸在一起的最快乐的时候。十年动乱摧垮了父亲的身体，却没能摧垮父亲的意志；直到去世前几天，父亲动一动就累得喘不过气来，每天还要到户外活动一会儿。我们知道，父亲这是在与命运做最后的抗争，用顽强的意志向自然索取生命。因为，父亲要做的事还有许多。
但是，最让人痛心的是像父亲这样热爱事业、珍视生命的人，在工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被全国批判、残酷斗争，被剥夺工作条件长达20年，言之令人怆然。1969年父亲刚刚被“解放”，还带着“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就忍受着失去妻儿的悲痛和社会压力，不顾一切地争取工作机会。父亲多次告诉我们，他还有一部二三百万字的手稿，要写中国通史。父亲还不断地向人民大学的领导报告，争取学校的支持。遗憾地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父亲只能眼看着自己一天天地衰老，不能开始工作，宏愿未了竟与世长辞。
父亲的历史观是有价值取向的。
父亲的历史观强调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父亲的历史著作中，充满了对弱者的同情，对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推崇。父亲形成他的历史观时，中国是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虽然父亲并非出身于无产阶级或贫下中农，他却选择了社会平等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
在现实中，对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追求，使父亲总是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边。当他师从鲁迅拿起文艺创作之笔的时候，他把目光投向河南乡下受苦受难的乡亲；当朝鲜民族在国内受到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在中国也受到很多人歧视的时候，他与少年金日成结下了友情；当闻一多和他的长子在暗杀的枪声中倒下以后，父亲不顾自己也已被列入特务暗杀黑名单的危险，出面安置闻先生的遗体和他的家人。
父亲是真正的人。他忌恶如仇，对人生充满了热爱。父亲一生謇謇，不会苟合取容。我们稍谙世事，父亲曾多次对我们谈起他所崇敬的鲁迅先生。父亲的刚直不阿，对邪恶势力的蔑视，与压迫者进行韧性斗争的精神，都师法鲁迅先生。后来我们知道，父亲一直在巨大的压力下生活，但是父亲没有卖论求全，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学术观点。父亲曾告诉我们，一次批判大会后组织者让父亲表态，父亲却以三声大笑作答。从父亲的表情中，我们体会到父亲内心深处的巨大的愤慨和绝不屈服的意志。评法批儒中，有的单位想请他去作报告，父亲只回答：“我不懂历史。”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蔑视。父亲的性格是如此刚强，父亲一生恪守的生活信条是抬着头走路。他欢迎公正平等的学术讨论，但绝不向权势者低头。在和父亲一起的生活中，我们深深懂得了抬头做人的艰难。
父亲终于离开了我们。在我们能够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真正理解他的眼光和胸襟、他的情操和骨气之前，在我们能够分担他肩头的重担和内心的痛苦之前，就离开了我们。如果预知有这样一天，我们宁愿放弃青少年时期的全部欢乐，品尝生活的全部痛苦，以便在父亲需要的时候，向他献上下一代人的理解、信任和热爱。
时过境迁。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国泰民安，像“文革”那样的政治、社会动乱似乎已是遥远的过去，只存在于笑剧和博物馆之中。但是，我们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纪念父亲，重温历史的悲剧，除了总结父亲的学术成就，除了从先辈的榜样中汲取道德的力量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承上启下是每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对于我们国家过去所发生的、导致了无数个人和家庭悲剧的政治压迫和社会动乱，我们有责任告诉后人。我们绝不能让历史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中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对前辈的背叛。二战以后50多年的今天，许多西方国家的电视台还经常在黄金时段播放有关纳粹的历史和迫害犹太人的节目，不断地提醒全世界正直的人们，奥斯威辛集中营曾经在历史上存在。它不仅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耻辱，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记录。能够真正面对自己的历史，特别是面对自己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具有内在力量的标志。没有力量面对历史，就更不会有力量来吸取历史的教训并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就我们目前尚不能完全地、实事求是地讨论历史的悲剧，并以此为教材来教育下一代的现状看，我们的社会还远非成熟，我们这一代人实在还是任重道远。我们的社会需要有制度化的手段来保证历史不再重演，悲剧不再重现。重新审视父亲和他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悲剧、所获得的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是我们对父辈、对自己和对后人无法推却的历史责任。我想，除了学术的意义之外，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纪念父亲的最重要的意义了。
★这篇文章是作者代表尚钺子女伍骅、尚嘉兰、尚晓航、尚晓卫、尚京子在尚钺同志一百周年大会上的发言稿。
【收稿日期】 2002年3月
【作者简介】 尚晓援，女，1953年生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 蔡世华】
尚钺（1902—1982年）,河南罗山县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师从鲁迅，从事文学创作。1927年在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朝鲜革命领袖金日成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一生主要从事革命宣传教育工作。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编写百万字的《中国通史》讲义，出版有《中国历史纲要》。自1959年起，因他的主要学术观点，即“魏晋封建论”和“明代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说，与毛泽东的“周秦以来”封建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迟缓的说法相左，被长期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更遭残酷迫害。“文革”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尚钺出任历史系主任，迎来他教学和科研的春天。1982年，尚钺与世长辞。
尚钺自1952 年开始，即担任《历史教学》杂志编委，为《历史教学》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尚钺诞辰100周年之际，本刊特发表尚钺女儿尚晓援在中国人民大学纪念尚钺诞辰100 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以表示我们对《历史教学》老一辈、特别是尚钺先生的纪念和缅怀之情。 此文发表前，编辑部稍做删节和改动。
今年是父亲尚钺诞辰一百周年。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在跨越了二十年的历史间隔，在我们的社会经过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翻天换地”的变迁之后，重新审视和回顾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学者和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父亲的一生，思考父亲的榜样对于我们生活的真正意义，重新审视和回顾我们和历史的关系，是我们对前辈、对自己和对后人所负有的某种根本性的责任……
父亲的一生总是和悲剧联系在一起的：父亲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改朝换代，政治压迫，社会动乱。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具体化为无数个人和家庭的悲剧。作为学者的个人悲剧，最惨痛者，莫过于在他最富于创造性的二十年，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学术著作的权利。作为人生的悲剧，最惨痛者，莫过于失怙、丧妻和失子。
对父亲的回忆，总是同安全感和强有力的保护者联系在一起：同父亲在一起，就感到心里有了主心骨。哪怕他已经是缠绵病榻的老人，这种感觉也不曾改变。我们长大了才理解，父亲为我们提供的保护是多么可贵。当时的政治压迫和社会动乱，已远远超出了个人可以控制的范围。父亲从未以人格做交易来换取安全，他能够为我们提供的保护，其实只赖于他的精神不堕。
有什么能帮助父亲在经历了所有的人生悲剧之后，仍然能够直面历史、社会和人生，维持他的精神不堕？我相信，那一定是父亲的历史观。
父亲的历史观是发展的。
父亲曾经说过，历史学家看问题的眼光与众不同。他总是能看到历史过程。存在的、流行的，都是暂时的，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无论什么样的不可一世，什么样的大喜大悲，都会成为历史，存在的只有历史本身。
历史学家的存在也是短暂的。虽然历史学家能够看到悲剧性历史时期的暂时性和过渡性，但他却无法使自己置身于历史之外。因此，在我们的童年时代，虽然父亲看得到大事件的短暂，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判断，但却无法使自己和家庭避免现实的悲剧。1968年底，母亲阮季和哥哥嘉齐被迫害致死,父亲一周之内连接两个噩耗，那种打击的巨大是可想而知的。母亲和父亲之间，有过那么多的恩爱与默契，她用妻子的温柔、体贴和理解，抚慰父亲创伤累累的心灵。专政队却只给父亲短短三个小时，在监视之下和她作最后的诀别。和父亲一起住牛棚的胡华叔叔说，白天，父亲仍旧沉默不语，夜里却在床上殷殷啜泣。父亲自1960年起写成的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研究手稿，摞起来有半人多高，也被付之一炬。那时，父亲的生活中到处都是伤口，所有伤口都在流血。
父亲临终前，曾用“身心交瘁、家破人亡”八个字，来概括他所感受的个人和家庭的悲剧。父亲去世后，我们在家中曾经找到过一封遗书，是父亲在“文革”中准备自戕时写下的。其中提到，他相信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历史终究会证明一切。
所幸的是，父亲终于没有那样做，他凭着一个学者深刻的历史感，一个坚强的人对生活根深蒂固的爱，还有一个慈父对儿女的关爱，战胜了黑暗对内心的侵蚀，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而我们每每回想起这些，总禁不住热泪盈眶。历史学家的眼光和胸襟，帮助父亲在政治压迫和社会动乱时期幸存下来。
父亲的历史观是进步的。
父亲的历史观不是循环的、重复的。父亲的历史观是进步的：人类社会总是在改善自己，并发展到更为进步的状态。父亲形成他的历史观时，中国尚未进入一种理论一统天下的年代，人们可以自由接触各种理论，做出自己的选择。当时父亲年龄尚轻，忧国忧民，在痛苦的彷徨和探索的过程之中，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并对“五种社会形态”献出了全部热情。这种历史观帮助人们从积极的角度看历史、看社会、看人生。选择什么样的理论看历史，其实也是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对待人生。父亲生于忧患时代，却总是能够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人生，这与他相信历史进步的理论不无关系。他所以能够在悲剧时代幸存，靠的也是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父亲的人生，与他的历史观是一致的。
父亲是真正的学者。他30多岁投身于历史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他常说自己研究历史有两件法宝，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爱国主义。父亲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各种观点都进行慎重地反复推敲、比较；一旦经过深思熟虑得出自己的结论，父亲就一定要把它坚持到底，不会作违心之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绝不拿原则作交易。在二三十年的政治风云变幻中，父亲这种忠于科学、忠于真理的精神，为许多正直的人们所称赞。我们也深深理解和尊重父亲对信仰始终不逾的忠诚。
父亲呕心沥血地工作，父亲的生命和父亲的事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父亲的一生中，长期保持着每天工作13个小时以上的习惯。父亲窗口的灯光总是不分节假日地亮到深夜。父亲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历史研究与教学中，我们竟少有和父亲亲近的机会。直到疾病使父亲不能读书写字之后，每天早上七点半钟，父亲还必定要端坐在书桌旁边；我们知道，书桌是父亲耕耘的土地，搏斗的战场，父亲坐在那里，渴望着伏案工作的幸福。
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使父亲珍视生命，长期保持着每天清晨锻炼的习惯。父亲年逾六旬还带我们去游泳，这成了生活中能和爸爸在一起的最快乐的时候。十年动乱摧垮了父亲的身体，却没能摧垮父亲的意志；直到去世前几天，父亲动一动就累得喘不过气来，每天还要到户外活动一会儿。我们知道，父亲这是在与命运做最后的抗争，用顽强的意志向自然索取生命。因为，父亲要做的事还有许多。
但是，最让人痛心的是像父亲这样热爱事业、珍视生命的人，在工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被全国批判、残酷斗争，被剥夺工作条件长达20年，言之令人怆然。1969年父亲刚刚被“解放”，还带着“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就忍受着失去妻儿的悲痛和社会压力，不顾一切地争取工作机会。父亲多次告诉我们，他还有一部二三百万字的手稿，要写中国通史。父亲还不断地向人民大学的领导报告，争取学校的支持。遗憾地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父亲只能眼看着自己一天天地衰老，不能开始工作，宏愿未了竟与世长辞。
父亲的历史观是有价值取向的。
父亲的历史观强调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父亲的历史著作中，充满了对弱者的同情，对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推崇。父亲形成他的历史观时，中国是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虽然父亲并非出身于无产阶级或贫下中农，他却选择了社会平等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
在现实中，对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追求，使父亲总是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边。当他师从鲁迅拿起文艺创作之笔的时候，他把目光投向河南乡下受苦受难的乡亲；当朝鲜民族在国内受到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在中国也受到很多人歧视的时候，他与少年金日成结下了友情；当闻一多和他的长子在暗杀的枪声中倒下以后，父亲不顾自己也已被列入特务暗杀黑名单的危险，出面安置闻先生的遗体和他的家人。
父亲是真正的人。他忌恶如仇，对人生充满了热爱。父亲一生謇謇，不会苟合取容。我们稍谙世事，父亲曾多次对我们谈起他所崇敬的鲁迅先生。父亲的刚直不阿，对邪恶势力的蔑视，与压迫者进行韧性斗争的精神，都师法鲁迅先生。后来我们知道，父亲一直在巨大的压力下生活，但是父亲没有卖论求全，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学术观点。父亲曾告诉我们，一次批判大会后组织者让父亲表态，父亲却以三声大笑作答。从父亲的表情中，我们体会到父亲内心深处的巨大的愤慨和绝不屈服的意志。评法批儒中，有的单位想请他去作报告，父亲只回答：“我不懂历史。”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蔑视。父亲的性格是如此刚强，父亲一生恪守的生活信条是抬着头走路。他欢迎公正平等的学术讨论，但绝不向权势者低头。在和父亲一起的生活中，我们深深懂得了抬头做人的艰难。
父亲终于离开了我们。在我们能够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真正理解他的眼光和胸襟、他的情操和骨气之前，在我们能够分担他肩头的重担和内心的痛苦之前，就离开了我们。如果预知有这样一天，我们宁愿放弃青少年时期的全部欢乐，品尝生活的全部痛苦，以便在父亲需要的时候，向他献上下一代人的理解、信任和热爱。
时过境迁。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国泰民安，像“文革”那样的政治、社会动乱似乎已是遥远的过去，只存在于笑剧和博物馆之中。但是，我们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纪念父亲，重温历史的悲剧，除了总结父亲的学术成就，除了从先辈的榜样中汲取道德的力量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承上启下是每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对于我们国家过去所发生的、导致了无数个人和家庭悲剧的政治压迫和社会动乱，我们有责任告诉后人。我们绝不能让历史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中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对前辈的背叛。二战以后50多年的今天，许多西方国家的电视台还经常在黄金时段播放有关纳粹的历史和迫害犹太人的节目，不断地提醒全世界正直的人们，奥斯威辛集中营曾经在历史上存在。它不仅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耻辱，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记录。能够真正面对自己的历史，特别是面对自己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具有内在力量的标志。没有力量面对历史，就更不会有力量来吸取历史的教训并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就我们目前尚不能完全地、实事求是地讨论历史的悲剧，并以此为教材来教育下一代的现状看，我们的社会还远非成熟，我们这一代人实在还是任重道远。我们的社会需要有制度化的手段来保证历史不再重演，悲剧不再重现。重新审视父亲和他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悲剧、所获得的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是我们对父辈、对自己和对后人无法推却的历史责任。我想，除了学术的意义之外，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纪念父亲的最重要的意义了。
★这篇文章是作者代表尚钺子女伍骅、尚嘉兰、尚晓航、尚晓卫、尚京子在尚钺同志一百周年大会上的发言稿。
【收稿日期】 2002年3月
【作者简介】 尚晓援，女，1953年生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 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