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革的改革者
　　改革者总是孤独的，尤其是最后的日子，改革者总在后来成为被改革者。改革者所走的道路不仅仅是自己的人生选择，更是这个国家的路径选择，而当最后的日子来临，所有的矛盾才会那么激烈，所有的错误才会那么明显，所有的反思才会那么深刻。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第83期）……
　　
　　教案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曾国藩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由于传闻沸腾，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正是武兰珍的口供，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并进而引发了教案。然而，曾国藩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认为，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记也记载，在武兰珍的身上，他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换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都没有什么理屈之处。他为此写道，“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么，对直接导致教案的丰大业“对官放枪”事件，曾国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成员。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谁挑头，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抛掷瓦片。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后来，崇厚这样回顾丰大业的风度和武功：“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还没完呢！将这个一向颟顸、对洋大人们小心翼翼的满人大员吓得半死后，丰大业不顾“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在这里，他遭遇了疏导民众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一通咆哮之后，丰大业又掏出枪来，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这样爆发了。当天傍晚，天津城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在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后，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绅民们又先后烧毁了河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幼童的“仁慈堂”。在这场大骚乱中，英俄各国也遭遇池鱼之殃，除13名法国人丧生之外，另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去。英国讲书堂和美国讲书堂也在大火中化为一片灰烬……在几十万天津绅民、所有与闻此事的中国人看来，倘若没有丰大业事件，教案是不会发生的；而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激怒全国舆论的，又何止是这些？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难怪乎，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在瞬间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时人记载，在北京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刻薄地挖苦他的这个人生转折，“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与他几经分合、不久前刚刚重归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但，举国声讨之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
　　
　　交困
　　五个“致疑点”，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折射了交汇之初、东西方风俗与文化的巨大隔阂。曾国藩谈到，西式建筑均设有地窖，这些地窖，不过用来隔潮、储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天津绅民渐渐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
　　对天主教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出现。以前任江西进贤县令魏席珍之女贺魏氏为例，她进入河楼教堂，原本为了治病，但信教之后，坚持不肯回家，“因谓有药迷丧本心”；以施洗仪式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对习惯哭丧表达悲伤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显得异常诡异、鬼祟……
　　更要命的是，当年晚春，天津谣言四起、各处檄文揭帖层出不穷之际，河楼教堂又遭遇了一场空前瘟疫。几十个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间掩埋，“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这些棺木尸身，埋葬极浅，经觅食的野狗发掘后，“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就难怪天津绅民对谣言信以为真、“各怀恚恨”了……
　　如果说，即使不删去这五个“致疑点”、奏折完整面世，曾国藩也难逃其咎的话，那么，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显得合乎情理，曾国藩“持平办案”的心迹，也不会被一边倒地被认为是“卖国”。问题在于，对这个“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对这个被认为是“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清史稿•曾国藩传》）的当代圣贤，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那个年仅35岁，但异常工于心计的女人。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战”、“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所谓“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以奕、宝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即决心和平结案、维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而以奕譞、李鸿藻、“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力于国门之外……
　　她迟迟不肯表态；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进行大辩论时，她还欲擒故纵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这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再次强调那如同冰与火不可兼容的两个立场：“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仅要把这块烫手山芋，彻底扔给曾国藩；她还要曾国藩为她承担起“理”、“势”对立，“战”、“和”两难的代价。为此，她将那份奏折发抄朝野、公诸天下，这么一来，汹汹民心、滔滔舆论，自然会将矛头对准曾国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这也不是什么画蛇添足之举，这么做，只会有一个结果：一方面，让洋人看到曾国藩办事之难、态度之毫无保留，从而见好就收；另一方面，对远道而来、旨在通商和传教的洋人来说，被彻底激怒的民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而并不“持平”、没有只言片语辩护的奏折，正适以火上浇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测的心中，她还有着进一步削弱曾国藩，使他在丧失湘军势力之后、“清望”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是个长袖善舞、让人一言难尽的女人。自从执掌这个国家，她就不间断地感受着种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不仅是“理”和“势”的对立、“战”与“和”的两难，还有“内轻”和“外重”的失衡、“中体”和“西用”的纠缠，以及作为少数部族却统辖这个国家的先天不足，身为女人却“牡鸡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顺之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还包括着人心、社会、民族、深宫、权力格局与文明演替的种种紧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了此牵彼制、翻云覆雨的权术生涯：1861年前后，几乎上台之初，她就在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之外，制造了左宗棠、刘长佑两个旁支，以及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刚刚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侧击、恩威并施的手笔，逼迫曾国藩尽裁湘军；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与她分庭抗礼的洋务派领袖奕，而伴随着“师夷长技”之洋务运动的兴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旧士大夫，形成“清流”势力，以避免东南督抚的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力量……
　　在十年的历练之后，她的这些手法如此娴熟，如此得心应手，不仅表现于天津教案，而且表现为洋务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曾国藩的处境；在她四十八年的执政生涯里，她处处是赢家，唯独输掉了这个国家。在新旧交替、百废待举的年月，这个帝国原本应当昭示它鲜明的国策，无论外交、内政还是文化的“体用”，一如东邻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种种手笔中，它不可避免地彻底沉沦了……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在与她共事的众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深处内心。或许，不久后自甘沉沦、余生碌碌的奕，是一个；而二十多年以后，在甲午战败的阴影下，面对俾斯麦婉转地抱怨“麻烦来自女人”的李鸿章，是另一个。
　　或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
　　
　　“一生三变”
　　后来，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概括曾国藩的几个阶段。他说，做京官时，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则归申韩”；及至晚年，他以旷达为意，“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然而，它依旧拘泥于皮相。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不仅有着他始终不变的儒家本色，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他以儒生带兵，“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做京官时，他曾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他设立“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与他的一腔血诚、披肝沥胆对比，不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那个颟顸、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据说，在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从长沙到衡州、江西，他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形影孤单，“每逢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义，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定天京的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桢、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他也处处与人为善，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锲合于那个腐朽年代，一切行为都与社会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体察。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一个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会，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
　　
　　无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让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对此，罗伯特•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罗淑亚时，曾国藩日记记载，“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手，罗淑亚骤然翻脸，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他并诉诸以战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的话，“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以及已启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莫尔斯•巴劳，《中华帝国国际关系》）……
　　对此，除了就事论事，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他们曾张贴布告，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于此？10月5日，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9月18日，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国藩急急奏报，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系属误判，“（但）又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此前，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他遥为议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己，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坚守”。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那么，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这一年，胡林翼视师安庆，为西洋轮船而“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据说，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而十几年以后，他的学生李鸿章则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夷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他说，“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创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他说，“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他说，“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条渐行渐远、无法再回头的长路：为了造船制炮，他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落成后，“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换而言之，伴随西方物器滚滚而来的，是声光电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枪装备淮军后，他曾经赞叹，“余平生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然而，这样的军队却必须“纯用洋人规矩”操演；在几艘轮船下水前夕，他已经意识到，“船成之后，仍需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又何止于此？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中体西用”从来是个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为它回避了“体”与“用”的互为联系、“道”和“术”的彼此作用。而这种联系与作用一经展开，它必将裹挟一切：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在器具变迁之后，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制之变和“道体”之变。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史料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