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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阳，是一个不平凡的县城。 2001年，襄阳县改为襄樊市襄阳区。
人们认识襄阳，不只因为它是《神雕侠侣》里郭靖与蒙古人的厮杀场地，也不只因为“隐居襄阳隆中”的卧龙诸葛孔明，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
2003年，一篇题为《襄樊官场》的报道让人们认识了襄樊乃至襄阳，因为那一年，由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一案牵出了74名官员，其中就有两任襄阳的原区委书记谢光国、陈治华。
近年来，中央层面的国家审计署几乎每年都会掀起一场审计风暴，而对于地方审计机构来说，这样的“风暴”却很难掀起，对于被腐败官员“严重破坏”的襄阳来说，更是不可能。
2003年，原襄阳区审计局局长卫军因挪用公款145万元，法院一审判其无期徒刑。时过两年，审计工作却陷入困境，而襄阳审计机构面临的问题，正是地方审计困难运转的一个样本。
向李金华求救的地方审计干部
2005年4月1日，襄阳区经济责任审计局(以下简称经责局)职员汪庆萍，向在北京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发出了求救信。
“尊敬的李审计长，你好!我们是全国审计系统中普通的一员，也是审计系统中最基层的力量。在审计风暴如火如茶、审计捷报频频传送的时刻，我们却给你带来了一个沉痛的消息……”
在这封信中，汪庆萍等审计干部陈述了几年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包括财政拨款指标不合埋、工资分配制度不平等、经责局财务神秘、缴纳上岗费等问题。汪庆萍等10名审计干部在这份材料上签下了名字。
汪庆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已将这些事情向襄阳区信访局、襄樊市信访局和襄樊市审计局等有关部门及领导反映，但是事情仍没有解决。”不得已向审计长反映。
“我们这些没有财政拨款的人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另一位审计人员李坤称，“我的老婆下岗了，而且马上要生小孩了。”
经了解，襄阳区经济责任审计局实际在编人员48人，按区编办给的编制，只有 20人的工资纳入了财政预算，另有8人陆续经过不同途径将工资纳入了财政预算，而其他人员的工资及办公经费则由经责局从罚没收入返还款中解决。
因为经责局人员多，财政工资拨款指标少，对财政指标如何分配就变得敏感起来。经责局成立之后，财政编制一直没有核定到人头。
汪庆萍等人认为，区审计局的主要领导不按原则、随心所欲地把指标定到人头是极不合理的。“与审计局主要领导有关系的家属、亲戚都有财政指标，而真正的业务骨干却靠边站。”
为此，李坤还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工作了3年、吃着财政饭的同事，不久前还问他一个最基本的会计常识——资产负债表怎么做?
最终让汪庆萍等人给审计长写信的；，则是经责局新近出台的《区经责局2005年工资分配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对未纳入财政发工资的人员，每月由所在科室发给不低于200元的保底工资。”
“他们是想通过这种办法让我们自动辞职，去年有一个行政机关的机构改革办法，每人按工龄每年3000块钱买断，最多不超过6万块。他们是想把这个钱都省下来。”
李坤等人表示，“要不是我们素质高，简直就变态了。”
为生存而审计
“我们现在不是为审计而审计。而是为生存而审计。”李坤说，“如果没有收到钱的话，我们连200元钱都没有，200元也是在收到钱的情况下保底。”
他所说的“收到钱”是指收到罚款。经责局有三个科室，每个科室每年都有罚款任务，一个科室7万元。前两年完成了任务，编外人员的工资也按照档案工资发放。
一位审计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一二月份过年，新的计划项目没有下来，因此没有一分钱的罚没收入，我们的工资也就没有了着落。”
汪庆萍等人认为，实际上近两年经济责任审计局收入呈大幅度增长，但个人收入却日趋下滑，财务人员神神秘秘。因此，他们要求查清经责局自组建以来的账目，他们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因为本身就是从事审计工作的。
汪庆萍等人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举动让审计局领导备感紧张。“我们上午去信访局，下午局里就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她说。
“要悬崖勒马，否则会死得很惨，摔得粉身碎骨。”一位审计人员回忆某位领导的讲话时非常愤慨。
汪庆萍等人还在他们的信里写道， 1995年以后进经责局工作的同志都要交“上岗费”，不交就不发工资，有的同志已经被拖欠达25个月之久。在他们看来，这项收费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记者了解到，汪庆萍1994年进入审计局时交了3000元钱—亡岗费，李坤1997年进入时交了5000元，另一位工作人员洛兆伟2000年进入时则交了1．5万元。另据了解，在这之后进入审计局工作的所交纳的上岗费有的居然达到3万元。
为了解决这些审汁人员反映的问题，襄阳区审计局成立了以分管经责局的审计局党组副书记陈国群为组长、经责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问题凋查处理小组。陈国群将有关问题形成了一份报告，送交区信访局以及分管财贸审计工作的廖有泉副区长。
陈国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分管审计的副区长廖有泉对此报告的答复是，“让审计局内部消化。解决问题。”而襄樊市审计局的答复则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借钱发工资”。
记者在试图釆访襄阳区区长卓越以及廖有泉时，均未果。卓越表示自己是干实事的，并以“三不原则”(不上电视、不登报纸．不发表看法)表示拒绝。
采访廖有泉时则颇富有戏剧性，廖说正在去武汉的火车上，而政府办的人则说他正在开会，没有时间。
谁使人员超标
“襄阳区经责局的人员总数相当于一个地市级审计机关干部总数，这是历史积累下的包袱，前几年，主要领导更新频繁，进入把关不严。”
襄阳审计局局长杨水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釆访寸表示，“我们的审计机关加二级单位，不含离退休的，40人就够用了，而我们现在有149人。”
“襄阳区紧挨襄樊市，一些进不了襄樊市中心的人都选择了襄阳，海宋一任领导，他就会安排亲朋好友到不同的部门上班，所以人越来越多。”陈国群说。
另一位从事了21年审计工作的行政事业科科长刘健说，“襄阳区领导频繁变更，走一个领导就是我们的灾难，走以前，突击进人，进四个都是少的。”
就在记者刚刚离开襄樊的时候，义得到一个消息，4月4日，襄阳审计局又进了一个人。
襄阳区经责局前身为襄阳县审计局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处。据了解，经责局现有人员全部都是在2001年底以前进入到当时的经济责任审计处的，并且部有编委手续。在这期间，人员工资未纳入财政预算，工资由审计局统一发放。从2002年1月开始，财政局才将20名编制的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
2002年10月，离任经济责仟审计处升格为经济责任审计局，为区审计局管理的副科级事业单位。同年11月，区经责局从审计局分离出来，人员全部归位，财务实行独立核算。
陈国群认为，经责局分离出来时，编委应该重新下个文确定单位性质，是差额拨款还是自收自支。然而，到目前为止，襄阳区编办对经济责任审计局的单位性质、人员编制、经费预算都无明确规定。
“近几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向区政府、区编委、区财政局递交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专题报告。”陈国群介绍，“2004年，卓越区长在报告上批示‘此问题以后专题解决’，但此后一直没有结果。” 对汪庆萍等人提出的定编暗箱操作问题，杨永新表示，“他们的说法有失偏颇，怎么定才算公平?吃财政饭的这部分人当年评估时业务不错。我们是保护业务骨干，保骨干才能保发展、保稳定。”
刘健则给记者另一种解释。“已经定到人头的20个编制，实际上99％都是有背景的，真正搞业务懂行的没有几个。向上反映问题的那几个业务还是可以的，他们不是通过正常渠道的考核或素质上不合格淘汰下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一份统计时间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的审计局干部花名册上看到，115名干部的第一学历中，本科1人，大专学历17人，中专学历57人，高中学历35人，还有5人是初中学历。
杨永新对此表示，这些进来的人，有些是学医的，还有是复转军人，专业不对口，需要培训才能上岗。
杨永新说，“襄阳这地，人满为患，这是共性。襄阳财政系统有1000多人，其实 300多人就够了，去年他们也搞竞争上岗，搞到中间就停下来。”
记者采访襄阳区编办赵主任时了解到，人员过多，是过去管理不严造成的。二级事业单位改革还没有开始，对审计局的20人还没有核实定编。
赵主任同时表示，我们不可能突破上面规定的编制数，上面要求编制实行刚性管理，不能超过高压线。
地方审计的财政困扰
“经责局一年维持运转的费用合计需要85万元。但现在只有28人的工资纳入了财政预算，每年预算指标21，4万元，与实际相差60多万元。”陈国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即使在局机关，津补贴加上维持正常运转的费用，缺口也在100万左右。除此之外，我们的档案工资很多项没有发放。”杨永新说，“局机关还好，二级单位情况更惨。”
《瞭望东方周刊》还了解到，出事的前任审计局局长卫军也给现在的襄阳审计留下了很多遗祸。
卫军在任期间，挪用公款140多万。他被捕的时候，审计局共欠外债400多万，包括工程款、单位职工集资、职工工资以及向其他单位的借款。2002年，审计局曾连续8个月未发工资。
陈国群说，我们已经替他还了十几万元。“审计署是中央军，特派办是野战军，我们是地方军，相当于游击队，孤家寡人，小米加步枪。”
“襄阳区原来是农业大县，工业没有支柱产业，地方财政非常紧张，金库经常报警，我们现在就是最低层次地保吃饭、保运转，保稳定。”襄阳区财政局办公室王主任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陈国群在谈到审计面临的困境时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部门都撤并了，再加上国有企业破产，我们基层的审计对象越来越少。相应地，维持运转的罚没收入也减少。很多单位都很穷，查出有问题，也交不起罚款，有的只给500元。像审计署特派办，审的是国有大企业，罚没收入自然就高一些。”
基层审计举步维艰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乡镇机构改革捷报频传的同时，乡镇审计办也面临着新的困境，乡镇机构撤并，七站八所关门取消，乡镇审计办事处审计对象范围逐步缩小。
“监督对象越来越少，一部分人已经离岗创业，现在上班的只有30人。”乡镇审计办事处张郓主任告诉《了望东方周刊》，“随着审计业务的萎缩，现在的人员有点过多，10个人就够了。”
然而，让张郓更担心的是，乡镇审计办事处正面临着被取消的命运。机构取消以后，这些人就是无身份的人了，财政工资没有他们，养老保险更没有他们。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在审计经费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审计局在完成中央、省、市、区下达的审计计划项目之外，还要完成区委、区政府临时交办的审计事项。
一般来说，临时交办审计事项，年初很少有预算安排，没有罚没收入，也没有增拨专项经费，所带来的大量支出，只能靠自身接济。
“现在市里和区委区政府对这个事很关注，也体谅我们的处境，区政府执法部门不只我们一家，要平衡全区，不能对审计特殊照顾。”杨永新说。
在杨永新看来，基层审计机关的困境是共性的，这个困境就是受地方财力的制约，如果地方经济不发展，财政收人不增加，那么，地方审计机关经费保障就不可能缓解。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全国有77％的县建立了经济责任审计机构。“沿海地区，人家是足额预算，加上罚没补充一部分，根本用不完，杭州审计平均每人预算为19万。”杨永新非常羡慕，“像我们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
2005年，中央财政计划安排150亿用来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而均摊下来，还是不够。
人们认识襄阳，不只因为它是《神雕侠侣》里郭靖与蒙古人的厮杀场地，也不只因为“隐居襄阳隆中”的卧龙诸葛孔明，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
2003年，一篇题为《襄樊官场》的报道让人们认识了襄樊乃至襄阳，因为那一年，由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一案牵出了74名官员，其中就有两任襄阳的原区委书记谢光国、陈治华。
近年来，中央层面的国家审计署几乎每年都会掀起一场审计风暴，而对于地方审计机构来说，这样的“风暴”却很难掀起，对于被腐败官员“严重破坏”的襄阳来说，更是不可能。
2003年，原襄阳区审计局局长卫军因挪用公款145万元，法院一审判其无期徒刑。时过两年，审计工作却陷入困境，而襄阳审计机构面临的问题，正是地方审计困难运转的一个样本。
向李金华求救的地方审计干部
2005年4月1日，襄阳区经济责任审计局(以下简称经责局)职员汪庆萍，向在北京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发出了求救信。
“尊敬的李审计长，你好!我们是全国审计系统中普通的一员，也是审计系统中最基层的力量。在审计风暴如火如茶、审计捷报频频传送的时刻，我们却给你带来了一个沉痛的消息……”
在这封信中，汪庆萍等审计干部陈述了几年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包括财政拨款指标不合埋、工资分配制度不平等、经责局财务神秘、缴纳上岗费等问题。汪庆萍等10名审计干部在这份材料上签下了名字。
汪庆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已将这些事情向襄阳区信访局、襄樊市信访局和襄樊市审计局等有关部门及领导反映，但是事情仍没有解决。”不得已向审计长反映。
“我们这些没有财政拨款的人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另一位审计人员李坤称，“我的老婆下岗了，而且马上要生小孩了。”
经了解，襄阳区经济责任审计局实际在编人员48人，按区编办给的编制，只有 20人的工资纳入了财政预算，另有8人陆续经过不同途径将工资纳入了财政预算，而其他人员的工资及办公经费则由经责局从罚没收入返还款中解决。
因为经责局人员多，财政工资拨款指标少，对财政指标如何分配就变得敏感起来。经责局成立之后，财政编制一直没有核定到人头。
汪庆萍等人认为，区审计局的主要领导不按原则、随心所欲地把指标定到人头是极不合理的。“与审计局主要领导有关系的家属、亲戚都有财政指标，而真正的业务骨干却靠边站。”
为此，李坤还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工作了3年、吃着财政饭的同事，不久前还问他一个最基本的会计常识——资产负债表怎么做?
最终让汪庆萍等人给审计长写信的；，则是经责局新近出台的《区经责局2005年工资分配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对未纳入财政发工资的人员，每月由所在科室发给不低于200元的保底工资。”
“他们是想通过这种办法让我们自动辞职，去年有一个行政机关的机构改革办法，每人按工龄每年3000块钱买断，最多不超过6万块。他们是想把这个钱都省下来。”
李坤等人表示，“要不是我们素质高，简直就变态了。”
为生存而审计
“我们现在不是为审计而审计。而是为生存而审计。”李坤说，“如果没有收到钱的话，我们连200元钱都没有，200元也是在收到钱的情况下保底。”
他所说的“收到钱”是指收到罚款。经责局有三个科室，每个科室每年都有罚款任务，一个科室7万元。前两年完成了任务，编外人员的工资也按照档案工资发放。
一位审计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一二月份过年，新的计划项目没有下来，因此没有一分钱的罚没收入，我们的工资也就没有了着落。”
汪庆萍等人认为，实际上近两年经济责任审计局收入呈大幅度增长，但个人收入却日趋下滑，财务人员神神秘秘。因此，他们要求查清经责局自组建以来的账目，他们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因为本身就是从事审计工作的。
汪庆萍等人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举动让审计局领导备感紧张。“我们上午去信访局，下午局里就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她说。
“要悬崖勒马，否则会死得很惨，摔得粉身碎骨。”一位审计人员回忆某位领导的讲话时非常愤慨。
汪庆萍等人还在他们的信里写道， 1995年以后进经责局工作的同志都要交“上岗费”，不交就不发工资，有的同志已经被拖欠达25个月之久。在他们看来，这项收费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记者了解到，汪庆萍1994年进入审计局时交了3000元钱—亡岗费，李坤1997年进入时交了5000元，另一位工作人员洛兆伟2000年进入时则交了1．5万元。另据了解，在这之后进入审计局工作的所交纳的上岗费有的居然达到3万元。
为了解决这些审汁人员反映的问题，襄阳区审计局成立了以分管经责局的审计局党组副书记陈国群为组长、经责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问题凋查处理小组。陈国群将有关问题形成了一份报告，送交区信访局以及分管财贸审计工作的廖有泉副区长。
陈国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分管审计的副区长廖有泉对此报告的答复是，“让审计局内部消化。解决问题。”而襄樊市审计局的答复则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借钱发工资”。
记者在试图釆访襄阳区区长卓越以及廖有泉时，均未果。卓越表示自己是干实事的，并以“三不原则”(不上电视、不登报纸．不发表看法)表示拒绝。
采访廖有泉时则颇富有戏剧性，廖说正在去武汉的火车上，而政府办的人则说他正在开会，没有时间。
谁使人员超标
“襄阳区经责局的人员总数相当于一个地市级审计机关干部总数，这是历史积累下的包袱，前几年，主要领导更新频繁，进入把关不严。”
襄阳审计局局长杨水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釆访寸表示，“我们的审计机关加二级单位，不含离退休的，40人就够用了，而我们现在有149人。”
“襄阳区紧挨襄樊市，一些进不了襄樊市中心的人都选择了襄阳，海宋一任领导，他就会安排亲朋好友到不同的部门上班，所以人越来越多。”陈国群说。
另一位从事了21年审计工作的行政事业科科长刘健说，“襄阳区领导频繁变更，走一个领导就是我们的灾难，走以前，突击进人，进四个都是少的。”
就在记者刚刚离开襄樊的时候，义得到一个消息，4月4日，襄阳审计局又进了一个人。
襄阳区经责局前身为襄阳县审计局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处。据了解，经责局现有人员全部都是在2001年底以前进入到当时的经济责任审计处的，并且部有编委手续。在这期间，人员工资未纳入财政预算，工资由审计局统一发放。从2002年1月开始，财政局才将20名编制的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
2002年10月，离任经济责仟审计处升格为经济责任审计局，为区审计局管理的副科级事业单位。同年11月，区经责局从审计局分离出来，人员全部归位，财务实行独立核算。
陈国群认为，经责局分离出来时，编委应该重新下个文确定单位性质，是差额拨款还是自收自支。然而，到目前为止，襄阳区编办对经济责任审计局的单位性质、人员编制、经费预算都无明确规定。
“近几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向区政府、区编委、区财政局递交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专题报告。”陈国群介绍，“2004年，卓越区长在报告上批示‘此问题以后专题解决’，但此后一直没有结果。” 对汪庆萍等人提出的定编暗箱操作问题，杨永新表示，“他们的说法有失偏颇，怎么定才算公平?吃财政饭的这部分人当年评估时业务不错。我们是保护业务骨干，保骨干才能保发展、保稳定。”
刘健则给记者另一种解释。“已经定到人头的20个编制，实际上99％都是有背景的，真正搞业务懂行的没有几个。向上反映问题的那几个业务还是可以的，他们不是通过正常渠道的考核或素质上不合格淘汰下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一份统计时间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的审计局干部花名册上看到，115名干部的第一学历中，本科1人，大专学历17人，中专学历57人，高中学历35人，还有5人是初中学历。
杨永新对此表示，这些进来的人，有些是学医的，还有是复转军人，专业不对口，需要培训才能上岗。
杨永新说，“襄阳这地，人满为患，这是共性。襄阳财政系统有1000多人，其实 300多人就够了，去年他们也搞竞争上岗，搞到中间就停下来。”
记者采访襄阳区编办赵主任时了解到，人员过多，是过去管理不严造成的。二级事业单位改革还没有开始，对审计局的20人还没有核实定编。
赵主任同时表示，我们不可能突破上面规定的编制数，上面要求编制实行刚性管理，不能超过高压线。
地方审计的财政困扰
“经责局一年维持运转的费用合计需要85万元。但现在只有28人的工资纳入了财政预算，每年预算指标21，4万元，与实际相差60多万元。”陈国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即使在局机关，津补贴加上维持正常运转的费用，缺口也在100万左右。除此之外，我们的档案工资很多项没有发放。”杨永新说，“局机关还好，二级单位情况更惨。”
《瞭望东方周刊》还了解到，出事的前任审计局局长卫军也给现在的襄阳审计留下了很多遗祸。
卫军在任期间，挪用公款140多万。他被捕的时候，审计局共欠外债400多万，包括工程款、单位职工集资、职工工资以及向其他单位的借款。2002年，审计局曾连续8个月未发工资。
陈国群说，我们已经替他还了十几万元。“审计署是中央军，特派办是野战军，我们是地方军，相当于游击队，孤家寡人，小米加步枪。”
“襄阳区原来是农业大县，工业没有支柱产业，地方财政非常紧张，金库经常报警，我们现在就是最低层次地保吃饭、保运转，保稳定。”襄阳区财政局办公室王主任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陈国群在谈到审计面临的困境时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部门都撤并了，再加上国有企业破产，我们基层的审计对象越来越少。相应地，维持运转的罚没收入也减少。很多单位都很穷，查出有问题，也交不起罚款，有的只给500元。像审计署特派办，审的是国有大企业，罚没收入自然就高一些。”
基层审计举步维艰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乡镇机构改革捷报频传的同时，乡镇审计办也面临着新的困境，乡镇机构撤并，七站八所关门取消，乡镇审计办事处审计对象范围逐步缩小。
“监督对象越来越少，一部分人已经离岗创业，现在上班的只有30人。”乡镇审计办事处张郓主任告诉《了望东方周刊》，“随着审计业务的萎缩，现在的人员有点过多，10个人就够了。”
然而，让张郓更担心的是，乡镇审计办事处正面临着被取消的命运。机构取消以后，这些人就是无身份的人了，财政工资没有他们，养老保险更没有他们。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在审计经费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审计局在完成中央、省、市、区下达的审计计划项目之外，还要完成区委、区政府临时交办的审计事项。
一般来说，临时交办审计事项，年初很少有预算安排，没有罚没收入，也没有增拨专项经费，所带来的大量支出，只能靠自身接济。
“现在市里和区委区政府对这个事很关注，也体谅我们的处境，区政府执法部门不只我们一家，要平衡全区，不能对审计特殊照顾。”杨永新说。
在杨永新看来，基层审计机关的困境是共性的，这个困境就是受地方财力的制约，如果地方经济不发展，财政收人不增加，那么，地方审计机关经费保障就不可能缓解。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全国有77％的县建立了经济责任审计机构。“沿海地区，人家是足额预算，加上罚没补充一部分，根本用不完，杭州审计平均每人预算为19万。”杨永新非常羡慕，“像我们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
2005年，中央财政计划安排150亿用来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而均摊下来，还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