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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新诗走到今天已经整整一百年的历程，新诗不仅是语言的改变，更是思想的改变，包括思维模式和感受方式的改变，百年来新诗的历史怎样梳理又如何评价？在创作手法、思想内涵和传播接受上有哪些成败得失？诗歌如何陶染当代青年？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百年之问。诗歌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说是文学体裁中最重要的一个，同时更是传统教化的承载者，即“诗教”传统。孔子说：“诗言志”“不学诗，无以言”。
1917年2月，青年时代的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两只蝴蝶》，与此同时，刘半农、沈伊默、周作人等亦有白话诗在《新青年》发表。不久之后，胡适再次发表诗歌改革理论文章《论新诗》，并出版了第一部个人白话诗集《尝试集》，这一系列的现象被称为“诗界革命”，也被认为是新诗的开端。“诗界革命”这个词汇也并非从胡适开始，早在1899年，梁启超即提出“诗界革命”的命题，并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诗歌主张。1902年，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再次修正“诗界革命”的含义，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艾青则清楚明白地指出，“诗和自由是生命中最可宝贵的”“诗的声音即自由的声音”，其时，鲁迅的《野草》、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的《死水》，成为中国新诗创榛辟莽时期的扛鼎之作。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出自《高晓松184天监狱生活实录：人生还有诗和远方》。有更多的诗人在思考诗和远方。汪国真写到：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坚实而有力量……2015年走红网络的那份最具情怀的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之所以引来那么多的羡慕眼光，说明没有人甘于苟且，没有人甘于放弃诗和远方。“文化自信”是近年来使用的一个高频词，古人云：诗者，天地之心也，诗意不在远方，它就在我们心中。人生自有诗意，时代呼唤新篇章，诗歌需要青年人，青年人也需要诗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
时值“新诗百年”，梳理诗歌现状，在新媒体发达的时代，诗歌又将走向何方？青年的现实生活，是否能够到达“诗和远方”？一个个诗歌热点，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了五位诗人、评论家，进行一次关于诗歌的对话。
徐小泓：非常荣幸与各位老师在此就当下诗歌现状进行深度的探讨。时值新诗百年，回顾历史，诸多前辈诗人给我們留下了宝贵的诗歌财富。但是，时间的脚步来到我们所处的时代，诗歌，可以说面临许多考验。比如：当下媒体时代的到来，涌现出了空前繁荣的诗歌大潮，似乎每个人都在追求“诗和远方”，摒弃所谓的“眼前的苟且”，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更是随处可见诗与歌的和鸣。诗歌，是焕发新的生命高度，还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呢？请诗人、评论家霍俊明老师谈谈他自己的观点。
霍俊明：首先，我要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当下中国诗歌乐此不疲、目迷五色的热闹场面几乎前所未有。与之相比，即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火热一时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也是相形见绌而上不了台面的。我把这个现象称之为——
发达媒体时代的诗歌“热症”
时下主导性的诗歌表象以及多种合力形成的普遍印象是近乎革命性的新媒体和自媒体几乎在一夜之间使得诗歌“回暖”“升温”“火热”“繁荣”——叫好赞叹呼哨声不绝于耳。这对于一向自嗨、自洽、自慰、自我的封闭性循环的小圈子诗歌生态而言自然是一种“乐观化”“大众化”的与时俱进的改观和某种程度的“纠正”——从诗歌文体的本质而言其恰恰是安静的、自我的、小众的。一时无两的媒介交互性和强社交功能使得诗歌话语权、自主权和主动权转向了“个人终端”和“大多数”。在多种渠道的崭新媒介带来的诗歌“红利”利益均沾的同时，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诗人、评论家以及文学教育从业人士却在“乐观”“进步”的表象下恰恰忽略了资本和媒体环境形成的诗歌的诸多问题——一边是王婆卖瓜，一边是牛二横行。尤其是公众、诗人和研究者对新媒体话语的认识不仅不深入、不全面、不客观，而且是几乎忽视了媒体话语的多重性功能。事实是，媒介话语一旦在一个时代受到追捧成为一种主导性权力的话，这种媒介就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且恰恰是形成了话语的强大伦理功能和社会效应，“媒介的形成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尼尔·波兹曼《媒介即隐喻》）。主流和主导性的媒介显然更具有强大的过滤、塑造功能——“新的媒体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甚至无形中形成了新的洗脑方式，这是一种柔软的近乎天鹅绒监狱一样的新一轮的规训，无论是对于诗人还是批评家而言都是如此。主流性的媒体塑造和规训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生态，更多的人却是沉浸其中难以自拔，这样说并非无视媒体的积极功能。
已近乎明日黄花的网络论坛、博客和微博以及正逢其时的诗歌微信群和公众号都使得缺乏共识、辨识度和公信力的现代诗进一步被稀释、压抑和遮蔽，尚未达成的统一性被进一步解体。这样说并不是忽视诗歌的当下“战果”，而是必须正视诗歌的“热症”。我想到诗人北岛的一段话，“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来，‘粉丝现象’基本上相当于小邪教，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教主（作者）骗钱骗色，教徒（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尽管北岛对粉丝文化的观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肯定是击中了一部分要害所在。
新媒体时代刺眼的诗歌热病就是“自我加冕”。君不见过江之鲫一样的籍籍无名的诗歌写作者转眼间就成了“网红”，不知几斤几两更不知廉耻地欢快地冠名为“著名诗人”“代表性诗人”“实力诗人”“杰出诗人”“大师诗人”“新诗百年卓有成绩具有突出贡献的诗人”“国际知名诗人”…… 似乎很多诗歌写作者（不能与“诗人”划等号）一下子就跨入了世界500强。这是真正的厚颜无耻。更为严重的后果还在于，“自我加冕”还导致了受众对现代诗整体水准的误判，并进一步加剧了诗歌的分歧，混淆了诗歌标准。其中各种文化资本的频繁介入和持续发力使得诗人的写作心态随之转捩。诗人在以往的文学界以及社会公共认知范畴内一直体现为“象征资本”，即诗人的效应是通过代表作更多体现为社会名声和知名度，而并没有太多具体可图的经济利益。
当年的诗人昌耀为了能出一本诗集不得不四处发征订广告。而时下随着个人、团体、机构、地方资本和市场运作对诗歌节、诗歌奖和诗歌活动以及诗歌出版、传播的深度参与，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包含炒作、营销因素在内的持续升温的诗歌局面。名目繁多的几百个诗歌奖以及上千万元的奖金对诗歌写作者形成了极大的诱惑。诗人因为能够获得一杯羹和占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而蠢蠢欲动。在这种经济驱动之下诗人的创作心态可以想见。一部分诗人正急于为获奖写作、为基金写作、为红包写作、为采风写作、为浮名写作。与此同时，在新媒体的刺激下一部分诗人的写作虚荣心的爆棚，空前自恋而极度排斥，写作物欲和经济目的性导致功利心的极度膨胀。诗人不再是振臂一呼的民族代言人和时代精英，也不再是多样性现实的有力见证者，不再是时代文学风潮的先锋和弄潮儿，而是沦为了恋物癖、自恋症、自大狂，充斥了恶俗的市侩气。
各种平台和活动现场诗人之间的“互粉利益”“哥们习气”“拉票法则”“打赏刺激”“红包效应”使得毫无底线的吹捧、自嗨、自大泛滥。点击率、转发量、点赞和打赏又进一步强化了写作的虚荣心、诗人的表演欲空前强烈，伴生着急于被认可的浮躁心理，“追求现世现报的‘明白如话’、‘幽你一默’，以恶俗和肉麻当有趣”（陈超）。伪诗和垃圾诗的无处不在形成了格雷欣法则，那些安静的诗人和优秀的文本反而是进一步被遮蔽，进而使得诗歌的甄别、筛选机制受阻。
当下纷至沓来的灌水、互粉、舔屏、炫技、小聪明、扮酷、卖萌、耍帅、献丑、揭私、自爆形成的是诗歌写作中的恶俗现象——低级的励志、作料过期的鸡汤、新闻化的快餐、现实的表层皮屑、观光客的见闻、琐屑的世故、温情的自欺、思想的余唾、文化的二手贩卖、伪民族风、情爱奇观、窥私症患者、精神病式的呓语、专断的民粹、作秀的老派、自封的异见领袖以及低廉的吹鼓手等等。这些三观不正的伪诗还少吗？它们不仅混淆视听而且居然还在大量的拥趸粉丝那里具有摄人心魄的蛊惑力和号召力，并招揽了一大批的仿写者和追随者。这是一次假面舞会的狂欢，是自我加冕的小丑招摇，是不可遏制的诗歌传销，也是诗歌道德的又一次被绑架。不断偏狭和道德化的诗歌生态使得媒介和资本拜物教正在形成，尤其是微信的原教旨主义教徒正在发生效力。
詩人的“个人才能”与“时代”、“现实”和“传统”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任何虚伪、丑恶、自大与浮躁都是一时烟云过耳。面对发达媒介时代的诗歌“热症”以及分化、分层的诗歌现状，亟待重建写作者和批评者的尊严。我们发出的吁求是重新做一个诗人，重新做一个批评者。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徐小泓：非常感谢霍俊明老师条分缕析地阐述了诗歌处于时代“热症”中的现状，表面是为诗歌“泼”了一盆“冷水”，实际上是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从而使“诗歌走向何方”更加明晰与冷静。那么经常与一线作家接触的王冰老师，又有什么样的真知灼见呢？王冰老师，也请您谈谈吧。
王冰：刚才霍俊明老师谈得很好很深刻，不由得让我想起，从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是一个日本作家写的，题目叫《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其中写到的是肉体文学跟现实生活的关系，其主要的观点是两者之间是脱节的，乃至导致出一种结果，就是读者和作者双方，对于逃逸现实生活的肉体放纵的一种憧憬。如果说谁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谁，或者谁以自己的肉体身份暂时博得了读者的一阵欢呼，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如此以来，对于作者和读者双向之间心照不宣的意淫，当下的文学评价系统如何保持自己的镇定和坚持，就成为当下迫切解决的问题了。所以，我认为——
如今的诗歌依旧要远离肉欲
当下这种诗歌创作的倾向，与艺术史上的一些在此方面的探索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创作于1907年的画作《女人》，这件作品是其对于多维空间的首次实验性探索，并由此促成了毕加索同年创作的《亚维农的少女》以及立体主义的诞生，对此，保罗·盖蒂博物馆馆长蒂莫西波茨（Timothy Potts）在其展出时曾评价：“在未来的三个月中，我们将有机会真实体验到现代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之一。即使与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杰作放在一起，这件惊人的现代艺术作品仍保持着大将之风，它宣告了一种新的绘画方式的出现。”今天我们看来，毕加索的创作之所以为人接受并被奉为经典，主要原因是他的艺术创作虽然以肉身作为创作的内容，但不是以肉欲为其创作目的的。但是如今，有些写作者在自己无法也没有能力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行进时，只好以展示肉欲这种低下的方式去博得人们一时的关注，他们已经远离了艺术的道路，这是我们需要抵制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艺术创作中，当人类的最后屏障和底线被洞穿之时，就需要众多正直的艺术家和读者，依据他们良好的价值系统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而且从人的社会性来说，人是讲究精神的，社会向前的趋向性，把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存在聚合成为群体，而一个艺术家身在其中，他的美学观念也是其所在社会的社会美学的一部分，于是对于肉欲的宣扬，终究会在社会的评价系统中成为自己创作的一个污点。
众所周知，人类区别于别的动物的原因并不是长相，而是人类历经几千年所渐渐形成的价值系统。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是以精神成长作为标志脱离动物界的，这意味着除了肉体的存在之外，人还有一种精神的存在，而确定人的特征以及人的意义的，很大程度上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尤其是在群体性当中，我们更会发觉，所有个体都要自觉维系其中的社会价值系统，比如判断善恶、美丑、真假的尺度和标准等等，恰恰是这个东西为人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持，决定着人的艺术限度和创作起点。因此每个人只有对此有所担当，才能维系人类过有尊严生活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在创作中逾越了这个屏障，艺术就会很快走到生死之境的边缘，那时候再去做出调整，是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力量的。 当然，从某一个角度说，人类精神就根植于我们肉感的、本能的和直觉的肉体中，感觉和情绪的生命也是来源于肉体的生命，但是，我们只有责任去回护它，而不是去放纵它，我们的身体和精神才可以得救，如果写作成了下半身的冲动，诗歌的美感和意义何在？
我们知道，亚当与夏娃吃了苹果以后，便有了罪恶的开端，可怕的不是他们一下就拥有的智慧，而是他们获得智慧后的放纵，从那以后，人身上存在的灵与肉之间的对立，就把一些真正的诗人和真正的诗歌給毁灭了，因此，我们还是要用心中的光与力让自己诗歌的翅膀坚硬起来，飞翔起来，去到精神的天空中翱翔。
因此，如今的诗歌依旧要强化其中的精神气质，远离肉欲的迷离与迷乱。
徐小泓：是的，诗歌能够给读者带来精神的翅膀，即使在当下平凡的生活，也能抵达心灵的远方。我来自厦门，和舒婷老师也算是忘年交，我记得她说过自己对语言有种“洁癖”：“以前有个朋友告诉我，你这样的语言洁癖，迟早会把自己累死，也会把读者累死。”她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既要继承传统语言精华，又要及时吸纳当下语言的活力。这样的观点正是我所赞同的——
语言的洁癖带来诗歌的温度
当下诗歌大潮汹涌而来，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民读诗写诗”的时代，君不见各种公号满天飞，什么“睡前读一首诗”“为你写一首诗”等等，诸如此类的推广平台为诗歌推波助澜。诗歌热点不断，从“乌青体”“梨花体”再到余秀华现象，不断刷新读者的阅读体验，包括前不久被刷屏的范雨素，也因文章第一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而爆红。所以放眼望去，人人都爱读诗，人人都可以写诗。这样的好处是，诗歌成为全民之事，谁想写就能上网写。但是读者也越来越疑惑，因为他们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伟大诗人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对“诗人”的唯恐避之不及再到当下人人追求“诗和远方”，这样的变化，是可喜的，是值得庆幸的。但也应令真正的诗人警惕。
“怀疑并非信仰的反面，而是信仰的一种要素。”罗曼·罗兰的这句话我很喜欢，在泥沙俱下的诗歌大潮中，你需要信仰，以及怀疑。万物万象，都在大浪淘沙中移形换影，即使时空的更迭交错，也仅仅是一时的迷离，遭遇不到重复的两个自己。所幸的是，借助诗歌的力量，即使四维空间里的尘埃，也能如约到达。诗歌的高贵，就是这样，抵达内心现场，抵达灵魂脉络。所以，诗歌语言的节制，显得尤为珍贵。如果诗歌拒绝隐秘的洁癖，那么这首诗就失去它应有的温度，成为一首“僵诗”。当下太多的诗歌，情感的泛滥、语言的泛滥、节奏的泛滥，让诗成为“自我”宣泄的出口，而不能抵达读者内心的痛点。特别是诗歌表象呈现给读者的体验，如果失去语言洁癖带来的阅读审美，势必无法在诗歌创作中打开新的洞见，势必会在诗歌大潮中失去自我的判断以及取舍。
徐小泓：那么如何把握住语言的节制呢？诗歌创作中的“口语诗”是不是意味着就不存在节制呢？“口语诗”在当下诗歌的生存状态褒贬不一，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的王久辛老师，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让我们倾听“十佳军旅诗人”王久辛老师崇论闳议——
王久辛：感谢你们请我来谈这个问题。首先，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口语诗”这个“命名”还没有的时候，我已经用口语的方式写了“口语诗”。而且不是十句八句、三十句五十句的那种“脑筋急转弯儿”式的、“抖个小机灵”式的“口语诗”，而是一千两百多行的长诗《柠檬色》，首发于1999年第5期的《大家》杂志。那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杂志，今天写“口语诗”的人估计都看过。在这本杂志发表我的这首长诗的文尾，标注的写作日期是：“1987年3月9日，草。1988年3月28日改完。1997年8月4日删定。”需要补充的是：在我之前，周涛写过五千行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那也都是口语式的写作，发表在1980-1983年的《昆仑》和《中国西部文学》；在周涛之前的更早时期口语式的写作可以追溯到胡适、刘半农、臧克家时期……我这样说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个事实：用口语进行诗歌的探索，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不要急着命名，才一百年，还没到盘点的时候。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
我歌唱——创造
当年我用口语的方式写长诗《柠檬色》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实验，就像我用古代文言文及诗词的方式写新诗一样，是作为实验式的写作；我也曾用陕北民歌做过实验，写过新诗，如400行的新民歌体长诗《翻身道情》，题目都是直接用的陕北民歌的名字。因为我认为汉语言的表达方式是非常丰富的，有理想志向的诗人，就是要不断地进行实验，来触摸汉语，发现汉语尚未发现的语言空间，打开所有能够打开的语言空间的道路，以加大语言的表现力和语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性。所以诗人，尤其是一个有清醒自觉意识的诗人，他一定会对语言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当他发现一种语言方式已经变得泛滥成灾、庸俗不堪的时候，他就会躲开并寻找新的语言方式和新的语言情境去创造，努力地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去试探、去探索、去开创，以打通它们与汉语的各种各样的联系，使这样的联系变得可感、可触、可尝、可嗅，畅通无阻、天马行空，有色彩有声音有味道，当然，更有思想。好的诗歌、成功的诗歌，就是语言表达思想情感最酣畅淋漓的诗歌。我是这样认为的。
新诗走到今天已经一百年了，从郭沫若到闻一多，从艾青到贺敬之、郭小川，从白桦到张永枚……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真正的诗歌大家都不一样，他们都有极其清醒的语言创造的自觉性。他们不是把现成的语言，比如，我们传统的对对子拿来用，简单明了。而是同一样思想、同一个发现，他们总是试图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表达、去表现、去创造。所以汉语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五彩缤纷的，也是各有千秋的。他们实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的极致，达到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够在汉语的基础上实现的飞跃。我对我们所有前辈的诗人都充满了敬畏、敬佩和敬仰。
我前不久就刚刚完成一首1300多行的长诗，已经给了一家重要的文学刊物。说到我当前的创作，我想说的是：我一直关注、研究、琢磨着推动人类进步与和平发展的真正的力量究竟是什么？环顾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的前十七年，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的命运。哪些事情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哪些地方是需要文明世界去关怀的。我就为进步的去讴歌，为倒退的去批判，把自己对汉语言学习中获得的一切储备发挥出来，去创造语言的奇迹、审美的奇迹，尽其所有，无论功过。我认为，这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使命和担当。 就诗歌艺术来说，我想的更多的是，怎样激活中国的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重新焕发出新的更有表现力的、更能够表达诗人情感极致的语言和那样的创造。我不会在各种各样的观念中玩游戏，我要真相和对真相的判断，我就是直接要，不绕弯，然后决定是讴歌还是批判。我觉得，这个世界最值得歌颂的是创造。推动人类进步的是创造、是智慧、是科技、是艺术、是人的无尽的潜能。民主自由当然是好东西，但并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真正的力量。那些与创造比起来，就是小巫見大巫。回顾人类社会走到今天的所有历史，我们会发现：是“创造”创造了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的你对我不对，拯救人类、推动人类进步的是创造。是科学的创造、思想的创造、哲学的创造、艺术的创造，创造可以解决所有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微信，比如说网络。他实现了民主实现不了的民主；自由实现不了的自由。创造实现了，人们嘴上说的自由而实际上实现不了的自由。这，就是创造实现的自由，创造实现的民主。没有创造，说不上什么民主，更谈不上什么自由。所以我歌唱创造。
徐小泓：王久辛老师之所言真是振聋发聩啊！我们后辈诗人当为深度学习！那么您对当下的年轻诗人有什么建议或者祝福吗？
王久辛：对于后辈诗人，我希望他们都能到中国56个民族的语言中去发现鲜活的语言，去努力地整合汉民族丰富的语言资源。同时关注着人类的命运和发展。以创造的精神，以前无古人的创造精神，大胆地无所畏惧地自由地纵情地去——创造。
徐小泓：特别感谢王久辛老师对年轻诗人的期望和祝福！那么作为80后诗人王少勇，这个深深热爱诗歌的年轻人，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有什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呢？
王少勇：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很荣幸，能和我景仰的老师一起探讨诗歌，我认为诗歌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想说的——
有诗住在我的身体里
常在梦里读诗，一行一行，觉得真好。醒来清晰记得读诗的感觉，而诗却一句也没记住。在我身体的深处，有一个更加真实的我，他偶尔写一首诗。或许我一生的尝试，就是为了结识他，复述他写下的诗句。
如今我写过几句打动自己的诗，我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它们就像樱桃从樱桃树上长出来，就像头发从我的脑袋上长出来。万物的生长和凋谢多么迷人，无法用人工雕琢的事物多么迷人。
今天刚看到一则新闻，一个电脑程序会写诗，还写得像模像样，甚至在报刊上大量发表。真是让人悲哀。把写诗都当成游戏，人生就真的是一场游戏了。而当下确实有很多装模作样写得很像诗的诗，故弄玄虚，生造词语，堆砌意象，却没有一点儿情绪在里面，没有一点作者的体温在里面。这样的诗，这样的诗人，迷惑了一些读者，败坏了写作风气，伤害了诗歌。
技术流是一个伪命题。写诗确实是一门必须经过训练的高超技艺。但写诗不是汽车维修，不是外科手术。如果我们谈论诗歌时先谈论技术，就意味着我们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如果一件事情让你想要刻意用点技巧的话，那就说明你尚未产生纯粹的热爱，无论是对诗还是对人。写诗的技术更像游泳，是一种本能，是无意识的技术。手脚的动作，呼吸，是自然连贯和协调起来的。如果做出一个动作后还要思考下一个动作是什么，肯定就沉下去了。
我甚至认为，当我们谈论诗歌时也不应过分地谈论语言。诗的语言千锤百炼，极尽简约，澄明透亮，是舞蹈是音乐，带着写作者的体温和气息，这是常识。如果连语言都不过关，谈何写诗。语言是最基本的材料，也是唯一的材料，而材料属于建筑前的准备工作。每个诗人都会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和体系，建成的房子有的是石室，有的是水晶宫。但形成哪种风格，不是刻意为之的，取决于血液。因此，应该关注语言的是评论家而不是诗人。
当我们谈论诗歌时，最应该谈论的是心和眼泪。我们有没有一颗诗心？有没有充足的眼泪？
如果你看到一只麻雀刚刚失去了母亲，却没有感到揪心的疼。如果月亮穿过云层时，你的心里没有任何光影的变化。如果你面对大自然的壮美从未痛哭流涕。如果你瞻前顾后不敢大醉一场不敢爱不敢义无反顾地付出不敢喊出自己的真心话不敢抛出自己。那么就请不要玷污诗歌了。
诗的世界是我们透过泪水看到的世界。诗是我们眼泪流淌出来的泪水。
我们永远不是在写这个时代的痛，而是在写自身的痛。我们永远不是在写这个时代的爱，而是在写自己的爱。凡是想要代言什么的人，都是虚伪的。写什么不是问题，想什么才是问题，知道自己想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写小悲哀，我尽可以写我的大爱情。
流泪不是为了故作性情，不是为了博得同情。写诗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出版诗集。当一首诗不写出来能要了自己的命时，好诗可能就发生了。一切都在悄然发生，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只要我的心足够安静，足够虔诚，我身体里的那个我，那个诗人，就会握住我拿笔的手。
人类文明的长河流淌至今，这世界终于等来了我的眼睛我的胸膛，我必然有一些感受是崭新的，我必然有某个视角与众不同。我一边要完全敞开自己，去感受，去领悟，让每一缕阳光每一阵风都穿透我，让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穿透我。我一边还要不断地向内向内，去寻找自己，了解自己。这是终其一生的事业，这是一个写诗者的信仰。
诗和人不可能分开。写诗就是在写自己，不把人生过得像一首诗的人，写不出什么好诗。生活中的美都不能发现，还能上升到诗歌？生活中的丑都能妥协，诗的模样多半也很丑。是的，诗人以美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
有诗住在我的身体里，我的诗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那是我独一无二的身体，没有任何一个器官移植自他人。有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智慧甚至可以飞翔的我从我的身体里长出来。我的一生，就是他成形的过程。当我死了，他会代替我继续成长。我希望他配得上那个名字——诗歌。
徐小泓：是的，诗歌不死。诗歌是语言的重新创造，这些诗的语言就如同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自然、和谐。只要扎根于厚实的土壤，生命之树必将挂满饱满多汁的成果。特别感谢王久辛老师、霍俊明老师、王冰老师以及“80后”诗人王少勇，感谢大家今天的分享，也祝福各位老师！新诗百年，开启新的征程。相信诗歌将走向更广阔的远方，推动文化事业新一轮的繁荣发展。谢谢！
责任编辑 陈晰
1917年2月，青年时代的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两只蝴蝶》，与此同时，刘半农、沈伊默、周作人等亦有白话诗在《新青年》发表。不久之后，胡适再次发表诗歌改革理论文章《论新诗》，并出版了第一部个人白话诗集《尝试集》，这一系列的现象被称为“诗界革命”，也被认为是新诗的开端。“诗界革命”这个词汇也并非从胡适开始，早在1899年，梁启超即提出“诗界革命”的命题，并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诗歌主张。1902年，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再次修正“诗界革命”的含义，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艾青则清楚明白地指出，“诗和自由是生命中最可宝贵的”“诗的声音即自由的声音”，其时，鲁迅的《野草》、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的《死水》，成为中国新诗创榛辟莽时期的扛鼎之作。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出自《高晓松184天监狱生活实录：人生还有诗和远方》。有更多的诗人在思考诗和远方。汪国真写到：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坚实而有力量……2015年走红网络的那份最具情怀的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之所以引来那么多的羡慕眼光，说明没有人甘于苟且，没有人甘于放弃诗和远方。“文化自信”是近年来使用的一个高频词，古人云：诗者，天地之心也，诗意不在远方，它就在我们心中。人生自有诗意，时代呼唤新篇章，诗歌需要青年人，青年人也需要诗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
时值“新诗百年”，梳理诗歌现状，在新媒体发达的时代，诗歌又将走向何方？青年的现实生活，是否能够到达“诗和远方”？一个个诗歌热点，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了五位诗人、评论家，进行一次关于诗歌的对话。
徐小泓：非常荣幸与各位老师在此就当下诗歌现状进行深度的探讨。时值新诗百年，回顾历史，诸多前辈诗人给我們留下了宝贵的诗歌财富。但是，时间的脚步来到我们所处的时代，诗歌，可以说面临许多考验。比如：当下媒体时代的到来，涌现出了空前繁荣的诗歌大潮，似乎每个人都在追求“诗和远方”，摒弃所谓的“眼前的苟且”，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更是随处可见诗与歌的和鸣。诗歌，是焕发新的生命高度，还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呢？请诗人、评论家霍俊明老师谈谈他自己的观点。
霍俊明：首先，我要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当下中国诗歌乐此不疲、目迷五色的热闹场面几乎前所未有。与之相比，即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火热一时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也是相形见绌而上不了台面的。我把这个现象称之为——
发达媒体时代的诗歌“热症”
时下主导性的诗歌表象以及多种合力形成的普遍印象是近乎革命性的新媒体和自媒体几乎在一夜之间使得诗歌“回暖”“升温”“火热”“繁荣”——叫好赞叹呼哨声不绝于耳。这对于一向自嗨、自洽、自慰、自我的封闭性循环的小圈子诗歌生态而言自然是一种“乐观化”“大众化”的与时俱进的改观和某种程度的“纠正”——从诗歌文体的本质而言其恰恰是安静的、自我的、小众的。一时无两的媒介交互性和强社交功能使得诗歌话语权、自主权和主动权转向了“个人终端”和“大多数”。在多种渠道的崭新媒介带来的诗歌“红利”利益均沾的同时，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诗人、评论家以及文学教育从业人士却在“乐观”“进步”的表象下恰恰忽略了资本和媒体环境形成的诗歌的诸多问题——一边是王婆卖瓜，一边是牛二横行。尤其是公众、诗人和研究者对新媒体话语的认识不仅不深入、不全面、不客观，而且是几乎忽视了媒体话语的多重性功能。事实是，媒介话语一旦在一个时代受到追捧成为一种主导性权力的话，这种媒介就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且恰恰是形成了话语的强大伦理功能和社会效应，“媒介的形成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尼尔·波兹曼《媒介即隐喻》）。主流和主导性的媒介显然更具有强大的过滤、塑造功能——“新的媒体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甚至无形中形成了新的洗脑方式，这是一种柔软的近乎天鹅绒监狱一样的新一轮的规训，无论是对于诗人还是批评家而言都是如此。主流性的媒体塑造和规训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生态，更多的人却是沉浸其中难以自拔，这样说并非无视媒体的积极功能。
已近乎明日黄花的网络论坛、博客和微博以及正逢其时的诗歌微信群和公众号都使得缺乏共识、辨识度和公信力的现代诗进一步被稀释、压抑和遮蔽，尚未达成的统一性被进一步解体。这样说并不是忽视诗歌的当下“战果”，而是必须正视诗歌的“热症”。我想到诗人北岛的一段话，“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来，‘粉丝现象’基本上相当于小邪教，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教主（作者）骗钱骗色，教徒（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尽管北岛对粉丝文化的观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肯定是击中了一部分要害所在。
新媒体时代刺眼的诗歌热病就是“自我加冕”。君不见过江之鲫一样的籍籍无名的诗歌写作者转眼间就成了“网红”，不知几斤几两更不知廉耻地欢快地冠名为“著名诗人”“代表性诗人”“实力诗人”“杰出诗人”“大师诗人”“新诗百年卓有成绩具有突出贡献的诗人”“国际知名诗人”…… 似乎很多诗歌写作者（不能与“诗人”划等号）一下子就跨入了世界500强。这是真正的厚颜无耻。更为严重的后果还在于，“自我加冕”还导致了受众对现代诗整体水准的误判，并进一步加剧了诗歌的分歧，混淆了诗歌标准。其中各种文化资本的频繁介入和持续发力使得诗人的写作心态随之转捩。诗人在以往的文学界以及社会公共认知范畴内一直体现为“象征资本”，即诗人的效应是通过代表作更多体现为社会名声和知名度，而并没有太多具体可图的经济利益。
当年的诗人昌耀为了能出一本诗集不得不四处发征订广告。而时下随着个人、团体、机构、地方资本和市场运作对诗歌节、诗歌奖和诗歌活动以及诗歌出版、传播的深度参与，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包含炒作、营销因素在内的持续升温的诗歌局面。名目繁多的几百个诗歌奖以及上千万元的奖金对诗歌写作者形成了极大的诱惑。诗人因为能够获得一杯羹和占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而蠢蠢欲动。在这种经济驱动之下诗人的创作心态可以想见。一部分诗人正急于为获奖写作、为基金写作、为红包写作、为采风写作、为浮名写作。与此同时，在新媒体的刺激下一部分诗人的写作虚荣心的爆棚，空前自恋而极度排斥，写作物欲和经济目的性导致功利心的极度膨胀。诗人不再是振臂一呼的民族代言人和时代精英，也不再是多样性现实的有力见证者，不再是时代文学风潮的先锋和弄潮儿，而是沦为了恋物癖、自恋症、自大狂，充斥了恶俗的市侩气。
各种平台和活动现场诗人之间的“互粉利益”“哥们习气”“拉票法则”“打赏刺激”“红包效应”使得毫无底线的吹捧、自嗨、自大泛滥。点击率、转发量、点赞和打赏又进一步强化了写作的虚荣心、诗人的表演欲空前强烈，伴生着急于被认可的浮躁心理，“追求现世现报的‘明白如话’、‘幽你一默’，以恶俗和肉麻当有趣”（陈超）。伪诗和垃圾诗的无处不在形成了格雷欣法则，那些安静的诗人和优秀的文本反而是进一步被遮蔽，进而使得诗歌的甄别、筛选机制受阻。
当下纷至沓来的灌水、互粉、舔屏、炫技、小聪明、扮酷、卖萌、耍帅、献丑、揭私、自爆形成的是诗歌写作中的恶俗现象——低级的励志、作料过期的鸡汤、新闻化的快餐、现实的表层皮屑、观光客的见闻、琐屑的世故、温情的自欺、思想的余唾、文化的二手贩卖、伪民族风、情爱奇观、窥私症患者、精神病式的呓语、专断的民粹、作秀的老派、自封的异见领袖以及低廉的吹鼓手等等。这些三观不正的伪诗还少吗？它们不仅混淆视听而且居然还在大量的拥趸粉丝那里具有摄人心魄的蛊惑力和号召力，并招揽了一大批的仿写者和追随者。这是一次假面舞会的狂欢，是自我加冕的小丑招摇，是不可遏制的诗歌传销，也是诗歌道德的又一次被绑架。不断偏狭和道德化的诗歌生态使得媒介和资本拜物教正在形成，尤其是微信的原教旨主义教徒正在发生效力。
詩人的“个人才能”与“时代”、“现实”和“传统”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任何虚伪、丑恶、自大与浮躁都是一时烟云过耳。面对发达媒介时代的诗歌“热症”以及分化、分层的诗歌现状，亟待重建写作者和批评者的尊严。我们发出的吁求是重新做一个诗人，重新做一个批评者。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徐小泓：非常感谢霍俊明老师条分缕析地阐述了诗歌处于时代“热症”中的现状，表面是为诗歌“泼”了一盆“冷水”，实际上是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从而使“诗歌走向何方”更加明晰与冷静。那么经常与一线作家接触的王冰老师，又有什么样的真知灼见呢？王冰老师，也请您谈谈吧。
王冰：刚才霍俊明老师谈得很好很深刻，不由得让我想起，从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是一个日本作家写的，题目叫《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其中写到的是肉体文学跟现实生活的关系，其主要的观点是两者之间是脱节的，乃至导致出一种结果，就是读者和作者双方，对于逃逸现实生活的肉体放纵的一种憧憬。如果说谁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谁，或者谁以自己的肉体身份暂时博得了读者的一阵欢呼，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如此以来，对于作者和读者双向之间心照不宣的意淫，当下的文学评价系统如何保持自己的镇定和坚持，就成为当下迫切解决的问题了。所以，我认为——
如今的诗歌依旧要远离肉欲
当下这种诗歌创作的倾向，与艺术史上的一些在此方面的探索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创作于1907年的画作《女人》，这件作品是其对于多维空间的首次实验性探索，并由此促成了毕加索同年创作的《亚维农的少女》以及立体主义的诞生，对此，保罗·盖蒂博物馆馆长蒂莫西波茨（Timothy Potts）在其展出时曾评价：“在未来的三个月中，我们将有机会真实体验到现代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之一。即使与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杰作放在一起，这件惊人的现代艺术作品仍保持着大将之风，它宣告了一种新的绘画方式的出现。”今天我们看来，毕加索的创作之所以为人接受并被奉为经典，主要原因是他的艺术创作虽然以肉身作为创作的内容，但不是以肉欲为其创作目的的。但是如今，有些写作者在自己无法也没有能力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行进时，只好以展示肉欲这种低下的方式去博得人们一时的关注，他们已经远离了艺术的道路，这是我们需要抵制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艺术创作中，当人类的最后屏障和底线被洞穿之时，就需要众多正直的艺术家和读者，依据他们良好的价值系统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而且从人的社会性来说，人是讲究精神的，社会向前的趋向性，把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存在聚合成为群体，而一个艺术家身在其中，他的美学观念也是其所在社会的社会美学的一部分，于是对于肉欲的宣扬，终究会在社会的评价系统中成为自己创作的一个污点。
众所周知，人类区别于别的动物的原因并不是长相，而是人类历经几千年所渐渐形成的价值系统。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是以精神成长作为标志脱离动物界的，这意味着除了肉体的存在之外，人还有一种精神的存在，而确定人的特征以及人的意义的，很大程度上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尤其是在群体性当中，我们更会发觉，所有个体都要自觉维系其中的社会价值系统，比如判断善恶、美丑、真假的尺度和标准等等，恰恰是这个东西为人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持，决定着人的艺术限度和创作起点。因此每个人只有对此有所担当，才能维系人类过有尊严生活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在创作中逾越了这个屏障，艺术就会很快走到生死之境的边缘，那时候再去做出调整，是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力量的。 当然，从某一个角度说，人类精神就根植于我们肉感的、本能的和直觉的肉体中，感觉和情绪的生命也是来源于肉体的生命，但是，我们只有责任去回护它，而不是去放纵它，我们的身体和精神才可以得救，如果写作成了下半身的冲动，诗歌的美感和意义何在？
我们知道，亚当与夏娃吃了苹果以后，便有了罪恶的开端，可怕的不是他们一下就拥有的智慧，而是他们获得智慧后的放纵，从那以后，人身上存在的灵与肉之间的对立，就把一些真正的诗人和真正的诗歌給毁灭了，因此，我们还是要用心中的光与力让自己诗歌的翅膀坚硬起来，飞翔起来，去到精神的天空中翱翔。
因此，如今的诗歌依旧要强化其中的精神气质，远离肉欲的迷离与迷乱。
徐小泓：是的，诗歌能够给读者带来精神的翅膀，即使在当下平凡的生活，也能抵达心灵的远方。我来自厦门，和舒婷老师也算是忘年交，我记得她说过自己对语言有种“洁癖”：“以前有个朋友告诉我，你这样的语言洁癖，迟早会把自己累死，也会把读者累死。”她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既要继承传统语言精华，又要及时吸纳当下语言的活力。这样的观点正是我所赞同的——
语言的洁癖带来诗歌的温度
当下诗歌大潮汹涌而来，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民读诗写诗”的时代，君不见各种公号满天飞，什么“睡前读一首诗”“为你写一首诗”等等，诸如此类的推广平台为诗歌推波助澜。诗歌热点不断，从“乌青体”“梨花体”再到余秀华现象，不断刷新读者的阅读体验，包括前不久被刷屏的范雨素，也因文章第一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而爆红。所以放眼望去，人人都爱读诗，人人都可以写诗。这样的好处是，诗歌成为全民之事，谁想写就能上网写。但是读者也越来越疑惑，因为他们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伟大诗人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对“诗人”的唯恐避之不及再到当下人人追求“诗和远方”，这样的变化，是可喜的，是值得庆幸的。但也应令真正的诗人警惕。
“怀疑并非信仰的反面，而是信仰的一种要素。”罗曼·罗兰的这句话我很喜欢，在泥沙俱下的诗歌大潮中，你需要信仰，以及怀疑。万物万象，都在大浪淘沙中移形换影，即使时空的更迭交错，也仅仅是一时的迷离，遭遇不到重复的两个自己。所幸的是，借助诗歌的力量，即使四维空间里的尘埃，也能如约到达。诗歌的高贵，就是这样，抵达内心现场，抵达灵魂脉络。所以，诗歌语言的节制，显得尤为珍贵。如果诗歌拒绝隐秘的洁癖，那么这首诗就失去它应有的温度，成为一首“僵诗”。当下太多的诗歌，情感的泛滥、语言的泛滥、节奏的泛滥，让诗成为“自我”宣泄的出口，而不能抵达读者内心的痛点。特别是诗歌表象呈现给读者的体验，如果失去语言洁癖带来的阅读审美，势必无法在诗歌创作中打开新的洞见，势必会在诗歌大潮中失去自我的判断以及取舍。
徐小泓：那么如何把握住语言的节制呢？诗歌创作中的“口语诗”是不是意味着就不存在节制呢？“口语诗”在当下诗歌的生存状态褒贬不一，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的王久辛老师，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让我们倾听“十佳军旅诗人”王久辛老师崇论闳议——
王久辛：感谢你们请我来谈这个问题。首先，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口语诗”这个“命名”还没有的时候，我已经用口语的方式写了“口语诗”。而且不是十句八句、三十句五十句的那种“脑筋急转弯儿”式的、“抖个小机灵”式的“口语诗”，而是一千两百多行的长诗《柠檬色》，首发于1999年第5期的《大家》杂志。那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杂志，今天写“口语诗”的人估计都看过。在这本杂志发表我的这首长诗的文尾，标注的写作日期是：“1987年3月9日，草。1988年3月28日改完。1997年8月4日删定。”需要补充的是：在我之前，周涛写过五千行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那也都是口语式的写作，发表在1980-1983年的《昆仑》和《中国西部文学》；在周涛之前的更早时期口语式的写作可以追溯到胡适、刘半农、臧克家时期……我这样说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个事实：用口语进行诗歌的探索，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不要急着命名，才一百年，还没到盘点的时候。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
我歌唱——创造
当年我用口语的方式写长诗《柠檬色》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实验，就像我用古代文言文及诗词的方式写新诗一样，是作为实验式的写作；我也曾用陕北民歌做过实验，写过新诗，如400行的新民歌体长诗《翻身道情》，题目都是直接用的陕北民歌的名字。因为我认为汉语言的表达方式是非常丰富的，有理想志向的诗人，就是要不断地进行实验，来触摸汉语，发现汉语尚未发现的语言空间，打开所有能够打开的语言空间的道路，以加大语言的表现力和语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性。所以诗人，尤其是一个有清醒自觉意识的诗人，他一定会对语言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当他发现一种语言方式已经变得泛滥成灾、庸俗不堪的时候，他就会躲开并寻找新的语言方式和新的语言情境去创造，努力地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去试探、去探索、去开创，以打通它们与汉语的各种各样的联系，使这样的联系变得可感、可触、可尝、可嗅，畅通无阻、天马行空，有色彩有声音有味道，当然，更有思想。好的诗歌、成功的诗歌，就是语言表达思想情感最酣畅淋漓的诗歌。我是这样认为的。
新诗走到今天已经一百年了，从郭沫若到闻一多，从艾青到贺敬之、郭小川，从白桦到张永枚……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真正的诗歌大家都不一样，他们都有极其清醒的语言创造的自觉性。他们不是把现成的语言，比如，我们传统的对对子拿来用，简单明了。而是同一样思想、同一个发现，他们总是试图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表达、去表现、去创造。所以汉语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五彩缤纷的，也是各有千秋的。他们实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的极致，达到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够在汉语的基础上实现的飞跃。我对我们所有前辈的诗人都充满了敬畏、敬佩和敬仰。
我前不久就刚刚完成一首1300多行的长诗，已经给了一家重要的文学刊物。说到我当前的创作，我想说的是：我一直关注、研究、琢磨着推动人类进步与和平发展的真正的力量究竟是什么？环顾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的前十七年，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的命运。哪些事情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哪些地方是需要文明世界去关怀的。我就为进步的去讴歌，为倒退的去批判，把自己对汉语言学习中获得的一切储备发挥出来，去创造语言的奇迹、审美的奇迹，尽其所有，无论功过。我认为，这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使命和担当。 就诗歌艺术来说，我想的更多的是，怎样激活中国的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重新焕发出新的更有表现力的、更能够表达诗人情感极致的语言和那样的创造。我不会在各种各样的观念中玩游戏，我要真相和对真相的判断，我就是直接要，不绕弯，然后决定是讴歌还是批判。我觉得，这个世界最值得歌颂的是创造。推动人类进步的是创造、是智慧、是科技、是艺术、是人的无尽的潜能。民主自由当然是好东西，但并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真正的力量。那些与创造比起来，就是小巫見大巫。回顾人类社会走到今天的所有历史，我们会发现：是“创造”创造了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的你对我不对，拯救人类、推动人类进步的是创造。是科学的创造、思想的创造、哲学的创造、艺术的创造，创造可以解决所有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微信，比如说网络。他实现了民主实现不了的民主；自由实现不了的自由。创造实现了，人们嘴上说的自由而实际上实现不了的自由。这，就是创造实现的自由，创造实现的民主。没有创造，说不上什么民主，更谈不上什么自由。所以我歌唱创造。
徐小泓：王久辛老师之所言真是振聋发聩啊！我们后辈诗人当为深度学习！那么您对当下的年轻诗人有什么建议或者祝福吗？
王久辛：对于后辈诗人，我希望他们都能到中国56个民族的语言中去发现鲜活的语言，去努力地整合汉民族丰富的语言资源。同时关注着人类的命运和发展。以创造的精神，以前无古人的创造精神，大胆地无所畏惧地自由地纵情地去——创造。
徐小泓：特别感谢王久辛老师对年轻诗人的期望和祝福！那么作为80后诗人王少勇，这个深深热爱诗歌的年轻人，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有什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呢？
王少勇：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很荣幸，能和我景仰的老师一起探讨诗歌，我认为诗歌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想说的——
有诗住在我的身体里
常在梦里读诗，一行一行，觉得真好。醒来清晰记得读诗的感觉，而诗却一句也没记住。在我身体的深处，有一个更加真实的我，他偶尔写一首诗。或许我一生的尝试，就是为了结识他，复述他写下的诗句。
如今我写过几句打动自己的诗，我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它们就像樱桃从樱桃树上长出来，就像头发从我的脑袋上长出来。万物的生长和凋谢多么迷人，无法用人工雕琢的事物多么迷人。
今天刚看到一则新闻，一个电脑程序会写诗，还写得像模像样，甚至在报刊上大量发表。真是让人悲哀。把写诗都当成游戏，人生就真的是一场游戏了。而当下确实有很多装模作样写得很像诗的诗，故弄玄虚，生造词语，堆砌意象，却没有一点儿情绪在里面，没有一点作者的体温在里面。这样的诗，这样的诗人，迷惑了一些读者，败坏了写作风气，伤害了诗歌。
技术流是一个伪命题。写诗确实是一门必须经过训练的高超技艺。但写诗不是汽车维修，不是外科手术。如果我们谈论诗歌时先谈论技术，就意味着我们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如果一件事情让你想要刻意用点技巧的话，那就说明你尚未产生纯粹的热爱，无论是对诗还是对人。写诗的技术更像游泳，是一种本能，是无意识的技术。手脚的动作，呼吸，是自然连贯和协调起来的。如果做出一个动作后还要思考下一个动作是什么，肯定就沉下去了。
我甚至认为，当我们谈论诗歌时也不应过分地谈论语言。诗的语言千锤百炼，极尽简约，澄明透亮，是舞蹈是音乐，带着写作者的体温和气息，这是常识。如果连语言都不过关，谈何写诗。语言是最基本的材料，也是唯一的材料，而材料属于建筑前的准备工作。每个诗人都会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和体系，建成的房子有的是石室，有的是水晶宫。但形成哪种风格，不是刻意为之的，取决于血液。因此，应该关注语言的是评论家而不是诗人。
当我们谈论诗歌时，最应该谈论的是心和眼泪。我们有没有一颗诗心？有没有充足的眼泪？
如果你看到一只麻雀刚刚失去了母亲，却没有感到揪心的疼。如果月亮穿过云层时，你的心里没有任何光影的变化。如果你面对大自然的壮美从未痛哭流涕。如果你瞻前顾后不敢大醉一场不敢爱不敢义无反顾地付出不敢喊出自己的真心话不敢抛出自己。那么就请不要玷污诗歌了。
诗的世界是我们透过泪水看到的世界。诗是我们眼泪流淌出来的泪水。
我们永远不是在写这个时代的痛，而是在写自身的痛。我们永远不是在写这个时代的爱，而是在写自己的爱。凡是想要代言什么的人，都是虚伪的。写什么不是问题，想什么才是问题，知道自己想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写小悲哀，我尽可以写我的大爱情。
流泪不是为了故作性情，不是为了博得同情。写诗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出版诗集。当一首诗不写出来能要了自己的命时，好诗可能就发生了。一切都在悄然发生，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只要我的心足够安静，足够虔诚，我身体里的那个我，那个诗人，就会握住我拿笔的手。
人类文明的长河流淌至今，这世界终于等来了我的眼睛我的胸膛，我必然有一些感受是崭新的，我必然有某个视角与众不同。我一边要完全敞开自己，去感受，去领悟，让每一缕阳光每一阵风都穿透我，让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穿透我。我一边还要不断地向内向内，去寻找自己，了解自己。这是终其一生的事业，这是一个写诗者的信仰。
诗和人不可能分开。写诗就是在写自己，不把人生过得像一首诗的人，写不出什么好诗。生活中的美都不能发现，还能上升到诗歌？生活中的丑都能妥协，诗的模样多半也很丑。是的，诗人以美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
有诗住在我的身体里，我的诗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那是我独一无二的身体，没有任何一个器官移植自他人。有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智慧甚至可以飞翔的我从我的身体里长出来。我的一生，就是他成形的过程。当我死了，他会代替我继续成长。我希望他配得上那个名字——诗歌。
徐小泓：是的，诗歌不死。诗歌是语言的重新创造，这些诗的语言就如同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自然、和谐。只要扎根于厚实的土壤，生命之树必将挂满饱满多汁的成果。特别感谢王久辛老师、霍俊明老师、王冰老师以及“80后”诗人王少勇，感谢大家今天的分享，也祝福各位老师！新诗百年，开启新的征程。相信诗歌将走向更广阔的远方，推动文化事业新一轮的繁荣发展。谢谢！
责任编辑 陈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