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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现存放于安徽省淮北市博物馆的一块“天上人间”汉画像石，为东汉中晚期抱鼓石祠堂侧壁石，是国家一级文物。整件作品由正面的蹶张、翼虎，侧面的仙界图、狩猎图、出行图等图案组合而成，其主要反映墓主人在天上和人间生活的内容，因此取名为“天上人间”。其石材、独特的构图和雕刻手法，以及艺术风格，充分反映了东汉时期淮北地区的丧葬文化特色。本文主要从此件藏品的用途、图案文化、石材及雕刻艺术、产生的历史背景等加以分析与品评。
● 出土及描述
“天上人间”汉画像石，现藏于淮北市博物馆，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76年出土于相山脚下的淮北发电厂（现淮北大唐电厂）院内。这块汉画像石为东汉墓葬祠堂的建筑构件，由于历史原因，仅遗留这一块侧壁石。这件作品正面宽34、侧面长112、高114厘米。经考古发掘鉴定，此石件为东汉中晚期抱鼓石祠堂侧壁石（图1），采用平面剔地浅浮雕技法。画像分正面（图2、3）：上部立面、下部弧面，侧面为平面。正面上部立面是蹶张图（图4），雕刻一位力大无比的武士双目圆瞪，双脚蹬弩，双手则用力拉弩弦上箭的情景;下部弧面是翼虎图（图5），雕刻一只在双前肢上方生长有一对翅膀的翼虎，双目圆瞪、口大张，向前飞奔的画面。侧面分上、中、下三组画面（图6、7），分别是仙界图，刻画场面为汉代人向往中的神仙世界，左右有高低两个天台，天台建在九重山上，高的天台上右边坐着长有羽翼的墓主人，对面站着侍女，两者中间植一棵若木树，低的天台上站着一只九尾狐，昂首翘尾;中部是一组人间的狩猎图，右面一人骑在飞奔的马上，张弓射箭，欲射一只惊跑的小鹿，左面一人在鹿前待捕;下部是一组出行图，左面一人持笏相迎，右面一侍从作导骑，导骑后为单匹马拉的一辆舆上竖车盖的轺车，车上乘坐有两人。其中前面一人为驭者，后为主人。驭者双手持辔，主人似持棨信坐在支着华盖的轺车上。整个汉画像石图画主要显示了墓主人生前在人间的生活场景和向往死后能够羽化成仙，继续享受在世时达官贵人的上层生活，直接反映了汉代人的精神信仰。
● 用途
这件画像石的造型为“抱鼓石型”，比较全国各地出土的情况，此类造型很奇特，在淮北地区之外未见有同类型的。淮北市文物局朱永德先生在《皖北抱鼓石型汉代画像石祠堂》一文中认为该造型的画像石应为祠堂画像石。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而祠堂画像石是生者为死者在墓前建立的祭祀用地上建筑。从我国著名汉画像石研究专家信立祥在《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的分类中可确定“天上人间”抱鼓石祠堂汉画像石的小祠堂基本构造为单开间平顶房屋式建筑的小祠堂。这类抱鼓石型画像石祠在皖北发现较多，并且在雕刻形式和内容上有异于常见同类主题的汉画像石。在装饰上，“抱鼓石型”汉代画像石祠堂画面外围很少加以修饰，画面内容之间很少用边框加以分割。而“天上人间”石祠画像石便是抱鼓石型汉画像石中皖北地区文化类型的代表，无疑在研究汉画石祠方面增加了新成员，填补了汉画石祠研究的空白。
根据淮北市多处汉代祠堂墓葬发掘考古资料来看（图8），“天上人间”这类画像石主要由两块抱鼓石型壁石相对组成。壁石正面和内侧刻有画像。两石之间宽约一米，开敞无门扉。这种祠堂大多高约1米，进深50厘米至80厘米，至今为止没有在此类祠堂发现后壁石。其上方应该有覆顶石，形制待考。祠堂内有长条形石祭案，祭案上一般刻有耳杯。祠堂紧挨着墓葬而建。甚至有的祠堂就直接建在墓葬前的封土中，这或许是抱鼓石型汉画像石小祠堂没有后壁石的主要原因。抱鼓石型汉画像石小祠堂画像的主要内容在两块抱鼓石型壁石上。壁石的正面多刻有青龙、白虎、蹶张武士等驱鬼辟邪画像。壁石内侧多刻有车马出行、仙人、神树等画像。覆顶石是否刻有图案，有待考古发现。
● 图案含义
笔者对这块汉画像石在前面已作了详细的描述，现对于两处图案提出一些想法：
天台右侧之人：有人认为应为东王公或西王母，其依据是头戴山形冠。笔者不这么认为，其应是墓主人羽化升仙之形象。何志国先生在《汉晋山形冠和锯齿纹含义探议》一文中说：“汉晋东王公、伏羲和牵牛等头戴山形冠，其来源与汉代的昆仑山和海上三神山的传说有关。神异人物头戴山形冠，表示人在山中，即神仙之意，这是对‘仙’字的形象注释。历史人物周成王等头戴山形冠的形象，是东汉以降神仙思想普及化和现世化的结果。山形冠和锯齿纹就像汉代西王母头戴胜一样，是神仙或仙境的符号和象征。”
天台上之神树：有人认为是扶桑树或建木树，其依据是神树右侧之人为东王公或西王母。笔者也不这么认为，其应是西方之神树——若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先生在《三星堆两铜树象征神话中扶桑和若木》一文中所考证：“三星堆两株大铜树的树枝有明显的差别，一棵铜树的树枝好似桑树，一棵树枝好像柳树。而在神话传说中，东方的扶桑是桑树，其叶如桑;西方的若木又名‘细柳’，其形态应当是柳树。而从天上人间画像石中这棵神树形态所展现来看，应该是西方的若木。”
再者，通过出行图、狩猎图，以及天台右侧之人身上的羽翼综合来看，可以断定：应该是墓主人羽化成仙盘坐在西方天台之上，继续享受着侍女的服侍。
● 石材及雕刻艺术
相之山为泰山之余脉，山石基本为石灰岩。历史上古人房屋墓葬建筑材料多为就地取材。经鉴定对比，“天上人间”汉画像石料应取于此。
它是一件精美石刻浮雕作品，采用以平面的散点透视和平行透视，以及分层布局的构图形式。运用了平面背景剔地阴刻与凸面画像阴刻相结合的手法进行展示，从该石刻中的缰绳、盖维可见为平面背景剔地阴刻，其他皆为凸面画像阴刻。平面背景剔地阴刻是针对此石刻表面而采用的一种雕刻技法，在石材的表面（又称平面、平地、光地）上“剔地刻纹”。主要包括“剔地”和“刻纹”两个过程。“剔地”即将图案之外的空余面剔除，并处理成“光地”，使具体画面隆起数毫米左右。“刻紋”即在剔除后区域再进行以线刻纹。而凸面画像阴刻法，是以浅浮雕为主、阴线刻为辅，运用阴刻法、浅浮雕、凸面刻线、凹刻等高超的装饰技法，在凸起的画像轮廓上用简练的阴刻线勾画出形象的细部，刀法粗犷有力、泼辣豪放，看上去显得厚重、凝练，画面呈鳞片状，具有强烈肌理美感。特别是“天上人间”汉画像石的侧面三层图案，以平面背景与凸面浮雕虚实相生，塑造出较强的质感对比，表达形式独特，装饰感较强，成功地衬托出主题画像。画像形神兼备，创作出起伏较强、轮廓突出的石雕剪影效果，其造型简洁朴素、神态生动、风格纯朴自然、粗狂大气，充满内在的力量和气势之美。它的雕刻风格也反映了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从而形成质朴简洁、装饰性强以及独特的浪漫主义艺术风采，表现了气魄深沉雄大的大汉风貌。画面纹饰线条刻画生动流畅、刀法纯熟流畅、形象夸张生动、构图疏密得当、风格粗放古拙，并有强烈的韵律动感，给人以丰富柔美的艺术感受。画像石虽然做不到惟妙惟肖，但能扬长避短，以粗犷外形和夸张姿态，使形与神有机地结合，从而造就了画像石的力量与动感，形成一种气势之美，构成了淮北汉画像石艺术的古拙风貌和艺术魅力。 ● 天上人间汉画像石产生的历史背景
1.政治思想背景
“天上人间”汉画像石出土地位于东汉时期沛国国都相城，现位于安徽省北部淮北市，处苏豫皖三省交界。淮北市古称相，商汤十一世祖相土所居住，因为此地有山所依，所以取名为相山、相、相城。西汉末年王莽时期，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文化思想的恶性发展，导致了谶纬迷信的广泛流传。在政治斗争中，群雄纷纷用谶纬作为自己争夺天下的理论根据。刘秀起兵便利用谶纬为自己造势。《后汉书·桓谭传》中说：“世祖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由于他对谶纬的迷信，在推广儒学时，积极倡导谶纬，刘秀晚年更加迷信谶纬，并于中元元年（56），“布图谶与天下”，正式把谶纬神学定为官方哲学。可见，当时的古相城地区也是迷信谶纬较为盛行的。
2.社会发展背景
天上人间汉画像石具有典型的地方特征。相城在地理位置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春秋时期至两晋，一直都较为繁荣，生产力以及文明化程度也较高。考古发掘证实，相城不仅有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多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文化遗存，以城墙遗址、宫苑基址、冶铁遗址、城市排水设施、房基、古井、古墓群等形式遍及淮北主城区地下。史料记载：夏朝相土在此建城。曾为春秋宋国国都、秦为泗水郡治所、西汉为沛郡治所、东汉为沛国国都。相城在历史上出现许多名人，如孔子晚年弟子且排名七十二贤之列的颛孙师、秦相蹇叔、东汉太尉徐防、唯物论者桓谭、竹林七贤之嵇康、刘伶等均为此地人。可谓是人才济济，文化积淀深厚，不但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而且还有才艺双全的隐士。
汉高祖帝四年（前203），相城作为沛郡治所，管辖37个县。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封次子刘辅为沛王，沛郡改名为沛国，其治所仍在相城。当时管辖21个县，计有民戶200495户。这时的相城虽然比不上西汉时的辉煌，但仍不失为一方的政治中心，可以想象当时的景象何等繁荣。
由此可见，此块汉画像石无论是从图案文化还是雕刻技法上都从客观上反映了相城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发达、人才辈出这一事实。
（作者工作单位：淮北市博物馆）
参考文献：
1.《淮北市汉代画像石图录》，淮北市文化旅游体育委员会编;
2.《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信立祥著;
3.《汉画新释》，刘辉著;
4.《汉画像的象征世界》，朱存明著;
5.《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朱存明著;
6.《画像石鉴赏》，张道一著;
7.《汉画像石造型艺术》，杨絮飞著。
● 出土及描述
“天上人间”汉画像石，现藏于淮北市博物馆，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76年出土于相山脚下的淮北发电厂（现淮北大唐电厂）院内。这块汉画像石为东汉墓葬祠堂的建筑构件，由于历史原因，仅遗留这一块侧壁石。这件作品正面宽34、侧面长112、高114厘米。经考古发掘鉴定，此石件为东汉中晚期抱鼓石祠堂侧壁石（图1），采用平面剔地浅浮雕技法。画像分正面（图2、3）：上部立面、下部弧面，侧面为平面。正面上部立面是蹶张图（图4），雕刻一位力大无比的武士双目圆瞪，双脚蹬弩，双手则用力拉弩弦上箭的情景;下部弧面是翼虎图（图5），雕刻一只在双前肢上方生长有一对翅膀的翼虎，双目圆瞪、口大张，向前飞奔的画面。侧面分上、中、下三组画面（图6、7），分别是仙界图，刻画场面为汉代人向往中的神仙世界，左右有高低两个天台，天台建在九重山上，高的天台上右边坐着长有羽翼的墓主人，对面站着侍女，两者中间植一棵若木树，低的天台上站着一只九尾狐，昂首翘尾;中部是一组人间的狩猎图，右面一人骑在飞奔的马上，张弓射箭，欲射一只惊跑的小鹿，左面一人在鹿前待捕;下部是一组出行图，左面一人持笏相迎，右面一侍从作导骑，导骑后为单匹马拉的一辆舆上竖车盖的轺车，车上乘坐有两人。其中前面一人为驭者，后为主人。驭者双手持辔，主人似持棨信坐在支着华盖的轺车上。整个汉画像石图画主要显示了墓主人生前在人间的生活场景和向往死后能够羽化成仙，继续享受在世时达官贵人的上层生活，直接反映了汉代人的精神信仰。
● 用途
这件画像石的造型为“抱鼓石型”，比较全国各地出土的情况，此类造型很奇特，在淮北地区之外未见有同类型的。淮北市文物局朱永德先生在《皖北抱鼓石型汉代画像石祠堂》一文中认为该造型的画像石应为祠堂画像石。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而祠堂画像石是生者为死者在墓前建立的祭祀用地上建筑。从我国著名汉画像石研究专家信立祥在《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的分类中可确定“天上人间”抱鼓石祠堂汉画像石的小祠堂基本构造为单开间平顶房屋式建筑的小祠堂。这类抱鼓石型画像石祠在皖北发现较多，并且在雕刻形式和内容上有异于常见同类主题的汉画像石。在装饰上，“抱鼓石型”汉代画像石祠堂画面外围很少加以修饰，画面内容之间很少用边框加以分割。而“天上人间”石祠画像石便是抱鼓石型汉画像石中皖北地区文化类型的代表，无疑在研究汉画石祠方面增加了新成员，填补了汉画石祠研究的空白。
根据淮北市多处汉代祠堂墓葬发掘考古资料来看（图8），“天上人间”这类画像石主要由两块抱鼓石型壁石相对组成。壁石正面和内侧刻有画像。两石之间宽约一米，开敞无门扉。这种祠堂大多高约1米，进深50厘米至80厘米，至今为止没有在此类祠堂发现后壁石。其上方应该有覆顶石，形制待考。祠堂内有长条形石祭案，祭案上一般刻有耳杯。祠堂紧挨着墓葬而建。甚至有的祠堂就直接建在墓葬前的封土中，这或许是抱鼓石型汉画像石小祠堂没有后壁石的主要原因。抱鼓石型汉画像石小祠堂画像的主要内容在两块抱鼓石型壁石上。壁石的正面多刻有青龙、白虎、蹶张武士等驱鬼辟邪画像。壁石内侧多刻有车马出行、仙人、神树等画像。覆顶石是否刻有图案，有待考古发现。
● 图案含义
笔者对这块汉画像石在前面已作了详细的描述，现对于两处图案提出一些想法：
天台右侧之人：有人认为应为东王公或西王母，其依据是头戴山形冠。笔者不这么认为，其应是墓主人羽化升仙之形象。何志国先生在《汉晋山形冠和锯齿纹含义探议》一文中说：“汉晋东王公、伏羲和牵牛等头戴山形冠，其来源与汉代的昆仑山和海上三神山的传说有关。神异人物头戴山形冠，表示人在山中，即神仙之意，这是对‘仙’字的形象注释。历史人物周成王等头戴山形冠的形象，是东汉以降神仙思想普及化和现世化的结果。山形冠和锯齿纹就像汉代西王母头戴胜一样，是神仙或仙境的符号和象征。”
天台上之神树：有人认为是扶桑树或建木树，其依据是神树右侧之人为东王公或西王母。笔者也不这么认为，其应是西方之神树——若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先生在《三星堆两铜树象征神话中扶桑和若木》一文中所考证：“三星堆两株大铜树的树枝有明显的差别，一棵铜树的树枝好似桑树，一棵树枝好像柳树。而在神话传说中，东方的扶桑是桑树，其叶如桑;西方的若木又名‘细柳’，其形态应当是柳树。而从天上人间画像石中这棵神树形态所展现来看，应该是西方的若木。”
再者，通过出行图、狩猎图，以及天台右侧之人身上的羽翼综合来看，可以断定：应该是墓主人羽化成仙盘坐在西方天台之上，继续享受着侍女的服侍。
● 石材及雕刻艺术
相之山为泰山之余脉，山石基本为石灰岩。历史上古人房屋墓葬建筑材料多为就地取材。经鉴定对比，“天上人间”汉画像石料应取于此。
它是一件精美石刻浮雕作品，采用以平面的散点透视和平行透视，以及分层布局的构图形式。运用了平面背景剔地阴刻与凸面画像阴刻相结合的手法进行展示，从该石刻中的缰绳、盖维可见为平面背景剔地阴刻，其他皆为凸面画像阴刻。平面背景剔地阴刻是针对此石刻表面而采用的一种雕刻技法，在石材的表面（又称平面、平地、光地）上“剔地刻纹”。主要包括“剔地”和“刻纹”两个过程。“剔地”即将图案之外的空余面剔除，并处理成“光地”，使具体画面隆起数毫米左右。“刻紋”即在剔除后区域再进行以线刻纹。而凸面画像阴刻法，是以浅浮雕为主、阴线刻为辅，运用阴刻法、浅浮雕、凸面刻线、凹刻等高超的装饰技法，在凸起的画像轮廓上用简练的阴刻线勾画出形象的细部，刀法粗犷有力、泼辣豪放，看上去显得厚重、凝练，画面呈鳞片状，具有强烈肌理美感。特别是“天上人间”汉画像石的侧面三层图案，以平面背景与凸面浮雕虚实相生，塑造出较强的质感对比，表达形式独特，装饰感较强，成功地衬托出主题画像。画像形神兼备，创作出起伏较强、轮廓突出的石雕剪影效果，其造型简洁朴素、神态生动、风格纯朴自然、粗狂大气，充满内在的力量和气势之美。它的雕刻风格也反映了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从而形成质朴简洁、装饰性强以及独特的浪漫主义艺术风采，表现了气魄深沉雄大的大汉风貌。画面纹饰线条刻画生动流畅、刀法纯熟流畅、形象夸张生动、构图疏密得当、风格粗放古拙，并有强烈的韵律动感，给人以丰富柔美的艺术感受。画像石虽然做不到惟妙惟肖，但能扬长避短，以粗犷外形和夸张姿态，使形与神有机地结合，从而造就了画像石的力量与动感，形成一种气势之美，构成了淮北汉画像石艺术的古拙风貌和艺术魅力。 ● 天上人间汉画像石产生的历史背景
1.政治思想背景
“天上人间”汉画像石出土地位于东汉时期沛国国都相城，现位于安徽省北部淮北市，处苏豫皖三省交界。淮北市古称相，商汤十一世祖相土所居住，因为此地有山所依，所以取名为相山、相、相城。西汉末年王莽时期，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文化思想的恶性发展，导致了谶纬迷信的广泛流传。在政治斗争中，群雄纷纷用谶纬作为自己争夺天下的理论根据。刘秀起兵便利用谶纬为自己造势。《后汉书·桓谭传》中说：“世祖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由于他对谶纬的迷信，在推广儒学时，积极倡导谶纬，刘秀晚年更加迷信谶纬，并于中元元年（56），“布图谶与天下”，正式把谶纬神学定为官方哲学。可见，当时的古相城地区也是迷信谶纬较为盛行的。
2.社会发展背景
天上人间汉画像石具有典型的地方特征。相城在地理位置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春秋时期至两晋，一直都较为繁荣，生产力以及文明化程度也较高。考古发掘证实，相城不仅有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多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文化遗存，以城墙遗址、宫苑基址、冶铁遗址、城市排水设施、房基、古井、古墓群等形式遍及淮北主城区地下。史料记载：夏朝相土在此建城。曾为春秋宋国国都、秦为泗水郡治所、西汉为沛郡治所、东汉为沛国国都。相城在历史上出现许多名人，如孔子晚年弟子且排名七十二贤之列的颛孙师、秦相蹇叔、东汉太尉徐防、唯物论者桓谭、竹林七贤之嵇康、刘伶等均为此地人。可谓是人才济济，文化积淀深厚，不但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而且还有才艺双全的隐士。
汉高祖帝四年（前203），相城作为沛郡治所，管辖37个县。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封次子刘辅为沛王，沛郡改名为沛国，其治所仍在相城。当时管辖21个县，计有民戶200495户。这时的相城虽然比不上西汉时的辉煌，但仍不失为一方的政治中心，可以想象当时的景象何等繁荣。
由此可见，此块汉画像石无论是从图案文化还是雕刻技法上都从客观上反映了相城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发达、人才辈出这一事实。
（作者工作单位：淮北市博物馆）
参考文献：
1.《淮北市汉代画像石图录》，淮北市文化旅游体育委员会编;
2.《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信立祥著;
3.《汉画新释》，刘辉著;
4.《汉画像的象征世界》，朱存明著;
5.《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朱存明著;
6.《画像石鉴赏》，张道一著;
7.《汉画像石造型艺术》，杨絮飞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