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俗语说：蒜辣心，葱辣眼，姜辣胃，辣椒子辣嘴唇。仔细体会，可知所言不虚。虽说都是辛辣之物，但是所走路径还真有所不同。大葱上眼，说明走的是肝经。
　　在全国各地的饮食习惯里，山东人爱吃大葱是出了名的，甚至成为了山东美食的招牌菜。煎饼卷大葱，虽说粗糙，但还真是山东人的恩物，在旧日的时光里，养育了不知多少代的山东人。要说起来，这个吃法开胃醒脾，爽直痛快，营养也蛮丰富的，就是口气不大宜人，所以赶上别人吃这个，最好自己也吃点，与其被动受害，不如主动害人，也趁机解解馋。咱山东人心眼直，也想不出更美好的吃食可以取代这个，于是在梆子戏里径直唱道：“东宫娘娘摊煎饼，西宫娘娘卷大葱，嗯、嗯、嗯、嗯、嗯……，嗯……”尾调蜿蜒曲折，百折千回，悠然自得。把大葱直接安排进了皇宫，让皇上也喜欢吃大葱，还给两宫娘娘都派了活，也只有我们山东人有这分儿憨直，也像极了大葱的品性，直来直去，直冲脑门。
　　别笑话咱山东人憨，在辽远的过去，交通不畅，小村里的人进过县城就算见了大世面。就算数十年前，人们外出见见世面的机会也不多。当年史铁生插队陕北，放羊的老汉问他见过几回毛主席？史铁生老实地回答说没见过毛主席，老汉坚决不信，说：这娃说的，都在北京城里住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就不到供销社买个烟儿抽？
　　如今说起这些事来恍如隔世，其实离我们真不远，我小时候跟着父亲回过山里的老家，那时候村里还保留着蹲在大门口吃饭的习俗，一手把着煎饼卷大葱，一手端着一碗粥，粥热，就转着圈喝，喝得山响。家境好的，粥里就煮一把豆，那会儿还有一句俗语：“一碗喝不着个豆就急”，说的是有点计较的人。可知当日一般情形下，豆加得也不多。我当时很是好奇，家里没桌子吗？怎么都在大门口吃饭？后来才知道，这是荒年赈灾留下的痕迹，要是谁家有几顿没出来吃饭，就知道这家许是断顿了，乡里乡亲的就要考虑如何周济。如今有的人刻意穿名牌招摇、戴大金链子炫富，是不是这个习俗的延伸呢？还真说不清，但是一眼能看穿的，免不了是个苦出身，富贵人家志不在此，几两碎金碎银的看不了眼里去，反倒没这心思。
　　煎饼卷大葱后来出了些变种，比如天津人改造成了鸡蛋煎饼果子，以果子代大葱，成了津门早点的经典名品。但是大葱并不因为草根和平凡就上不了大席面，葱爆海参也算得上国家级名菜。海参虽说属于海产品中的上品，本身却并无多少味道，得靠大葱提味，不然味同嚼蜡。京城王世襄先生舍海参不用，单一道烧大葱折服了范用、汪曾祺、黄永玉、黄苗子等一干文化大家，传为京城文化圈的名菜，待我讨教时，老先生只说：简单，全靠火候，下次带章丘大葱来，我烧给你吃。次年冬我还真带了章丘大葱去，葱白四尺高，长而挺，粗且壮，葱香四溢，为这个没坐火车，自己开车去的，王世襄先生对大葱赞不绝口，也没忘记上年之约，只是老先生正患眼疾，葱上眼，实在不好意思叨扰，推说有事，下次再说。不料此后就再没机会吃他老人家的烧大葱了。
　　北京全聚德的烤鸭闻名全国，但你看那种吃法，鸭肉片薄，佐以单饼卷大葱，还要蘸酱，一看就是鲁菜的风范。虽说大葱变成了葱丝，煎饼变成了单饼，但也不过就是精细化了的煎饼卷大葱。京菜多来源于鲁菜，是在鲁菜基础上又融合了满族、蒙古等游牧民族的诸多饮食习惯，杂糅而来。晚清以降，北京的大厨大多是山东人，据说以胶南人为多。如今，京菜名列中国四大菜系之一，鲁菜反而不彰，这和鲁菜准备期长，过于费时有关，旧时要吃鲁菜经典菜，要提前好几天预订，不然做不出来，这显然不太适合今日快节奏的生活。鲁菜衰微，无奈而又可惜。
　　煎饼恰恰相反，是一种耐储、可以久存的便捷食品，提前摊下，农忙时就很省时，出远门也很合适，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漫长的时代里，旅馆业也不发达，人们出行要靠畜力车，乃至步行，煎饼占空间小，质轻而耐饥，当然是首选。上世纪初，俄国的探险家阿尔谢尼耶夫在他写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曾提及，探险队出行前，要将整袋的面粉浸入水中，使之结成一层硬壳，虽然会损失一部分面粉，但可以免得整袋面粉发霉。显然他们不懂摊煎饼这门技术。
　　任何一项看似平凡无奇的发明，实则背后都有蓬勃的智慧，作家张炜曾在他的小说《九月寓言》里花费大量笔墨讲述了鏊子和煎饼给那个小村带来的巨大惊喜。
　　煎饼分甜煎饼和酸煎饼两种，甜煎饼不发酵，磨出浆子来直接上鏊子摊;酸煎饼是发酵过的，吃起来先酸后甜。就济南周边而言，章丘龙山镇的小米煎饼和泰安的酸煎饼可谓两者的代表。煎饼储久了干硬而脆，在热气上一呵，就柔韧如初了。我父亲一生钟爱吃煎饼，他是个朴实的人，平日里不太馋什么东西吃，只是偶尔会提出来能不能买点泰安酸煎饼来吃吃。似乎人老了就活在过去的时光里了，对早年的吃食念念不忘。我不行，觉得吃煎饼很费牙力，对牙、对咬嚼肌都是个挑战，最好是卷了豆芽菜或者土豆絲之类，但是煎饼就不那么筋道了。当然蘸点水也行，可是味道就变了。我父亲不用这些办法，就卷个煎饼卷直接吃，他老人家到老都是一副好牙口，大约是从小就这么吃，练的。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里第一出就是《红灯记》，里面唱李玉和的钱浩亮咬肌发达，后来他被认定为“四人帮”帮派体系里的人物，人们调侃说：“一边一块疙瘩肉”，说的就是他，我估计他小时候也得是吃煎饼的“干活”。
　　“干活”这个词，我不清楚年轻一代是不是了解，这大约是一个生造出来的“外来语”。在我小时候，电影基本上都是打仗的，主要是打日本人的，在那些电影里，日本鬼子操着生涩的汉语，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你地，什么地干活？”日本人是不是真这样说话我不知道，但是从小耳濡目染，这个词在我们这代人中是深入人心的，一如我父亲一生都钟爱吃煎饼。